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的初始模式和一般实践，有利于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综合文）

重新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的初始模式和一般实践，有利于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综合文） 

[ 春天的惊雷 ] 于2008-05-07 强国论坛
 

今天，本网民之所以综合以往诸文，提出重新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的初始模式和一般实践的问题，是因为，本网民认为，这有利于总结改革开放30年。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和发展中国。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仍有部分人无法理解和相信毛泽东对这一观点的执著笃信。这部分人的不理解，是同他们不能真正掌握和不愿真正掌握历史运动的辩证法，逻辑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以至世界各国的历史革命中不乏这样的先例，革命的夺取政权阶段，革命者用的是时代最闪光的旗帜（通常, 中国人又最欣赏其中利他、利众和报国益民的许诺），最响亮的口号，推动人们奔向最理想的社会目标。也因此，能够吸引人、引动人，从而夺取了政权。然而夺取政权后，权力、利益的分配，十分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及各种矛盾的出现，如同云山雾巅，渐渐挡住了本来的辉煌目标，或者虽仍笃信本来目标，却因耐心不够，毅力不足，识事浅近，常使历史运动在一番激动之后，又顺着昨天好不容易攀爬上来的历史斜坡，不自觉地滑下去（也因为向上攀登总是有困难的）, 回到历史的旧轨道上去。此时, 把昨天革命所确定的辉煌目标讥笑为“追求乌托邦”的有之；在重重困难面前魂丧胆破，吆喝着“赶快改弦易辙”的有之；把昨天革命出现的纯属探索性缺失、个别人的捣乱行为，指责为“全部运动的目的就是如此”的有之；将革命目标自然淡忘的亦有之。浪花飞溅的历史长河，在流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些欧洲国家确是面临这一处境。那时，毛泽东无论在历史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仍不断告诫人们，不能忘记我们革命的时代目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住我们的“球籍”。他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从不把错误思潮、退步的路线和形而上学的主义学说仅看成是个别人天生的恶意和反动,而主要看着是一种社会性思潮，一种在起步点、出发点上看上去──不过是多考虑一点眼前利益──并好象十分合理的广众性的观念。然而正是这一短视近利观念在其起步点、出发点被实现后,便沿自身的逻辑切线,顺利而愉快地“向前”运行（这时,如有人出面劝阻，轻者，则在人们的哄堂大笑中，被当成不屑，抛弃一边；重者，则被批评为异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渐以明显的差异区别于昨天的革命目标路线和方针，而逐步显露旧事物的老脸。这时，本来善良但缺乏远见卓识的人们，或者因为重新失去利益，或是因为理性启迪，也许会清醒起来，发现了错误。可是，此时，社会在错误中运动已有较长时间，又已具有较大的惯性力,加之，”新的”落后阶层、阶级又已形成(昨天的革命曾消灭这个落后阶级)，历史的退步运动变得不可逆转。终而顺着这一方向、线路，当然地走上革命的对立面去, 又回到昨天去（今天仍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东欧和俄罗斯共产党人,已实际经历了这一变故,不少人也已产生或接近于产生──这一认识）。鉴于此,毛泽东50年代后的言论经常强调学习马列、学习社会主义理论, 并为了提醒和启发教育人民,常贯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个思想:“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 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1)。在实践上，他一方面把马列已创立的理论付诸于现实的改造，使社会主义的模式合乎马列的辩证法，保证人们尽可能少地受暂时的眼前利益的诱惑，另一方面不断注意对已有模式的改造，使马列主义在现实中具体化，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说，他总想使社会主义具有更科学、合理的内容。毫无疑问, 毛泽东对模式的思考和实践,固然都是围绕社会主义本质展开的,但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存在“先天”的理论上的缺憾，确实有不少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

一、 模式中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

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研究中，目前在理论界尚未有形成相对成熟的系统理论。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均散见于一些相关文章中。如果说，在这方面研究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愚见以为，主要是模式研究中的模式化倾向，即不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动力、道路构想，当成是一个正在探索、改造和发展变化的实验性过程，而是作为一种固定模式，简单化地或褒或贬。鉴于毛泽东一生中的无止息的追求，实际应当说, ──如果说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前几年尚有一点固定化模式化的认识（因为前有马列理论,继有苏联经验,他不可能不以前两者为始发点）,那么在其后的时间里,他即没有一定固定模式化的思想。目前被一些研究者称着“模式”的，实际是毛泽东探索追寻的近期目标。就是这些近期目标，毛泽东也在不断地修琢和改变着。

１、苏联模式的附即期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从落后的资本主义基地上创造性地发展而来，更不同于马恩所设想的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群体同时革命而来。如前所论──它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来居上”的步伐跳跃而来。鉴于马列主义有诸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大量的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在先，又有苏联创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初始阶段以苏联的社会主义为学习模式，不但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须和合理的。
这里有必要先追溯我们学习苏联模式和苏联模式形成的理论根据：

一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不同于一切剥削阶级的以少数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即以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恩从来都认为，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是剥削阶级实行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工具，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故有着庞大的机构和浸透剥削阶级法权观念的政治制度。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利用这样旧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说，最终不能利用一切“国家”。马克思在1872年6月24 日的一封信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实际上，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初期，马恩就明确提出了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把国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形式说到底是历史剥削阶级创造的，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最为得心应手的管理工具和形式。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最终将使“国家”消亡。但鉴于历史发展的承接联系性，“国家”不可能一下子消亡，将通过“半国家”形式来过渡，即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的社会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和统治来过渡。于1852年3月5日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则又明确重申：“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

二是消灭议会制的思想。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来代替它呢？马克思指出, 新的无产阶级政权“不应当是议会式,而应当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工作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而应当为……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4)在这里，马克思实际抓住了资本主义“金权政治”的本质，看到在金钱万能，金权相通的社会里，议会制的清淡性和民主管理的欺骗性，要求无产阶级政权应当是高效精干、为人民服务的、不享受特权待遇的工作机关。

