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九）（十）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九）

　　央。他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却又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他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自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全部真理”，到处招摇撞骗，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他俘虏了一部分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作助手，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迫使党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

　　（原注：引自《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1930年12月）

　　同年二月，王明在党内发表了他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陆续写就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大毒草，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左”倾机会主义政治纲领。在这个小册子里及其以后所炮制的许多决议案中，王明对于中国革命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主张，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气焰更嚣张、形态更完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王明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荒谬地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对中国的阶级关系根本不调查，不研究，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提，要在民主革命中打击“一切剥削者”、打倒“一切资本家”，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不承认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特点，因而，推行了一系列“左”的政策。

　　在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王明方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分”，盲目地鼓吹所谓“进攻路线”，推行冒险主义。在红军粉碎了将介石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后，王明认为“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的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求“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政，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冒冒失失地去进行战略决战。

　　（原注：引自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参见《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27日）

　　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王明轻视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作用，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中心”，顽固地推行“城市中心”论。王明根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闭着眼晴瞎说我国“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真正的”红军，竭力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要求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战争配合城市工作，攻占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梦想以此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

　　（原注：引自《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

　　在组织路线上，王明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和党内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王明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他首先对党的中央机关进行“改造”，并把这种所谓“改造”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地方党组织。他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向全国各地派出他的代理人，打着“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的旗号，篡夺党政军各级领导权，以贯彻其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反对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怕是极微小的和刚萌芽的倾向，都要给以残酷的无情的斗争”。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瑞金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污蔑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次会议还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改变了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原注：引自《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1931年6月10日）

　　（宣平说：根据网络的资料，“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南昌，毛泽东认为南昌国民党重兵把守，打不得；让打赣州，毛泽东认为赣州铜墙铁壁，也打不得”。他们还说“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几十年后，毛主席回忆道，“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糞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左”倾关门主义使有利形势的丧失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美、英、法、德、日、意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占中国的野心，加紧了对我国的武装侵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驻沈阳附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占领了沈阳，同时进攻东北其它重要城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蒋介石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下令东北军队不得抵抗：“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自动撤至山海关以内，使日寇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进攻上海的战争。上海工人和各阶层人民奋起抵抗。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压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上海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但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从中进行破坏，和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上海抗战。

　　（原注：转引自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淞沪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派外交部长郭泰琪去英领事馆同日本公使重光葵进行停战会谈。5月5日，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无驻军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而日本则可以在上海许多地区驻扎军队）

　　（宣平说：蒋总统的手令是“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里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日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在我党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在东北，广大群众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之下，组织了抗日武装走上了抗日前线，抗日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遍布于自山黑水之间。据估计，到一九三二年春，东北抗日武装总人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一九三四年，我党将东北名种抗日武装统一组成“抗日联军”，共编为六个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广州、福州、武汉、南昌、青岛等各大中城市，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工人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外抗日，对内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连国民党营垒也发生了分裂。一九三一年十月，国民党东北军马占山部违反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日寇由辽宁向黑龙江进犯时，进行了武装抗击。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了红军。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样在察哈尔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国民党反动派总头目蒋介石，也被迫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度宣告“下野”。

　　（宣平说：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资料，“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3师师长金日成”。金日成，是主体思想的开创人，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组织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使形势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实行了许多错误的政策。

　　他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而错误地认为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因而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错误口号，使党脱离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他们看不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中间阶层的抗日要求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强调国民党反动派和中间派别的反革命一致性，鼓吹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主张“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他们否认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口号下，要求在北方农村普遍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军中普遍地组织哗变。他们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中心城市，采取进攻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群众的赤色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号召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

　　（原注：引自《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

　　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贯彻，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损失，丧失了“九一八”以后的有利形势，给蒋介石有机可乘，得以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向革命进攻。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勾结亲日派汪精卫以及

　　西山会议派，结成反革命联盟，重新上台，更加疯狂地进攻红色根据地和镇压人民抗日民主运动。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农村根据地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的发表

　　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经过短期的策划，自任总司令，发动了对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敌人先集中力量向鄂豫皖区和洪湖区发动进攻。郭豫皖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等部组成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开始时曾给进犯的敌军以重大的打击。但当时窃据红四方面军领导职位的张国焘，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已经是“偏师”了，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而不作继续反“围剿”的准备。当敌人再次进攻时，又惊惶失措，没有得到党的允许，便率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退出鄂豫皖区，转到了川陕边界。红二军团也退出了洪湖区，转移到湘鄂川黔边境。

