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与高俅是一丘之貉——评“宋江三败高太尉”

　　农民起义军大败了高俅对梁山的三次“进剿”，从水中将高俅活捉上山。这条宋徽宗的走狗，镇压革命的刽子手，梁山起义军的死对头，如今成了一条“落水狗”。

　　这时，身为梁山泊寨主的宋江，竟“慌忙下堂扶住”，“取过罗缎新鲜衣服，与高太尉从新换了”，“纳头便拜，口称：死罪！”接着，宋江又令“杀牛宰马，大设筵宴”。

　　起义军的阶下囚，转眼成了梁山泊的座上客。这不是有点奇怪吗？其实，说穿了也并不奇怪。在梁山这个农民革命的根据地之所以会出现这幕反常的丑剧，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披着“农民起义领袖”伪装的宋江，同高俅本来就是一丘之貉。

　　让我们把视线略为放开一点。从全书来看，不难看出，宋江和高俅无非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而且两人还有着不少共同之处：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

　　我们记得九天玄女的“天言”中曾说“逢高不是凶”，在这点上，倒是说对了。要说他们之间有斗争，也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斗，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那末，他们两人之间有没有不同之处呢？也有。那就是：

　　高俅“发迹”早，很快爬上了“殿帅府太尉”的显赫地位，成了皇帝的宠臣，封建地主阶级的新贵和暴发户，而宋江则“发迹”晚，此其一；

　　高俅走的是钻营禄位往上爬的“升官”道路，而宋江则是由于在同高俅这一派的争权斗争中备受打击一再败下阵来，弄得“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差一点掉了脑袋，无可奈何，才走上了“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另一条道路，此其二；

　　高俅是无赖出身，靠踢得一脚好毬起家，宋江则自幼曾攻经史，他的地主阶级反动思想由于被孔孟黑货层层包裹了起来，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此其三。

　　宋江、高俅，一丘之貉，他们不在别的地方，恰恰在梁山上，并以高俅兵败被擒，宋江“解缚乞罪”的特定的场合“相遇”，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这一方面有力地证明，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靠反革命暴力是绝不可能斩尽杀绝的；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了宋江投降路线的反动性和他从内里腐蚀梁山革命事业，对于革命人民的严重危害性。

　　你看：在这武装斗争节节胜利的时刻，宋江却在朝思暮想“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而“两次招安，都伤犯了天使，越增的罪恶重了”，这次抓住高太尉倒是向上爬的极好机会，当然不能白白放过。

　　怪不得宋江见了高俅，便极尽其奴颜婢膝之能事，肉麻地说：“文面小吏，安敢叛逆圣朝，奈缘积累罪尤，逼得如此。……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

　　高俅在水中被擒，心想必然凶多吉少。哪里知道押上忠义堂后，碰到宋江这个难兄难弟，会受到如此厚遇，便假惺惺地说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

　　高俅出于征剿派的主张及打了败仗牵涉到切身利益的考虑，是根本不愿意同宋江“合伙”炮制“招降”丑剧的。他的这番娓娓动听的“表态”，无非是一种脱身之计。

　　因而，宋江抛开了平素“反对贪官污吏”的虚伪旗号，想抱着高大腿向上爬的一番苦心，到头来，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猫咬尿泡一场空罢了。

　　但是，我们透过这场勾心斗角、拙劣不堪的表演，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地主阶级内部这两派在扼杀农民革命这一根本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殊途同归，共同拜伏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的脚下。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争，只是当道的饱狗和在野的饿狗之间的一场有趣的争斗。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夺，终究都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

　　宋江妄图通过高俅来归顺皇帝，搞投降，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在第八十回这段故事中，高俅被押上来时，“林冲、杨志怒目而视”。相扑这一段，又写到燕青将高俅“撷翻在地褥上，做一块，半晌挣不起。”

　　《水浒》作者这样写的本意，原在于贬高褒宋，美化宋江的“忠肝”、“义胆”，他没料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却也表明了梁山革命派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蔑视和对宋江投降路线的抵制。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水浒》为什么要掩盖高俅、宋江的共同阶级本质，贬高褒宋呢？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水浒》把宋江和高俅狗咬狗的斗争和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搅混在一起，蓄意渲染所谓“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既是为了掩盖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你死我活的根本对立，也是为了抹杀宋江与农民起义军之间投降派与革命派的根本对立，从而掩盖宋江的反动立场和丑恶面目，为其投降主义路线制造“根据”。

　　正是出于这个反动目的，作者在这一回中，把农民起义军的“大小头领”，都描写成与宋江同流合污，始终被他牵着鼻子，紧随着他的投降路线的指挥棒团团转，甚至与高俅“轮番把盏，殷勤相劝”。这是蓄意往宋江脸上贴金，往起义军革命派脸上抹黑。作者的反动政治倾向，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露骨。

　　鲁迅曾经说过：“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人们对那些青面獠牙，明火执仗的敌人，还是比较容易识破的；可是对那些披着“革命”外衣，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江们的反革命作用，要比高俅们大得多。梁山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没有被高俅之流打垮，却葬送在宋江“内里蛀空”的手里，这个阶级斗争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我们要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高俅这类穷凶极恶的“落水狗”革命人民决不能手软，要狠狠地痛打；对宋江这类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