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浅析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前苏联解体转眼间已近二十年了，但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兴盛一时的国度瞬间解体的原因，人们依然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所以近二十年来各种相关的文章、论著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在前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探讨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再次成为了热议的话题。而所有关切国际共运的有识之士更是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地思考和总结其中的原因与教训，希望从中探索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虽然对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众多的解读，但概括地说不外乎“外因论”，“内因论”，和“内-外因论”三种说法，而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无不显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或限于现象的罗列，或限于从理论到理论，始终无法揭示其深刻的根源和必然性，从而使前苏联的解体成了一个偶然、孤立的社会历史事件，视乎只要排除了某些因素，前苏联的解体就可以避免似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前苏联的解体绝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的社会历史事件，而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及其内在的必然性。　　

支持“外因论”的依据有二个较熟悉的版本，一是美国的“金融战”搞垮了前苏联，二是撒切尔夫人搞垮了前苏联。这种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呢？众所周知，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的，只有在内因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当前苏联具备了充分必要条件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作用。那么前苏联是在什么时候具备了充分必要的条件呢？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又是否能据此为分水岭，将苏联划分为两个时期而认为戈氏前的苏联就不会解体，戈氏后的苏联就会解体呢？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前苏联的解体乃是一个从小到大，由少到多，长期积累的过程，只是到了戈氏上台后才总爆发了。策划“和平演变”始于二战结束之后，发生作用却在戈氏上台之后，所以“外因论”的说法只有在戈氏上台后才能成立，而在戈氏之前是不能成立的，并不能解释前苏联解体的全过程。　　

“内因论”的说法又分为“个人因素论”（戈尔巴乔夫），“经济因素论”（连续的经济衰退），以及“政治因素论”（党的基本思想路线和政治腐败）等。其实在戈氏接手时，苏联已经不是一个“好端端”的苏联了，而是一个问题堆积如山，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苏联了，戈氏是临危受命的。而且在苏共党内有着极其严格的用人审查制度，派系林立，暗流汹涌，戈氏能够顺利上台，本身就证明了他所具备的实力和能量；如果凭他的实力和能量能够搞垮苏联的话，那么也同样能够搞好苏联，从个人角度讲，搞好苏联总比搞垮苏联的好，至少自己不至于被别人轰下台；况且也没有充分的事实足以证明是戈氏搞垮了苏联的。　　

尽管在一战和二战后苏联的整体国力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提升，而事实上苏联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一直都没有理顺，大大小小的调整从来没有间断过——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交错进行，磕磕绊绊走过了大半个世纪，这是一个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然的艰辛过程。　　

“政治因素论”以张全景《苏联亡党亡国的五大原因》较为全面，却远没有说深说透，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没有被揭示出来，因为这五大原因仍然属于现象层面，并不是本质与根源，只要在这五大原因之后加上问号就还能够再追问下去；只有当这五大原因的回答归结于同一个节点的时候，才是前苏联解体的原因真相大白的时候，就像山峰的最高点只有一个那样。在前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上是坚持“一元论”还是“多元论”的观点，反映的不只是程度、角度的问题，“多元论”必然导向不可知论。　　

“政治因素论”中的“政治腐败因素”仅仅是“必然性”的伴生物，由根源衍生的现象，当“必然性”被揭示之时也就是这种伴生物和现象被消除之日。　　

“党的基本思想路线”乃是具有难度的问题，就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自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类的问题一样。毛泽东说过，党内真正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邓小平说过，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样的。至少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距了，只是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的时候才有一种油然而起的失落感——这就是认同！说明虽然彼此之间存在差异，但毕竟都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　　

