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扩招版专科生眼中的改革开放

本人乃21世纪中国扩招版专科生，属于大学生中的弱势群体，生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姑且称之为“改革开发”）年代。在初中天真无邪的我，在对我们的课本报以十足信任的前提下，对改革开放投以十足的热情。可惜事与愿违，当接触的东西逐渐增多，对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言论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这次作文的题目，明显就是要在学生中间看展一场对改革开放“伟大”认识的再教育，虽然我们已经接触的已经够多。按照老师的说法，我们应该向好的方面看，看大局。对不起，自从高中起，本人心里向来就是“黑溜溜”的，“伟大”的改革开放让一小部分人的物质的得到了极大丰富之外（我也同属此类），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

一：改革开放的依据

什么叫改革开放？本人刚刚大一，中学时也是学历史的，这个基本概念还是没有忘记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又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农村改革，既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代替“人民公社”，接着就是城市国企改革。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给出的原因都是为了“提高积极性”也就是说之前不管是农村还是国企，人们的积极性都不高；对外开放则是对外开放国内市场，核心便是以“市场换技术”。改革开放，按照书上的观点，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并且邓XX言：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
做一件事之前，特别做一件关系到人民，国家的大事之前，都应该说令人信服的理由，那么既然改革开放被称为一场“革命”，自然也需要说出革命的理由。比如说当年为什么要废帝反封建，理由就是我们的国家，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所以我们要反帝反封建。那么改革开放的理由是什么？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这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解放发展生产力自然是不需要多说的。而邓XX明确用此来作为改革开放的依据，也就是从侧面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不够好，或者说不够快，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束缚才要解放，否则根本谈不上解放，直接发展就行了。邓XX对于建国后前几年经济发展还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后来三年的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等等便成为了邓XX事后诸葛亮攻击否定建国前三十年的有力砝码。三年自然灾害还有大跃进在一定的时间的确使得国民经济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这并不能构成否定全部的理由。邓XX对此也含糊曰“停滞”。本人记得在初中，高中的课本里学过一句经典的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句话是邓XX用来否定全盘否定文革的重要依据。对于文革前，我们的课本对经济的论述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个别年间的失误并不代表总体经济停滞，没有发展。也就是说，在文革前，我们的经济还是一直在发展的，但是对于文革，我们来看看课本的数据：
 

（《历史必修2》人民教育出版社）
这里就有问题了，我们一直说“十年浩劫”，按照邓XX的国民经济崩溃论，应该是十年都有停滞或者都在下降趋势。暂且不论这个数据是否准确，这个图标给我们呈现的最多就是前三年的趋势，并不能代表后几年将会以同样的趋势下降。但是这样的图标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有极大的误导性。在数学有关于数列的知识，比如说告诉你一个数列是一个等差数列，然后给出9，8，7这三个数字，让你推断接下来的三个数字，我想答案连我这个数学白痴都能够想得出来。历史课本上正是使用了这么一个手法，首先是告诉你文革使得国民经济接近崩溃（告诉你是等差数列），再接着给出前三年下降的趋势（就是9.8.7三个数字），看到这样的数据，我想很多人都会直接联想到接下来肯定是还是下降的。但是问题是等差数列被证明是一条公理，邓XX的国民经济崩溃论缺是一个骗局。这是一个阴险的陷阱，很多人在不经意间就会被误导（曾经的我也是如此）事实是怎样的？还是用数据来说明：

首先看看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

当然，你可以说当年统计数据有问题，统计技术不够精确云云，那么再来看一下改革开放后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位时期文革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却表明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用李成瑞的话来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新时期的统计数据应该是可靠的，而且李成瑞是邓XX的人，必然需要贯彻邓XX的意图，可是他统计出来的数据却怎么也看不出崩溃的边缘，的确令人费解。

