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

    杂记（一）
    关于劳动报酬。根据“按劳取酬”原则，不搞平均主义，也不搞特殊化。公民凡是具有劳动力者必须参加劳动（包括学习）。不能劳动者不应再区分退休、离休，应一律改为退休，统一制度。
    遵从“巴黎公社”精神，‘人民公仆’的工资水平不应高于工人最高工资。
    一个具体建议，退下来的政治局委员，不应再保留说是工作上需要的“待遇”——原来的人员和财物，从而变成新的“贵族阶层”。
    在北戴河，人民群众都知道今年暑季胡锦涛总书记决定，不到北戴河歇暑，也不在北戴河开会，得到全国人民赞扬。但是，北戴河西山海岸七个浴场，不对人民开放，唯一的与南戴河的沿海通道，严禁通行，使地方居民与外地游客十分不便，十分愤怨。
    附近浴场的人们议论，中央总书记已决定不在北戴河开会，为何还是这样戒备森严？！有人说，今年现职重要官员不来开会，但退下来的中央官员来此疗养，则合情合理。问题是，这些人既然不承担国事重任，退下来以后，就不应该再‘享受’现职待遇。
    也有人说，这是邓小平、曾庆红的点子，千方百计把老干部哄好了。
    各级退下来的老干部，既不当干部了，就应真的「解甲归田」，做老百姓（本应如此，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人民继续服务，当然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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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北戴河圈占海滩严重
    [中央社北京8月24日电]中国当局领导人今年夏天不到北戴河避暑开会，让更多游客有机会在盛夏时节到北戴河海滨踏浪、游泳。但许多北京民众却抱怨目前圈占海滩的违法情况严重，使得游客大都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对于不肖人士无法无天地圈占海滩行径，官方竟也坐视不管。
    此间，媒体指出，在北戴河海滨，由红石路往东走，随处可见一些单位以绳索圈占海滩的现象，绳索内有武警或工作人员把守，并插一木牌，上面写着“专用浴场，请勿停留”，摆明说：“这里的浴场不是你们能用的，你不但不能用，停留也不可以，赶紧走开！”
    既然不让停留，掉头从红石路往西走，情况也是如此，连木牌上的几个字，也如出一辙。被圈占的海滩无一例外都是地势最佳、质量最好的沙滩，而剩下供老百姓下海的沙滩，不但质量差，且十分狭窄，以致下海的群众拥挤在一起，如同下饺子一般。
    让人看不过去的是，在被圈占的海滩内，只有极少的几个人在游泳、晒太阳，十分悠然，与拥挤不堪的群众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有游客因不堪拥挤，试图到圈占的海滩游泳，但遭到工作人员厉声斥骂：“这里是专用浴场，不准进！”（《参考消息》）
    一名败兴而归的北京游客不解地说，一些单位圈占海滩，据为己有，供己专用，有什么法律依据？在这些单位领导的眼里，还有群众？
    北京学者分析指出，北戴河圈占海滩的怪现象，说到底是特权意识作祟。因为，当前一些干部即使已经离休，在思想意识中，还认为应该时时处处与群众不一样，房子要宽敞的，车子要高级的，穿的要名牌的，伙食要丰盛的，即使度假休闲也不要与群众混在一起，那样既无面子，又不安全。
    杂记（二）
    马宾
    到了北戴河，一是打听北戴河是怎样筹备纪念毛主席110周年；二是学习毛主席1962年在北戴河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
    关于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可能因为时间还早，尚无动静，至于毛主席1962年在北戴河《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怎么也找不到了，原因是很清楚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是毛主席说“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要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北戴河开了一个多月，在北京也开了一个月。这次会议在两地都讲了阶级斗争问题，在北戴河是专题报告。但未想到，我现在到了北戴河，怎么也打听不到关于这次讲话的全文。我只找到毛主席在1962年9月24日上午于怀仁堂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里，毛主席说：“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为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有人说，毛主席现在谈起来，光辉大半辈子，可惜晚年犯了错误。这句话虽然前半句是对的，而后半句却大错了。毛主席晚年如同“早年”，根据他自己的说法，都有可能这里或那里有缺点或错误。但是，毛主席恰巧在晚年适时和认真地指出，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及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一般讲，人到晚年，总是有不如青年，中年之处，但毛主席晚年却是一个光辉的晚年，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毛主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毛主席就指出苏联修正主义的错误，接着毛主席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三和”和“三无”谬论（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长入共产主义，无战争、无军队、无武器）展开批判。毛主席在《列宁主义万岁》和中苏论战的《九评》中，从理论上，思想上对修正主义展开了全面斗争，可是，国内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阳奉阴违地与苏修谈判（邓小平），或者在国内搞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刘少奇）。修正主义分子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危急存亡之秋，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次文化大革命结局失败了。这个失败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走向低潮时期，国际反动势力恢复元气、重新组织向无产阶级进攻时期，也是它最后的挣扎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因局部胜利冲昏头脑，因而忽视政治、脱离群众，所遭到的严重打击。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领导缺乏经验，打击面过宽，过多严重违反稳、准、狠的政策；2）修正主义把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平反”官复原职，从而加倍地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进行报复。由于不论已经打倒或未被打倒的干部，长期在毛主席的教育下，多少理解一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列宁主义道理，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决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承认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总的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二是不要搞群众运动，三是必须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等理论。我们现在是一个没有心脏，没有头脑的社会主义巨人，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甚至宪法党章上还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江泽民理论，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吸收资本家入党。党的成分腐化到这种程度，最近五年逐年有省级以上党员干部因贪污腐化受刑事处分（附表）！未处分的部分也可想而知。而这正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现在不是搞点资本主义不要怕（哄人、骗人），而是欢迎大搞、快搞资本主义，消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基本卖光；或者破产卖光分光，或者实行股份制股票市场上卖光。已经不是搞点资本主义不要怕，而是怕资本主义搞的不够多，怕卖慢了群众造反卖不成了。关于三个代表有各种版本：如江泽民坚持做总书记（党的代表），国家主席（政府代表），军委主席（军队代表）；如民众说，先进生产力代表——大款；先进文化代表——大腕；全民利益代表——大官。这就是现状。几千万失业工人，几亿贫困农民，要求改变现状！反帝、反腐、反修呼声高！
