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扼住明朝咽喉的那双手

                         粮食-扼住明朝咽喉的那双手

  公元1644年4月25日（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太监王承恩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了煤山（今北京景山）。这时的北京城已是一片火海，不时有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巨大的火球的是一座座亭台楼阁的倒塌。李自成的军队很快攻破了内城，北京城此时只剩下一座孤单的紫禁城展示着大明王朝最后威严，夕阳的余晖更像是崇祯生命最后的光亮，悲凉的春风吹拂着他憔悴的面容，他不忍在看眼前满目疮痍的景象，咬破了手指，在黄袍上写下了自己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明通鉴》第九十卷），尔后自缢而亡。至此，延续276年，历经了16帝的大明王朝寿终正寝。

明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统治的封建王朝。这是一个固执且强硬的帝国，它一面将中国封建帝王制度推向了后世只能望其项背的顶端，一面又将封建帝王制度的缺点赤裸裸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帝国需要被后世全方位的了解，特别是应当了解明朝灭亡的原因。

笼统的讲，明朝亡于内忧外患；具体的讲，是由辽东战事引起的一系列复杂且紧密联系的事件导致的。其中的一点便是粮食，崇祯年间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粮食危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代的农业政策

 一个王朝的创建者决定了这个王朝的性格，同时用他的智慧打下了帝国坚实的基础，但后世的继任者却很难能够真正继承和理解祖先的智慧并将其发扬光大。宋朝的历史便是这样，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以及制定的“强干弱枝”的国策为的是实现文官与武官的权力平衡。可继任者们却渐渐将其演变成“崇文抑武”，乃至使宋朝人彻底丧失了尚武精神，从而导致了帝国的悲剧——徒有百万雄师，却被区区13万金兵踏平了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明朝的历史也是一样，从农业政策方面看，《明史食货志》有如下记载“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於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於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於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住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夫缰本节用，为理财之要。”

以上这段记载大致概括了明代农业政策的衰变过程，这里首先从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说起，立国之初，朱元璋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严厉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解放了大量元末成为地主豪强奴隶的贫苦农民，给予其土地。奖励垦荒，制定与推行屯田政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普查和土地清丈，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册。黄册就是全国户口的总清册，鱼鳞册就是全国土地的总清册。两者相互印证，相互补充，成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外加辅之以粮长制度，使明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总人口为10652870户，60545812人（《明史食货志》），耕地面积达到8507623顷（《明史食货志》）。人口与耕地面积的增长又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及政府的田赋收入，还以洪武二十六年为例，这年全国征入的米、麦、豆、谷达3270多万石。在明初的赋税极低的情况下可以有这样的收入，可见明朝初年国家的粮食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前文中提到朱元璋制定与推行了屯田政策，屯田政策包括民屯、军屯、商屯，其中军屯是不得不说的。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的大将徐达攻破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但元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在北部广袤的草原上依旧有20万的蒙古铁骑时刻准备南下进攻明朝，朱元璋征调了100万人（几乎是明初全国军队的总人数）防御北部边疆，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入侵。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共计8次的对元朝残余势力的大规模军事作战，使其军事力量被大幅削弱，但来自北方的威胁依然存在，因而明朝政府沿长城防线设立九个军镇，据《明史·兵制》记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边，是为九边”。九边镇由东到西，沿长城线一字排列，形成一条防御屏障。” 并在这九个军镇部署50-80万军队。《明会典》中对九边的官兵和马匹数量有明确的记载：

边镇    原额官军    现额官军    原额马匹    现额马骡驴

(人)        (人)        (匹)          (只)

蓟州     39 339     31 658      10 700       6 399(马)

辽东     94 693     83 340      77 001      41 830

宣府    151 452     79 258      55 274      33 147

大同    135 778     85 311      51 654      35 870

山西     25 287     55 295       6 551      24 764

延绥     80 196     53 254      45 940      32 133

宁夏     71 693     27 934      22 182      14 657

固原    126 919     90 412      32 250      33 842

甘肃     91 571     46 901      29 318      21 660

合计    816 928    553 363     330 870     244 302

供养这样一支军队的军费是相当庞大的，按今天的标准，一个国家的军费应在本国GDP的3%范围内，否则将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影响。朱元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制定和推行的军屯政策。军屯由卫所军队承担，规定边地军士3分守城，7分屯耕；内地军士2分守城，8分屯耕。头几年不必交税，以后每亩收税一斗，其余留作本卫所军粮。同时将商屯作为军屯制度的一种补充。