文革十年统计资料 工农业总产值(单位：忆元) 农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1965年 2235 833 1402
1966年 2534 910 1624
1967年 2306 924 1382
1968年 2213 928 1285
1969年 2613 948 1665
1970年 3138 1058 2080
1971年 3482 1107 2375
1972年 3640 1123 2517
1973年 3967 1226 2741
1974年 4007 1277 2730
1975年 4467 1343 3124
1976年 4536 1378 3158

其中，1969年工业总产值比68年增长约30％(参见《毛泽东传》下册第1556页)。

对于一些党棍来说，以上数据足以让其闭嘴，但是一些右派们自然不会满意，中国的一切在右派们看来都是如此的虚伪。那么，看看西方“民主”国家的《剑桥中国共和国史》里是如何描述文革经济的：

“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年、1968年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有在1967年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也没有下降的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0）”

“（1965——1978年间上海为8.3%，全国平均增长率为10.2%）”（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1）”
 
“表8        ‘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产量指数”
（以1966年为100）

 1957 1962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5
         
发电量 23 56 82 100 94 87 114 140 237
钢 35 44 80 100 67 59 87 116 156
原煤 52 87 92 100 82 87 106 140 191
原油 10 40 78 100 95 110 149 221 530
水泥 34 30 81 100 73 63 91 128 230
化肥 6 19 72 100 68 46 73 101 218
机床 51 41 74 100 74 85 156 253 319
布匹 69 35 86 100 90 88 112 125 129
自行车 39 67 90 100 86 97 142 180 304

“到1970年，工农业不仅恢复到而且超过1966年或1967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总的来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国民生产总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
（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3）”
“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历过的。”
（摘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484）”

上面的数据的来源都是有据可查，并不是随便找些资料来糊弄人，更不是像邓XX信口雌黄，张口乱说。以上一些资料足以回答任何人的疑问了。当然还有些怀着某些信仰的睁眼瞎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胜于雄辩，不需要说更多。
既然改革开放前并不像邓XX所说的那样“经济停滞崩溃”，他又以此作为改革开发的依据，明显的前提根本是不成立的，改革开放在道义上显然难以成立。既然文革时期经济成绩呈现出良好上升事态，又何须改革，更妄论说是一场革命了。邓XX所谓的积极性不高，企业没有活力也是没有依据的。倘若是大部分的企业农民积极性不高，企业没有活力，经济想必难以如此发展。在这就算有小部分的不积极分子，那也应该只需要采取道德教育便可，根本不需要采取一场革命式的改革。这点是十分之令人费解的。
 

二：改革开放下的中国
改革开放今年已经是三十年，就算是主流派也不可否认的承认出现了很多问题。这里说的很多问题，意思是新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时期没有或者并不严重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问题却极速泛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共的群众基础。

