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公祭日，这算“攘外”还是“安内”

　　中国就要设立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了，对于一惯于被动应对的中国而言，这是少有的主动出牌，那么，中国的这一举措究竟有怎样的蕴意呢?

　　见诸于官方的报道，照例将此举做常规化的解读，什么“国际惯例”、“牢记历史”云云，用一句时髦的词就是“不针对第三方”。这当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这样的解读显然并没有切中主题，任何人只需稍微转动一下脑筋，就会知道，在中日冲突日趋激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高调设立胜利日、公祭日，其指向显然不会这么简单平淡，这一举措，要么是冲着日本来的，要么就是国内形势所需，二者必居其一，借用老话来形容，还是“攘外”与“安内”的问题。

　　这是为了“攘外”吗?

　　应该说，这是对日本的一个牵制，至少对应其靖国神社，可形成一种精神鞭笞，加大讨伐日本二战罪行的舆论攻势，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抽打日本的功效。

　　但是，这一举措的“攘外”作用也就仅此而已，如果日本在乎，作用有可能显著些;如果日本满不在乎，很可能基本上白费功夫，如果再要放大，就未免言过其实了。

　　这一举措是否也有“安内”的意思呢?

　　面对国内日趋激烈的反日情绪，不但普世派人士忧心忡忡、愤懑于心，对稳定而言，也是数一数二的隐患，如何引导化解中国老百姓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都是维稳工作的重要事项。一个更加不容忽视的动向是，面对日本越来越露骨的挑衅，老百姓的气愤如果无处宣泄，很有可能发酵成为对政府的不满，因此，从主动应对和因势利导的角度出发，迫切需要采取一些能够调动情绪、显示强硬姿态的举动。从这个角度上看，设立上述纪念日和公祭日，则是相当艺术的内政办法。

　　所以，如果定要比较一下纪念日公祭日在“攘外”与“安内”两个方面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话，答案显然是“安内”重于 “攘外”、也先于“攘外”了。

　　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历来经伦济世，无不在“亲民”、“新民”与“抚民”这样几个方面做文章，对日关系上的综合考量也难以例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笔者无意于在“攘外”与“安内”关系上较劲，之所以揪出这样的话题，原因在于，以笔者的理解，即或中国大张旗鼓地采取了上述举措，但从中仍然折射不出中国的战略决心，这才是真正令人遗憾的。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到了中国必须下定对日战略决心的时候了，无论是为了“攘外”还是为了“安内”，中国都应该把自己反对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今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的目标与路径和盘托出，而不能总是如此这般地指着别人的影子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