    杂记（四）
    马宾
    1）有人拟编“纪念毛泽东论文集”，编改革开放中反对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
    2）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文化大革命并不错误。
    3）尤其应当强调：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总的来说，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都是正确的。
    4）如果说有错误，是毛主席被修正主义分子欺骗了，如邓认错，发誓要改而不改。
    5）不这样认识，我们就不能真正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就不能真正接受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就会长期被修正主义所愚弄和欺骗。以后对人，除要听其言而外，还要观其行，主要看对群众的态度。
    6）现在被欺骗愚弄和过去长期受欺骗愚弄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条，毛主席关于“三七开”的检讨，也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搞的不对。
    7）那种似乎很“真诚”、很“公正”的对毛主席评价，还出自似乎非常有自我批评修养的同志，他们往往在正确评价毛主席之后，还要代替毛泽东检讨几句。在纪念毛泽东110周年时候，这样做，不是场合，不应该有！
    这如同我们称颂列宁为“无产阶级革命圣人”之后，还加上一句，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圣人也不是完人。这后面一句，在纪念列宁诞辰时，似乎不见使用，虽然你说的百分之百正确。
    杂记（五）
    马宾
    要澄清据说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他犯有错误，认为错误与正确是“三七开”。
    我现在想弄清是什么时候说的，对什么人说的，有没有证据或文件记载，似乎有多种传说。
    1、有的说，是毛主席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一生（这样就不是专指文化大革命了）有很多错误。
    2、有的说，是毛主席与邓小平谈文化大革命有错误，说“三七开”，邓小平说错误七成，毛主席只承认错误三成。
    从这种说法看，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很不同的。
    根据邓后的文献，文化大革命根本错了，虽然对毛主席一生并未全盘否定，但他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全盘否定的。例如对“鞍钢宪法”是继续肯定的，但只肯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而对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和大搞合理化群众运动则是否定的。一是不要阶级斗争，二是不要群众运动，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毛泽东思想？
    我们从毛主席全部著作和他参加革命的历史来看，他自己“似乎说过”，一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文化大革命（确定“失败”了）这个失败是不是毛主席的过错？或者其中有哪些应由毛主席负责？这是早有分析定论的，当然我们还应认证或进一步总结。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说明毛主席的光荣、伟大、正确，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则应正确分析其原因和毛主席应负哪些“责任”。
    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邓小平第一是不要搞阶级斗争（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第二是不要搞群众运动（叶公好龙，龙来了又怕龙）。他错了，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后的历史证明，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
    杂记（六）
    马宾
    1）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被镇压、欺骗，被打散了。
    2）文化大革命中被揭发、又被改造教育好的干部，与不悔改的，都一律“一风吹”了。
    3）文化大革命中经过群众内查外调，群众教育，自我检讨的好干部，一概不分青红皂白，不再过问了。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打击面太宽，那也只是太宽（凡是处以上干部都被群众审查，但是，最后正在清理中），那么，“一风吹”，照样一切不予存档，更是错误决定，有意把走资派包庇下来。
    4）最重大的错误和损失，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的否定。
    4条都经历史证明了，所以，今天广大革命人民是会正确采取行动的。
    新的青年一代，会在实际生活中做对比分析的，当然要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杂记（七）
    1976年6月5日，毛主席在重病中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谈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多么寓意深长呵！文革已经结束26年了，目前，对这件事仍在争论中。即使左派队伍，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未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评价。如上述，这可是毛主席一生中办了两件大事中的一件呀。否定了文革，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反修防修的重要思想和实践。这一点，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尽管不是真心话。他说：“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1952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的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1968年《我的自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对中央保证，永不翻案”。（1972年8月2日给毛主席的信）邓小平在毛主席去世后，他180度地改变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言中了。邓小平出尔反尔，我们先不谈他。