大凡论及前苏联的文章，都无不回顾其革命与建国的历史；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至今尚历历在目，纵使复述千万次也不会走样；但仅仅复述这段历史是不够的，虽然前苏联解体的根源深深地隐藏其中，重要的是在于能否“从老黑格尔的粪堆中啄出辩证法这颗珍珠”（列宁语）。之所以说“复述”，是因为没有抓住某个关键的节点，或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走题、跑偏了，从而也就无法揭示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鉴于“十月革命”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前苏联经历了一个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实施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前苏联社会所有制关系形成和确立至关重要的过渡阶段，奠定了她的社会制度基础，决定了她的社会制度性质，并构成了她的全部社会关系核心。然而，限于当时及其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政治上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十分欠缺，所以对前苏联的社会性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等判断模糊不清，“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的认定都具有强制性的。事实表明，随着“国家资本主义”任务的完成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削弱，反而因为二战的爆发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而之后的前苏联社会便沿着这一轨道惯性运行了。　　

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所有制关系并非是“全民所有制”，更非“公有制”，“实际上还是国家所有制”，“所以我们通常把全民所有制经济称为国营经济”，也就是用一种国家所有制形式取代了另一种国家所有制形式。薛老的这一研究成果是极其重要的，从根本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深刻、内在的社会矛盾根源，为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客观的现实依据。国家所有制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反映的则是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的胜利往往容易掩盖她的不彻底性，从而留下隐患；就像一座大厦的基础存在隐患一样，越往高层发展危险就越被放大。　　

必须指出，“国家所有制”作为一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具有双重演变的倾向，1、国家所有制——全民—公有制，2、国家所有制——官僚—私有制。这种双重演变的倾向使前苏联社会一方面存在着变革进步的要求，另一方面存在着复辟倒退的危险；这种双重演变的较量贯穿于前苏联大半个世纪以来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具体表现为经济建设与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由于这种过渡形式的国家所有制关系没有被揭示出来，在认知上稍有偏差，在实践中就极易发生方向性的错误，“和平演变”就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前苏联的社会沿着惯性的运行，使国家在社会的主导地位愈益获得强化，最终国家所有制蜕变为官僚所有制，国家意志蜕变为官僚意志，人民国家蜕变为官僚国家。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苏联的解体才具有必然性，是由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而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政治腐败等等现象都是从这一土壤中滋生出来的，是必然性的伴生物。　　

理论滞后——理论虚化——理论功能丧失综合症。这同样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既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也不是中间突然断裂的；一方面是实践中认知的偏差，另一方面则是理论研究的滞后。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是经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长入的，并且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助产婆的意义和作用；而列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却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可以率先取得成功；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一个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适用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落差；虽然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却不同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适用的理论就会有相当大的差异，这就难免会产生诸多的不适应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语）。落差是事实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关键在于实践者们在主观上是否认识到这种落差的存在，并且去揭示这种落差的本质和形成的根源。现实的情况恰恰在于，长期以来，实践者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落差，甚至否认这种落差的存在，更没有付诸弥合的努力——“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当然，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不能苛求实践者们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不是科学的态度，也是不现实的。　　

前苏联的理论研究任务主要交给了各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受主客观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理论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先天不足，所适用的只能是“削足适履”的方法；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而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注释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是说，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理论，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章句学”，成为了典型的“经院马克思主义”；即便是思想理论界也自认为这是一种“注释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误入了教条主义歧途。“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马克思语）。这种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背离必然导致理论的滞后，使马克思主义日益丧失了她所具有的批判性与指导性的特质，而增添了浓重的辩护色彩，沦落为纯粹的工具，这实际上是一个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虚化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任何胜利都是制度的胜利，任何失败都是制度的失败，而更重要的则是支撑制度大厦的思想理论体系。但任何的不彻底性都将导致思想理论体系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往往是致命的。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实践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而实践因缺乏理论的指导又不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理论的滞后最终演变成了理论的缺失，——“理论功能丧失综合症”。由于制度大厦缺乏思想理论体系的支撑，其坍塌也就是必然的了。二战后的原社会主义各国几乎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无论是在取得政权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还是在取得政权的方式方法上，以及所仿效的社会制度模式上都是基本相同的，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甚至在时段上也是基本相同的，所以也几乎在相同的时段上相继解体了。　　

                                                    2011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