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列主义是否过时了？

论马列主义是否过时了？
——从特色社会的种种现象来验证马列主义

作者：tongyu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指改革和各方面工作，一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发展的学说。它始终同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战斗旗帜和指导思想。它在指导各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出巨大威力，又各国革命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活力。马列主义在当代中国是活的精灵，它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和“三个代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而从现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来看马列主义是否真的过时了？　　

一、从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特色社会　　

中国人民所认识和认可的社会主义，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学说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揭露出人民贫穷困苦、社会动荡不安、腐败与犯罪严重、定期爆发经济危机、人民失去自由等等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均在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主张通过扬弃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联合劳动和人民民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缺点弊端，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实现人和生产力的解放，实践一种真正的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实现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的，只不过有许多国家和人们（包括列宁）也同时把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而已。因此，我们所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同时可以说成是有中国特色共产主义。　　　　

显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和灵魂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共产党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想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下，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繁荣富强、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现在，只要人们一谈到社会发展问题，有人就以“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来忽悠人，言下之意，就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只能实行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国生产力落后，所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搞一段资本主义。　　　　

那么，什么叫生产力，什么叫生产关系？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跟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构成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程度。”而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很显然，生产力是人的生产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是一种剥削关系，劳动阶级所生产的资料绝大部分被剥削阶级所占有，劳动者所获得的却很少，而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者生产的资料属于劳动阶级所有。前者是“多劳不多得”，后者是“多劳多得”。可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有联系，又无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必然的。　　　　

社会的公平与否，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仅能体现出劳动者的价值，而且可以体现出劳动者之间的互助精神，这是任何剥削社会所没有的。所以，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办一些社会公共的大事业！相反，如果社会的生产资料被少数人所占有，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不公平、合理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涣散、没落的社会！　　　　

社会主义改革，得到要改革什么？是改革管理体制，还是改革所有制形式？国有企业廉价出卖，农村土地廉价出卖，国营商店廉价出卖，公办学校高价收费，国家住房高价出售，社会医院高价收费，……。这到底算什么？国家的财富廉价卖给少数人，又向社会的多数人高价收取各种费用，这就是多数人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化！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社会财富的私有化是万恶之源！　　　　

二、从政治经济发展中不可调和的矛盾来看特色社会　　

时下的中国，有一句民谣“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虽然有嘲讽戏谑之嫌，但也确实反映了部分民众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何处，存有疑虑和不满。　　

查阅文献资料，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的诞生是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首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1992年党的十四大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提法，以南方谈话为灵魂，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实在这期间，我们还经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词微妙改动的过程。别看在定语前删掉一个“的”字，似乎暗示我们走的是一条独立、探索、政治单一、经济多元的民族和国情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微妙的变化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的缝缝补补。早年我们有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生搬硬套。所以这里的“中国实际”其实就是讲的“中国特色”，或者说是“中国国情”。因此，这三个词汇可以说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在某种情况下三者可以互换。回顾党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主要领导人的智囊团们，在为政治服务的冠冕堂皇的“各国结合自己的国情选择什么理论指导自己走什么制度或道路”的口号下，在这方面的绞尽脑汁咬文嚼字，能把一个字词的内涵外延、引申义诠释达到“最”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难怪我们动辄宣扬是悠久文明传承的国度。　　

目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杨继绳在他的：“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一文中说到：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权力和资本的。干群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　　