三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思想。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外的；不仅是革命夺权年代，还有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都得有足够的威信、力量。为此，要有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并且这种领导应是包括一切的。恩格斯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5) 列宁在此基础上更为明了地说明这一思想的必要性：“……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这是起码的常识。”(6)

四是实行社会公有制,按劳分配的思想。要消灭阶级和消灭剥削,必须消灭阶级和剥削存在的基础，即私有制。在1848年初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在自己的革命旗帜上赫然标明：这一革命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决裂。与公有制相适应，产品的分配方式必须拒斥剥削，实行社会主义仅能实行的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即如列宁所说：“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完成社会所必需的某一部分劳动，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7)

五是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构模式上，马列提倡以“克己奉公”为核心，重塑全社会的文化思想。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在提出同传统的所有制决裂时，同时提出同传统的观念──即与私有制相适应的私有观念──决裂。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要求人们有相应的“利他奉公”的观念，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全社会人们的新型道德、文化思想。

六是关于社会群体生活和行动的软组织模式──民主思想。一方面，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马列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这是社会硬组织模式）。而另一方面，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原则，作为一种新型的群体交往、生活准则，马列则认为，它必须抛弃私有制条件下，体现“人心皆私”的而必然出现“狗狗”般的相争，进而必然实行“狗狗”式互相监督的民主机制。要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相信群众；允许各种不同认识、观点、思想和意见互相争鸣，在争鸣的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这完全是相对的），付诸群体的行动，并仍由群众实行监督，以实现群体目标。

以上等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方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基本上遵循它而建立自己的模式的。这些思想和苏联模式，作为马列长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作为对人类优秀文化思想的继承，作为对资本主义致命性弊端的对称反眺性的逻辑分析，具有无可争议的真朴明晰性和科学性。这正象人类早期在其自然粗朴的物质的活动中，开始便一下子看到（虽然简单朴素但真确可靠）世界是物质的原理一样。所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首创初探，其方向和目标，具有不可替代和更改的正确性。并且，实践和基层群体思想、利益目标的自然指向，时刻证明这一点。顺便说一下,当今,极个别人因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难、失误（其中大多数是必然的探索性失误），而企图淡忘、否定这些真朴的带有本质特征的思想观点，并大言不惭地宣布什么新的突破和创造，未来历史必将证明其不过是一种可笑可鄙的无知高傲。今天的人们或许可以从昨天的戈尔巴乔夫、瓦文萨的下台，叶利钦遗臭，略见其端倪。可以说，由以往的直接阶级对抗中升华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其实行过程中，固然会有极多的困难和漫长的道路，──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但因它具有基本的真朴、正确性，你一旦背离它，就不可能不去出丑。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根据这一本质认识及由此产生的纯真的革命热望，在中国人近百年的认识选择中，自然地找到这一方向、目标，并在一开始大体仿学了苏联模式，从而为后来开辟自己的道路奠定基础。这种愿望和认识，追寻的目标和模式，具有一致性，也符合历史辩证法，──尽管这一辩证法是朴素的。据此，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模式建构的主要之点是：

第一，法律化地确立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不会忘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才逐步结束在黑暗中徘徊的窘境，才逐步走上正确的道路。现代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 就不会有方向正确的革命运动,也就不会有立场科学的一大批革命战士，也无法提出新的改造世界的任务和建树新人的道路。鉴于革命的复杂性和历史进步的艰巨性和曲折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把坚持马列主义作为象“保护法宝”、“不能丢刀子”一样的重要而提出来的。历史将证明──如上所说，这是坚持了历史运动和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毛泽东固然十分反对机械化地照搬照抄马列的句章，死守其条文或片言只语，反对不联系自身情况而一切套用马列的做法。他始终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事情和工作，凡属正确认识和工作方法，应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不考虑自身情况的个性特征，一切把马列全搬过来，就不得了。但也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批评这一错误倾向时，却又更多地警惕有人放弃马列，“丢刀子”的情况。在其晚年，他甚至提出了“我们党真懂马列的不多”的问题，认为一些人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猖獗；还有些人──当然仍是好人──错误路线一下来, 总是跟着走。破。毛泽东这样地提问题, 也和列宁的基本认识有关（或基本一致）。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其革命阶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可能一下子或短期内就很成熟全面，他们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而将其片面化，偏面化，这也就更需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我们的理论基础。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核心力量”的根本原则。政党现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伴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因为社会人们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归各自阶级的，而阶级通常是由本阶级最具本阶级特性，最能代表并体现本阶级利益的积极中坚分子的群体去控制、领导的。这些群体通常组织起来，比如团、会、组、党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任务，无一例外地会组织成无产阶级政党。这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组织学早以揭示的必然规律。毛泽东坚持这一规律，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成重大的政治原则。在建国后，我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及一切行政部门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党内，也建立一整套相对健全的领导和工作机构，以及一整套上级对下级的检查、督促和巡察制度。这种上级对下级的领导, 不但直接体现在党政系统,而且在业务、企业单位也组建党组织，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这就是毛泽东本人称谓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可否认，现在，少数向往还多少带点迷信西方民主的人，总是对我们实行相对集权的“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存在疑义。殊不知，在开始消灭阶级到完全消灭阶级的大的历史过程中，用民众精英的政治领导来取代剥削阶级政治寡头的统治，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过渡。历史将由此再发展向全民共主的“真正的人的彻底解放”。当然，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要另营造一个机制，确保真正的民众精英组成党，并在精英中选择更为优秀者，成为党的领导。毛泽东坚持党领导一切的观点，是一个贯彻一生的观点。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就在一系列著作中，分析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到了40年代，他进一步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8)建国后,毛泽东仍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胜利。”(9)在这里，毛泽东最值得人们研究的是其晚年的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这是一个颇具探索性，也极具争议的思想）。50年代末，毛泽东便开始注意到党的自身问题，看到了党和一切事物一样, 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代表人民。毛泽东公然申明：党的领导就应是正确思想的领导。