　　（原注：1931年1月上旬，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会师，合编为红军第四军）

　　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以陈诚、罗卓英等部为主力，用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敌人分三路向广昌推进，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的主力。由于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在中央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贯彻，红军仍按照毛主席的军事原则，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一日，在宜黄南部之黄陂、大龙坪、登仙桥，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歼敌两个师。三月二十一日，又在霹雳山，雷公嵊，围歼敌人一个师，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胜利后，向浙赣边界发展，与闽浙赣根据地联成了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有了发展。至此，全国红军扩大到三十万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宣平说：注意，这时毛主席不是总指挥，因为被撤了职。实际上，是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的。）

　　从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开始，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查田运动。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根据地的情形极为复杂。不少地区的封建势力还没有来得及肃清，有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混入了乡村党政机关和民众团体，土地革命的果实没有完全落到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的手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工农民主政府首先在瑞金等地发动了查田运动。一九三三年六月，毛主席召开了石城、宁化、长汀、汀州、瑞金、于都、宁都、胜利等八县查田运动大会，批判了包庇地主富农的右的错误，反对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中小工商业、消灭富农的极“左”政策。会后，广大农民和干部纷纷动员起来，查阶级，查田地，重新没收地主隐匿的土地财产，重行分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查田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根据地闽、粤、赣三省共查出了隐瞒成份的地主、富农一万三千六百多户，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余担。查田运动的开展，进一步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打击了反革命，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例如瑞金县壬田区，不到两个月就扩大红军七百余人，卖给红军谷子一千九百余担。一九三三年，中央根据地的农业收成，比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宣平说：“1931年和1934年，中华苏维埃在瑞金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均被选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根据地建设却受到了错误路线的严重干扰。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在白区工作遭到破坏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后，进一步排斥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变本加厉地推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他们放弃根据地的经济建设，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片面地强调动员全部财力、物力，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致使根据地社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改政策，和消灭富农经济、打击中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干扰了土地改革和查田运动，影响了根据地的生产。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扩大主力红军，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建设。他们否定正确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和官兵关系，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取消了红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任务。

　　为了抵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被夺了权的情况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和党的利益，自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四年初，在根据地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重要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人民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伟大思想。

　　毛主席明确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因为，只有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从物质上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才能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从经济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巩固革命根据地。因此，动员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就成了当时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大任务。毛主席还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规定了基本原则：“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杜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政策》)并规定了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奖励发展私人经济同时并进的方针，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强调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此，党和红军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紧密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全力支持革命战争。

　　建设和巩固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是实行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毛主席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各阶级、阶层的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制定了正确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把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党的政策。这样，就从农村阶级关系上进一步解决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策略问题，批判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各项“左”的政策。

　　毛主席的这四篇光辉著作，代光了我们党关于建设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制定党对农村各阶层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才使根据地的军事、政权、经济等方面的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绩，长期支持了红军的反围攻战争。

　　王明“左”倾路线对红军战争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下，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准备，一九三三年十月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并以五十万兵力集中进攻我中央根据地。在这次反革命“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战术，采取了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作战方法，仅在中央根据地周围就修筑了近三千座碉堡，企图从四面包围、压缩、蚕食我根据地，逐渐消耗我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最后迫使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目的。蒋介石的这一次进攻虽然比过去严重，但这时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又有几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条件是有利的。根据地广大军民斗志昂扬，决心消灭来犯之敌。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那末，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导致了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召集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王明路线发展的顶点。会议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形势的发展，盲目地宣称“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断定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间题”。说什么，“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