　　过去我们在谈到“特色”上基本囿于经济和生态方面。例如过多强调的是：地域大而发展不平衡；人均资源少；人多素质低；自然经济占很大比例；科技相对落后；外来侵略和掠夺等等原因。较少谈及包括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沿袭；自由民主空气饱受压抑；官场潜规则盛行；法治观念淡薄；制度不完善等政治、制度方面原因。现在众多的官员一提“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就采取实用主义，使用的手法简直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当群众呼唤自由、民主和权力时，他们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就采取压制打击甚至迫害的手段；当群众要求法治消除人治，他们就说国人素质低得有个过程。可他们叫喊起“与国际接轨”口号来却全然不顾国情了。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一触及敏感的焦点热点问题便采取隐瞒、说谎乃至压制态度，甚至以“稳定”借口不惜动用专政机器；他们可以一掷千金盖楼堂馆所、豪华衙门和广场搞“大、洋、全”，而不顾地方财力紧缺人民贫困教育落后；他们可以恣意破费公共资源大量购买垃圾回来造成外汇损失，而只会用轻轻一句“交学费”搪塞而丝毫不脸红；他们可以不顾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而不考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如今，真正符合传统的社会主义一些优越性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点口号和形式，实质内容则基本掏空或篡改，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与“社会主义”相悖的沉渣泛起或蔓延。理论的混沌，实践的扭曲，直接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行为失准。使人们完全看不清我们究竟在走什么道路，甚至产生“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恐惧感。  　　

三、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看特色社会　　

目前，中国不患于增长和发展之不足，而患于大部分国民不能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从即将成为历史的这5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但在此过程中，虽然国民也享受到了比过去更多更好的政府公共服务，民权的保障也比过去有所进步，然而，总体来说，多数国民所得与分享的公共服务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体量是不匹配的。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高市场进入成本蚕食了民众的消费需求和发展能力，致使消费社会迟迟不能到来，进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系列结构失衡乃至扭曲，并最终使得中国在过去几个五年规划中早已提出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得不到实质推进。　　

由此来看，“十二五”的目标任务虽然已确立为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结构调整，但实质却是解决“国富民不富”的问题。“民富”既是中国社会阶段性的发展目标，也是一个长期任务。要实现“民富”，当然首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但本质而言，它更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创造机制是否顺畅。因为只有国民能够自由地创造财富，财富的源泉才不至于枯竭，从而社会可分配的收入也就越多。从这个意义说，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是表，打通社会的财富创造机制才是里。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表明，对个人发展权利的开放和保护是创造社会财富乃至实现民富的最好方式。没有发展权利的平等和对私人产权的保护，人们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创办企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制度的出现，私人经济从而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最终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富。事实上，对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强调，也关乎分配关系的调整。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一个根本原因是个人在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一些人和群体离权力近，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得到发展机会，这直接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在经济政策上只抓发展,不抓分配,是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再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生产是起点,那么消费就是终点。只单抓生产这个起点,勿视消费这个终点,就会使整个再生产过程不顺畅,甚至受阻和破坏。我们的政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只强调发展生产, 片面的说这是“硬道理”,而忽视分配,似乎这是软道理。这一说法传延至今,有的学者现在仍奉为不可移易的圭臬,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分配问题上,在政策上又提出一些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矛盾的口号,如“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等等。这些口号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产品分配、特别是按劳分配理论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６-１３页);在实践上,把社会分配问题引向岐途。《哥达纲领批判》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的天赋不同,结婚与否,子女多少,在按劳分配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消费品)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反之,相对应的是另一个人所得到的(消费品)就要少些,也就是要穷些。马克思说:“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社会成员必然会有穷有富,并不可能保证所有的人都富裕起来。特别是在目前,在“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下,于是一部份人公开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大发其财。而另一部份人受剥削压迫,生活越来越艰难,感到失望,有的甚至走上绝路。　　

还有“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口号,这是根本无法实行的。这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个幌子, 多种分配方式主要是按资分配是其实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愈来愈大的私营企业中,老板实行按资分配,追求最大的利润是其天性,怎么可能搞按劳分配呢? 在国有企业中,老总们在逐步实行年薪制,纷纷向私企老板看齐;在改制中实行管理层收购(ＭＢＯ),结果他们的收入比工人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不等。这样,公私企业主与职工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 　　

总之，从以上特色社会的种种现象来看，难道马列主义真的是要过时了吗？要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实行真正的民主、法治、自由、富强，惠及全体国民，不管你的理论有没有特色，人民都会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