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率问题——中国样本的历史考察

        
　　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定稿］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
　　
　　——《德意志意识形态》
　　
　　
　　　　
　　　　
　　所谓的理想主义，跟现实主义是相对的两个概念。前者就是持乐观的态度，具有性善的思想；后者呢，则主张人类的天性是丑恶且贪心的，喜爱权力，具性恶的思想。前者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精神品格，后者津津乐道的则是自己的生存智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者更倾向于犯罪。
　　　　
　　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有，跟具体的某一种意识形态没什么关系。如果非得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理想主义者在人群当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比如说吧，改革前的意识形态是个造就理想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社会当中理想主义者的比例就比改革后的比例要高，为什么呢？因为经过“真理大讨论”，旧的意识形态被宣布为谬误，新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了，新的意识形态提倡猫论，不讲合作讲竞争了，之前的理想主义者当中就有很多人发觉自己如果像以前那样会活不下去的，为了生存，也就变成现实主义者了。所谓犯罪，无非就是在各种竞争当中出老千。
　　
　　一个精神领袖，一个执政政党，一个主流思想，一个统一国家，一个有效政府，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如果非要说这不正常，理由只能是这种状态太理想化了，太难得了。
　　　　
　　比如就说83年严打前那一阵子吧，农村恢复了自然经济，耕者有其田之后就饱暖思淫欲了，小农意识跟理想主义是不沾边的。城市里呢，可以说很混乱，新的旧的意识形态都还在起作用，封建的西洋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想法也都有，找不到什么主流思想。大家的情趣都跟王朔差不多，介于文人和流氓之间，是典型的小资文化生态。
　　
　　前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鼓励甚至强迫大家自觉做好人，在这种社会规则当中，理想主义者是没有被强迫的感觉的，只有有犯罪倾向的人因为想出老千而不能才会有被圈禁的感觉，这才是之前犯罪率低的原因。在这种社会当中，如果不犯罪，是很难有危及生存的生活上的失败的。
　　　　
　　我想起了改革的宣传家们常常拿来教育大家的那个引进狼群来促进羊群健康的寓言。新的意识形态强迫大家被狼追着跑，这个理论前提就规定了一部分人在生存上的必然失败，为了躲避竞争的风险，大家被逼得都有出老千的欲望，美国犯罪率比较高就是个例子。就这样，现实主义者越来越多了。
　　　　
　　依靠走私，假冒伪劣产品起家的温州人，二十多年后还讲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是什么都讲法律，就什么都办不成了。发展到现在，理想主义者比大熊猫的存活能力都要低，犯罪率也大大高于当年了。
　　　　
　　《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这个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换句话说，流氓无产者就是渴望小资生活的无业游民，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去干犯罪的勾当。这些人沦为流氓无产者其实是社会规则的必然，几十年过去，愈演愈烈，人们反倒习以为常了。
　　
　　失业人口大增并不是犯罪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有很多人论证过之前城市当中隐性失业人口的比例也很大吗，按他们的说法，那农村的隐性剩余劳动力就更多了，知青一返城，再加上计划生育，农村的就业率还得提高呢。
　　　　
　　78年大规模的知青返城多年以来被当成是大赦天下一样的恩典去宣传，对当事人来说也许算是恩典吧，其实呢，不过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一个政策。
　　　　
　　其一是农村几乎全部分田单干了，家庭重新成为基本生产单位，而不再仅仅作为单纯的社会组织，宗族观念开始复兴。作为外人的知青无以立足，只能让他们离开农村。
　　　　
　　其二是恢复了高考，虽然录取率不高，但高等教育总算在录取上解除了政治限制，基本上恢复了学而优则仕的唐宋明清传统。知识重新资本化，为了寻找市场，他们只能回城。
　　　　
　　其三是观念的变化，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以积极的理想主义而上山下乡的，目的是消除“三大差别”、接受思想教育。中央政策大变，这个计划在国家意志的高度上被取消了。在一个美好的理想破灭的同时，只能制造回城这另一个理想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尽管城市并不缺少劳动力。
　　
　　知青返城尽管只是配合国家意志转轨的一个小步骤，尽管看似仅仅是返城知青个人生活的转变，但知青的返城和造成知青返城的因素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却是排山倒海。
　　
　　理想的破灭导致了理想主义的不张，城市文化迅速小资化了。在就业机会上，回城的知识青年则排挤了城市里的文盲。
　　
　　与知识青年返城几乎同时，合作化生产的群体性生活结束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这“三大差别”也重新凸显，出身差异从单纯的政治标签变成了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户口差别。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释出了原先分工协作中的隐性剩余劳动力，“农转非”的简单理想贯穿于农村的八十年代，“卖户口”的政策则于九十年代的城乡结合部盛行，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成了痼疾，进城谋生的“农民工”已经近百倍于当年下乡的知青群体。农村文化则逐渐荒漠化了。
　　
　　先前的价值观一下被全盘否定所导致的茫然惶惑和心理空虚才是这些年来英雄辈出的主要原因。新中国第一波读书无用论就是文-革后改革初的那几年开始的，再后来金庸小说之类的启蒙读物也制造了不少江湖人士。
　　
　　法制的长期废除既解释不了严打前一些年社会治安的好，也解释不了六法全书时代社会治安的坏，法令滋张盗贼多有，当前的治安情况就是个例子。文-革批逗人归批逗人，没有公检法还有革委会，武斗双方最起码还有《毛选》这个紧箍咒，听过来人说当时社会治安很好啊，男女老少一心向善革命得很，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啊？
　　
　　这也说明，文-革当中人们砸烂公检法，是因为在那种社会规则下公检法是多余的。后来恢复公检法，是因为这种社会规则需要公检法。从改革迫使一些人不得不在竞争当中出老千这一点可以看出，犯罪率就是改革的代价。我这个代价论是揭示规律的，跟张维迎他们那个丧尽天良的代价论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