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段落节选与笔记：第二部分

　　第二章：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A: 自发高潮的开始

　　a. 自发的罢工运动的变化：

　　 70年代和60年代的罢工及相关现象和本质：

　　[…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

　　[…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

　　[…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

　　[…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b. 向工人灌输社会民主主义的必要性：

　　[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原注17］，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原注17］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注："既然谈不到….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这一段实际上出自第二节"对自发性的崇拜"，但考虑到这讲的同样是关于向工人灌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必要性的问题，故归纳到此处。)

　　c. 何时该考虑提出广泛的纲领与战斗策略

　　[ 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原注11］，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原注11］ “《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90年代末，即使在90年代中期，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欣赏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 注：列宁在此处讲的"缺乏修养"，指的应该是运动中的领导者在当时缺乏合适的行动方法和了解以及分析当时实际情况的能力等等。)

　　B. 《对自发性的崇拜 《工人思想报》

　　a. 从《工人思想报》看"自发性 压倒 "自觉性" 的表现

　　[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

　　(注："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 指的是沙俄的警察。)

　　b. 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意见分歧与三种情况：

　　1)  "青年派"与"老年派"的分歧：

　　[ “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

　　(注：这里提到的 "章程" 指的是《工人储金会章程》)

　　2)  三种情况：

　　[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像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

　　[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 （《工人事业》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比在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

　　C.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

　　a. 《工人事业》的 "模糊" 观点：

　　[ 但是，《工人事业》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业》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将决定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任务〈黑体是我们用的〉和性质。”]

　　b.  列宁的分析：

　　[ 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是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

　　c.  策略与计划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

　　[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

　　[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

　　思考：

　　1.  列宁在这一章中主要讲的问题应该是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一种过于依赖 "自发性运动"的倾向，这个倾向导致了两个问题 (分别对应了工人运动的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内的问题)：

　　 第一，由于过于注重运动的 "自发性"，而忽视了向工人阶级灌输 "社会民主主义"的必要性，这将导致工人运动会滑到工联主义的斗争路线上从而偏离的原定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自发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第二，因为过于重视运动的"自发性"，使得社会民主党的部分成员轻视了运动中"计划"的必要性，这会导致社会民主党只能跟在运动的后面而不能在前面领导革命运动。(这是"自发性"对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

　　2. […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 这个观点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随着群众运动的进行，可能会导致有必要修改原有的计划以应对运动中新的挑战与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在运动中"走一步，想一步"。

　　第二部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