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金：中国超级稻计划之忧

　　今天，“安徽万亩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监管单位下逐客令”的消息引爆网络，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神话第一次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这一事件是偶发还是必然?关于超级稻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忽视或掩盖了一些什么?如果是这样，这个事件会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超级稻计划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

　　其实，超级稻从它的诞生之日超就受到质疑，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喜欢造神的国度里，质疑的声音很难引起重视。笔者就曾对超级稻提出过质疑。2006年，笔者写了一篇拙文――《农技推广之痛》，此文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三农中国》(2006年第8期)。该文关于“两系杂交稻”和“超级稻”有这样的阐述：“……据称‘两系杂交稻’是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的攻关项目，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成功的一种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新技术。笔者所在县1999年开始推广这种新型杂交水稻，从实际栽培情况看，两系杂交并没有比三系杂交水稻明显的增产优势，因此两系杂交稻也没有取代三系杂交水稻。近年来，由袁隆平院士领导的‘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为世人瞩目，国家投入巨资。据媒体报道，这项计划已起得重大突破，一些超级稻组合在示范片亩产达到了800公斤，并称2006年将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以超级稻亩增产150公斤、年种植面积2亿亩计算，未来每年将增加300亿公斤粮食，可多养活7000万人口。对这些媒体的报道，一些长期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基层农技员总是心存疑虑：这些超级稻大面积推广能有那么高的产量吗?有人质疑：超级稻的增产机理仍然主要是利用品种间的杂交优势，那么在育种技术尚未取得突破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超级稻，能够在以前杂交水稻的基础上实现产量的飞跃吗(分子育种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从水稻生产的实际情况看，近20多年来，尽管在三系杂交水稻之后又推广了许许多多水稻新品种，但不管是两系杂交稻、遗传工程稻、还是太空稻以及现在的超级稻，其产量并没有绝对超过上世纪70年代三系杂水稻发明后培育的第一代杂交组合(如汕优63等)。20多年前由袁隆平等专家培育成功的第一代杂交水稻组合，现在仍然有不少农民选种就是最好的说明。”

　　笔者的这篇《农技推广之痛》一文，有兴趣者可阅读全文(见附文--编者注)。

　　笔者写此文至今已过去近10年了，在这10年时间里，笔者所在县农民的选种依然和过去一样，没有谁专门选超级稻，选了超级稻的产量和其他杂交水稻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同，这进一步印证笔者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或许有人会说，育种是一个“高科技”的活，一个农校毕业生未必能理解超级稻的增产原理。其实，正所谓“大道至简”，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原理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超级不超级，拿产量来说话，农民是最现实的，好东西不可能不用。

　　安徽万亩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或是一个孤立事件，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超级稻计划，还有，就算超级稻计划存在一些问题，也难憾袁隆平院士“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地位，更不能抹杀其对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袁隆平院士永远是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榜样。只是，我们需要改变造神、迷神的环境，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袁隆平院士取得成功正是他不迷信权威和书本的结果。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反应，中国的超级稻计划或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