第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调节。建国后，逐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固然是马列理论原则和苏联模式的要求，同时也是毛泽东对以往的社会生活、革命活动和认识研究的必然要求。有些研究毛泽东的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件：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其父毛顺生为了发家致富，扩大田产，居然不以族亲为念,更不以仁爱之心怜人,在其一个族家兄弟家境窘困之时，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投井下石，以极低的价格，讹诈性收买了他的十几亩好地，逼得这位兄弟后来流离失所，终至穷死他乡。这件事极大地震憾了当时毛泽东的心灵。使毛泽东少年时代就看到了私有制是广大群众受苦受难之根，从而推动了毛泽东走向人民，走向革命，立志为消灭私有制而奋斗。所以，实现公有制，是毛泽东的久有愿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在建国初期，鉴于苏联的经济模式，毛泽东基本上一直认为公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并且始终认为,唯社会主义公有制,才会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在所有制改造上求公求快的认识，代表了我们党当时的好多人的愿望，代表了建国初期的认识水平，并且，造成这一个认识的直接原因，应该是我们在前边所揭示的：对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缺乏了解。这显然把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有点简单化了，把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速度理想化了，也对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过于乐观化了。因为这一主观认识，我们党建国后如同舞台演戏过场般地经过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到高级社后，便急急忙忙地进入了人民公社。少数人甚至热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相应地在工商业改造上，也很快实现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客观地说，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及让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历史进一步展开，才可下结论说明毛泽东失误程度的问题。因为世界发展史表明，社会发展绝对顺其自然、循规从律、稳步前进的情况，并不多见，──它大体只表现在世界新社会形态变革中的某些阶段，或以全世界为一个考察整体时，才能见到这一“铁则般”的自然的历史进程。

与公有制相适应，毛泽东在经济调节手段方法上，提倡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点不能只理解为是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因为，即使中国在封闭独立的情况下，只要实行公有制，计划调节肯定是其首选的方法手段，这是社会经济事物自身要求的逻辑。众所周知，在毛泽东的晚年，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矛盾、困难，究其根源，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困难；另一方面在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所有制的改造求纯过急上；再一方面是在实行计划调节中统得过死。在这个问题上，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的是另一情况：在我们前几年实行大胆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有部分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实行的计划经济造成了中国的新一轮的落后，并且认为计划经济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时候，都不可取。其实这一观点忘记了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公有制条件下的计划经济曾帮助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十分落后和贫困的情况下，共建了工农业的发展基础；二是解体前的苏联，就军事经济的综合力量而论，已是当时世界公认的第二个超级大国。这一地位的形成，恰恰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这里可以猜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苦苦探索的毛泽东，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还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重要特征，是否与此有关呢？

第四，建立以“克己奉公”为核心的全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模式。与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一致，──也是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目标相一致，毛泽东和我党大力提倡进行以“去私奉公”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和文化的建构。对于这一新的社会文化模式的建立，毛泽东显然从未指望过能在一朝一夕去完成。随着社会主义探索活动的展开，因涉及到社会深层文化层次而遭到旧传统文化的反抗，社会改造一时显得艰难时，毛泽东不无慨叹，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克服人的利己主义和其它旧观点，是一个十分不容易的事。这时毛泽东肯定已开始在深层次上体味列宁和马恩所说的这样一些精彩而入木三分的话：

“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10)

“……。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11)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2)

……

为了改变千百年来人们旧思想习惯，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倡学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教育运动，倡扬积极的思想斗争，号召人民解放思想，让人们投身到三大革命中去锻炼、改造，树立各种英雄模范人物……。

第五，社会主义民主。关于毛泽东建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内容中，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民主问题。民主问题在当代世界上是一个“宇宙级”的最高等的难题，它同国家制度、群体组织活动原则和人际协调内容、规则等一系列极复杂的问题相联系。这也是今天的人们评价毛泽东的重点问题之一。

毛泽东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极为典型的叛逆者，争取民主，以此保证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他的不懈追求。他认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还在中国革命刚刚露出胜利曙光之际，他针对友好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中国历史运动周期率──历史改朝换代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忧虑，明确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3)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贯彻在他不无模仿苏联经验而建国立制的具体实践中。首先，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代表人民掌握国家权力；其次, 在社会各级党政组织中法律化地规定了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再者，通过群众运动，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参与社会的三大实践，让人民监督党，监督政府，监督社会，提高自己，体现自主精神，培养健康的自主意识等。这一点尽管也颇有争议，但就实际情况来说，还是有作用的，起码有“负面问题的反作用”的作用，因为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辩证法，常在这方面有生花妙笔。

总体上说，建国初期，在当时认识条件下，毛泽东和我党在较大程度上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其社会组织和文化思想建构模式也大体上从仿学别人而起步的。这是一个必要的起点。

２、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仿效苏联，以苏联为榜样，对毛泽东来说，一直存有这样的矛盾心情：一方面认为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总觉得不满意。1956年以后，苏联模式下各种毛病暴露了，我国国内的诸多特殊情况也表现出难以同苏联模式再同轨并行。此时，毛泽东以其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态度，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探索精神，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创造。

有人把毛泽东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比喻为向处女峰的攀登，这是恰当的，这是别开天地的第一次探索性拓辟。实践证明并告示我们：马列的理论，只能为我们提供目标指向和对社会主义“处女峰”的宏观远眺，苏联及他人的经验、教训也只能给我们提供参照和警示。我们的路，得让我们自己在东方这座雄视千古百国的高山上踩踏摸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承认有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也断然否认无特殊性的普遍性。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选择正是体现这一认识精髓的典范。建党初期的“二次革命论”的否定，革命战争时代，对革命主力军的认识和确立“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都体现了毛泽东深邃的辩证世界观。建国后不久，随着实践的拓展和矛盾的出现, 苏联模式的某些局限已明确表现出来。这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4)这种不舒畅不是西方一些有偏见的学者习惯说的，这是毛泽东喜欢故意标新立异、铤而走险而树立自己权威和使自己罩上“神秘”面纱的一种手段，倒是忠诚的人民领袖在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中的必具的健康心态，是对时代社会主义灵魂的把握。从时间上说，大约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坚持社会主义诸如党的领导、实行公有制、建设民主政治等根本方面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探索。这种伟大的前无古人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不能对其全部进行分析。择要分析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在马恩的设想和苏联模式基础上后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元并存。