1.腐败

不论是左派右派，没有人不会对上至中共高层，下至乡镇官员的腐败而感到愤怒。由腐败问题滋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逐渐动摇中共的民众基础。古人云：“一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如今历史竟然又如此的相似。本人宿舍一共有六个人（包括我），就有五个人非常清楚当地官员贪污的情况，还有一个根本不关心的党棍，此人可以不必理会。由此可见，腐败并不是个别或者区域性的问题，而成为了普遍，全国范围内的问题。改革开放今天才三十年，腐败问题从毛时期的极少数而至今愈演愈烈，竟然成为了大家见怪不怪的现象，“无官不贪”似乎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潜规则。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我们可以询问当年的老人们，极大部分的老人们会说当年根本没有什么腐败，官员们都十分的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不会或者很少出现腐败的情况。毛时期的官员为何清廉，能将“为人民服务”这几个令现代人看来足以老套的句子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之中，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法家代表韩非子有一句话：“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毛主席对中国历史文化都颇有造诣，不可能没有理解这句话。历朝历代，在法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靠的就是在思想道德层面的感化，让官员觉得贪污腐败是违背道德的（当然也违背法律）。毛主席显然更关注“心”这个本质上的问题，要求每个官员心中都有“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理解了这个，就知道为什么毛主席不断的要他的官员学习了。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长远的方法，历朝历代到了晚期都是腐败横行，每个人都是有恶念的，虽然不断的道德感化，但也难免出现一些异类分子。这就需要另外一个方法来禁其行了，就是人民民主。毛主席曾说过：“避免中国兴衰周期率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西方那一套相互监督的分权体系，而是创造性的使用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么一个人民监督形式。这样人民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实行自己真正的民主，“文化大革命”更是将这一民主形式发挥到了高潮。从不断的学习再加上有效的人民监督，大部人官员们自然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
可以说，道德感化加上强而有力的人民监督是避免腐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在邓XX上台后，改革开放春风一吹，把毛时期基本杜绝的腐败又催生起来，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邓XX。
邓上台后，不仅取消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民主形式，而且发表了一系列以目的至上的所谓理论（下面将会详细说），造成了人民思想混乱。在毛时期，官员里的权利是比较大的，靠的是自觉遵守道德法规，还有人民的监督。现在邓XX取消了四大，又没有西方那套牵制体系，加上邓XX的“引导”，贪污自然愈演愈烈。虽然年年说反贪污，但是就算是那些嚷嚷着要反腐败的人自己都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除了全面腐败还有能有什么好结果。某些党棍可能有人会说“四大”容易造成社会不安定，甚至动乱。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知的言论，倘若真的造成如此后果，改革开放前的成就如何得来？这就像有些人总是毛时期吃不饱饭，生活水平差得难以生存，可中国卫生部《中国卫生发展简报》称：“1949—197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8岁。事实放在这里，如果真的生活如此不看，年龄增长自然不会如此之快。不过对于某些右派来说，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显然是不足信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数据只有迎合他们口味的才足以相信，比如对文革的定论。

