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中美妙的自由与平等

震灾中美妙的自由与平等

northk  2008-05-23 

　　地震已过一周多了，最初带给人们的震撼逐渐消散，生活毕竟不是救灾，不可能天天以救灾的心态来生活。于是缓过劲的各色人等又粉墨登场了。
　　
　　地震刚发生时，在震情的严重性日益清楚的时候，全民抗震，或捐款或献血或亲自救灾，那时没空考虑其他问题。但这全民的齐心协力显然伤害了某些人的情感，他们素以分裂、分离为生活诉求的，忽然看到13亿人竟然能为了一个目标团结行动起来，自然感到了极大的失落，于是在事情稍稍缓和了点之后，立即就迫不及待地发表出不同的声音来了。
　　
　　这一阵子捐款是主题，于是就围绕捐款做开了文章。同胞有难，该不该捐款？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该捐，捐多捐少是各凭心意的，如果你实在是穷，不捐也不是不可理解。但这“大家都知道该捐”却不令这拔粉墨登场的人满意，对这拔人来说，自己的钱怎么花是别人管不着的，因而不存在“该”的问题，看到别人都“该”了，他们就感到了失落，感到了对他们信仰的威胁。说起来这粉墨登场的一拔人到也不至于个个铁公鸡、一毛不拔，他们的问题在于，这拔毛的方式必须符合他们的理念。他们不满意的到不是捐助使同胞有了希望，而仅仅是因为捐助的方式没有采用他们的方法，于是就不满意了。在他们的理念下，捐款应该完全是自愿的，不仅不能强制，连引诱都不能，只有捐款人是忽然心血来潮，钱多得没处花，脑门撞电线杆撞了一个大包，震动之下忽然想起来捐款这事没干过，可以试一下，这样的捐款才是符合他们的胃口与理念的。说起来这就叫做“捐款自由”。
　　
　　有了这神经兮兮的捐款自由之后有啥好处呢？好处是怎么捐款、捐多少别人都管不着了，你不仅不能对他是否捐款说三道四，更不能对他捐多少发表意见，既不能对他捐得少表示鄙夷，也不能对他捐得多表示祝贺，这不发一声、形似鬼魅的捐款就是他们的理想境界。他们管这不发一声的境界叫做“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不能对别人的行为评头论足，而只能对自己胡说八道。但如果你当真以为他们的目标就是别人不能管他们是否捐款、捐多少，那就没能了解这群人的深意。要了解这其中的深意，我们来看美国人的例子。
　　
　　美国人在最初得知中国地震之后，给了10万美元，这一给中国人都知道美国人太抠门了，但所以认为美国人抠门，倒不是因为美国人财大气粗就该多给别人一点，而是在于过去美国人受灾的时候，中国人给他们的援助要多很多。美国人在了解了震情之后，追加了一些，而且美国民间也有捐助，我举这个例子并不为了追究美国人该捐多少，而在于考察一下对事情处理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抠门，能不能这么认为？按粉墨登场人士的逻辑，显然不能这么认为，当初你给美国人多少是你自己的事，现在美国人给你多少也是美国人的事，两件事情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你不能因为你曾经给美国人多了点，现在就能要求美国人多给你一点了。这逻辑符合自由的理念吧？你可以看到，有了“自由”这个武器，粉墨人士就能把世界割裂开来了，对正常人来说有联系的事件，在他们眼中就是无联系的了。
　　
　　中国人例来讲究的是“礼尚往来”，别人给你多少，你就应该至少回报多少。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你一下，那么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就也该帮别人一下。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知道，结个婚不容易，那么如果你有朋友结婚，你就该送点“礼”去，送过去的“礼”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形式，并非因为别人都这么做，所以咱也得这么做，“礼”的目的为了帮朋友渡过这个花钱的时间，朋友结完婚之后，夫妻同心，对外有人挣钱，对内有人理财，双剑合壁，挣钱的速度大大提高。朋友有了钱之后，你结婚时就有个有钱人可以帮你一把了。因而“礼”与回报是直接相连的。如果你给朋友出了“礼”，而你结婚的时候，朋友却一毛不拔了，咱们就说这朋友不懂“道理”了。
　　
