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等人为何这样低能？

茅于轼等人为何这样低能？

作者：王世保

毋庸置疑，象茅于轼、厉以宁和张维迎这样的中国经济学文士都是高智商的，但是当他们把唯理的经济学理论用于解决一些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其开出的处方往往是为世人所诟病或不齿。高智低能的现象让这些赫赫有名的经济学文士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大大受损，也使得他们遭到多数国人的批驳和辱骂。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既与这个群体盲目地推崇市场经济理论而食洋不化有关，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唯理特征有关。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成型过程中汲取了大量的数学知识，并将其作为推理和论证的基本工具。现代数学知识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其唯理的特征，即这些依靠数学知识推演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多是一种纯理性的经济分析模型。这些经典的经济分析模型所具有的理性建构特征使得这些理论只能对一些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抽象和孤立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些唯理的经济政策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要涉及到政治、文化、风俗习惯，乃至伦理等等诸多非理性和非经济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往往导致单纯地利用唯理的经济分析模型难以解决现实中被主观定性的“经济问题”。如果撇开那些非经济非理性的因素，仅仅从经济分析模型中推演出那些纯理性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些方案看似合理，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我们的经济学家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经典的经济分析模型永远都是理性建构的产物，它们在人类的自我世界里才是合乎逻辑的，才是正确的。

我可以用茅于轼饱受批评和攻击的几条言论来对上述论断做出进一步地印证。茅于轼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主义崇拜者，而支撑市场主义的经典的经济分析模型就是供求规律。这个市场供求规律就像由伽利略开创的奠定近代物理学理论的自由落体理论一样，只是一种纯粹理性的产物。我们知道自由落体理论只有在人造的真空环境里才能得到完全一致的验证，但是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一个掉落的物体就要受到流动的空气的影响，于是自由落体运动就变成了扭曲的不规则落体运动。物理学如此，经济学理论也是如此。但茅于轼老先生对市场主义的坚定信奉，让他往往忽视经济问题中的那些非理性非经济因素的存在，以致于弄出一些让世人耻笑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来。

略举几例，就可以让世人看清这些纯粹的经济学文士在解决一些问题时的理性幼稚病：

第一个例子：中国不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国际粮食贸易可以为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

如果单从市场经济的供求分析模型来看，茅于轼的这种判断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粮食作为一种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其在国际上的贸易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政治问题。如果象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国际粮食贸易来达到某种政治企图时，这样的粮食供求规律就不会再起作用，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即使有钱在国际上也买不到粮食或者粮价大幅攀升的现象出现。

第二个例子：大幅提高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价格，可以解决买票难的问题，并能维护乘客的利益。

茅于轼的这种论调也是从纯粹的市场供求分析得出的。只要把票价提高，买票的人数就少了；买票的人数少了，乘客乘车就不那么拥挤，于是其利益也就得到维护。但这里完全忽视了一个非理性非经济的因素，也就是春节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习惯，哪怕千金难求一票，在这种回家过年欲望的驱动下，也要去购票回家。于是，这种非理性因素导致供求分析得出的结果必然错误，那就是即使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价格提高了，回去过年的人数照样不会减少。与以前相比，由于火车票价格提高，再加上拥挤，那么乘客的利益就会受到双倍的损失。

第三个例子：廉租房应该只设置公共厕所，就能阻止富人与穷人争租廉租房

茅于轼的这种建议也是建立在富人购置廉租房只是用来自己居住的理性假设的基础上的。依据茅的判断，富人不会去争购这种降低自己身份或者使用不方便的无厕廉租房，所以穷人就可以有充足的廉租房用来廉价租住。但他却忽视了富人购置这些廉租房还有其他一些用途，即这些廉租房可以租用下来进行二次出租。二次出租必然会抬高穷人租房的价格，而且租用的这些高价廉租房与以前那些低价的相比还没有厕所，穷人的利益也进一步受损。

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盲崇与这些理论的唯理特征使得这些所谓的精英人士在面临现实的“经济问题”时往往表现得低能。事实上，这些“高智低能”的经济学文士自身也是受害者，这就是唯理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塑造出来的必然是一种纯理性的理论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