2.经济

邓XX正是通过否定文革的经济来作为其改革开放的最坚实依据。回想懂事的十年的时间，不论是在报纸上，电视上还是老师的课堂上讲改革开放的成就时一定会讲GDP。国家统计局曾公布：“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从2002年的110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10美元，四年翻了近一番”、“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的国家的行列”。这里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个平均数，唐代晚期的GDP也是不差的，但是杜甫却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由冻死骨”的感慨。生活在大城市，自然能感觉得到这种巨大的贫富差异。许多工人在烈日或者残酷的工作环境下高强度的工作来赚取微薄的仅仅足够养家糊口的工资，而一些老总们在享受空调咖啡的同时却可以收取巨大的利润。而且这种贫富差距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各个主流外地的报纸杂志上可以频繁的看到此类内容。
改革开放使得在毛时期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异还不算大逐渐变成了一小部分人与另外一大部份人贫富悬殊的差异程度，其不仅仅在于城乡，更在于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巨大的贫富差异使得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些混乱的状态。这种混乱显然是贫富悬殊而带来的结果。
虽然改革开放对外开放市场的确赚了一点洋钱，但是这些是微不足道的。官方都毫不避言，中国赚取的知识微薄的加工费，大钱都给外国人赚去了。中国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这里少了两个字，准确来说应该是“世界加工工厂”，或者“世界组装工厂”。 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都是在其它地方生产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基本上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只是把中国作为其庞大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解释说：“上个世纪90年代，总部设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它地方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进行。但是，控制权以及这些生产带来的利润，都牢牢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真正的输家基本上是其它地方的一些低收入工人，像日立公司在日本的失业工人，以及亚洲其它地方的一些工人。当雇主把工厂建到中国后，受害的是中国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输家。 事实上，据中国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国公司控制的。分析家们说，在电脑部件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外国公司在出口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外国的专门技术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供应链中，各个零部件由不同的国家生产，最后都运到中国进行组装。这样一种体系使得全球的贸易统计数字具有误导性，一些专家说(所谓中国制造)一个更恰当的标签应当是‘中国组装’”。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被普遍认为是人为低估的货币使得1995—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大约4650亿美元。这也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在电子产业中，迁到中国的工厂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在这里很有规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在中国有7万员工；东芝公司将最大的信息技术生产线建在了杭州。韩国三星物产公司在中国有23家工厂，5万员工，并将整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设在了中国。去年它在韩国的最后一家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关闭。成千上万的工厂的出现为中国低工资的外来民工带来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75美分。但一般说来，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迄今还无法从事基本生产提升到从事设计以上工作的水平。 尽管如此，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贸易的动力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发挥这样作用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日本人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如丰田、本田和索尼。除了联想和海尔外，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响的全球品牌。”
可以看到，邓XX主张的市场换技术并没有成功，中国现在自己造不出一辆高级轿车；造不出一架大飞机，需要用七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所谓自主产权的歼-10也只是以色列和俄罗斯的杂交品种，一开始连心脏都是俄罗斯的……改革开放以来科研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手的成果。相反的是，在邓XX极力贬低的那个年代，却是我国科技最为辉煌的年代，第一课原子弹，第一课氢弹，人工合成胰岛素，第一艘万吨轮船，杂交水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成就都是自力更生研发出来的。相比之下，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实在是太过渺小。
国企改革使得大量的国有企业员工下岗，大量企业被贱卖；自负盈亏的财政模式使得一些科研机构不得不追求短期的利润而放弃技术再积累，这些企业机构就不得不以维持生存作为首要目标。打个比喻，比如说一位学者需要完成一本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需要去图书馆查资料，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思考，以便能够专心完成自己的论著，这个周期是很长的，也需要大量的精力和金钱。这就需要国家机构给以一定的研究资金，提供一定的环境，这样才能保证学术的质量。同样的道理，现在等于国家不理了，学者是人，首先需要的物质上的保证，倘若在完成学术著作的同时还需要兼顾其他必须的事情，倘若在保证著作质量的前提下，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还不如东拼西凑，赶快完成了事。著作能够带来一定的物质上的获得，故而今后越来越倾向于东拼西凑，拿别人的东西了事，自己的水平自然不见长，人家的水平却在扎扎实实的提高，不进则退，终究只是一个二流角色。
家庭联产承包制又使得中国农村又变成了古时候的小农经济状态。中国农业自古就是以精耕细作作为主要模式，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必须在有限的土地上尽可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然而精耕细作在古代的发展几乎已经达到了瓶颈，再要突破十分之困难。我们宿舍都是来自农村，他们都是自己种自己的，收成已经很难再突破了。这也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长期缓慢提高甚至停滞的原因。
邓XX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从一个经济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了现在外贸依存度超过了60%的西方资本主义附属国。市场换技术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3.阶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阶级问题一直被中共极力淡化。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国大地上不可避免的又出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从历史课本上学到，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基本消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更早的在初中的政治课本学到，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致富的，也就是说，有资产阶级就有工人阶级。三大改造基本改造了资产阶级，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生产资料归公家所有，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毛时期的中国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而到了今天，工人阶级从当年的国家主人地位逐渐沦落到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无助境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大地上的复苏发展，中国再次出现了改造前的阶级对立，而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对立也在不断的加剧。国企改革使得大量勤劳诚实的工人下岗，每个月仅拿到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有些甚至连退休金也拿不到。城市化农田被不断侵占，大量的农民被迫涌进城市，成为了新一代的产业工人。随着厂房的不断增多，工人阶级力量也不断的在加强。
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处于一个相对松散无组织的状态，特别是一些80后出生的年轻工人群体，他们没有经历过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时代。这群工人大多数来自农村，思想还保存着农村人民的那份淳朴，坚忍，来到城市后尽管受尽剥削也会或者说也是不得不忍气吞声。本人宿舍的一位同学的父母亲都在佛山打工，听他说他父母每人一个月一千都不到，而且条件极差，宿舍也没有窗下雨还会漏水……我只能对他说他的父母是幸运的，因为相比之下还能拿到工资，因为还有一部分工人阶级根本连一分钱也拿不到，甚至人身自由也被剥夺。这些知识一个缩影，中国绝大部分的工人就处在这么一个生活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之中，来自农村坚忍苟且的性格再加上并无申诉途径使得工人们继续着他们的噩梦。

