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是如何被发现的?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采集矿石标本时,发现了各类石器、陶器等碎片,距今7000年到5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就此呈现于世人面前。仰韶村,一个普通的中国小村庄,迅速全球闻名,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文化圣地”。仰韶文化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
地质学家转行成为考古学家
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距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坐落在仰韶村南、寺沟村北的一处缓坡台地上,南北长960米,东西宽480米,总面积约36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2—4米,距今约7000—5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极为著名的文化遗址。
自1921年被发现至今,已经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超过了5000处,且分布在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9个省、区,绵延时间达2000年。其以分布之广泛、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成为中国原始社会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从繁荣到衰落、进而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那么,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是如何被发现的?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国力脆弱。为应付巨额的军费开支,支撑将倾的“大厦”,北洋政府不惜用重金将当时享有很高国际声誉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聘请到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希望他能为贫穷落后、战争频繁的中国找到大量矿藏,以缓解政府日益穷蹙的财政危机。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抵达北京,到北洋政府农商部赴任。安特生不负众望,很快就为北洋政府找到了大型铁矿,为此,他还受到了袁世凯的接见,一时成了北洋政府的红人,并得到续聘。这为他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提供了基础和便利条件。
1920年初,安特生又被任命兼任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馆长,他逐步将精力转到收藏古生物化石方面。根据地质工作的需要,安特生每年都向全国各地派出采集员,收集古生物化石和岩石标本,加以研究,寻找有关矿藏。
1920年秋,被安特生派到河南的采集员刘长山在渑池县的仰韶村采集、收购到了一些石器。这些石器或如锤如斧,或似锄似镞,或像凿像刀,有600多件,还有少量零碎陶片。刘长山雇请村民将这些运到县城火车站,运回北京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
由采集到的石器追踪到仰韶村
安特生见到刘长山运回的石器,非常高兴,问其出处。刘长山铺开地质地图,为他指出了河南省渑池县城北、黄河南岸的韶山及其南麓的仰韶村。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凭着考古经验,安特生初步判断:渑池县仰韶村一带,很可能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巨大的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于是,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再认真进行一次地质考古调查。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后,由刘长山带领,来到渑池,县知事胡毓藩亲自到车站迎接。当时,渑池县城西关基督教堂牧师史天泽系瑞典人,1905年来渑池传教,会讲流利的汉语。胡毓藩便请史天泽当翻译,把安特生安排到教堂住宿,并指定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调查。
4月21日,安特生一行乘坐一辆轿车,又雇请一辆铁脚车运载所需杂物,在4名警察护送下前往仰韶村。在距离仰韶村约1公里的地方,安特生发现了一条深沟。在深沟的断面上,发现了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层下面又发现了精致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安特生认真地对地层堆积情况进行观察,又发现了一件石斧和一些精美的彩绘陶片,遂使他确信,这是一处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值得发掘!
安特生在仰韶村
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黄土的女儿》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发现经过:
在(仰韶)村南约1公里处,我要过一个深谷,一个真正的小峡谷。这个峡谷是后来我们对该地区地形调查中最显著的一种地貌。我到深谷北边后,在一条沟边上看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剖面。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已经露头,其上被一层满含独特的包含着灰烬和陶片的疏松的泥土覆盖着,石器时代的工具由此得来,看来并非不可能。搜索了几分钟之后,在堆积最底层我发现了一小块红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与石制工具在一起发现有点儿不可思议。……这天,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物品,很快就清楚了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堆积,遗物丰富,特别是我上面提到的磨光的、彩色的陶器碎片。
到仰韶村后,他们住在村民王兆祺家。王茂斋和王兆祺一起负责应酬、办理杂事,村民王兆英负责采买,安特生则集中精力,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走访、观测、照相、考察,搜集陶片、石斧、石凿等,同时也收买村民家中集存或捡到的一些石器和陶片。
仰韶村的一草一木对安特生来说,都是新鲜的。站在这里翘首北望,是一座主峰海拔1463米、有大小36个山峦的韶山,在黄河南岸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主峰南麓是一片非常开阔的缓坡台地,台地两侧各有一条数10米深的沟壑,东有饮牛河,西有干沟河,两河潺潺南流,交汇于南侧后曲折至远方流入黄河。林木葱茏的仰韶村就坐落在这三面环水的缓坡台地上,因仰头可见风景秀丽的韶山而得名。
可以想象,远古时代,这里山上野兽出没,野果遍地;河里鱼虾成群,蚌蟹连片;加之水源丰足,如果有先人们在此聚居,完全可以依靠采集、狩猎、捕捞生活。优越的自然条件,已为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提供了可能的生存空间,如果再有农业生产,生存就更不成问题。