　　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相适应，王明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逐步在红军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要求红军实行所谓“正规化”，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反对红军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的方针，要求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他们反对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上的速决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正确方针，要求“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们以这套错误的所谓“新原则”代替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第五次反“围侧”战争一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敌军为割断中央区和闽浙赣区的联系，首先占领了黎川。红军由福建回师北上，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歼敌一个师，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违反“慎重初战”的原则，不把洵口战斗看作是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急于收复黎川，冒险地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结果，红军在硝石一战不胜，资溪桥再战又不胜。以后，就辗转寻战于临川、金溪、黎川地区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了被动地位。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蒋介石调来福建从东线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这正是红军消灭敌人的良好时机。毛主席力主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赣南闽西的敌人回援其统治中心，这样，既可粉碎敌人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又援助了福建人民改府。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拒绝采用这一扭转战局，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的正正确措施。“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集中全力进攻红军。敌我双方在宁都、建宁、泰宁地区，相持达九个月之久。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拼命主义。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们捧着消极防御当宝贝，把兵力分得很散，强使红军在敌人的堡垒面前，构筑工事，进行短促突击，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打阵地成、堡垒战、消耗战。他们企图用消极防御来“顶”住敌人，其结果却使自失了主动，既未能消灭敌人，也未能保住根据地。红军在广昌战役失利后，即退守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接着，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役中，“左”倾机会主义者继续推行消极防御路线，使红军有生力量又遭受严重损失。到了一九三四年，反“围剿”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之久，红军在错误路线的危害下，被压缩在敌人堡垒线的包围中。这时，毛主席再次提出以主力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拒绝这样做。“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七军团由江西瑞金北上抗日，经福建、浙江、安徽转入赣东北。十月，在江西德兴附近，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军团，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继续北上的征途中，红十军团多次打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不少胜利。十一月，进到杭州、芜湖附近一带。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赣东北的怀玉山，遭到国民党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的围攻。红军英勇突围后，继续在闽浙赣根据地坚持斗争。在突围中，方志敏同志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头目，包括蒋介石在内，用尽各种方式来劝降。面对着敌人的威胁和利诱，方志敏同志始终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以“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的大无畏精神，回击了反动派的无耻伎俩。在敌人的法庭和监狱里，他义正词严地斥责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罪行，宣传了我党的革命主张。一九三五年七月，方志敏同志英勇就义于南昌。

　　一九三四年八月，紧接着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后，湘赣区的红八军和湘鄂赣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军第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先遣部队，开始突围西征。十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红二军团会师，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二、六军团在桑植、石门、印江等地开展活动，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八十多个团的“围剿”，部队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连同中央机关共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和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西转移。党中央决定，由陈毅同志等率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三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陕甘边区以外，也先后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初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长征开始前，他们既不在红军和干部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不认真进行战略转移的组织准备。长征开始后，他们以消极的防护作战，来掩护整个部队和庞大机关的转移，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那时，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防线，阻拦红军前进。广大红军战士和干部前仆后继，英勇作战，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线，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防线。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和红二方面军的会合上，不顾一切地命令红军硬攻硬打。

　　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红军与敌军激战一星期，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却使部队损失过半。在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中央红军已减员至三万多人。党和红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再和优势敌人硬打硬拼，红军就有覆没的危险。在这个紧要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使被动转化为主动。毛主席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支持。十二月，红军政克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决定向贵州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损失，使广大干部和党员逐渐认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觉悟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攻失败的教训，集中在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攻’的主要原因。”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决议强调指出，当前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会议撤换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遵义会议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我们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我们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从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扩大与缩小的多次反复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毛主席才是自己的伟大领袖，只有毛主路的革命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流了多少鲜血，付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从此，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永远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前进！

　　（宣平说：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又一次失去了兵权——不超过24小时。根据刘继兴同志所言，“3月10日，在前线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急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歼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电报后，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当日就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开了整整一天，史称“苟坝会议”。

　　所有与会者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不同意。他认为：打鼓新场四周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周恩来自述》，第176页）

　　独木难支的毛主席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进行抗争，张闻天不客气地说了一句：“不干就不干！”曾在遵义会议上就对毛主席很不满的凯丰也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愤而离去。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由周恩来起草作战命令，毛主席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遵义会议后的职务）被解除了。

　　被解除军职的毛主席心中仍然牵挂着党和红军的安危。思来想去，他决定再努力一把，于是当天夜里，他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地，在凛冽的寒风中，去找周恩来。

　　见到周恩来后，毛主席再次力陈己见，让慢点下达攻占打鼓新场的命令。说来也巧，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

　　看过电报以后，周恩来对毛主席敏锐的战场观察力佩服不已。随后，他俩又连夜找到朱德，达成了共识，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翌日，张闻天再次主持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毛主席的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也恢复了。

　　红军再一次化险为夷。事后证明，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足足有五个纵队，加上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共有100多个团、40万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战端一开，必会全军覆没。）