　　中国人的“礼尚往来”对咱们粉墨登场的那拔人来说，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别人送他们的“礼”居然与他们应该还的“礼”相关了，这就是用“礼”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了，他们把这问题称作“以理杀人”或“以道德杀人”。因而对于这拔粉墨登场的人来说，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他们，他们显然是不懂“道理”的，处于未开化的状态。所以未开化，其实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合作的，你给别人以“礼”，别人也会还你以“礼”，这是中国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常态，一点都不奇怪。但这点对粉墨登场的人士就不可思议了，他们不相信“礼”会有回报，而只相信暴力支持下的契约，只有签完了合同，并且还有一个老流氓在旁边监督执行，不按合同办就揍人一顿，他们才能觉得可靠。他们相信的是这种暴力维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因而对他们来说，“礼”的“往”与“来”这两件事情是毫无联系的，他们所以必须把问题割裂开来，其实是在于他们除了暴力谁都不信。
　　
　　如果美国人只给了10万美元，以中国人的观念来说，美国人就不懂“道理”了。遇到不懂“道理”的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会强制美国人：“你必须把上回我给你的钱还回来”，一“必须”，就不得不诉诸暴力了，而中国人例来是不喜欢暴力的。但不喜欢暴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忍气吞声了，中国人是看重长远的，做了缺德事就应该受到惩罚，但惩罚并不意味着把人揍一顿。比如说，四川地震最困难的救灾时段快过去了，接下来的问题显然是灾后重建了，灾后重建里显然有不少商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往而不来”也是“非礼”，你有困难的时候我帮了你，我有困难你不帮了，那么今后如果有什么好处自然就轮不上你了。所以，如果美国人做的事情不到位，不符合中国人的“礼”，那么在灾后重建这样的商机里自然要让美国人靠边站了。美国人在中国人的灾难面前争取到了“自由”，现在就该为“自由”付出代价了吧？然而，这点对粉墨登场的人士却不能适用。咱们知道粉墨登场人士是以美国人为标本的，美国人如果不能挣钱了，那么就意味着他老子可能不给他饭吃了，“是可忍”，那么“孰不可忍”？显然是不能让中国人这么干的。但问题是，中国人的生意给谁做，按自由的理论来说，也应该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是插不上手的。按照粉墨人士一惯割裂的思维模式，美国人还中国人多少“礼”与中国人的生意给谁做是没有关系的，因而无论中国人把生意给谁做，美国人都不得说三道四。但这样一来，美国人不就挣不了钱了？对此问题，粉墨人士还有一秘密武器未使用，那就是“平等”：做生意的机会应该平等，生意面前不分中国人美国人，谁有钱，谁能投得了资，生意就该归谁。于是咱们就进入了了美妙的“自由”与“平等”相结合的境界，掏钱的时候要讲“自由”，给不给、给多少是咱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但挣钱的时候却该讲“平等”，人人都该有同样的机会，虽然你帮了我而我没帮你有点儿缺德，但自由人素来是不讲道德的，不帮你太正常了，然而挣钱的时候却不能落下自由人，自由人是讲平等的，你不能少了咱的机会。
　　
　　如此一来，大家就明白了“自由与平等”的美妙了吧？掏钱的时候讲“自由”，这样才能做到不掏或少掏，而挣钱的时候讲“平等”，这样才能所有挣钱机会都不落下，如此一来，不仅做到了节流，而且做到了开源，你说说看，粉墨人士岂能不先富？古代传说中有一种动物，说是龙生九子中的第九子，叫做：“貔貅”，这“貔貅”是个没屁眼的物种，据说他只进不出，什么东西到了他那里，就只见进去，不见出来了。粉墨人士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类没屁眼的物种，而所以能做到这点，就在于这“先进”的“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如何使用是相当有讲究的，比如，中国人遭灾了，美国人掏钱就该讲“自由”，而重建项目就该讲“平等”；但如果美国人遭灾了，中国人掏钱能不能也让中国人讲“自由”？显然就不行了，这时候就该讲“平等”了，中国人自己受灾的时候，中国人是倾全力帮助中国人的，如果美国人遭灾了，那么因为美国人也是人，不是“貔貅”，当然也得象对中国人一样对美国人才行，一祭起“平等”的大旗，中国人就不得不掏钱了；而美国人的重建项目自然轮不到中国人，美国人自己还抢着挣钱呢，哪轮得上你？这是美国人的私事，属于美国人的“自由”范围内。所以，你看，“自由”与“平等”是两件非常锐利的武器，用得好，你就可以怎么着都不吃亏。清华的秦晖教授一直对国内的某些人士借改革之名左右逢源，东也是他捞，西也是他捞，很不满意，秦教授始终也不明白，所以会如此，其实就在于改革是以西方人的观念进行的，而西方人的这种观念天然就适合培养“貔貅”，即培养这种没屁眼的物种。
