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27）布哈林反党集团的出现和危害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反党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后，接着又投入了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布哈林是隐藏在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领导核心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投降派。在十月革命前后的许多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年中，布哈林散播了大量的修正主义言论，形成了布哈林主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布哈林主义便成为联共（布）和第三国际的主要危险。

　　布哈林继承考茨基的反动衣钵，采用折中主义手法，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大肆鼓吹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反对联共（布）关于消灭富农、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

　　其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妄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还大肆贩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宣扬帝国主义各国内部已经消灭了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这实际上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其要害是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

　　布哈林主义代表着帝国主义和苏联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妄图颠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要求，也反映了国际资产阶级妄图瓦解工人运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强烈愿望。

　　布哈林是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曾多次批判了布哈林的修正主义观点和路线，当布哈林主义成为联共（布）和第二国际的主要危险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布哈林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粉碎了布哈林反党集团，清算了布哈林主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反对布哈林主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加速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使苏联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不很长的时间内一跃而成为工农业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后来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基础。反对布哈林主义的胜利，也进一步巩固了第三国际，纯洁了党的队伍，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国际形势迅速变化，资本主义在渡过了暂时局部的稳定期之后，又面临着一场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的工人运动逐步由低潮走向高潮。各国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威望日益增高。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深化。随着这些矛盾的深化，帝国主义为镇压各国的工人运动，削弱共产党的影响，巩固其反动统治，发出了一片反苏叫嚣。

　　他们妄想孤立苏联，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各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则同他们里应外合，密切配合，掀起了反苏反共的大合唱。

　　在此期间，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一九二七年，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中央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反党联盟，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经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正在迅速向前发展。

　　但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工业生产相比，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状况，特别是粮食的生产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造成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基础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而富农在农村的破坏活动又加深了这种矛盾。

　　很明显，不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前进。因此，在一九二七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同时决定加强对富农的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社会上各种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抗。在农村，富农拒绝出卖粮食给国家，破坏生产，减少播种面积，暗杀集体农民和农村中党、政工作干部，放火烧毁集体农庄和国家谷仓。在工业部门，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上层，也积极从事被坏和暗害活动。在机关中，暗藏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对苏维埃的各种革命措施实行怠工甚至进行破坏活动。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又在迅速激化。

　　国际国内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在共产党内部反映出来，布哈林反党集团的出现，就是这种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布哈林反党集团的出现，在国内反映着富农和一切垂死阶级的反抗，在国际上则反映了帝国主义妄图颠覆和破坏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一八八——一九三八年），是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组织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投降派。

　　布哈林生于莫斯科的一个数学教师的家庭，早年就学于莫斯科大学，一九〇六年混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一九一一年他从流放地逃赴欧洲。

　　一九一二年他与列宁认识后，参与了布尔什维克党《真理报》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在纽约参加俄文报《新世界》编辑部工作。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他从美国回国，先后窃取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一九一七年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三年起）、《真理报》主编（十月革命后开始）、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一九年起）和主席（一九二六年起）等要职。

　　布哈林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哈林“政治上极不坚定”（《给亚·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

　　他以理论家自称，但“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可以看做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还大可怀疑”，“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而且我认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懂得辩证法”（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62页）

　　长期以来，布哈林一直歪曲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逐渐形成了布哈林主义，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以前，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一五年二月，在瑞士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上，布哈林抛出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纲，即所谓《关于无产阶级的任务和策略的提纲》。

　　在提纲中布哈林表面上赞成列宁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但又鼓吹用“争取和平”的口号来补充“国内战争”的口号，而且反对列宁提出的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本国政府失败的主张，胡说这会使党脱离群众。

　　布哈林的这些谬论，实质上是反对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提纲中，布哈林还否认俄国有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他胡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谈不到进行什么民主革命，他认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相容，反对列宁关于在俄国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以此破坏俄国革命。列宁痛斥布哈林的这个提纲是一个“荒谬绝伦；无耻之极；半无政府主义”（《给亚·施略普尼柯夫》·一九一六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5卷第200页）的提纲。

　　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在《青年国际》上抛出了一篇关于国家理论的文章。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着重指出它在原则上敌视国家的态度”，在这里，布哈林鼓吹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任何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内。

　　列宁在当时写的《青年国际》一文中对布哈林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列宁说，“无政府主义者想‘取消’国家，把它‘炸毁’”，而布哈林却“错误地把这种观点加在社会主义者身上了（《列宁全集》第23卷第166页）。

　　列宁还揭露布哈林歪曲恩格斯的话，鼓吹资产阶级被剥夺以后，国家就会“消亡”。布哈林的这些修正主义国家理论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俄国二月革命后，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又跳出来反对列宁关于俄国应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他胡说帝国主义资产者已经同农民结成了联盟，农民不会跟着无产阶级走。他认为农民得到土地后就心满意足了，第二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在西欧的支持下，实行没有农民参加的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在会上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布哈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缺乏阶级分析，没有看到：虽然富裕农民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但贫苦农民是会跟着无产阶级走的。布哈林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否认工农联盟，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完全一样，要害是反对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学说。