　　第五节 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反对张国焘逃跑主义的斗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红军广大指战员后，人人欢欣鼓舞，个个斗志昂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精简了机关和后勤部队，丢掉了笨重的辎重物资，采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中央红军北上经桐梓渡赤水河时，四川军阀急忙调集三十六个团的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构筑调堡封锁了长江。红军遂改变计划，西进至滇东北之威信。蒋介石又调国民党中央军奔集阻拦。红军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消灭了贵州地方军阀的两个师。接着，我军同敌追击部队周浑元、吴奇伟部展开激战，一直打到乌江边，歼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来不及渡江的，悉数被歼。这一成役，共歼灭敌人二十个团，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十）

　　三月，我军又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赤水入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布置封锁线，企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但红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唯恐红军夺取贵阳或东出湘西，慌忙调集云南军阀部队至贵阳及其以东地区，妄图阻止红军前进。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三军团占领倪儿关，掩护全军通过湘黔公路，然后分两个纵队向云南进发。四月下旬，红军进逼昆明。云南军阀龙云主力东调，后方空虚，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准备死守。我军却虚晃一枪，分三路向金沙江挺进，连夜急行军，抢占了绞车渡，用七只小船，经九天九夜，于五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当敌军大队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敌军之间，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途中大量歼灭敌人，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反革命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我军作战史上的光辉典范！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党中央在会理召开会议，粉碎了林X、彭XX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阴谋夺权的反党分裂活动。会后，红军继续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红军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宣传了红军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主张，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派挑拨汉彝两族人民关系的阴谋，释放了被国民党政府监禁的几百名彝族人民。依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地区，赶到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我第一师连夜渡河，扫清北岸的敌军，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沿着大河东岸，同河西的第二师夹河而上，五月二十五日，西岸红军开始强夺泸定

　　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下是惊涛孩浪。红军二十二个勇士，组成突击队，手持步枪，身背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密集的弹雨，攀着铁索，冲过桥去。接着，后续部队也冲过了桥，占领了泸定。三十日，红军大队人马从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在汉源，红军击溃了四川军阀的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遇到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的险阻。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山上白雪皑皑，积雪最深处有十几丈，掉下去就再也爬不上来。山中气候恶劣，瞬息万变，空气稀薄，使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红军战士手拉着手，坚定地向前迈进，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走的抬着走，终于翻过了第一座大雪山。六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陕边境后，和当地川东游击队会合，以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边区根据地，部队扩大到八万余人。川陕根据地红军在一九三三年底至一九三四年九月，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从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张国焘就被蒋介石在第五次围攻中的反革命气焰所吓倒，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一九三五年三月，在胡宗南匪军进攻下，张国焘竟自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四川西康边界退却。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政治局于六月十八日作出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二十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在抗日前线的西北部战胜敌人，开辟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但是，张国焘却反对毛主席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就已成立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企图使红军退却到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去。这时，他主张红军向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党中央、毛主席拒绝了张国焘退却路线，决定红军继续北上。

　　（原注：转引自《中央关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5日）

　　两河口会议后，毛主席率领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于七月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张国焘不但坚持他预定的退却计划，而且妄图按照他的意志改编红军。为了同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宗派分裂活动作斗争，八月初，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低落，而是继续向前发展。因此，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估计革命的力量，从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再次肯定了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批判了张国表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在经过尖锐的斗争和耐心的说服教育后，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的方针。

　　毛儿盖会议后，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一、四方面军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继续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主力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组成。右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从毛儿盖出发，来到了纵横数百里，人烟稀少的水草地。草地到处是淤黑色的水，人吃了就会中毒，伤口泡了就会红肿遗烂。草茎和腐草结成“泥潭”，人在上面走过，一不当心，就会陷下去。加以天气变化无常，行军途中缺乏粮食，真是困难重重。但是，最大的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红军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斗争，终于在茫茫的草地上踏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胜利地越过了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巴西。左路军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从卓克基出发后，原定经上下阿坝出草地，进至班佑与右路军会合。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路线，当左路军通过草地进至阿坝后，他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反诬中央红军是逃跑主义，公开在军队中进行反党反中央的背叛活动，甚至阴谋以武力截击中央，危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紧急形势下，党中央于八月二十九日在巴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脱离危险区域，同时把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以实现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部署。