　　2015年4月9日，晚

　　农技推广之痛

　　<<三农中国>>2006 第8期

　　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基层科技推广工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作为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载体----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残缺不全，很多基层农技推广机构长期处在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这样一种状况显然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基层干部，试图从实践的角度对我国基层农技推广工作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作一些探讨。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把农业作为全党、全民都动手齐抓的大事，提出了“以粮为纲、纲举目张”的口号。重视农业必然要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甚至把自己当成首席农学家，亲自提出“农业八字方针”（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了解决农村建设人才的不足，1958年，根据中央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要求，江西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同时全国还兴办了大批职业中学，通过这些方式为农村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各种建设人才。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社来社去”成为非常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农技员”、“赤脚医生”、“赤脚老师”……等等。这批乡土人才成了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那时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乡政府深受农民欢迎的植保员、种子员、兽医员、护林员、农机员等所谓的七员八员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学校培养出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农技推广工作并不只是乡镇农技干部（在乡镇农技站成立前乡里一般配一至两名国家干部身份的农技干部）和农民技术员（从农村中招聘）的事，实际上农技推广工作是人民公社以及后来的乡政府所承担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所有的公社或乡政府干部都要农技推广工作。农技推广的手段也是采用行政手段，把农技推广的任务（包括配套物质，如种子、肥料、苗木等）层层分解，县分到乡，乡分到村。通常还要层层签订责任状，把农技推广工作的成绩作为考核各级领导政绩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我国一直以来（近四五年情况有所改变）实行的是一种政技合一的农技推广机制。应当说，这种农技推广机制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尽管存在一些诸如缺乏活力、效率不高和劳民伤财的问题。我们很多促进粮食等农作物增产技术都是在这种机制下推广普及的。如水稻品种的更新换代：20世纪50—60年代水稻品种矮化使稻谷产量增加20％－30％，实现了第一绿色革命；70年代袁隆平院士培育成功的品种间三系杂交稻又使稻谷产量增加20％，实现了第二次绿色革命。除此外，还有化肥、农膜、除草剂以及各种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推广等都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解决粮食问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上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宏观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科层制管理。按照科层制管理的要求，政府各个部门为了加强本部门的职能，纷纷把它们的“腿”伸向基层，将以前乡镇的七员八员变成了七站八所，使其成为上级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或由上级政府部门指导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其人员也由过去的一至两个裂变为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笔者所在县1990年成立了乡镇农技站，为了突出农技推广的重要性，农技站长享受副科级干部待遇，农技站实行条块双重领导、以乡为主的管理体制。这个时期的农技推广工作仍然是由政府主导、采用行政手段的方式来进行的，乡镇农技站技术人员通常只负责技术指导工作。有的乡镇把农技站人员和乡干部捆在一起使用，除了做好本身业务工作外还要包村驻点，做好乡里的各项中心工作。这个时期由政府主导推广了一批农业新技术，但成功的不多，很多新技术由于技术本身不成熟或推广不经济等原因，尽管乡村组织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一时期乡镇农技站的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创收上，一些乡镇农技站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利用农资专营政策，大规模地经营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质，所赚的钱几乎全部进入个人的腰包。有些乡镇农技站管理混乱，赚了钱就归个人，亏了本就算单位的，因此欠下各种金融机构大笔贷款，这些贷款最终成为呆帐、死帐。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政府考核指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最硬的指标。在现代工业社会，农业对GDP的贡献非常有限。由于农业不能为各级地方政府带来立竿见影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农业的实际地位是处在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之中。农业的边缘化必然带来农技推广工作的边缘化，于是农技人员吃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乡镇七所八站中属农技人员地位最低，给人的印象总是灰头灰脸、酸溜溜的。过去各级领导下基层身边多半有农技人员跟随，后来逐渐被老板、开发商所取代。上世纪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给农技推广机构“断奶”的风潮，从那个时候起，“网破、人散、线断”就一直成了描述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现状的常用语。面对地方政府对农技推广工作的忽视甚至放弃，全国人大、中央政府不得不频频出台法律和政策，以此遏制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行为，保护本已十分脆弱的农业。这些法律政策主要有：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国家六部委关于稳定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通知等。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乡镇财政从此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艰难困境。为了完成上级年年攀升的财税任务，乡镇政府不得不采取掠夺式的税费征收办法。但在中西部很多地方就是横征暴敛也完成不了财税任务，于是拖欠乡干部和教师工资成为一种常态。乡干部和教师发不了工资，农技推广站所的农技人员就更没有工资了。江西一些县市的做法是，在乡镇七所八站中只保财政所和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工资，其他站所工作人员平时基本不发工资，到年终根据乡镇财政状况，一般每人给一至两千块钱过年了事。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农技推广站所差不多就瘫痪了，或者说是名存实亡。农技人员八仙漂海、各显神通，各谋自己的生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发文进行干预：1999年1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中编办、人事部、财政部《关于稳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意见》，不过这次发文没有上次那么奏效。