    如何看文革，许多外国人比我们看得还清楚。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他1985年秋所写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用六章的篇幅来阐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在未来的很多年中还将继续进行，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够写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完整历史。”（见该书389页）很显然，这位友人是针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来婉转地说出这番话的。针对有人说文革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说法，他在书中引用了周恩来同志1975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时说：“周恩来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进步及未来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以此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没有对中国不断发展着的迅速工业化产生严重破坏。他指出，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见该书517页）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以上就是“文革”是一场“浩劫”的主要论点。
    2000年7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王光美、刘源著的书，名为《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在这本书里刘少奇之子刘源（现为武警部队中将副政委）对文化大革命是这样评价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尽的刘少奇。他们共同演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许多大戏，其中有轰轰烈烈的三幕”。“第一幕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教训深刻。”“毛泽东的‘经济大革命’，给国家、给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灾难”。“第三幕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人人参与’，人人上阵’，‘人人受侵害，人人受愚弄’，人人受到物质精神的折磨。刘少奇蒙冤逝去，戏缺了主角，粉墨登场的，陪毛泽东玩了一场大闹剧。刘没能好死，毛也不得好活。真正忠诚的，毛费尽心机去迫害；欺骗利用他的，却无可奈何，再也无力无心去追杀。……临终，懵懂也悲，明白更悲。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悲剧而告终。”刘源继续写道：“刘少奇做过多次著名的自我批评。经过这些年实践的检验，今天看来，那些检讨中例举的错误，几乎没有一桩能称为没有异议的错误。有的是欲加之罪，如‘支持林彪不够’、‘和平民主新阶段’等；剩下的甚至有功，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合作化问题’、‘三自一包’、‘反冒进’、‘党内走资派问题’等等。这些年，我们还沿着他开创的道路走向成功。”
    刘源说：“毛、刘矛盾并非自‘四清’始，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刘少奇认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我们政治上的主要敌人，经济建设是全社会的中心任务，应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这个叫做‘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是相当长的。而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是主要敌人，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通过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就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见该书124页）刘源在书中明白无误的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存在一条与毛泽东路线相对立的路线， 即“刘邓路线”。他说：“刘少奇的面目真正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见该书122页）刘源在书中半是谩骂半是攻击地说道：“文革中的错误，就其个人（毛泽东）原因，首先就在于毛泽东头脑深处的封建意识遗留。他早年向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王道乐土’，‘大同世界’这一类理想，伴他终身，见言见行。马列主义加渊博的封建文化功底，浪漫性加实用性，革命加技术，使他有着非凡的创造力，也有狂热的随意性。这些特质，促进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成功，也带来无法估量的浩劫与混乱。今天的历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在经济上，他崇尚小农平均主义式的、封建空想社会主义（封建乌托邦）；政治上，则是晚年淋漓尽致的表现所证实的，帝王君主或个人专断加无产阶级专政（孤家寡人）。他的错误是长期积累形成，并逐渐才得到显现的。”刘源的这些话。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正确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可以对照研究的资料。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韩丁1983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深翻》的书，这是他另一本《翻身》的读篇。这两本书都是以山西省长治市张庄的集体化道路为背景的。他在书中大声讴歌了张庄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壮举和辉煌成就，他在1993年6月，为该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气愤地批判了改革开放以来对合作化运动的种种诬蔑和攻击的行为，也谈到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位外国友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轨迹，我们不妨引用他一大段文字。他写道：“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化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说法。”“毛泽东的‘以粮为纲’一直被嘲笑为片面的，并因诸如砍伐树、森林耕种粮食等行为而受到指责’。但是，‘以粮为纲’只不过是下面这一段话中的一句，‘以粮为纲，为发掘农村所有的潜力发展农、林、牧、副、渔业’。毛泽东远不只一个方面，而是全面有综合性，具有远见的，它指出了中国广大农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队，全面贯彻了毛的指示，都繁荣起来了。