　　九月初，红军北上抗日支队从巴西出发，渡包坐河，进入四川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会议，听取了毛主席《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素错误的决定。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反党、分裂红军和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森的错误展开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沿白龙江前进，到达甘肃东南部腊子口。腊子口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是一条长约三十米，宽三米多的隘口，它是甘南和岷县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用了三个团守在隘口，妄图阻止红军北出甘南，阴谋将我军消灭于雪山草地。红军一方面发动正面进攻，一方面机智地攀上陡峭的石壁，绕到守敌的侧后，夹击敌人。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于九月十七日突破了天险腊子口，并乘胜追击，歼灭了大部守敌。接着，红军越过岷山千里雪，到达甘南之氓县、西固间的哈达铺。以后，又连续突破了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跨过了长征途中的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旗镇，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红军越过岷山之时，写下了歌颂这个历史性的长征的光辉诗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龄逐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十二个月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红军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

　　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了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播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设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中央红军向陕北进军时，原来活动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组成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十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胜利会师。当时，蒋介石正向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下，陕北根据地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十一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毛主席的指挥之下，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少数兵力诱敌进入直罗镇，而以主力埋伏在镇的南北两边山地。第三天下午，敌一○九师开进直罗镇。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同时砸向直罗镇，敌人纷纷瓦解逃窜。不到两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全歼敌人一O九师。接着，又乘胜追击，歼敌一○六师一个团，并迫使敌一O八师、一一一师退回甘肃境内。从东路进犯的敌一一七师，也随着退出了鄜县。正是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挽救了陕北根据地，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毛主席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张国森另立中央、分裂红军路线的破产

　　张国焘截击中央的阴谋破产后，擅自率领被其欺骗和控制的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南下，重过草地，翻雪山，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逃跑。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张国焘野心毕露，不顾其他同志的反对，在绰木碉宣布成立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自命为“主席”，公开打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黑旗，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宣平说：据网上的一些资料记载，“1960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重回中国，在采访中向毛泽东主席提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毛主席、党中央对张国秦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的决定。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在他的退却路线的危害下，红四方面军遭到了严重的挫败。部队重过草地南下。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不利，行军途中没有粮食，严冬时节没有棉衣。在天全、芦山停留三个月，受到敌人的多次围攻，部队损失很大，而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阵地被敌人突破，才不得不退到西康的甘孜一带，仍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期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奉命开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广大地区，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七月初，红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委员，贺龙同志任总指挥。这时，张国焘又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红二方面军同意他的错误路线，共同反对中央。但这一罪恶企图遭到红二方面军的拒绝而完全失败了。由于毛主席、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的原则，由于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纷纷起来同张国焘作斗争，由于张国素的错误领导毫无出路，最后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的一套伪中央的组织机构，表面上同意北上，实际上仍然野心不死。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经东谷、阿坝、包坐，再过雪山草地，十月到达甘肃的会宁地

　　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也转战到这一带前来迎接。于是，全国的三大主力军，在会宁地区会师，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的任务。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壮大了革命的声势，使我们党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

　　会宁会师后，张国焘仍在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他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什么“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五千余人组成西路军，于十月二十六日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向青海西进。部队到达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队辗转包围，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抗击，仍遭惨败。最后只剩下八百多人，从祁连山突围到新疆，经党中央的营数，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回到延安。

　　一九三七年四月，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党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作出了系统的总结。会议指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中已经开始出现，在川陕根据地时已发展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区到成立伪中央，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则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会议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性，不畏险阻，艰苦奋斗，英勇苦战的革命精神，并对此表示深切的敬意。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在路线上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会议号召全党全军在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积极完成党的伟大任务。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于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仍尽力进行教育和挽救，重新分配他担任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

　　张国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表示接受党对他的错误路线的批判，并发表声明，表示“今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实际上却准备最后叛党。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借口去陕西中部祭黄帝陵，只身逃出陕甘宁边区，跑到西安和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胞，成了可耻的叛徒。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张国兼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整颜党的作风》)四月十八日，党中央决定将叛徒张国焘开除出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路线的危害，损失很大。到长征结束时，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二万五千人，革命根据地只剩下陕甘边区一块。我们党的力量，从数量上看是暂时减少了。但是，由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了党的指导路线，从质量上看却比过去更强大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头，朝气蓬勃地去迎接新的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六节 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发表

　　瓦窑堡会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三年又向我热河、察哈尔发动了进攻。由于蒋介石政府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三月日寇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接着，又占领长城各口，并进攻滦东，直逼北平、天津。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寇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

　　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