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一观点的表述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本来，在苏联模式的思路下，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实现了相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公有制生产关系，相对超过了广大群众当时的觉悟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当时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致使社会生活中出现大量的矛盾。一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

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当时的毛泽东是如何从理论上思考这一重大而实际的社会矛盾的。已披露出来的资料, 以及种种迹象表明，这时,毛泽东的心理是矛盾的。首先，在毛泽东看来，马恩站在人类发展史的总体上，看到了社会所有制形式发展在生产力作用下的必然发展的历史过程：即原始公有发展向私有制再而发展为公有制；也看到了在现代生产力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化大生产下，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逐步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成了一切不平等、不公正和某些罪恶之源，从而提出了改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根本的革命任务，这是科学的。其次，毛泽东从自身的理论研究、革命实践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出发，也已明确地看到了私有制的祸害。可是，当他和所有共产党人以百倍的信心和冲天豪气（毛泽东建国初的关于人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带领广大群众进行这一改造时，却遇到了阻抗。这一阻抗的开始，毛泽东将其原因主要归结在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社会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上；另一方面归结在一些共产党人和一些干部的思想停滞、贪图安逸、追求享受，有点象“小脚女人走路”上。不久，他渐渐地看到了历史变革的艰巨性，看到了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是天生地造的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个过程。这时，他分明看到了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对越来越高级的公有制，表现为不太适应。这就决定了他的社会主义探索、试验的方向盘，不得不──在他看来──向右拨转。不过，这里应当说明，毛泽东作为一个孜孜不倦、革命功利主义极重的革命家，作为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灵魂的伟大斗士──一个确如西方神话中的西绪弗斯式的人物，(15)作为十分懂得发展辩证法的大师，其思想始终是亢奋活跃的。这种向右转，也仅是一种暂时探索性中介、过渡，这并不妨碍他在未来发展中新认识的产生，新的战略措施的提出。后来，毛泽东采纳了党内一些人的意见，允许部分的私人所有制存在，即允许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小商贩的存在。当时毛泽东甚至说：地下工厂，允许其发展，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可以使之合法化，也可以雇工。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搞国营，也可搞私营。应当承认，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的内在思想是同某些人存在差异的：其一，他不认为私有制可以作为相对稳定和较为大量的形式存在而不伤害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要限制；其二,中国的局部的私有制，其力量决不仅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和当今世界决大多数国家的私有制相联系，并同人们几千年来存在的私有观念相联系，而显得力量较大，故而，让其存在始终有着两面性。这一点，毛泽东在其晚年已看得十分清楚。
第二,社会的组织形式、结构,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力图建造大、公、全的社政小区。

毛泽东对社会组织建设构造的设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这种公有制当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由多元并存向公有一元化发展，由公有的低级形式向公有的高级形式发展。

为了保持这一经济基础结构的实现，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认为，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居核心,党领导一切。毫无疑问，同个别庸人的观点不同，──在前边也已讲过，毛泽东强调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指正确思想的领导。他在晚年，也常常特别强调地要求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明辩是非曲直，要看到正确思想、正确路线的决定一切的作用。

以上两点，构成毛泽东对社会组织形式的探索、创造性设想的基础。

由此，毛泽东象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无产阶级科学的国家学说的理论下，彻底摆脱了对私有制、阶级剥削所依靠的政治基础的旧社会结构的迷信，即完全破除了对以国家形式为最高、最典型形式的旧社会组织形式的迷信。这种“看破红尘”和超凡脱俗的认识，至今还和一些人的以“个人趋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为基础的一切观念，存在极大的距离，因而时常被误解，也因此时常遭到批评和否定。其实，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总体上是十分正确和极其高明的，除了没有能及时抑制住我们中的某些人操之过急、求之过速，以及极个别人的故意冒进之外，毛泽东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指向性研究，是不应遭到指摘的。

当毛泽东思考离开苏联模式努力在实践中创新时，马恩列斯当年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设想，始终是他的思想垫底之基。此外，中西方历史上一些先进分子关于社会组织建构的理论、实践，也是他的重要参照系。而古今中外的一切先进思想，说到底，又都是维系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心脉上。毛泽东去世后，理论界注意到毛泽东在1958年对中国汉代张鲁创立“义舍”的关注。毛泽东对张鲁“义舍”的议论，可给人们提供一个窗口，去观察分析他所企盼的社会组织。毛泽东不无赞允地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 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16) “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17)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番话并不表明他也有在现代中国实现这种平均主义社会的意图，他的真实意义倒是对当今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观念的否定，也是对从根本上消灭剥削、消灭不平等和消灭贫困的向往。可以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正是这种向往的尝试性实践，这种尝试性实践也是对以往社会主义模式的突在毛泽东提倡的人民公社里，毛泽东将其优越性归纳为“一大二公”，即社区规模大、范围大，并实现集体化。在人民公社里，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毛泽东设想，这样大、公、全的行政小区，确是可以相对独立的。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人各尽所能，按其劳而分配，就能逐步消灭剥削，并走向共同富裕。随着未来生产力的发展，觉悟的提高，便可逐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

由这样一个思路，毛泽东在本世纪的60年代，进一步提出把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办成大学校的社会组织设想，这就是当时广泛宣传，并也在局部上开始贯彻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希望：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以一业为主，并要兼干别样。用以形成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有商，并且各业皆有人通的“小社会”。在这种小社会里，自成体系，自我独立，人人平等，共同劳动，互助互爱，共享幸福。《五•七指示》的设想相对具体：

──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18);
──工人，要“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19)；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 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20)；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21)；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22)。

今天看来，毛泽东关于社会组织模式的创新性设想，自然带着一切试验性创新的必然性特征。一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存有嫩弱。积极意义在于坚持未来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即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剥削赖以存在的土壤，逐步消灭差别以达到公平和平等。当然，毛泽东的这一真正创新，不可能指望全国一致，同步前进的。

