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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平等与资本主义

火烧 2015-04-16 00:00:00 思潮碰撞 1027
文章从左翼视角探讨体育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批判资本主义下资源分配不公,指出运动参与受阶级、性别和工时限制,呼吁政策改革以促进基层与女性参与体育。

  原载于“左翼21” 2010-12-15

  特区政府推动申办2023年亚运一事甚受争议,引起社会广泛讨论。但综观现时舆论流行的观点,除了少部分人提到体育管治的民主化外,涉及基本原则和价值的说法始终不多。本文企图站在左翼关怀不平等、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就当下的讨论作出三点补充。

 

  参与体育的不平等

 

  首先要讨论的是做运动和社会不平等。特区政府积极推动申办亚运,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理据为推动体育风气,让大众有更多动力做运动云云。不少反对者却指出资源应多放在扶贫、教育等民生上,而非用在搞亚运。这种反对论点,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但如果亚运真的能够令大众多做运动,以基层的观点出发,花钱搞这场「盛会」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事实上,除非我们将一切的体育以至康体活动视为麻醉人民革命意识的工具,否则要提升劳动人民的生活素质,鼓励他们做运动确是应有之义。

 

  问题是,假如香港做运动的风气不盛行,其原因是因为缺乏一次亚运吗?根据2001年康体发展局的研究结果(《香港体育参与情况调查二零零一》),大部分香港人不做运动的主要理由是没有时间。该研究同时指出,原来运动参与的不平等其实反映着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蓝领、低收入人士和妇女的运动参与率都比不上专业人士、收入较高者和男性。虽然我们要较深入的研究才可以找出改变的策略,但当大部分受访者指出不做运动的主要理由是没有时间,我们便知道这是主办亚运无法扭转的因素。

 

  既然大部分少做甚至不做运动是因为时间不足,要真的提倡普及运动,我们便要推动政策让大众有更多公余的时间享受生活。试想想,一位基层工友每工辛劳工作十小时甚至更多,还怎能找到时间和精力做运动?即使这位基层工友每星期有一天假期,但六个工作天的工作大概已令他/她宁可在假期时彻底休息。由此可见,没有标准工时、最低工资等基本保障,又怎能让基层劳工有闲暇和精力参与体育?

 

  妇女的运动时间较少是甚么原因呢?在我们身边最多的免费体育设施,如足球场和篮球场都大多是由男性垄断,又应该如何解释?难以否认的是有文化因素(即女性要斯文的想象)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要真正对症下药,看来还需要去聆听女性的声音才行。但如果返回之前所说的时间问题,我们也有理由怀疑是家庭角色限制了不少女性投入运动的机会。政府要做的除了加强教育外,大概还是提供大量免费托儿服务才能助女性在家庭岗位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有自主的时间做运动。

 

  竞技运动与资本主义价值

 

  另一个现时社会鲜有讨论的方向是精英竞技运动的意义。除了艺术发展外,精英运动员大概是社会上仅有要求多拨公共资源却鲜有人会质疑的群体。但究竟为何精英运动员值得支持?没错,如果运动员在场上能交出成绩,确是有凝聚社会的功能。但这样的一种凝聚又有何内容?亚运场上的竞逐,是国与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竞逐。在凝聚内部的同时如何避免排外,殊不容易。这方面的危险性较易察觉,但对当权者来说,提倡精英竞技运动却另有更隐蔽的议程:那就是合理化资本主义的竞争精神。

 

  竞技场上运动员之间的斗争,其实是复制着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强调个人竞争的丛林理论。而且运动场上讲求运动员服从裁判、不要「输唔起」,承认自己技不如人。这无疑是有一种教育功能:不要质疑社会既有的制度,即使你是输家,也要心悦诚服。当一个小朋友在小学的校队选拔中落选时,已经在接收这样的讯息。到有运动员在顶尖的比赛中得奖,大家又宣扬运动员不怕艰辛,力争上游、克服难关的精神。不是说这样的故事不值得肯定,但无论在运动场还是职场,赢家永远是少数。将运动员选择参加的竞技运动法则,延伸到我们(暂时)无可避免要参与的资本主义竞游戏,无疑令人遗忘了动用集体力量去改变制度的可能性。

 

  藉主办亚运追逐资本

 

  第三个在现时的讨论中被忽略的方向则是权贵们反复强调的城市名片功能。当东亚地区其它城市、邻近的华人地区均有举办大型运动会或者博览会的经验时,曾德成、霍震霆等人抱着「执输行头惨过败家」的想法,致力避免香港「边缘化」。这种接受、参加以至是强化城市间竞争的想法,源自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资本跨国流动,各地政府为了争逐这些资金,就要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吸引这些资金为首要任务。劳动人民的死活?政府当然要管,但前提是不能损害营商环境。

 

  当最新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已令不少人在反思这种对资本的追逐是否合理;当劳动人民深受热钱流入的通账所害时,这个城市的权贵却仍然乐此不疲地追逐资本,甚至为了追逐资本而花上亿计的金钱办亚运。这再次说明了特区政府真正的老板不是人民,而是资本家。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认为左翼的角度一定会对竞技运动和大型运动会不以为然,故左倾人士理应反对亚运。这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事实上,不少人都试过利用竞技场来宣扬进步思想。最有名的当然是六八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史密夫和卡路士举起的黑人力量拳头。在观众席上,德国汉堡的甲组足球队圣保利、意大利甲组的利禾奴,其球迷都不忘在看球时宣扬左翼思想。在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工人组织亦举办了多次工人奥运会,将竞技运动与社会主义连结在一起。

 

  亚运,或许不是不能办。但要倾力支持办亚运的话,我们恐怕要将整个亚运会大幅度改革,让它成为一个推动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平台。这纲领有何内涵,则不是本文能够深入探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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