三：改革开放的“成就”

改革开放“改善”一小部分人民生活，物质上相比毛时代更为丰富，这是邓XX“改革开放”最引以自豪的“成就”，不过遗憾的是，就算是这么一项所谓的“成就”，也要得益于毛时期。
现在问起一些老人，会得到的信息是毛时代过的并不充裕，甚至穷，一个月都没一餐肉吃，更不要说什么手机电脑之类的了。这点本人也问过一些老人，也是同样的结论。不过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穷，邓XX给出的答案是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如果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已经被证明是信口雌黄的话，那么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这个说法还是值得有一提的必要的。因为此种关系到毛时期中共的信誉也关系到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成就”。
毛时期，重工业被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不论是当时的国际环境还是自身发展要求，都应该采取这种发展模式。当时新中国在成立不久就与美国打了一场极为不对称的战争，国家之间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中国独立自强，不受欺凌的必要途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自己不能造出一辆坦克，相比之下，苏联在有限发展了重工业之后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而击败法西斯。蒋介石留给新中国领导人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积累极为落后。就像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
但是在这么一个工业基础极为低下的国家实行工业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长期的积累，重大的投入，而这种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除了见过初期简短的苏联的帮助外，几乎都是自己更生，而且会失败，失败了没人帮，只有自己帮自己。靠着重复的失败还有反复的试验。全国人民的节衣缩食，最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莫里斯•迈斯纳）
毛时期整整一代人的牺牲，工业化的高积累为后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基础太差，工业化的一些产出并没有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绝大部分用于了工业的再生产。正是毛时期的高积累，邓XX才有能力发展轻工业，发展消费品。“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莫里斯•迈斯纳）这里迈斯纳说的还不够准确，等国家工业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慢慢释放出来，发展一定的轻工业，消费工业用以改善生活。从日本以及几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可以看出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存在改革不改革的问题，邓XX显然只是搭乘上了这班顺风车而已。
许多人包括现在抱怨当年生活拮据的老人都无法意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在有些人看来，当年的节衣缩食根本不需要，只要国家有钱了，直接用钱去买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理解：拖拉机汽车当然别人可以卖给你，甚至导弹也可以卖给你。但是核武器人家相比不会卖给你，转让的技术也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技术。国际间国家之间斗争不可避免，自己无技术总会受制于人。马岛战争阿根廷就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技术而战败。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与否定毛时期工业化道路的人的争论是中国是要做一个东方的人还是做一只西方的狗的争论，这就是分歧的本质所在
所以，改革开放的这点伟大的成就也是拜毛时代所托，根本没有值得吹嘘的地方。再有就是吹嘘所谓的GDP，这点更没什么好说的。在改革开放前的很多年间的GDP都超过改革开放时期，况且，我们现在的GDP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的基础上的，更无吹嘘之必要。
 