　　
　　捐款应该捐多少，中国人其实心里都有杆称，潘石屹最初捐了200万，那时大家觉着小潘捐得不少，后来一比较，就觉着小潘捐得少了，但大家并没有因此而对小潘深仇大恨吧？粉墨登场人士所反对的其实是逼捐，即设定一个标准，大家都该依此标准来捐。粉墨人士把这逼捐看成是中国人的问题，认为中国人素来爱好以道德强制别人。这其实是完完全全的胡说八道。中国的文化从来都不支持强制的，强制从来都是西方文化的特色，就象上面已经揭示的，西方文化才是热衷于暴力的。这里面的理由极其简单，因为西方文化才是热衷于设定一个标准而后所有人遵守的，西方人把这标准称作“法”，无论做什么事都得“依法”，这是十十足足的西方文化吧？粉墨人士强调捐款的自由，捐不捐、捐多少没人管得着，那么唯一的后果就是人人都不愿捐，而如果人人都不捐，灾难就难以处理了，因而西方人就不得不通过暴力设定一个捐钱的标准，因而“逼捐”其实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另一面。“逼捐”是通过强制所有人都要按同一个标准来捐，而“捐款自由”其实也不过是强制别人不得对捐款说三道四而已，这两者都要依赖“暴力强制”才能实现。“逼捐”的人与“捐款自由”的人其实是两兄弟，他们对问题的处理方法是逻辑一致的，“逼捐”其实是让受捐人自由了，而让捐助人非自由了，而“捐款自由”让捐款人自由了，受捐人就不得不倒霉了。两者实际上都是“以理杀人”、“以道德杀人”，都为了找到某种理由强制别人。
　　
　　中国人所以不强制别人，其实是在于中国人看问题不是分裂的，而是广泛联系的，捐款的意义并不能由捐款本身说明，而是与其他很多问题相关的。比如说，王石相对于其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来说，200万元捐款就显得比较少了，中国人所以对王石提出这样的要求，并非是因为王石的捐款不符合某种共同的标准，而是因为，依照中国人的方式，捐款的多少是与将来的回报相关的，王石现在捐得少，那么中国人就有理由在将来的重建中把王石的公司排除出去，这对于王石来说，是不是一大损失？中国人所以批评王石，其实就在于王石这事情做得愚蠢，做得对自己没好处，因而是“缺德”的行为。中国人的“道德”批判不是依据某种标准来批评，而是从个人自身出发的，是因为王石做的事情对自己没好处，因而说王石没“道德”。中国人的“道德”与西方人的“道德”完全不同。正是这种广泛联系下，你捐得少了，咱就有理由不再跟你合作，让你将来损失，就使得中国人没必要去强制别人，王石选择怎么干，是他自己的事情，但王石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别人不能评论，别人评论其实不为了强制王石必须做某事，只不过是告诫王石这种行为比较愚蠢，不值得去做，也不值得别人学习而已。所以，以中国人的观念是不会设立一个捐款的标准让所有人都遵守的，而是告诉你，你捐少了，将来的生意就没你份了，该怎么着自己看着办吧。这才是中国人的“道德”评论的意义。
　　
　　以王石的例子来说，王石捐少了，中国人其实并不在意其多少，现在捐少了，将来得到就少，这事情谁怕谁？王石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言论的不是东西，别人都在想法子救灾，王石的言论却在破坏别人救灾的事情，限制员工捐款，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到别人头上，这就不太是东西了。中国人都讲究“成人之美”，别人做正事的时候，你应该尽量帮一下别人，或者至少也不坏了别人的事。王石所以被骂其实就在于其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破坏别人的正经事，当然就得挨骂了。但大家骂王石，也不是为了强制王石，只是告诉王石这种行为不合时宜，王石对此道歉了，大家也就原谅了，王石如果再做点补救，那么就仍不失为一好人。中国人是相当宽容的。咱们知道，粉墨登场的那拔自由人士也强调他们是宽容的，但是两种文化一比较，立即就可以看出粉墨人士的虚伪来了。