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的是，随着历史辩证法的展开，毛泽东关于社会组织形式的创造性构想，今天，在有些方面（不是全部，也不可能是全部），在中国的有些地方，确也展现了巨大合理性。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去研究今天的中国农村的几种发展模式，人们会发现，在一些相对发达，同时干部群众思想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毛泽东大、公、全模式的某些方面，也有一定作用。比如,江苏省南部某些地区，山东省东部某些地区，以及河南省的刘庄和南街等，这些地方的社会组织形式、结构仍在有些方面保持六、七十年代的某些性状（如强化集体经济、差别较小的分配方式等），并且，在这些地方，其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不但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而且较少后遗症。

第三，社会发展的功力系统──跳出苏联模式的束缚：真正把人民群众作为动力的主体，并希望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净化且造育全新的以公为核心的精神动力源泉。

毛泽东以深刻的哲学世界观，把握当代社会革命的精华，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动力。他以高度的普朴、真诚，相信并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历史的作用。我们现在仍会在一些个人交谈中，听到这样一种自以为是的评议（这种评议仍属极少）：毛泽东虽在主观上不想象封建帝王那样,夺权靠民众,掌权靠自己独裁，但由于人心趋利，本质如此，自古使然，故而，建国后他也不得不当起“宙斯”，支配和“运动”起民众来。西方的一些政客更是“以己之心度毛泽东之腹”，认为毛泽东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说教，不过是一种谋权伎俩，不过是儒家学者、政治家“民为贵”的取心夺权战略……。庸人讽贤,愚者斥聪、桀犬吠尧,这毫不奇怪。今天看来，这一切，归根到底只能从反面，证明出毛泽东对人民的拳拳之心。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观点的阶级，也是真心实意依靠人民的阶级。无产阶级深深懂得，历史把人民推上主人地位，不是纯自然的过程，必须依靠人民“不相信神仙、皇帝和任何救世主”，从而进行长期的不懈的“自己解放自己”的战斗。在无产阶级夺权年代，毛泽东曾通过战争来说明这一问题：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推广开来即是说，全部无产阶级的事业是人民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建立自己的主人宝座。所以，动力之本在于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说，即使和马恩列斯比较，毛泽东的民本思想也是最丰富、最全面和最有中国特色的。

无疑，在现实中存在这样的非顺直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当家作主,有时还不是自身直接来完成和向前发展，而是通过其先进分子、精英来代表、带领和推动的。有时甚至是在一定程度的“被动”中,被“运动”向主人宝座的(这有点象雏鹰的自由飞翔，第一次展翅的冲动是因为被老鹰叼出窝巢)。并且，有时表现为非如此就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走向主人宝座的情形。这表现为群众一方面是当家作主的，另一方面又接受自己队伍中先进分子的带领；人民是社会发展的直接而又根本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实现又由其代表者管理和引导。今天的中国,它即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代表和带领人民。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很多内容是论述这一历史状况的必然性和科学性的。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她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要她不丧失阶级本质）正好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历史发展动力──这一根本规律。他说过：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他还常常表述：只要我们共产党代表人民，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便也是人民中的分子，我们的事业即一定会胜利。

由以上论述的毛泽东的观点，也许还不能完全证明他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上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上思想基本上体现了马恩列斯的一般思想和苏联的实践。毛泽东的突破在于看清历史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在有步骤地经过“涤罪所”时的痛苦和可能反复，从而体现历史运动辩证法，寻求把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两者结合起来的机制，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动力的运作。

从理论上说，不但东方社会主义，而且就连西方资本主义，都认识到“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具有最大的腐蚀性”的道理。马恩和列宁曾从国家学说和历史运动的辩证法等方面论述了对社会主义领导者实行监督制约的重要性。以常理而论，毛泽东在这方面应倍受颂扬。但正确理论的产生是一个有反复的历史过程，正确理论转化为正确的实践还得有一个漫长的道路，毛泽东的突破正处在这两个过程的交接中，所以，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突破性探索是十分艰苦的，人们对此评价也大有差异（这也是正常的）。不过，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个人对此有正确预见，有他自己一直认为“马列被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的心理准备。就实而论，在中国，在世界，一切进行革命、改革性探索的人们,有这种精神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社会探索总会遭到一部分人反对（尤其开创性阶段，遭反对通常最烈）。再者探索者总会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憾、失误和讹错。简单而具体地说,毛泽东在这方面探索有三大事件:一是1957年提出“双百方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二是196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三大历史事件表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当家作主的思路是：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必须当家作主，推动历史前进；而人民则由来自人民的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首先是正确思想的领导，这一正确性得通过并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来保证。可以说，共产党领导人民，人民不断为党注入新的生命力，从而真正保证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动力。这就是毛泽东的动力模式。对这三件大事的功过是非，我们党已作出评价，并且充分肯定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作不倦探索、创新和突破的良好的主观愿望。不过，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认识这一探索的必要性──以启动和保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动力的作用，有着仍需历史进一步理会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一历史新纪元、新阶段的革新创造，功绩不在于能否立即成功，不在于没有缺失（缺失总是有的），而在于敢于进行突破性探索。人们都会看到,今天，我们党仍十分重视政党建设，提倡廉洁，反对腐败,发扬民主,加强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从我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之后，一直如此，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伟大探索的继续。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党和人民必将努力“上下求索”。

不过，这里有一点已不应回避了：就历史效果论，毛泽东的创新型监督，同今天的“和谐”“自纠”式监督相比，毛泽东式的创新式民主监督，是卓有成效的，而我们今天的监督，至今还陷于“扬汤止沸”的困惑中。

