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危机

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危机

王宏伟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7年第2期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由于新自由主义有反公共安全的特征，成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危机的诱因。而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危机也会扩散到全球。因此，人类只有屏弃新自由主义，才有助于构建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安全的和谐世界。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发展中国家 公共危机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2—0088—04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操纵着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掌握着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极力地推行以市场化、私有化和非管制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它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公共危机接连不断爆发；另一方面，它又导致发展中国家公共开支与社会福利的锐减，削弱了国家整体抵御风险、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新自由主义的反公共安全特征
　　
　　公共危机常常表现为使社会运行受到严重扰动、公众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公众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自然、人为或技术上的突发事件。我国学者将公共危机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经济危机等类别。
　　从根本目的上看，公共危机管理就是要为公众提供公共安全：在危机来临之前，准确、及时地识别、消除风险，尽可能地使风险消弭于无形之际；在危机来临之后，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尽可能地减轻危机的影响与后果。作为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公共安全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这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也意味着公共开支应该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撑。我们之所以考察新自由主义与公共危机的关系，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具有反公共安全的特征。
　　首先，新自由主义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假说出发，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国家干预经济是缺少效率的，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国家对国内生产者的保护削弱了经济竞争，导致商家追求效率的动力消失，并将产品成本高昂、质量低下等后果转嫁给消费者；二是国家干预鼓励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如在国家通过许可证制度对出口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公司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通过游说获得出口许可证上面，而不是热衷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三是国家干预必然会造成一些部门受到不公正的歧视。
　　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机制的作用看作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具体体现和符合“自然秩序”的要求，明显具有“亲市场、反政府”的色彩。政府是国家的化身，其基本职能就是保护公众福祉，妥善管理各类公共危机，确保公共安全，防止公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威胁。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弱化势必会使公众承受的风险压力增大，甚至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陷于孤立无助的境地。
　　其次，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制，反对公有制。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私有制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只有实行私有制，个人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只有个人自由得到保障，市场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之下，经济才能够自动地实现均衡，达到绩效最优。他们的逻辑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实现个人自由，国有企业必须全部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其中包括银行、铁路、公路、电网、学校、医院等。
　　面对公共危机给公共安全提出的严峻挑战，政府需要具备强大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行政能力。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私有化势必造成政府可掌控的公共资源减少，降低应对和处置公共危机的能力。不仅如此，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为原则与私人投资者以经济利润为圭臬的行为原则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冲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私人投资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置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于不顾，使经济增长付出沉重的代价，诱发和激化种种社会矛盾，导致公共危机。
　　最后，新自由主义主张保障市场自由，实行非管制化，压缩政府在社会服务领域里的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拆除为穷人设立的“安全网”。它们打着抑制通货膨胀的旗号，削减普通公众的生活收入，并放松金融管制、抬高利息率。一方面，这使公众面临的生存压力增大，失业人数增加，工会作用弱化，工人的谈判权力减小，无偿劳动增多；另一方面，也使公众因银行利息率奇高而无法获得另谋生路的贷款，存在着“结果”与“过程”均不平等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这与公共安全“以人为本”的要求相抵触。新自由主义国家削减社会福利，破坏了公众抵御市场自发力量侵袭的社会安全网，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态势，社会减压阀机制萎缩。同时，这也导致了贫困人口的激增，产生了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造成了尖锐的社会对立与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极易引发公共危机。
　　
　　二、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公共危机的诱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日益深化和扩展，世界各个国家通过贸易、投资、金融活动被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妄图使资本得以摆脱狭隘的国内市场的限制，进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于是，西方国家在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庇护下，以新自由主义为工具不断地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它们以“华盛顿共识”为纲领，通过操纵、控制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向东亚、拉美、东欧、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强力抛出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构调整方案。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物价失去控制，国有经济遭到严重削弱，人民生活陷入困顿，社会矛盾激增，不稳定性增强，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高、危害的程度大、影响的范围广。
　　
　　(一)贫困化与公共危机。西方国家鼓吹，只要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经济就会产生一种“大坝效应”，财富将从富国、富人手中向穷国、穷人手中“渗漏”(Trickle-down)，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然而，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侵略，使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公平与效率，更没有带来繁荣与富裕。1980年至1992年是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逐渐兴起的时期。期间，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国家政府实施结构调整计划，奉行财政紧缩、减少补贴、解雇工人等政策，贫困人口从1.36亿猛增到2.66亿。
　　贫困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削减公共开支，公共设施匮乏，公共政策缺失，人民的基本福利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和质量每况愈下。饥饿、疾病、吸毒、失业、暴力、犯罪、冲突等诸多社会问题困扰着这些国家，成为引发公共危机的重要因素。穷国与穷人在遭受到西方国家剥削的同时，直接承担着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风险后果。“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
　　2002年，世界银行提供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1/4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贫困线的下限以下，即每天生活标准低于1美元；1/2的世界人口生活在贫困线的上限以下，即每天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他们绝大多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最为贫困的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恰恰是在这个地区，艾滋病最为肆虐。那里的穷国无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公众缺少防止艾滋病的基本医疗条件，这是艾滋病在南部非洲地区流行的主要原因。贫困引发公共危机，由此可见一斑。
　　
　　(二)不平等与公共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也就是资本的全球化过程。由于资本家对于利润的无限度追求，他们总是倾向于把触角伸向最为有利可图的地方，把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贯彻到扩张所及的每一个角落。这不仅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南北矛盾日益激化，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社会对立严重。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扶强抑弱”的性质是相一致的。