四：邓XX其人及其理论

邓XX一直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可惜事实总是事与愿违。看着他那慈祥的广告招牌，曾几何时我也叫过“小平您好”。不过现在，我丝毫没有这种想法，当你了解了他的一些事之后，想必很多人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就拿他对文革时期的评价来说，不知道何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文革的经济成就在前面已经举出了很多的数据，如此辉煌的成就竟然被邓XX贬低为“崩溃的边缘”，真的宁人不禁要问，何处不是边缘？改革开放以来听到的最多的就是GDP，每年增长如何如何快，增长多少多少，若要论GDP，建国前三十年的增长率并不比改革开放的低，甚至还高于改革开放年代，这是邓XX极力欲图掩盖的，因为只有尽可能的让我们不了解，或者把毛时代的不足无限放大，让现代人在潜意识里认定了那个年代的不好，身处“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强烈的对比，自然不会对那个年代报以任何好感。邓XX的阴险之处也正在于此。
看看邓XX在文革期间的言论：
“1974年12月17日，邓xx对毛主席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1.9倍，每年递增11.9％，这个数目还可以。”(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09页)。“
 “1975年9月15日，邓xx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的讲话：“这个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的最多的一次重要的会议。…，这二十五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夠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視，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依靠全体农民群众和全体农村干部努力的结果。……，还有，人民公社制度提出以后，毛主席就概括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制度，肯定是一个成功的制度。这个世纪末，要实现現代化。农业現代化就要‘一大二公’，……。关键在领导，…，首先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参见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纪实》第482页)。“
看完之后再对比文革后他说的话就很清楚他是什么人了。或许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貌似诚实的邓XX在文革这件事情上会作出如此实事求是的判断。很简单，因为他在文革中遭受了“迫害”，说的明显一点就是秋后算账，自己在文革里一再表明自己认识了错误，会改正。毛主席也爱惜他的能力，一直希望他能够放弃他的猫论，邓XX在多次书信中也虔诚的表明了自己改正的心愿，于是在文革期间才有两次重新掌权的机会。在第二次掌权时期做出了“永不翻案”的承诺。可惜的是，在毛主席死后，邓XX却开始了报复行动，先是用非法手段将华国锋赶下主席台，再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全盘否定文革。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邓在文革前后两种不同的做法，实在是令人作呕。姑且不说是作为一国之领导人，就算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遵守承诺也是必备的品质，更何况是作为一国之家长。邓XX两面三刀，反反复复，就算是做一个普通人也不够格。
有人会说文革批错了，邓XX当年这叫“忍辱负重”。这种说法在我跟同学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过。文革的起因比较复杂，这里不做太多的展开，不过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毛主席认为中国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认为党内就有许多走资派，当然刘邓就是受到打击的首要人物。邓XX整天嚷嚷着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从他当政后贯彻的一系列措施来看，他就是走资派，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很明确的东西。就像婊子跟处女，有东西在那，不是说加个“特色”两个字婊子就变成处女了，或者说变成“特色婊子”了，婊子终究就是婊子，那东西都没了，还说什么处女。婊子相比于女人的区别是，婊子是自愿堕落的。邓XX显然就是此类人物。文革没有把这种走资派批死，显然是没有成功的。在这点来说，我不得不责怪毛主席当年的心慈手软以及低估了邓XX的能力。
邓XX不仅在为人上有大问题，而且他的“理论”也十分只有问题。标榜是相当共产主义的邓XX，却在他的言行里表现出走资思想，按照他当政后贯彻他的政策来看，也证明了他的确就是一个走资派。这里简要分析一下他的一些所谓“理论”。
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咋一听似乎的确十分之正确，无懈可击。看看马列对于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表述的：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的检验；但理论高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这就是实践与理论的作用、反作用原理，如果只强调实践，而不承认或贬低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就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如果不承认实践的第一性，过分强调理论的反作用，或否定实践的第一性，这就犯主观唯心论的错误。或许比较理论化，举个例子就很容易理解了：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坐火车，我们在开玩笑说把对方扔出去，我说你有病，这样扔下去肯定非死即伤了，他说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按照邓XX说的那样，恐怕是我们要一起跳出去才知道是不是受伤或者死了。不过我们没那么笨，虽然知道邓XX的这句名言，但是我们更相信经过无数实践得出来的真理：“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跳下去非死既伤”。有了这个真理，我们就用这个真理来指导实践，想必知道这个真理的人都不会傻到跳下去再检验一下了。
我们整天说要高举毛主席思想，也就是说我们认同了毛主席思想是正确的理论，所以用其来指导我们的实践。邓XX却突然抛出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削弱了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性，也就从侧面削弱了毛主席思想。接着提出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话都是此类理论的衍生品。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也是邓XX比一般人更为聪明的地方。