西方文化是强调共同规则的，以“捐款自由”来说，“捐款自由”不意味着对个体的行为没有强制了，为实现“捐款自由”的话，其实要求的是别人不能批评捐款人，因而这是对捐款人的宽容，而对批评人是非宽容的。如果从中国文化来说，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不强调共同规则的，没有一个共同标准应该人人遵守，你所以该捐款只是因为帮助了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而你不帮助别人，别人也就不会再帮助你，生活是一种重复博弈，如何选择、如何做都是个人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着充分的自由，你捐不捐款、捐多捐少没人强制，但别人针对你的行为做出的反应你也不能以“自由”、“平等”之类的名义进行强制。每一个行为都是有后果的，只要你能承担后果，没人会指责你的行为。因而在中国文化中，“自作”就得“自受”，只要你能承担以后的损失，谁又在意你捐多捐少？因而中国文化是不强制的。
　　
　　反观西方文化，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逻辑，自己做的事情从来不敢于承担后果，因而西方文化不得不把事情割裂开来，不得不采取强制人的措施。就象这里说的奇妙的“自由”与“平等”一样，捐款的时候讲“自由”，捐得少了、或者不捐，自以为找到了理由，可以安慰自己一下了，但到了灾后重建，挣钱没他的事的时候，就又不能承担后果了，就要祭出“平等”的大旗来要求别人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无赖的文化，是只进不出，只能让他占便宜，而决不肯为别人考虑一下的文化。西方人现在其实也已经注意到了“自由”与“平等”的这种用法是有问题的，但却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其中的矛盾。比如说，面对这样的地震灾害，捐款的时候其实不能从“自由”方面考虑，而应该从生命“平等”上考虑，灾区的人民有理由得到别人的帮助；而在灾后重建中，不能从“平等”上考虑，而应该从“自由”上考虑，灾区人民有理由自由决定他们的生意给谁做。这种方式下的“自由”与“平等”就比较接近人类而不是“貔貅”了，就离中国文比较近了。但问题是，如此一来，就意味着“自由”与“平等”不是最高价值了，有时候该讲“自由”，有时候该讲“平等”，“自由”、“平等”成了有条件的了，这就大大违反了西方人“普世价值”的信仰。“自由”或“平等”成了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的东西，那么显然就不是什么“普世价值”了。“自由”与“平等”这类抽象概念，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这对中国人来说相当正常，好坏本来就是要看后果，看对人是否有“德”的，但这点对西方人来说，却意味着整个精神世界的崩塌，西方人找不到可以规范所有人的东西，那么西方社会就崩溃了。
　　
　　地震这一中国人的灾难，的确是一大不幸，但在面对这一大不幸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团结、表现出来的守望相助、为同胞的生命可以尽自己全部力量的伟大品格，凸显的其实就是中国5000年文化的积淀。中国人所以能出现如此的同仇共忾、有难同当，其实就在于中国人有着共同的优秀文化，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同胞有难，就该倾力相帮，同胞渡过了难关，同胞自会与我们齐心协力，而只要能够齐心协力，就可以再建辉煌，财富可以用双手再创造。那些叫嚣着“捐款自由”的人士，实际上已是中国人中的异类了，他们不相信同胞会与其同心，他们在批评“逼捐”的同时，传播的其实是人与人互不信任的种子，他们相信捐款是无回报的，给了就是白给，因而最终导致的就只能是捐款越来越少，最终只能让同胞的苦难同胞自己承受去。在他们美妙的“自由”与“平等”之下，包藏的其实是一颗不相信别人、不为别人考虑的自私的豺狼之心。

人民的生命怎样高于一切？

northk