军屯在明朝初期成为军队粮饷的主要来源，据《明会典》卷28记载各边镇的原饷额是：

边镇    屯粮(石)      民用粮(石)      漕粮(石)

蓟州    116 600        110 000         240 000

辽东    700 000

宣府    250 000        270 000

大同    513 904        418 860

山西     80 000         68 033

延绥     65 845        280 000

宁夏    107 497        200 000

甘肃    603 188        246 744

固原    324 266         42 103

合计   2761 300       1635 740        240 000

由表可知，各边镇粮食原饷额达463万石，其中屯粮276万石，占原饷额总数60％，重要程度可见一般。其中辽东镇的粮食原饷额700000石全部来自于屯粮，这为明朝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朱元璋死后，历经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发展使明朝的综合国力有显著的提高，而后又经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八朝相对的天下太平，但已出现了宦官干政、官吏贪赃枉法、黄册和鱼鳞册的名存实亡、屯田政策（特别是军屯）的被破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等社会问题。

“明亡实亡于万历”这是《明史神宗本纪》对隆庆皇帝的继任者，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历皇帝的评价。万历在位共48年，在前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针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涉及农业的有两点，一是重新丈量全国耕地，万历八年时，查实全国征粮田地7013976顷，比有明代“中兴之君”称号的弘治皇帝时期增加了300多万顷。二是改两税法为“一条鞭”法，对农民承担的所有赋税一律征银。

张居正的改革大大增加了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期明朝粮食产量也有了显著的增长。

这时期粮食产量的增长除政治制度的改良因素外，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品种的引进和传播、水稻在北方的广泛推广以及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好景不长，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开始了尽30年不上朝的历史，这在皇权高度集中的明代，对国家的影响是毁灭性。万历皇帝死后的明朝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奄奄一息的老人了。而万历皇帝将明朝推向深渊的开始便是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后，拉开的明清之间在辽东地区长达60多年的战争大戏。

辽东战事——明亡清兴的开端

“天下安危系九边，九边之首在辽东。”辽东镇所辖疆域极广，东至鸭绿江与朝鲜接壤，北过开原、铁岭，南至旅顺口与登州、莱州隔海相望，西至山海关与京师相接。因其疆域广阔且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便是兵家百战之地。明朝自建国始便对辽东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不惜一切代价营建辽东的军事防御体系，并且不设州县，将辽东地区彻底的建设为一个庞大的军事堡垒。

前文曾提到辽东镇的粮食原饷额700000石全部来自于屯粮，至万历时期，屯粮政策已经被彻底破坏，辽东镇的所有开销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可这时的明朝财政早已是入不敷出，战争又如同洪水猛兽一般在吞噬了辽东大片明朝领土同时，又将明朝财政逼至崩溃的边缘。

战争的不断升级，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加大，面对这种局面唯有增加田赋一策。增加的田赋统称为“辽饷”，又叫“三饷”，即“抚辽”、“援辽”、“平辽”三饷。

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万历的继任者为上演了炫丽的“明宫三大案”的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光宗朱常洛，其后为当了七年皇帝的智力低下却木工手艺胜过鲁班的熹宗朱由校，在之后便是崇祯皇帝），增收的“辽饷”共计1670万两，大抵相当于明朝政府4年的财政收入之总和。可前线的战事却一败再败，还需增加投入。反观国内，“辽饷”的加派加深了广大穷苦农民的负担，逼迫了一些不堪重负的农民落草为寇，举起了农民起义的大旗，并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飓风。国内国外的双线作战将明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上世纪美苏之间的冷战，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使苏联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开始了与美国长时间的军备竞赛，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并没有付诸行动，美国一面积极发展经济，一面发展军备。而苏联却在莫须有的威胁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大力发展军备，最终被美国拖垮，导致解体。苏联的经历与明朝是那么的相似，难道当年的美国政府是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身上获得了启发？看来祖先的智慧永远都不会过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想这也是历史最值得让人去品味的地方。