毛泽东在建构动力模式的精神方面，也特别值得研究。它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于进一步强化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利他”观念的教育。毛泽东十分重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公利他”的道德精华，并把它同现代社会主义的“克己奉公”的科学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旋律──集体主义。从红军的初创期，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始终强调当今的中国革命,不是个人和小集团争夺一己之利和眼前之利的革命，而是为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他明确而坚定地提出：我们党要牢固确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23)；他号召人们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24)。建国以后，克己去私、奉公为民则成了毛泽东个人思想和领导活动的基调主色。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社会性思想改造遇到阻力──他发现有人私心较重时，便说：人不应该自私，不应为自己干事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和干劲。他希望能教育出大公无私的新人来，这些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到了60年代，他有一个响亮的号召：“斗私”，要人们斗私，去私，立公奉公。他十分赞同鲁迅“无私无畏即自由”的观点。认为人无私心，就有学习、工作的动力，就能产生出创造力；一个民族由无私无畏的人民组成，就有无法估量的动力而无敌于天下，将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三点，是我们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模式若干创新中选择出来的主要之点。限于主客观条件，其它更多的方面，目前尚难于评述。

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一般内容和实践

自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升起五星红旗起，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东方睡狮振吼了。新生的中国，面临一个在十分落后且百孔千疮的烂摊子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就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总结历史，规划未来说：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去消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而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过他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历史证实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自信和诺言。在毛泽东逝世前的28年间，我们从1949年的全国社会总产值557亿元，人均国民收入66元,钢产量15.8万吨，原煤产量3200万吨,粮食产量11318万吨……，发展到1976年的社会总产值5433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261元……，独立自主的工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完全形成，另外人造卫星连续升空，原子弹、氢弹试验成功（这两弹一星标志我国科技巨大的进步），特别是社会精神高昂,党群关系良好，人们互助互爱蔚成风气，等等，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些伟大成就，就连敌视中国革命的人们，也每每为之慨叹。不可否定，这里存在一些失误、挫折和失败，但公正的人们只要正视1949年前中国的状况，理解在陌生道路上摸索前进的必然迷茫，就必然能理解某些失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这种失误确也是对一个民族的社会进步的必须铺垫性。

西方哲学史家罗素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历史上有两类英雄,一类是战争凯旋、取得胜利的英雄，另一类是在摸索的道路中清障除阻，以自己的汗水、血迹，或悲或惨地给后人洒示险关曲道、前进路标的英雄，并且，罗素认为，前一类英雄的成功，完全离不开后一类英雄的寻道问路。罗素话的意思极富哲理性。毛泽东是集两类英雄命运于一身的双重英雄。作为一个胜利英雄，他踏着自鸦片战争以来所有志士仁人、先进分子直至一些伟大共产党人奋斗的道路，取得光耀千秋的胜利，建国后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作为另一类英雄，他无畏无悔，执著探索，不怕风云变幻，一改历史上很多中国名人和成功者的负名而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在他一生中，从来都是万难不屈，一往无前，即到了垂暮之年，仍是斗志不息，壮心不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种奋斗精神，在完全知晓创新性探索极可能失误，因而也极可能成为国人的“怨府”，或“被打得粉碎”的情况下仍不改其衷。中国自古以来，有几人能如此！

毛泽东在建设事业的探索性实践中，有其极丰富的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本思想当从毛泽东60年代的一段话中把握,他说：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 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很显然，毛泽东是把球籍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保持球籍──只能靠社会主义。下边我们即就人们较为熟悉的一些观点、思想和理论，作一点论述分析。

１、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是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的问题。

马克思以其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建立新世界的理论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以其最为明晰的观点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也和自然界的本质一样，是物质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物质关系为基础。因此，人类社会说到底表现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在人类社会中：“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25)因此，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每一时代社会进步最根本的动力；每一时代的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是其社会进步的物质标准。列宁则进一步认为，能否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和生产率是社会主义能否最终战胜、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精通马克思主义。早在青年时期，他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走出韶山冲，一个最为朴素的愿望就是救民众于穷苦之中，让民众安泰于生产，富裕其生活。即使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岁月里，他在苏区、在根据地、在解放区，仍以极大注意力，开展生产、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就提出把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作为判断一个政党、一个政策好坏的标准。在夺取政权任务将完成，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他明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学会我们以往不会的东西──学会搞经济工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两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是：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提出“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要求。

建国后，毛泽东关于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的思想、理论，贯穿在他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一切活动中。

毛泽东重视经济建设的有关思想、理论的分期性内容是：

①1952年底，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里，由建国前究竟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确定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提出的总路线，表明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之点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生产力之上。为了提高生产力，发展经济，毛泽东还提出了利用和发展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他说：“……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26)。

在这一基本思想下，我们党在建国初期正确地重申要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并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帮助经营上有困难的资本主义企业解决问题，帮助他们恢复或维持正常的生产。

②1955年底,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应是生产力可以“计日程功”而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

毛泽东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尽管这里有明显的急于求快思想，但其着眼点是搞好经济建设的基本愿望，却是不可否定的。
在当时经济仍十分困难、帝国主义和一些敌视我国的各种势力包围下，毛泽东始终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根本的途径就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毛泽东从来都认为，解决民生问题单靠革命还不够，革命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为生产力发展创造条件。但真正发展生产力，还得靠生产活动。为了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党特地邀请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经过几年努力，我们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后来，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矛盾，毛泽东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写成了著名的十大关系。这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光辉思想。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十分辩证的：首先，毛泽东提出要发展重工业，但不能因此伤害农业、轻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其次，在处理个人、单位和国家三者关系时，要特别处理好工农关系，要注意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因为农业是农业国的基础。农民的利益得到保证，生产的积极性不受损害，才能促进工业化顺利进行。再次，在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毛泽东主张通过发展沿海来支持、推促内地。可见，他发展经济的心愿，既坚决又缜密周到。

应当强调，现在看来，从长远计，毛泽东的这些思路，确是能保证社会的科学发展的。

③1958年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前此,毛泽东针对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形成了力图闯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的思想, 并设定了在经济上“追上或超过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伟大目标。

在总路线的推动下，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具体提出“超过英国和赶上美国”。这时全国上下，在经济工作中开始大跃进。为了中国经济腾飞，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毛泽东倾注了极其大量心血。这里有必要指出，大跃进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尽管那时，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充满“冒进”式的荒唐。

