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7章

　　第37章

　　“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

　　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话说1964年9月初，毛泽东写信让秘书借书，他嘱托说：

　　“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30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9月7日，毛泽东到了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他在谈话中再次对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要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他还说：

　　“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5%、不依靠95%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9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农垦部党组《关于党组扩大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讨论意见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 

　　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报告转发各地，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督促各国营农场执行。一些国营农场经过初步整理已有进步，1963年比1962年增产35%，商品粮增加一倍，今年又可以增产14%。国营农场增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很大，只要加强领导，还能继续大幅度的增产，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上，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一、必须彻底改正硬搬苏联单一经营方针，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

　　二、必须改正只把18岁到45岁算作劳动力的办法，这种规定是错误的，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不是把17岁以下和46岁以上的劳动力除外的，即不是不算作劳动力的。各地应当把一切可以参加劳动的人都安排他们的劳动。在农场不应存在就业和失业问题，不采用退休和开除办法。对于犯罪分子由司法机关判刑，由原单位进行劳动改造；不须判刑的由群众监督劳动。

　　三、农场在农闲时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管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只要是用自己的闲余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就不计算在基本建设费用内。农场利用自己劳动力进行种树、修田间水利工程、平整土地、保持水土、修路、修晒场、修仓库等都不算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费在基本建设费内开支。农场自己繁殖的幼畜作为增添的固定资产，这种固定资产到使役后才折旧，每年报销一次幼畜饲养费，不作基本建设费开支，过去把这种开支作为转群费列入基本建设项内的制度是照搬苏联经验的，是极不合理的，应当取消。

　　四、职工利用农闲时间自己修建或修理房屋，应当鼓励，并给以支持，过去对于这些修建工程都按基本建设加以控制是错误的，应当改正。

　　五、国营农场应当建立自己的小型的粮、油、糖加工厂，以利用农闲劳动力发展生产，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以上5点，请各地党委根据当地情况及时注意解决。至于实行亦农亦学制度，必须逐步进行，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才逐步推广。 

　　中央 1964年9月8日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会见了举办北京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法方负责人，他在谈话中说：

　　“戴高乐总统7月23日批评了西德。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9月17日，周恩来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是早试验。二是晚试验。三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验。毛泽东听了就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9月21日，毛泽东拿起周恩来这一天刚刚送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2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令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3同志参加。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毛泽东看罢，提笔写了一个简短批示：

　　“已阅，拟即办。”

　　此后，毛泽东从南方回到了北京，他听说轿车司机朱德魁患了肝炎，久治不愈，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一个名叫李志绥的保健医生到医院去看望朱德魁。

　　吴旭君和李志绥到了医院，向朱德魁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还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了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吴旭君回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朱德魁总是琢磨自己是否离死期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就又派身边的人去看望朱德魁，并将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条幅，送给了朱德魁。

　　后来，朱德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改由中医治疗，他的身体终于奇迹般地康复了。

　　9月间，王力随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王力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职务，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决定让王力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让他跟随彭真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彭真在这次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一个“优秀干部”。据师东兵在《王力访谈录》中记载，当彭真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插话说：

　　“我们不要轻易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江青闻讯后说：

　　“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9月25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给江渭清9月8日检讨信的复信做了部分修改，他加写的内容是：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上看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写给他的一封信，就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陈莲是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孟起予的女儿，她在9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和演出中的一些问题，并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批语中写道：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9月27日

　　接着，他又在署名之后加写了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

　　9月30日，刘少奇就江渭清9月8日的检讨信发出了《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批评江渭清在给他的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刘少奇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他还说，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10年前更多了，还是比10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10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在信中又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

　　在这封信中，刘少奇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他说：“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刘少奇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在信末，刘少奇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的指示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l5日，江苏省委发出了《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96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数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群众的游行队伍。

　　是日晚，毛泽东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了烟火晚会。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

　　下午4时许，孔祥秀与其他代表进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列队接受毛泽东等人接见。

　　孔祥秀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县庞寨乡一个农民家庭，他在195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二团。

　　孔祥秀在接见合影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左侧，摄影一结束，毛泽东起身与战士们握手告别，迎面就是孔祥秀。孔祥秀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啊，我们全体警卫战士向您问好!”

　　“同志们好！”毛泽东亲切而和蔼地回应着，并面向全体战士们说：“问同志们好!”

　　站在孔祥秀身边的是老警卫战士陈昌奉，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陈昌奉同志好!”

　　此时的陈昌奉是山东公安总队总队长，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

　　接见结束后，陈昌奉将一枚刻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纪念像章佩戴在孔祥秀的胸前，鼓励他好好为人民服务。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党组： 

　　现将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包括改良农具，下同）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这个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的具体措施。这对于节约农业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对于逐步实行农业技术改革、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人委必须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认真抓好生产力。在抓生产力和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又要一手抓机械化，一手抓半机械化，坚持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半机械化为主的方针。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坐等农业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必须教育干部全面的、正确的接受过去大搞农村工具改革的经验教训，坚持科学实验，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扎扎实实地进行半机械化农具的一系列工作。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专人，把半机械化农机具研究、制造、推广、供应、使用、修理等有关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健全专管机构，加强领导，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半机械化农机具的推广工作能够更好地开展起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会议中的报告和有关文件由农机、农业两部下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4年10月8日

　　10月11日，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报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手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批准。