　　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位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与处于世界体系“外围”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阶级都从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世界上的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公司精英”的手中，而广大的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小企业主则日益陷入贫困的悲惨境地。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使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加重，经常爆发“挫折一攻击型”冲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的不平等，都使发展中国家公众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根据相对剥夺理论，人们的需要可分为两类：实际的需要和期望的需要。实际的是指需要在真实的程度上被满足，而期望的是指一个人感到在他预期的程度上满足其需要是正当的。在我们实际的需要的满足与期望的需要满足之间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差距，或者自己与他人的需要满足相比产生差距的感觉，这一感觉称相对剥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媒体技术非常便捷，信息也非常透明。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在对比中强化了相对剥夺感，滋生愤懑、不满情绪，进而诉诸非理智的暴力手段，导致社会冲突、恐怖主义、骚乱等，引发公共危机。
　　
　　(三)生态环境恶化与公共危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将经济利润置于环境保护之上。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资本家想方设法地压缩环保开支，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以求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同时，发达国家为给自己的资本、商品打开市场，进而创造更大的消费需求，疯狂地鼓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宣扬“更多的消费，更大的快乐”，使人类社会沉浸在不思明晨的享乐和纵欲之中，大量地消耗环境资源，使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生态的退化几乎同步而行。
　　历史上，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疯狂地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消耗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今天，在以发达国家为龙头的全球产业链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以制造业为主的下游，从事着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生产，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物种减少、资源枯竭、自然灾害频发等生态环境问题都对发展中国家公众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本饥渴而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弱化对外国资本的管制，接纳西方国家借全球产业调整转移出来的污染企业。这纯粹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为生态环境危机埋下了种子，遗患无穷，祸及子孙。不仅如此，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生态环境而造成环境移民增多，加大了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之间发生“群体一认同”型冲突的可能性。
　　
　　(四)金融投机与公共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由于发达国家政府对金融管制的放松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股票、债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逐渐发育。这降低了资金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提高了其流动的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的全球化促进了大量资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国际金融市场空前繁荣，虚拟资本急剧膨胀，金融资本总量及其增长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之间的差距拉大，使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加。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受西方大国的操纵，盲目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使墨西哥、东亚、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杠杆，不断地撬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再以短期的投机资本对其进行冲击，造成第三世界金融危机此伏彼起。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进行干预以拯救外国投资者，强力推行紧缩政策。同时，西方的跨国公司乘人之危，疯狂收购危机受害国因资本逃逸而贬值的财产，加剧了失业问题，进而引发政治动荡和社会冲突。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通常，一国之内的安全问题，如内战或政府、国家出现合法性危机都可以直接归因于经济危机。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是如此。
　　
　　三、发展中国家公共危机的全球影响
　　
　　诺姆·乔姆斯基说，新自由主义“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在第三世界，新自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各种公共危机集中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与恶化。在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公共危机的风险也在全球扩散。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人类文明进程和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所谓的“风险”主要是指“人为的风险”。他说：“自然和传统领域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的支配之下。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各种风险来看，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公共危机无疑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的影响，造成经济发展失稳、社会发展失序、道德约束失范、民众心理失衡、矛盾与冲突重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危机具有全球扩散性，一国内部的公共危机由于人类社会经济联系的密切和人员跨国流动的频繁而产生国际范围内的传染。比如，“非典”是一种传染源不明、传染性极强、病死率颇高的疾病，在短时间内就造成了全世界多国疫病的流行。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公共危机会产生“回镖效应”。美国将高污染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环境污染。但是，污染是无国界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移民政策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流入，却无法限制有害气体在大气层中的自由流动。贝克形象地说：“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随着现代化风险的扩张——自然、健康、营养等等的危机——社会分化和界限相对化了。……客观地说，风险在其范围内以及它所影响的那些人中间，表现为平等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追逐利润的贪欲最终将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全面恶化。
　　国际武器技术的扩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难以完全遏止，恐怖分子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核生化技术，并以之作为对发达国家发动非对称打击的手段。新自由主义高压下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不仅可能发展成为反社会的力量，也可能会发展成为恐怖组织，令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说：“全球化远非什么促进了和平，而是滋生了冲突和仇恨。……各种壁垒的降低、特别是受全球媒体影响范围的扩展，这使那些被剥削、被压迫者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自由、富裕者的命运相比较。然后，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向怀有同样愤懑之情的、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们求助。由于全球化是劫贫济富的，所以那些贫困者和被盘剥者将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寻求报复，找回尊严。”如果说“恐怖主义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武器”这个论点还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迫使穷人拿起武器的就是新自由主义。
　　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危机不仅会迟滞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消耗其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市场需求萎缩。同时，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全球资本主义企业展开了恶性的竞争。西方跨国公司为了压缩单位成本、扩大利润空间，争相削减自己在发展中国家分公司工人的工资，削弱工会的谈判能力，使工人陷人贫困的境地。这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购买力下降，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些都会加剧资本主义国家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矛盾。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情况下，西方跨国公司就会变本加厉地压榨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使其更加贫困，抵御风险的能力更低，引发更多的公共危机。这是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可见，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性可以满足资本跨国逐利的需要，但它非但解决不了西方国家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总之，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危机可以超越民族国家地理疆界的限制，最终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如卡尔·波罗尼所说：“让市场机制成为主宰人类命运和他们的自然环境的惟一力量……将导致社会毁灭的结果。”因此，人类只有屏弃新自由主义，才有助于构建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安全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