在那些集体解散了的大队中（实际上是绝大多数的大队），只有那些特殊优惠的地区——像长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东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围的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东北地区，搞起了一些多种经营，当然主要是搞起了与所属地区的城市中心有联系的工业活动。其余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停滞下前。……主要的是由于‘单干’意识所引起的混乱状态使他们受到了制约。坏事的不是激发人类美好品质的‘先公后私’，而是诱发坏事的‘发家致富’。如果这些地区不重新组织起来，如果他们不以各种形式重新学会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们的问题就会变得更糟，两极分化只会加剧，经济萧条只会加深，像面条一样的细长农田，不可能发展，只有死路一条。”作者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接着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的书在163页写道：这两种具有强烈分歧的不同观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的确是存在的。‘它们只是反映了中国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现在的问题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观点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呢？还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更好一点上的不同？在这一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否是号召搞资本主义？’在写这些话的当时，我对这些问题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现在改革开放十四年以后，问题就清楚多了。我认为毛是对的，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且通过反对所有对它的攻击来保卫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的觉悟，不断寻求新的途径以便进一步改造社会。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这反对和抗拒主要来自中央围绕在刘少奇旁边的一群较保守的人。……这些人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依靠的是计划者，他们强调专家和技术、等级制度和一人专政。他们片面地把物质刺激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否定把个人世界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基本工作。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的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当时得出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很少人——甚至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当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张庄较有政治觉悟的、像党支部的干部们也不明白，他们后来告诉我：‘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谈过、说明过、解释过，可我们还是不明白，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以后，我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一点。’”
    他继续写着他的认识过程：“不能原谅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在美国长大，我至少有许多年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经历，对于它我极少有错觉，但也只是到了改革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个部门都拆毁了（这是我以前从来不认为是可能的），我才终于开始明白毛所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和‘走资派’是什么。这样，1979年以来全面开展的改革教育了我，我开始明白，它并不是像改革派所说的，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要探索对国家发展最有效的道路。他们也不是要通过错误和挫折学到什么，他们尝试这个或反对那个，也不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不是像改革派说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摸石过河’（一种非政治的概念，因为它不告诉你，他们要过哪条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识的、逐步去执行的、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步步地拆毁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块挖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石。”
    “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的精心安排和有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薄弱关节，作为开始的攻击对象，再沉没或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栓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如果我现在能重写《深翻》，有了从改革的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我就会非常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评价解放后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体制的矛盾。我也批判我以前所认为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党内走资派的错误看法，我会对毛在庐山会议的斗争，对毛与批评毛的人之间的冲突，作出更加积极的评价。毛抓住了绝大多数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没有抓住的一幅清晰的图画。这幅图画告诉我们那些大肆声张的批评出自何处，告诉了我们批评的阶级所带的偏见，他坚决支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坚决推动大跃进。如果我有今天的认识，我会对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评价，我会更正面地对毛的一生的工作做出评价，特别是他的晚年，因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做出了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看得最远，对于人类和社会辨证的发展探索得最深。”