　　就在10月11这一天，苏联果真像毛泽东在半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宫廷政变。

　　蓄谋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正在南方黑海边皮聪大的中央别墅中度假的赫鲁晓夫通了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要讨论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拒绝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再度用电话通知赫鲁晓夫，说如果他拒绝回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这样，赫鲁晓夫才答应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机场一下飞机，便遭到了隔离。

　　苏共中央主席团原来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后来因为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且带有污辱性的发言举动，遂决定不再保留他的中委职位。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赫鲁晓夫最终被迫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公开发表的辞职申请书。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李雪峰写给他的信，他说：

　　“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

　　10月13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3楼小礼堂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毛泽东神情专注，看得十分认真，很快就入了戏，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着。当他看到江姐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时，立刻板着脸，瞪着眼，嘴唇紧闭，一副很生气的模样。当他看到蒋对章和警察局长沈养斋一段戏时，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演出结束了，他深情而又惋惜地说：

　　“江姐那么好的一位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周恩来听了，会意地笑了笑，便随着毛泽东、朱德、董必武一起走上舞台，接见全体演员。

　　10月14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消息和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的照片。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空政文工团的有关人员，他说：

　　“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写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沈醉在北京嘛，大特务头子，我们早已抓住了。沈醉的检查我都看过了嘛。”

　　他还说：

　　“就让双枪老太婆把沈醉包围住，不要跑掉了，要抓住嘛。”

　　10月14日晚6点，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撤销他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勃烈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会议决定由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是日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将莫斯科政变的简单情况告诉了他。伍修权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约见契尔沃尔科，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契尔沃尔科只说是赫鲁晓夫出于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毛泽东立即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时局，商量对策。

　　1964年10月16日4时59分40秒，中国成功地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那神奇般的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打破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核垄断，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是不是核爆炸，一定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我们真的炸了原子弹。”

　　周恩来又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通知了现场指挥张爱萍。

　　10月16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消息说：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塔斯社还刊载了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的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烈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让中苏双方都找到一个台阶，力争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勃烈日涅夫等人发贺电；并由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东欧司司长余湛，传达毛泽东指示，命令他起草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4人联名的、发给苏联新领导人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3人的贺电电文。

　　这份贺电除了对勃烈日涅夫等人表示祝贺外，还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

　　10月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说，已经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计此次核爆炸的威力为2万吨级以上梯恩梯当量。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转述的报告，风趣地说：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瑞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他当即批准新华社于当晚发表《新闻公报》和由他作了重要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1964年10月16日5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1963年7月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3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

　　10月16日这天晚上，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说起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与上海的文艺界不无关系哩。原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晚，陈毅在上海陪同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由上海的专业文艺院团、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联合演出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演出结束后，陈毅对上海市委负责人说：“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后来在7月13日晚，周恩来在上海与陈毅一起，由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他回到北京后先后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和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谈话，他说：“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建国15周年时，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主持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要有人写，写几首壮丽的史诗，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有人建议以“东方红”为名，周恩来说：“《东方红》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7月24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江青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上演。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并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不久，上海12位文艺界人士奉命进京，参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此后，周恩来、江青等亲自指导了《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在排练“星火燎原”一场中，开始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周恩来看后说，对我党来说，蒋介石叛变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分裂了党，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经过紧张地创作和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场演出。这部大型歌舞是由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70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业余合唱团3000多人，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而成的革命史诗，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全剧共分6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以豪迈磅礴的革命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图景，高度概括而又形象地表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伟大历程。

　　《东方红》首场演出后，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此后接连演出14场。毛泽东观看的这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地快步走上舞台，接见全体创作和演职人员，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尔后，周恩来愉快地宣布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霎时间，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待会场里稍稍静下来，笑着说：

　　“高兴可以，但是，不要把地板跺个窟窿哟！”

　　周恩来也笑着说：

　　“别跳得太高，把大楼震塌！”

　　此时，新华社已经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播发了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整个北京，整个中国，一片欢腾。

　　赫鲁晓夫垮台和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竟然如此巧合。当时社会上广泛地传颂着一阕题为《满江红·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的词，据说是毛泽东的新作，是否真实，谨抄录如次，以待后人考证。其词云：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笑老修，大势已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凶，众喽啰，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螳臂挡车千鈞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10月18日，刘少奇复信给李富春说：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方面。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我们7月中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3个月，他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世界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持不坚持，坚定不坚定。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在大家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10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

　　“有可能。再有10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当李富春汇报到第3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

　　“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

　　欲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毛泽东所说的“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这个新的预言，和以前的另一个预言，即苏共中央新领导人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是否应验？且待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中苏论战成了赫鲁晓夫垮台的外部因素。而勃列日涅夫等人以政变手段攫取了苏联的最高权力，则验证了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预言。

　　在中苏论战过去几十年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护党救国维护苏联体制的“八一九”事件，因为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致使叶利钦在8月22日又搞了一个二次政变，夺取了最高权力，导致建国70多年的苏联解体了，继之东欧各国党和政府也发生了巨变。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中苏论战期间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从本传前面的叙述还可以看出，早在修正主义刚刚泛滥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那无人企及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畏强暴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思想和品格，是永远值得世人钦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毛泽东所领导的反修、防修斗争，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苏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柯西金曾对中国驻苏大使潘自立说：“你们的文章太厉害了！”然而中方曾经积极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却在毛泽东身后说：“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在1983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邓小平还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9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他后来的实践张目。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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