邓XX有一项政策是“先富带动后富”，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似乎贫富差距仍然在不断的拉大。邓XX说“致富无罪”，允许私人开厂。问题是，私人开厂就必然使得工人阶级处于剥削地位，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就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了，邓XX又说了，不要争论姓社姓资问题，但是又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个论述比较有趣，可以说成是不要争论是妓女还是处女，反正我就是处女；不要争论是黑还是白，反正我就是白……这种例子想必大家都可以举出很多，光光举两个就可以看到其命题的荒谬。
想必只要是初中到大学政治课稍微有听课的人都记得这么一句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课本上还有一个先后关系的表述，意思就是先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就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就可以达到共同富裕。这里就说出了一个先后问题了，这句话说的也就是如果生产力比较落后的话，就需要首先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只要发展生产力了，不管是什么方法都可以，包括剥削。后面马上说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也就是明确了之前在发展生产力过程中会出现两极分化，出现贫富悬殊，出现剥削的生产关系。邓自己也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三十年了回眸也证明了的确是这样。再看看解放前的类似表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这段话的理解是，个体转变为集体，资本主义转变为集体经济，这些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也就是首先消灭剥削，然后再发展。现在邓就反过来了，允许剥削的存在发展生产力。本来我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剥削了，现在又允许剥削的存在。竟然还谈什么创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有些人说“一夜回到解放前”，说的何其准确。
“弱国无外交”，这是邓XX所强调引用别人的一句话，不过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他所彻底否定的“文革”时的中国，乃至于建国前至“伟大”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究竟是弱国还是强国？倘若仅仅是用GDP来衡量那当时的确没有现在强。不过可惜的是，就是当年GDP极少的情况下，中国硬生生的把美国赶回了三八线以南。现在GDP比当年多得多，大使馆被人家炸了，飞机在即的领空被人家撞了，最终陪点钱了是，这就显示出中国国力很强。邓XX更是在毛主席死后私自与美国暗中交易，为了跟美国建交而不惜出卖台湾人民利益。
邓XX还整天想着跟外国人拉好关系，很难想象，一些在一百年多年前在中国被公认为强盗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过两三代的遗传之后基因产生突变竟然会变成愿意跟中国平等互利的正当商人。这本身就说不通，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基因并没有突变，还是当年的强盗一样，只是收起了强盗旗。不过不同的是，当年清政府战败签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邓XX却是主动的像强盗靠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邓XX与袁世凯，汪精卫之流并无差别。
中国有一句话叫“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显然承认自己是这种人，我一家都是凭借着改革开放才有今天的金钱地位。但是邓XX显然也是这种人。改革开放不过是在释放毛时期积累的财富，吃得是毛时期的肉，却在毛主席死后骂娘。看来在这方面我还是可以跟邓XX打个平手，也算是知音了。不过，我宁愿做这种人，因为我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员，再者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这样做，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自己对中华民族的一份责任。在这个大部分中国人民被压迫剥削的社会里，在这个中华民族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形势下，并且这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的，足以宁人唏嘘感叹不已。当工人农民怀念毛主席，当最近华人在示威时举的是毛主席而不是邓XX的头像的时候，许多事情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

  
四：改革开放的实质

邓XX领导了一场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复辟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开放才有其真正实际意义。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逐步沦为官僚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联合控制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属国，使得中共从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逐步演变成了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工人农民的西方帝国主义新时期的代理人。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复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又历史循环般的重新成为了中国的主要矛盾。虽然有些工人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终究避免不了被剥削的命运，况且大部分工人还是生活在仅仅能维持自己生活的物质条件之中。虽然马克思主义最为实质的内容被统治者极力淡化，但是残酷的现实会教育他们。一场新时期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到来终究不会长远，因为我们有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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