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是否是影射当代中国左派的困境？

《让子弹飞》：是否是影射当代中国左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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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反映的是民国初年。那个时代，似乎是考据派猖獗的年代。 
 
大家都在分析《让子弹飞》的微言大义。既然大家都在猜猜猜，那也不在乎多我一个猜想。 
 
我觉得《让子弹飞》有隐喻，这个隐喻，我觉得最靠谱的是反映了中国新左派的困境。 
 
在确定这个基调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姜文的观点，姜文的思想理念，带有左派的印痕。比如，姜文非常崇拜毛泽东，他对文革的年代的看法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年这部电影曾经那些在文革期间吃过苦头的老知识分子们很是反感。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姜文的隐喻也是很明显的，他想说明的是，毛泽东的时代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是被人念歪了经。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来看《让子弹飞》，就会比较容易地贴近姜文所想表达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看张牧之自己讲述的历史，他曾经是主导历史潮流的人，他说自己跟过蔡锷干过革命，后来蔡锷死去，他被边缘化。 
 
这一段历史，象征着中国当今的左派也处于边缘化地带。他们曾经在左派得势的年代里风光过，但是时过景迁，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于是，张牧之这类左派只有跑到江湖上去，当土匪，嘴里高喊着公平，公平。 
 
新左派不是不可能接近权力。权力这东西实在是奇怪，同样的那个县衙，换了一帮人，它依然是县衙，权力却换了手。 
 
于是，张牧之一直处在社会的边缘，但当一次劫火车的行动中，发现县长的委任状就在手边，这意味着权力唾手可得的时候，张牧之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我要在山上当土匪，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呢？就像现在的左派一般都没有什么权，只能在“乌有之乡”这样的论坛上，发表内心的感叹，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他们既然有那么大的指点江山的精力，为什么不把这个精力，去用到对权力攫取上呢？只要你获得了那个权力，你就走向了政治的中心，你就可以利用那个权力，来行使你的政治理想。你就可以不再被边缘化，你当初指责的弊端，你就可以利用你的权力来进行干预。 
 
原小说确实提出了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记得彭湃当年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了海陆丰的革命，分了地主要财产，利用权力机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潜伏，把政治理想潜伏到权力之下，实现自己的目的。 
 
可以说，权力是中性的，坏人可以利用这个权力，好人也可以利用这个权力，为什么总是要把权力交在坏人的手里，不能自己抢夺过来呢？ 
 
张牧之显然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了鹅城。 
 
张牧之碰到了黄四郎这样的恶霸。 
 
其实这个恶霸，就是中国当前的资本与官僚的混合产物。黄四郎依靠着一个强大的权力的靠手，我们从台词上知道，他为姓刘的军阀贩卖毒品，可以说，他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一个操纵了社会的权力机制中。这是他的官的背景。 
 
黄四郎另一个背景，就是他拥有金钱的资本。可以说操纵了地方的经济命脉，他嘴里说道，两大家族，把中国苦力卖到国外去，赚取劳务收入，换来美元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四郎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 
 
张牧之这样的理想的左派，碰到这样操纵着整个城市经济命脉的黄四郎的时候，可以说是毫无办法。 
 
张牧之宣扬的公平理念，最后却把自己套了进去，导致自己的干儿子六子自尽。 
 
左派希望藏富于民，力主把钱分给老百姓，但是，资本大鳄转眼间，又把钱给收罗回去了。 
 
左派想发动推翻恶霸的起义，先发钱，但老百姓不敢拿，又发枪，但老百姓不敢抢，最后左派不得不采用不光明正大的办法，来诱使群众去哄抢，才完成了对资本大鳄的清除。 
 
看了这个电影，估计移民出国的人，又要多起来了。 
 
看了都心寒啊。整个电影里充斥着左派们所喜欢的仇富心理。 
 
黄四郎除掉了，但是前途并不光明，因为政府的军队来了，而张牧之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他身边的亲信，要到上海浦东去看看自行车那些新玩艺，没人愿意守着他的理想。 
 
左派的理想注定是孤独的，就像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所隐喻的左派的失落，但那份理想依然会升起一样。一个孩子的新生命，意味着左派的理想永远存在于心里。 
 
想来想去，这个电影可能是反映了这样的隐秘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