    在抄录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着。这位美国学者对我们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是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呀！事实上，他以极朴素的语言和鲜活的心灵感悟已经回答了《决议》所提出的几个重大原则的是非问题，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我想，我们左派队伍中，那些对文革仍有这样那样否定看法的同志，当你看到韩丁的这篇序言后会受到启发的，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文革要解决而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终于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步，一切真正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外同志，再不能随便跟着错误潮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文化大革命了，再不要人云亦云地把文革妖魔化了。
    与文革问题有关联的，还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两个问题是与文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因为开展文化大革命，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从理论渊源上看，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与列宁讲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的观点是一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针对邓小平1975年5月29日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用“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经济搞上去”代替阶级斗争，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提出来的。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6页）这两个观点从理论上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从实践上看，也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在基本肯定文革的同时，如同评价“巴黎公社”那样，也应看到存在这样那样一些不足或错误。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人员，这不好。”（同上书488页）毛主席的这个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的、正确的。这些不足和错误与文革的主流和成绩相比，毕竟是支流，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就是了。至于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吃了一些苦头，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也要从积极方面考虑。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就在于它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问题，而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是谈何容易呀！如同攀登珠穆朗玛峰，最后几百米，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所以，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斗私批修。”文革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一下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私有观念决裂，也不一定是件事，很可能是一笔宝贵财富。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整、甚至蹲过监狱的许多老同志，有着像大海一般的宽广胸怀，他们像韩丁那样，经历过一段认识过程，已经理解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对文革给以充分肯定。
    我们一定要为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革命路线“平反”、“正名”，勇敢地搬开阻碍我们继续前进的这块认识上的绊脚石。不然，我们就不能继续革命，不能继续前进，无产阶级和一切要革命的人们就不能重新翻身解放。
    杂记（八）
    马宾
    一、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是广义的，还有狭义的文化斗争。
    二、文化大革命不单纯是生产斗争（经济革命）或阶级斗争（政治革命）或科学实验（科学革命）。
    三、关于它的具体内容，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熟悉下列口号：1）“抓革命，促生产”；“技术革新，技术革命”；2）“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修正主义份子；3）“要文斗，不要武斗”，不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4）“斗私批修，实现两个决裂”，不但与私有制而且与私有观念决裂；5）“破四旧”——意识形态斗争形式占主要地位。
    四、与从来的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口号均不同，政策、策略不同，所以，不易为人们理解，这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为人民理解有联系，何况还有修正主义份子的反对。
    五、要从头即从什么是文化讲起。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一方面不认真理解，同时又容易被骗。要加强宣讲，加强学习。
    六、我现在并未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但据我的粗略理解，是因为学习和宣传大大不够，要争取使广大群众理解，理解了，就能正确实行了。是不是在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时，要准备？或者要搞革命，但不要叫文化大革命？我看，我们还是要叫文化大革命，要宣传解释！
    杂记（九）
    到北戴河疗养之前，我曾到鞍山去了一趟，看望一些卧床不起的老相识。去年因为他不能起床，我们就未见面。
    我找到毛主席关于“鞍纲宪法”的手迹，与几个老劳模（李绍奎、车桂珍、陈树庆、崔桂芝）座谈，还一起吃了一顿饭，崔桂芝要请客，我们还是付钱了。大家对纪念毛主席，特别是宣传鞍纲宪法，噤若寒蝉，后来有人说要大庆祝，群情激动起来了。
    关于纪念毛主席，宣传鞍纲宪法，有些同志（技术干部）只讲“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我说，关于开头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党的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呢？他们对这方面不说。后来到了大连，到了北戴河，都说尚未接到纪念的通知，我到北戴河找不到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就不再追问原因了，这里把同志们感兴趣的毛主席关于鞍纲宪法手迹呈上，另把我2000年为鞍纲党校编的文集旧稿一并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