　　 最近很多人进入了亢奋状态，口号声喊得震天响，地震完了后，该天震了。咱是个粗人，对于喊口号之类的文化人的事总也搞不明白，虽然看着别人兴奋也会被传染一下，但生就干活的命，别人操心“主义”、“真理”的时候，咱只能想着：“咋干呢？”。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喊口号的时候很爽，但问题是怎样实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生命”需要什么？靠什么东西能维持住“生命”？如果生命首先依赖公理、正义、自由、民主，只要搞点公理、正义、自由、民主给他，他就死不了，那么这事情相当好办，这世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公理、正义、自由、民主”，而且要多少就能给多少。但可惜的是，不是这么回事。生命是靠实实在在的东西的支撑才能延续，对地震灾区来说，没有食品、水，没有救援器械，生命立马完结，何来的高于一切？
　　
　　生命要高于一切，首先要的是实际的“东西”。但一到了“东西”的问题上，麻烦就来了，因为对于“东西”来说，有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不同的社会体制下对“东西”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如果是以私有为基础的社会，东西就是属于个人的，而且只要东西属于了个人，就没有任何理由把东西拿过来了。那么私有制下怎么实现“生命高于一切”呢？这事情就比较困难了，虽然你马上就要死了，但只要你需要的东西在别人手上，就没有道理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既然不能把东西拿过来，那么生命怎么高于一切呢？“生命高于一切”在私有制下似乎就不可实现了。这个结论一出，自由人士们自然大大地不满，自由是以私有为基础的，如果私有了一下，地震问题就无法处理了，“生命高于一切”这么亢奋的口号就不能喊了，“道德”上自然就矮了别人一筹，对自由的大业影响太大。事实上，这事情完全可以有变通，要死的人虽然不能到咱兜里拿东西，但并不影响咱“自愿”把东西给他，只要一出事情，就有人把自己的东西给要死的人，那么生命就有了保障，“生命高于一切”就能够实现了。所以你看，自由并不影响“生命高于一切”，别人要不符合自由理念，但自己给却完完全全是自由理念的体现。然而，问题是，如果小事件，动员几个人自愿给一下就可以完任务，但现在地震是个大事件，不是给点小钱就能打发的，给的一多就影响到私有了，都捐给政府了不就又一次共产了吗？这自由的大业不就结束了？所以，越来越多的自由人士出面呼吁了：要死的人不能要东西，东西只能由我们给，但给多少你们管不着，一块钱也是钱，捐一块钱完全可以，每个人都有捐一块钱的权利与自由。要说一块钱就不是钱了，的确有点亏心，但如果给的东西太少了，要死的人还是活不了，这管不着捐多少的自由要他何用？由此而知，自由的私有下的“生命高于一切”是没有保证的，轮着老板们心情好的时候，可以“高于一切”一下，不巧轮着心情不好的时候，那就应该自觉死翘翘了。
　　
　　如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东西天然就不是个人的，政府只要需要，随时可以充公，那么对于地震这事来说，“生命高于一切”倒是可以畅通无碍了。谁要快死了，立即就可以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只要别人不是也快死了，就不算违反“生命高于一切”。由此可知，公有的社会才是“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可靠保证，只有把一切东西全都充公，让领导们可以想用啥就用啥，想咋用就咋用，就可以实现“生命高于一切”了。但随之而来就有问题了，地震了，别人有了灾难，帮一下倒也是应该，但一帮就把自己所有东西都搭进去，全成了领导的东西，而且还归还无期了，这就成问题了。东西到了领导的手上，灾民们也许有保证了，但其他人却没有保证了，要什么东西都得依靠领导，离了领导就没法活了，万一领导腐败一下，那么不是全家倒霉嘛？所以，轮到大灾的时候，公有一下，道理上也算能说得过去，但救灾完了，东西就不还回来了，这就有猫腻了。中国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东西到了领导头上，领导只惦记着拍马屁升官，就不好好干活了，领导不好好干活，老百姓又没权自己干，结果就越来越穷，假如再出点事，就很可能穷得拿不出东西来了。于是体制上似乎是可以保证“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但拿不出东西，让人喝西北风去？所以，这也是不可持续的方法。
　　