安特生为这里完美的地态构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宁静的田园景色所倾倒,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地质考古调查之中,在仰韶村一住就是8天,收集、采掘到大量石器和陶片,还有少量骨器和蚌器等,装了满满4大木箱,然后又雇请两辆铁脚车运回县政府第三科。第三天,便为木箱和行李办理托运,装火车运回北京农商部中国地质调查所。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对采集到的石器、陶片、骨器、蚌器等进行了认真、详细的研究,并结合自己实地考古、地质调查时掌握的有关情况,初步断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
骨角蚌牙器
安特生先征得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及翁文灏等人的支持,又不惜把自己珍爱的“洋古董”黄金烟斗送给农商部总长张国淦,进而取得了张总长的同意和支持。
因为考古不属于农商部管辖的事务,农商部遂将安特生关于请求进行考古发掘的报告呈报北洋政府国务院,在费了一番周折后才得到照准的批文,后又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经过半年的努力和争取,安特生得以实施自己的考古发掘计划。
1921年10月23日,安特生带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6位中国学者,和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两位外籍博士,再次来到渑池。在县知事胡毓藩安排下,几人10月25日来到仰韶村,仍住在村民王兆祺家。王茂斋负责联络应酬事宜,张兴民、王兆英负责采买,王兆祺负责组织人员挖掘。
10月27日,开始正式发掘,为了赶时间,在工地上搭起了小帐篷,点起了汽灯和马灯,夜以继日地进行发掘。
安特生对发掘工作非常认真,整天待在工地上督促指导,不疏忽任何一个发掘细节,晚上经常在工地过夜,随时解决发掘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他稍有空闲,就雇请村民王德润跟他一起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周围的地质、地貌和地层情况。
全部发掘工作至12月1日结束,历时30余天,先后共开挖17处发掘点,陆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并且在一块彩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痕迹。发掘收获相当丰富!
发掘结束后,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立上木牌,上书“仰韶文化区”5个大字,以示保护。12月3日,安特生把发掘、采集、收买、拾捡到的全部实物分装11个木箱,雇车运回县城。次日下午,在渑池火车站办理托运手续,而后返回北京。安特生在渑池期间,还给“福音小学”捐过款,并带着一架手摇留声机,晚上给群众放“洋戏”,使村民大开眼界。
仰韶文化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安特生一行回到北京后,组织了有关专家、学者对带回的实物进行“会诊”,发现这些遗物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主要特征,经过深入、认真的研究,大家一致认定了安特生的最初判断:这里是中华民族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址。
按照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渑池县仰韶村为名,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因遗物中多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正式诞生,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影响极其深远,意义极为重大。
在中国腹地这块地方,数千年前就有人类生存,但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却无记载,甚是遗憾。因此,仰韶文化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和开始,它不但充分证明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一个发达且富有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且使那些所谓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从而连接了我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历史链条,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第一页。仰韶文化所展示的中华远古发达的文明和中华先祖卓越的智慧,深深地折服了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西方人,彩陶文化名扬中外。
鲜为人知的史前史阶段文化的发现,向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大量精美的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国是何时、在何地、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中国是怎么一步步发展来的?答案就在地下,这着实令人兴奋!
安特生的发现,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而且还带来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广阔的历史视野。渑池仰韶村,一个普通的中国小村庄,在20世纪初的离乱与血泊中,迅速全球闻名,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文化圣地”。渑池仰韶村文化遗址,于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年1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在仰韶文化的发祥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联合举办了“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并举办了仰韶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正是因为仰韶文化的发现,中国诞生了现代考古学,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考古学原创性发现和原创性研究的推动,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才得以不断彰显,中华文明的优秀文化遗产才得以被展示、宣传、保护和利用,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
(责任编辑:王双)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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