　　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观点和路线集中到一点，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一八年初，列宁从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出发，决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德帝国主义面前实行暂时退却，与其签订和约，那怕是接受苛刻的议和条件，以争取一个暂息时机，恢复国民经济，建立革命军队，准备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

　　当时，布哈林伙同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组织了一个名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反党宗派集团，他们同托洛茨基紧密配合，疯狂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鼓吹继续同德国作战，他们恶毒污蔑列宁的主张是“和帝国主义勾结”。

　　列宁尖锐地指出：“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页）。布哈林一伙的罪恶目的正是妄图借德帝国主义之手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复辟资本主义。

　　布哈林一伙在反对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同时还针对列宁的主张，反对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资产阶级法权并抵制其腐化作用，以便任其泛滥，从而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改革了工资制度，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的工资水平。但为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技术，一九一八年春对他们实行了高薪。

　　列宁认为“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2页），并且强调要警惕这种“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会“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影响到工人群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3-504页）。

　　布哈林一伙却竭力否认这一点，他们胡说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转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第548页）

　　列宁指出：“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堕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第502——503页）。

　　列宁的话正好击中了布哈林一伙的要害。他们力图隐瞒这一点，正说明他们是一伙资产阶级政客，他们妄图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布哈林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就公开叫卖“唯生产力”论，胡说什么“当我们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种白菜，否则我们要饿死。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见《在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一九年，当苏维埃俄国正同帝国主义策动的十四国武装干涉进行着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时，布哈林却在《共产主义入门》一书中，竭力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将不经过任何革命而转入共产主义”，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别有用心地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他打着“组织生产”的旗号（见《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主张在工会工作中采用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来对待工人群众，妄图制造党与工人群众的对立，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

　　托洛茨基在组织上还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列宁和俄共（布）中央同托洛茨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狠批了他的种种谬论。这时，布哈林却拼凑了一个所谓“缓冲”集团，他打着“公正”的招牌，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表了题为《论工会的任务与结构》的反动纲领，他采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帮助托洛茨基反对列宁。

　　布哈林说什么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则是从“经济上”看问题，似乎双方各有道理，各有片面性，以抹煞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列宁严厉驳斥了布哈林的拆中主义谬论，深刻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442页）。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布哈林“不过是最恶劣、最有害的派别活动的帮手”（《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28页）。

　　这个所谓“缓冲”集团不久就公开转到托洛茨基的立场，他们联合提出了一个《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草案）》，反对列宁，反对党的路线，其目的也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一年，布哈林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全面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大肆贩卖“阶级合作”论和“唯生产力”论。这是他在以后的年代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路线，并继续叫卖“唯生产力”论，胡诌“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从一九二二年起，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布哈林大搞政治投机，他表面上站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实际上却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幌子下，疯狂地兜售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谬论，逐步形成布哈林主义。

　　布哈林主义的核心，在国内方面，就是推行布哈林所捏造并大加宣扬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主义和城乡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如果说托洛茨基否认贫农、中农与富农的区别，一概否认农民能够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并主张革农民的命；布哈林则是否认富农与贫农的本质区别，宣扬富农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

　　他说：“我们和修正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主张还是反对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在于什么时候长入的问题”。“修正主义者……断言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开始了。而我们认定它只有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才开始”。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七日，布哈林在共产主义学院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报告中，歪曲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一步提出所谓“工人革命胜利之后长入社会主义的学说”。他胡说什么“一般说来，‘长入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我们十分仇视的术语”，但是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就开始了真正的长入社会主义”。

　　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发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这一黑书，更加露骨地宣扬“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等谬论。

　　他说：“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

　　同年四月，布哈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题为《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鼓吹发展富农经济，鼓吹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和物质刺激等谬论，攻击党“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过分热衷于压制富裕农民”。他叫嚷“必须取消对富裕农民……的许多限制”，并提出“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的修正主义口号。

　　布哈林还鼓吹：“我们要不断关心农民作为小私有者即小业主的利益。这丝毫不用害怕，因为，归根到底，农民由于自己经济的发展，将会使自己本身和他的经济变成我们全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小部分，正如同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长入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系一样。”

　　一九二七年底，联共（布）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加强对富农的进攻以后，布哈林这伙富农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便再也忍耐不住了。

　　布哈林伙同李可夫（当时窃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托姆斯基（政治局委员、工会负责人）等组成了新的反党集团，向党发起猖狂进攻，妄图改变十五大确定的政治路线，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布哈林反党集团的斗争，便成为继反对托洛茨基反党集团之后的又一次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苏联党和国家的命运，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必须彻底批判布哈林主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粉碎布哈林反党集团，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保卫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