④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举措

50年代末的大跃进，其实质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对此失误及其原因，我们另有别论。不管怎么说，它证明毛泽东从来都重视经济工作，并且是不甘无为，而且思想解放，敢想、敢干、敢摸索。

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华势力的经济封锁、苏联逼债和工作失误等方面原因，使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则更是全神贯注抓经济。这时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开展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来在十年“文革”时期，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固然是“突出政治”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他也始终不忘经济工作，不断敦促“抓革命、促生产”，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并且，根据国家的统计资料显示，这段时期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仍在10%左右。

２、经济建设中，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

毛泽东注意经济建设，也重视科技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并且一如既往。

毛泽东自1956年起,他把技术方面的工作，称为技术革命。并强调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命……。”(27)1958年1 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还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足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说：毛泽东“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自1958年7月1日以后转到技术革命上去。须注意的是，不只是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而是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而正在那个时候，他的‘大跃进’思想也日趋成熟。可以这样说，他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就是为了实现‘大跃进’。他的‘大跃进’思想中包含了通过技术革命加速经济发展的内容”(28)。

成都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毛泽东在会议上明确提出抓好技术革命的问题。在后来的文件批示上，他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29)针对技术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时有如下重要观点：一是向科学技术进军，赶上世界科技的先进水平。二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提出：我们要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现代化国防，要钻原子能。1956年,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学科学,并请科技界的几百个秀才精英在一起研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毛泽东当时对科技发展的关注的重点,又集中在科学前沿。经毛泽东要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由毛泽东提议并亲手修改的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报告指出：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 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30)

从上可知,毛泽东和我们党从50 年代起就不是一般地了解世界科技的发展和趋势,而且号召人民学科技；不是一般地提出重视科技进步,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用比资本主义──甚至是比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短得短的时间,掌握了半导体、原子能、电脑等现代科技，并初步形成系统的应用性科研生产体系。作为毛泽东和我党重视科技, 并在科技革命推动下确实取得丰硕成果的典型性证明就是：毛泽东逝世前,我们成功地搞成了"两弹一星”。这些成果大大地震憾了世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威望。

最为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仅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科技，他自己也在老眼昏花之年，对科技书籍手不释卷。当时，他常说：自己在学生时代，偏重于文，吃了偏食，现在要补。他还说：人的知识面要宽些，尤其是领导干部，应成为又红又专的内行；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技术，不然就领导不好。

３、对毛泽东经济工作的各种看法的评述

自古有“穷家难当”之说。中国是一个穷家，并且是一个大穷家。此家难当是不言而喻的。加之──在第一章我们专门论述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那里，有时也包括毛泽东；在很长一个时期──甚至包括今天，仍作为异已规律存在的。故而，经济建设道路上的探索，必然是迷雾重重的。

如何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28年建设的得失呢？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者以仁批恶、偏者以偏责全，智者以智使人知拙、拙者以拙让人去智的问题。并且，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评论，对毛泽东本人已毫无意义，──正像对一切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一样。全部意义在于今天今世今人的作为,应接受什么经验和教训。逝者常已矣，来者永不断。正因为如此，人们要费唇舌、花笔墨去做这一工作。

①“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工作”──有人如是说。

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工作的观点，曾是70年代到80年代被一些人炒得特别热的一个观点，而今天，这一观点已成为一种“垃圾”。这一观点十分不符合事实。之所以被炒热，纯属一些人为否定毛泽东的“明修栈道”。

在读了以上文字以后，这种观点的不正确性也许已无需再论了。美籍学者施拉姆说：“……毛泽东对现代化和工业化一贯持积极态度。近年来出现一种倾向, 把毛泽东视为某种田园式乌托邦的信奉者, 认为他要以一种稳固的国有经济来作为我们所谓的发达工业社会的一种选择。实际上, 在毛泽东影响（毛泽东1956年后进二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命运二十七年间,他不断地要求经济的迅速增长, 要求以数量限定的进度:吨钢、吨粮等”。(31) 这种评论是客观的。然而，那种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经济工作”的观点是如何产生？并在70年代末80年代曾那么地盛行、那么地不容置疑呢？除了以上说到的某些人的“明修栈道”外，对于人民的误解，分析起来，可能是如下两点原因。

一是毛泽东从他的辩证思维出发，从他的历史经验出发，从来都是把经济工作同思想政治工作看成是“被保证和保证”的关系，即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保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此的理解是片面的。一些热忱的但对理论不甚精通的人们总认为，既然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保证，那么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重要，而且可以独立于经济工作之外，甚至可以排斥经济工作。这实际是违背毛泽东本人的观点的。后来, 确有人把政治、思想工作空洞化、空泛化、形而上学化，离开实际工作，只搞“客里空”的说教，并以此去整人。这个错误，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应记在那个个人的帐上，应记在我们民族自身在理解、接受辩证思想过程中，有一个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理解不准、不深到理解较准、较深的必然性的实践过渡的帐上。

现在人们只要冷静、严肃、实事求是地体味毛泽东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话，并结合以往正、反教训，人们会发现，统帅是士兵之帅，无兵亦无帅。从源发点上说，即无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是根本不要谈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与生命线的比喻，更是这样，没有人的躯体，头脑、灵魂又在何处存在。所以，政治和经济的两者统一性，是我们把握这两者辩证法的关键。历史上，这两者的分离，政治高悬于经济之上，使之成为两张皮，是造成了一些人在错误理解毛泽东的本意之后，又把自己实践中的错误置放在毛泽东头上的原因之一。这种诿过于上的做法，是我们民族一部分人缺乏自立、自主意识，而习惯于人身依附的另一种思想反映（它和盲从于上、迷信于上是一致的）。

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由异己规律决定的政治斗争，以及这一运动对经济的损害、对经济工作的影响，是一些人批评毛泽东不注意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人们已有极多的论述，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看得严重了──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反修防修”。毛泽东的初衷，的确如此。但从逐步披露出来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等，同当时红卫兵的幼稚的情绪化认识，是有极大区别的；并且这种斗争又被国人传统心理中随波附时意识大大强化了……对于反修防资这一问题，对于究竟有无修、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渐已真像大白了。

