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动力论和胡锦涛的“干净”论

毛泽东的人民动力论和胡锦涛的“干净”论

春天的惊雷

事实表明，从革命时期，到建设年代，毛泽东均以以高度的普朴、真诚，相信并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历史的作用。毛泽东有时甚至表述这样的意思：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不发动群众，害怕群众，没有道理。

早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的西柏坡对策就明确了这一点。

黄炎培先生讲：“我生六十余年，耳闻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而它的扩大，有的处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利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愈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弱了。一部分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此，53岁的毛泽东回答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而现在，我们仍会听到一些知识精英，有这样的一种自以为是的议论（这种议论仍属极少）：毛泽东虽在主观上不想象封建帝王那样,夺权靠民众,掌权靠自己独裁，但由于人心趋利，本质如此，自古使然，故而，建国后他也不得不当起“宙斯”，支配和“运动”起民众来。西方的一些政客更是“以己之心度毛泽东之腹”，认为毛泽东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说教，不过是一种谋权伎俩，不过是儒家学者、政治家“民为贵”的取心夺权战略……

庸人讽贤,愚者斥聪、桀犬吠尧,这毫不奇怪。今天看来，这一切，归根到底只能从反面，证明出毛泽东对人民的拳拳之心。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历史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资本主义作出了最为伟大的贡献是，建构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一整套的管理、监督、制约机制。但由于受私有制和剥削“规定”，这种监督、制约，最终还是成了剥削阶级的无数的“暗箱操作”，它除了维护私有制和剥削功能外，社会性的净化作用仍是寥寥。

监于这一点，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在“一党领导”的政权巩固的创新过程中，不得不倚靠人民，——实践他的西柏坡对策，以此来完成权力的监督。毛泽东的方法就是定期地发动群众，让群众帮助管理者“剃头、洗澡”，使之干干净净。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观点的阶级，也是真心实意依靠人民的阶级。无产阶级深深懂得，历史把人民推上主人地位，不是纯自然的过程，必须依靠人民“不相信神仙、皇帝和任何救世主”，从而进行长期的不懈的“自己解放自己”的战斗。

从理论上说，毛泽东的思路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毛泽东曾通过战争来说明这一问题：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推广开来即是说，全部无产阶级的事业是人民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建立自己的主人宝座。（所以，动力之本在于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说，即使和马恩列斯比较，毛泽东的民本思想也是最丰富、最全面和最有中国特色的。）

无疑，在现实中存在这样的非顺直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当家作主,有时还不是自身直接来完成和向前发展，而是通过其先进分子、精英来代表、带领和推动的。有时甚至是在一定程度的“被动”中,被“运动”向主人宝座的(这有点象雏鹰的自由飞翔，第一次展翅的冲动是因为被老鹰叼出窝巢)。并且，有时表现为非如此就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走向主人宝座的情形。

这表现为群众一方面是当家作主的，另一方面又接受自己队伍中先进分子的带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直接而又根本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实现又由其代表者管理和引导。今天的中国,它即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代表和带领人民。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很多内容是论述这一历史状况的必然性和科学性的。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她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要她不丧失阶级本质）正好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发展动力──这一根本规律。他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他还常常表述：只要我们共产党代表人民，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便也是人民中的分子，我们的事业即一定会胜利。

毛泽东的突破在于，看清历史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在有步骤地经过“涤罪所”时的痛苦和可能反复，从而体现历史运动辩证法，寻求把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两者结合起来的机制，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动力的运作。

从理论上说，不但东方社会主义，而且就连西方资本主义，都认识到“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具有最大的腐蚀性”的道理。马恩和列宁曾从国家学说和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等方面论述了对社会主义领导者实行监督制约的重要性。以常理而论，毛泽东在这方面应倍受颂扬。但正确理论的产生是一个有反复的历史过程，正确理论转化为正确的实践还得有一个漫长的道路，毛泽东的创新性突破正处在这两个过程的交接中，所以，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突破性探索是十分艰苦的，人们对此评价也大有差异（这也是正常的）。

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个人对此有正确预见，有他自己一直认为“马列被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的心理准备。就实而论，在中国，在世界，一切进行革命、改革性探索的人们,有这种精神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社会探索总会遭到一部分人反对（尤其开创性阶段，遭反对通常最烈）。再者,探索者总会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憾、失误和讹错。

但必须正视，在毛泽东式的首创初举的群众运动式的监督中，——在前一个时代，由于没有经验，运动有时有点失控。不过，不可否认，这种监督，对社会管理层面的“净化”效能，还是明显的。今天，我们党不妨沿顺着毛泽东的这一创新型思路，进一步创新，使之法制化、秩序化和可控制化。

本网民想，胡主席的“干干净净做事”的要求，似可探索着从以上的方略中实现。更因为，我们今天的反腐，一直不甚理想。
 

原载：强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