　　那么要真正解决“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就只能跳出私有、公有的体制之外，寻找更具灵活性的体制了。这更灵活的体制，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德有”体制，“东西”没有固定的所有权，谁更需要，谁更能发挥东西的最大效率，就该把东西给谁用。比如说，四川地震了，四川人现在一无所有了，那么对于非灾区的人来说，就会发现，四川人比我们更需要支援、更需要钱，钱在灾区人民的手上，比在咱们的手上更能得到效用，那么咱们就应当支援灾区的人民，应当为灾区人捐钱。当然捐钱不意味着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灾区，自己没法活了，不就成了新灾区了？这属于添乱，而不是善良。捐多少钱所依据的其实是，你觉着哪些钱你花产生的效用不如救人一命更加有效。比如说，下一顿馆子给你带来的愉快是否比得上救助一下灾区人给你带来的愉快？这些事情显然每个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种思考模式下，你就会发现，钱虽然是你挣的，但却并没有规定只能你一个人花，灾区人对钱的使用效用强过你时，你就该把钱给灾区人去。说起来，这似乎也是一种道德强制，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就可以发现这不是一种强制，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你该把钱给灾区人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因为灾区的人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是知道报恩的，所以你才可以放心地把钱给灾区人。比如说，美国人遭灾了，咱们有没有必要那么起劲？那就没必要了，因为美国人的文化与我们不同，他们觉着你捐款是自愿的，自个犯傻把钱给别人，别人拿了钱怎么花你管不着，给钱是你的自由，报不报恩也是他们的自由，你的自由管不着他的自由，因而钱给了美国人多数是肉包子打狗，美国人缓过劲来了，跟你做生意，该怎么坑你还是怎么坑你，这叫做生意的原则，生意人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因而美国人的文化有点白眼狼的味道，对美国人的遭灾，就该让美国人自己扛去了。中国人所以应当给遭灾的中国人最大可能的帮助，原因无他，就因为中国人知道感恩，你现在给灾区人的钱不是无偿的，灾区人以后生活得好了是会报答你的，假如你也遭灾了，其他的中国人也都会尽最大可能帮助你的。
　　
　　 “德有”的基础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人都知道，最宝贵的财富不是“东西”、不是“资源”，而是“人”。因而中国人的文化从来不强调产权，“东西”的所有权是不重要的，只要有“人”在，人团结起来，就可以发挥“东西”或“资源”的最大的效用，因而在面临“产权”与“人”的选择的时候，中国人总是选择“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同胞救活，“产权”完全不是问题。中国人对理想政府的要求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靠的是什么？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产权”放在第一位。因而从中国人的政治观念上来说，社会的体制从来不是基于“产权”的，无论“私有”还是“公有”都只是外国人的舶来品。对政府来说，政府既不要求产权归国家所有，也不指定产权归个人所有，而是建立一套产权流动的机制，让对人有用的“资源”可以到达最能服务于人的人的手上。在这种社会体制下，“东西”或“资源”是为“人”服务的。灾区的人民更需要资源的时候，就该把资源交到灾区人民的手上去，只要人在，咱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就能再重新创造美好生活。当然，上面也强调了，这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前景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你帮助的那些人是也接受了中华文化的人，是知道合作比产权重要，是知道感恩的中国人。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这口号要成为事实的话，只有在中国文化支持的社会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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