诚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有巨大损害。十年运动，工人上班不及时，不少农民种田不卖力，国家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常遭到各种政治性会议的冲击，由此导致的影响、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加上，政治运动中一些人受冲击，一些人耽心受冲击，还有极少数人总是设计谋伎去攻击人（不是好意善心、不是实事求是批评缺点），对经济建设不可能有全身心的投入。更有甚者，极其个别的人还有意地破坏，这就不可能使经济工作沿正常轨道、作速度正常的运行。

这是事实，但事物的运动规律，常常不是在某一事实、某一局部中表现出来的。在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中，规律有时体现在较长一段时间的正反两个方向的运动中。抓经济工作也是这样。尤其是因为经济工作的主体是人，人有思想、情感。好的思想，进步的思想，善的情感，积极热情的情感能推动经济工作，反则反之。因此，为了经济工作，同时要抓非经济（但归根到底是为了经济工作）的工作，即抓人的思想改造，观念的更新。这在历史的革命变革期，表现最为典型，也最需要。当一个反动的政权、反动的社会制度、落后的文化体系，不被打倒、摧毁和更新，新社会生产力、经济工作就举步维艰时（这时，反动派一时一刻也没忘记抓经济，──甚至特别善于用抓经济来转移人民对社会政治腐败、社会不公正的关注的视线），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不能不用非常的手段，去进行人的教育、社会政治体制的重建，即扫除旧的文化、传统和习惯。这时候，不可能不暂时以付出“影响经济工作”为代价，从而为未来更大的经济发展开辟道路。通常的比喻是──为了砍柴而磨刀──磨刀时总会耽搁一点砍柴时间。社会运动也是这样。经济发展和对人、社会的政治改造的二者关系是辩证的。那种由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正确原理出发，而认为任何时候的唯一重要工作只能是抓经济的观点，是肤浅的。恩格斯说：“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32)“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33)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但在实际的工作步骤中有时不得不先去重点解决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历史辨证法明确教导我们的。过去的社会革命，革命战争，即是这种情形的典型表现；也可以视之为社会政治影响经济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形式。革命战争对经济建设的暂时影响是显然的，可是没有多少革命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失误。在和平建设年代，这种辩证运动，也必然时常伴随着我们。为此列宁说：由经济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决不能得出经济斗争是唯一重要的结论。为了避免人们认识上的迷惑，马恩晚年甚至对此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去强调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辩证性。他们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于交互工作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4)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亡我之心不死”，面对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也存在一个急待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问题，以及社会各方面仍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不习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性思想改造上，有时要适当强调政治对经济的保障作用，是不能不这样的。当极个别人用社会主义政权逐步稳定牢固后的发展战略、抓住过去某一时期的混乱，并利用群众自己理解认识上的歧曲，去批评毛泽东这方面的观点，历史将会对他们实行再教育。

②毛泽东不懂经济工作

这一观点，同毛泽东本人的观点有一致之处。

毛泽东是一个注重实际，痛恶装腔作势、不懂装懂，因而是最讲求实事求是的人。这种对实际的注重，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是既“不避己贤”，又不废仇才；既不掩人错，又不佯己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则是，非则为非。具体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从不护短，对自己的正确方面和优点，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正确认识，他也毫不含糊地坚持，毫不让步地表白自己的正确。他曾经对那些（即林彪、陈伯达等人）存有狐狸式的“颂扬乌鸦太太歌喉甜美而骗其口中之肉”的狡诈心理，歌颂他有伟大的谦虚精神，诱使他放弃原则的人，反唇相讥说：什么伟大的谦虚，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然而，对自己确实不懂的东西，若明若暗的东西，则十分谨慎、虚心，明言自己还不了解，还不懂，还要学习和请教。不管真心爱戴、颂扬他的人，或极个别别有企图而吹捧他的人，如何的赞扬他的英明，如何的明察秋毫，如何的伟大，他也不为所动（对政治敌人施以政治谋略而与其巧妙周旋是例外）。他总是说：没有那么回事；没有一贯正确的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没有无师自通的人；没有不发生一点差错而自然产生正确认识的人。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上，毛泽东从四、五十年代起，一直到逝世为止，他始终认为自己在摸索之中。认为好多东西都不懂。建国前夕，他称搞革命战争是他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是比较熟悉的东西。而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新世界，是他不熟悉的东西；而这个不熟悉的东西又强迫人们去做。后来十多年的建设，他时常声明自己在某些方面的知识不足，情况不明，还要学习，还要探索。到逝世前，他劝诫人们，不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什么都懂得了，没有的事，我们还在摸索之中，仍会犯错误。

在这个辩证大师的心目中，始终认为人类总得在探索中前进的，错误总是会犯的。对革命政党和进步人们来说，正是通过犯错误才取得正确认识，找到正确道路的。其外，个别的局部错误，不仅是必然的，也是人民群众的前进所必须的。一个心理健全、健康的人，一个进步的群体，一个上进的民族，从来不应惧怕探索中的错误，当然也不应指望不犯错误；应能正确地积极地为前人的探索性错误确立适当的地位，从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到远处，爬上高处。能否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在不懂中仍“敢于探索”，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这里重申,今天，本网民之所以综合以往诸文，提出重新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的初始模式和一般实践的问题，是因为，本网民认为，这有利于总结改革开放30年;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

注：

(1)列宁：《国家与革命》第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4)转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209页
(5)《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59页
(6)《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页
(7)列宁：《国家与革命》第82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8-1099页
(9)《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2号第57页
(10)《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11)同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13)《毛泽东的语文艺术》第54页
(14)转引自《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第177页
(15)西绪弗斯是西方神话中的一个斗志顽强, 不怕失败的神。
(16)《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7)《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2页
(18)转引自《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下,第1187页。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同上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24)同上，第65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页
(27)《学习文选》1967年版,第109页
(28)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第100-102页
(29)周恩来：四届人在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30)《周恩来选集》下集,第181-182页。
(31)[美]斯图尔特•特拉姻：《毛泽东的思想》第17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64页
(33)同上,第51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