言规正传，国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田地荒芜，明朝的基础开始坍塌，战争在从身体内部吞食着帝国本已残缺的肉体。而中国有句古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至此危机帝国存亡之秋之际，一场持续20多年的大灾难向帝国凶猛的袭来。

《备陈大饥疏》——历史背后的真相

崇祯二年，有一个叫马懋才的大臣向崇祯皇帝上疏，讲述了他所见的延安地区人吃人的悲惨景象，这就是有名的《备陈大饥疏》，全文如下：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这触目惊心的内容反应了当时的真实社会情况，辽东战事的升级导致本就入不敷出的明朝政府加大军费的投入，而这额外的“辽饷”又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旧赋未清，新赋又征，农民的负担日渐沉重，这时又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锐减，乃至发生这种人吃人的人间悲剧。

人吃人的悲剧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朝出现时期却是及其特殊的。许靖华在《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一书中曾说“我和我的同事过去30年来一直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通过与欧洲、亚洲、南美、北美的同行合作研究，我们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观点。我们的数据表明，自大约10ka以前的冰川融化期(Deglaciation)以来，存在全球变暖时期和变冷时期的交替。全球温度变化对地区降水有可预见的影响。在温暖时期，中低纬度温带大陆(如地中海沿岸国家)变得更湿润，而高纬度国家(如北欧)变得更干燥。在寒冷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全球变暖在文明史上给欧洲、亚洲和北美带来过繁荣的年代，与这些年代相交替的是全球变冷所带来的饥荒与流行病年代。在历史上的小冰期时期，寒冷与干旱的气候造成了农业减产。”

明朝的天启和崇祯年间（公元1620-1644年）便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小冰河时期。气温的降低与连年的干旱给明朝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现已山东曲阜、鱼台两地为例：

崇祯十年旱、煌，民大饥；

崇祯十一年旱、煌、疫；

崇祯十二年旱、煌、豆虫大作；

崇祯十三年大旱，煌愈炽，斗谷千钱，人相食；

崇祯十四年重复旱、煌，“斗米二金”，“寇贼蜂起”；

崇祯十五年大旱、煌，父子夫妇相食，村落无人烟；

如果局部地区的情况缺乏说服性，那么在以河南省一省为例，据郑廉在其所著《豫变纪略》中记载：

崇祯3年 旱。

4年 旱。

5年 大旱。

6年 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7年 夏旱蝗。

8年 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9年 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10年 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11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12年 大旱蝗，沁水竭。

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14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15年 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如此惨淡的景象不免使人胆寒，气温连续20年的下降，使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连年的战事在破坏了大量耕地的同时，也使社会劳动力人数下降。如此诸多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大明王朝的国祚岂可长久？

粮食产量的锐减使社会上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饥荒未过，瘟疫又来。崇祯在位的十七年，连年如此，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任凭崇祯如何的励精图治，恐也无法扭转乾坤了。

时下流行谈论“温室效应”，那么全球气温的升高会对农业生产有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可以谈论明朝末年罕见的自然环境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影响，那么几百年后，当我们的后代谈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历史时，会否也像今天的我一样感叹“温室效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全人类生存的影响呢？我想，这一切都在于我们如何去书写自己的历史！

崇祯——凄凉的景悲歌

  我想站在景山寿皇亭上最后一次俯视大明江山社稷的崇祯是孤独的、是迷茫的，最后的以死殉国是他与命运最后的抗争。

“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这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历史是一部宏大的百科全书，每一个王朝的每一个细节都如同一壶香飘四溢的陈年老窖，需要人们去品味，并且这每一个细节都对今天人们的决定会有参考作用。

比如粮食，这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历朝历代的兴亡都与粮食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更多的是去关注科技的发展，但是否同时也应该去关注国家的农业情况呢？此乃国之根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