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两条路线斗争史（24）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资产阶级不仅扼杀了德国、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革命，而且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联国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也蠢蠢欲动，时刻图谋复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并且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物价高涨，工农业产品差价过大，工业品滞销，工资发不出去。国内外的形势都要求联共（布）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但是托洛茨基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机会，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的反动阶级，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一九二三年底，他把一切反对列宁主义的分子，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纠合在自己周围，发表了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即四十六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书），反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机关。

　　他们胡说党中央关于降低日用品价格、打击私人资本等经济措施都是错误的，预言国内的严重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叫嚷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并要求党内有派别活动的自由，硬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托洛茨基于十二月八日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抛出了一封向党进攻的信。在信中，他把党员群众同党的领导机关对立起来，把青年党员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他打着恢复和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号，要求更换干部。同时却对青年党员和青年学生百般笼络，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党。托派一伙竟用非组织手段把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名反对派政纲印发给各区组织和各支部，强迫全党进行争论。

　　当时，联共（布）虽然忙于更为紧迫的经济恢复工作，但是还是接受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在全党展开了大辩论。斗争异常激烈，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工厂和高等学校到处发表演说，攻击党的领导机关，嚣张一时。

　　斯大林领导广大党员迎头痛击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进攻。十二月十五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关于争论，关于拉法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直接回击了反党集团的挑战。

　　广大的党员坚决站在党一边，给托派分子以毁灭性的打击。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拥护托洛茨基分子，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

　　一九二四年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这次斗争。代表会议指出，托派分子攻击党的经济政策，是妄图要党“放弃新经济政策而回到战时共产主义”，要党“对国际帝国主义作重大的经济上的让步”（《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托派分子的反党派别活动。会议还分析了托派分子言论的性质，指出，他们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是直接离开列宁主义”，“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提醒全党“应当看到这种危险，并密切注意保护党的无产阶级路线”（《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

　　在会上，斯大林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并批判了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了“十大”关于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

　　斯大林还揭露了他们称天才的诡计：托派分子一面伪善地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一面却狠毒地咒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

　　斯大林尖锐地指出：“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页）

　　后来，在联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进一步批判了托派分子的错误并论证了这场争论的意义。他指出，反对派“向党的机关宣战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破坏党。使青年反对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瓦解党。为集团自由而斗争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粉碎党，粉碎党的统一。用蜕化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干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是的，同志们，这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争论”（《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

　　托派反党集团虽然遭到迎头痛击，但是并没有停止反党活动。他们阴谋策划，等待时机，准备向党发动更加猖狂的进攻。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逝世了。托洛茨基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十月的教训》、《论列宁》等论文。

　　在这些黑文中，他采取伪造和篡改革命历史的卑鄙手法，无耻地进行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己，同时肆意地歪曲列宁的形象，恶毒地破坏革命领袖的威信，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阴谋篡改党的指导思想、以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从而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为了捍卫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和列宁主义，斯大林挺身而出，与反革命托派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作了《论列宁》的演说；四月，作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说；十一月，又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斯大林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这伙叛徒的无耻吹嘘和捏造，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托洛茨基贪天之功为己有，胡说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独自想出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制定的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斯大林批驳说：胡诌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是极其荒唐的，是“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宇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

　　事实上，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格勒，“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划清界限”（《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90页）。

　　曾经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当时托洛茨基“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并表示“完全赞成列宁主义”（《托洛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页），才得以混入党内。

　　托派分子胡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态，曾经犯过错误，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痛斥了这种奇谈怪论。他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比较后起的人物，决不是什么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首要人物”。

　　斯大林说：“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5页）

　　托派分子还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而在国内战争时期是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叛卖行为，并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列宁的领导下，红军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战计划，才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

　　托洛茨基还阴险地把列宁描写成为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官僚，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斯大林愤怒地驳斥了这种卑劣的诬蔑，并指出：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的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集体领导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他是一个无情的革命家，但他是谨慎的，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他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

　　斯大林还深刻而鲜明地刻划了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他指出，列宁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革命暂时失利的时候不灰心，在革命胜利的时候不骄傲，他信心百倍、谦虚谨慎地领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革命道路前进。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总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斗争，敢于顶住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歪风邪气。他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在党内的多数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个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斯大林：《论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页）。

　　在保卫列宁的同时，斯大林深刻地指出：“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

　　但是由于列宁主义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已不敢公开反对列宁主义，而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页）。

　　因此，托洛茨基给列宁主义下了一个奇怪的定义，他说：“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转引自《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页）。

　　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话都很漂亮，很象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5页）

　　托洛茨基还散布一种所谓列宁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才产生的谎言。托洛茨基污蔑列宁主义的谬论，得到了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头子季诺维也夫的附和。

　　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年），一八八三年九月生于俄国厄利萨佛特格勒。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善于政治投机，曾先后窃取了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要职。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伙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前夕，把党关于起义的秘密暴露给敌人，列宁愤怒地斥责他们是工贼、革命的叛徒，并要求开除他们出党。

　　列宁逝世以后，他们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胡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他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只适用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否认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针对托派分子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攻击和歪曲，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页）

　　这个定义，首先明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指出了列宁主义是整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批判了托派把列宁主义歪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的谬论。

　　其次，这个定义明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意义。它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俄国一国特殊的现象，它是适用于世界各国的具有国际意义的革命理论。斯大林批判了托派所谓列宁主义只适用于农民占多数的俄国的反动谬论。

　　第三，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指出了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最后，这个定义明确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策略。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离开了列宁主义就是不可想像的。托派把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篡改为农民问题是荒诞无稽的。

　　同时，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中，还总结了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等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粉碎了托洛茨基对列宁主义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