同样，2003年农业部安排的进行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验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全国多数地方都没有动静。令人奇怪的是，笔者所在地一些县10多年来乡镇农技站一直处在瘫痪状态（县级农技推广机构也好不到哪里去，充其量也只发挥了20%的职能），但感觉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影响，很多先进的农业科技或科技产品通过市场中介的作用同样得到了推广，粮食产量也保持了比较高的水平。不少农技人员断了工资后被迫外出打工或创办经济实体（有的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兴办科技服务型的经济实体）意外获得了成功，不仅解决了养家糊口的问题，还在客观上还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推广。这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二据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共有近十万项农业科研成果问世，经过试验、开发和推广应用，这些科研成果已有一大批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据测算，目前科技在中国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已由70年代末的27%提高到40%以上。①我们在肯定科技转化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2005年3月10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农业部长杜青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的农业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仅仅在45％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低20到30个百分点；并且科技推广的能力比较弱，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在30％左右。农村每一万名农村人口只有农业科技人员15人，而日本有100人，荷兰有200人。农业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农业科技成果本身的问题，也有农技推广体制、机制的问题，在此笔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我国中部地区近30年来由政府主导推广的若干影响较大、且不太成功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一鸟瞰。 1、 再生稻。笔者第一次接触再生稻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上初中，学校放农忙假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就参加过“再生稻”试验；后来笔者上了农校，上世纪80年代初毕业后分配到乡里当农技干部时，还在搞“再生稻”示范；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笔者当了农技站长仍然在搞“再生稻”示范。接下来笔者在乡里先后担任常务副乡长、副书记，主抓农口工作，在推广农业科技中还是有“再生稻”示范这一项。就是在2005年，各地提出的粮食增产措施中还少不了“再生稻”示范。一项实用技术何以要试验、示范30年之久？因为这项目技术的推广价值不大，与其花大量的精力去搞“再生稻”每亩收上二三百斤谷子，还不如翻耕（或免耕）重栽一茬。那么一项不被农民接受的“问题技术”何以能够示范30年之久？是谁在为个“问题技术”试验、示范埋单？是政府的科技推广经费。 2、 测土配方施肥。关注农业的人们或许还记得，2004年６月９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湖北枝江市考察工作时，来到安福寺镇桑树河村村民曾祥华家里了解情况，当温总理问这位村民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没有？ 曾祥华说：“总理，我们这一带一亩地打五、六次灭虫药都不起作用，不晓得是药不好，还是不对路。还有，能不能给测测土，看看缺哪种肥，好配方施肥。” 温家宝转身对随行的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老杜，你帮助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由于总理亲自过问，2005年全国兴起了测土配方施肥的热潮，农业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春季行动的紧急通知》，但效果如何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其实测土配方施肥是农技推广部门一项基础性、常规性工作，但这样一项工作却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开展起来。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进行土壤普查。1958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土壤普查，1979年春我国又进行了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第一次土壤普查的情况不得而知，第二次土壤普查笔者曾亲身参与。那么第二次土壤普查效果如何呢？从查清土壤类型及土壤肥力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指导农民平衡施肥这点上看，此次土壤普查收效甚微。其原因有二：一是这次土壤普查的质量存在问题。笔者没有参加外业，但参与了土壤养分化验工作。从笔者参与的土壤养分化验工作来看，问题比较大，主要是数据质量存在问题。造成数据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化验设备、操作技术和化验人员的责任心等存在问题。二是土壤普查的成果没有很好地开发应用。土壤普查被当成了一项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务，任务完成了就了事。现在离第二次土壤普查已有27年了，土壤肥力状况早已发生了变化，现在进行配方施肥用什么做依据呢？目前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有能力在一定时期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土壤养分测定吗？没有。所以媒体报道的农业部组织开展的测土配方施肥春季行动，已落实测土配方施肥面积1.3亿亩，减少不合理化肥施用70多万吨，节本增效65亿元……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如何得出来的，难以让人信服。 3、 水稻垄作半旱式栽培：这是一项在上世纪80年代推广的技术，据介绍，采用这种技术稻谷产量比相同条件的平作田增产10％左右。江西省从1986年开始较大面积推广这项技术，各级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层层下达推广任务，同时财政部门还拨出专项经费予以扶持。这项由政府主导技术推广了四五年，由于这项技术费工费时又没有明显的增产作用，农民根本接受不了，所以上面推广经费一停，政府不作为任务下达，示范推广工作也就偃旗息鼓了。某县几个高级农艺师在这项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垄稻沟养鱼新技术，并因此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可是知情人明白，这项技术其实是通过弄虚作假得来的：山区春夏季多雨水，稻田里哪里能放鱼呢，放了也早跑光了，于是等省里专家来验收，县农业局就派人到县城农贸市场买来一车鱼放进田里，省里专家不明就里看后一个个竖起大拇指夸这项技术好。项目得奖了，什么经费、奖金、职称、劳模……都来了。 4、旱床育秧和抛秧：水稻旱育秧是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项育秧新技术，据介绍，采用旱床育秧技术比水田育秧增产10%左右。水稻抛秧是改革传统人工移栽的一项突破性新技术。江西省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省范围内大面积推广这两项技术，推广的方法同样也是采取行政手段，层层下达指令性的推广计划，更要命的是市里统一生产分配推广这两项技术的配套物质，即壮秧剂（俗称酸土）和塑盘。按下达的推广面积将配套物质由市分配到县，县分到乡，乡分到村，购买这些物质一个乡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这些东西农民是不会出钱买的，那就只有由乡或村里出钱购买，然后免费给农民搞试验。这两项技术连续推广了六七年，但怎么宣传农民也不接受，有白送的壮秧及塑盘，少数对科技感兴趣的农民还会试一点，多数不感兴趣的农民把白给他们的壮秧剂他们拿去种蔬菜。大概到了2000年政府不再管这两项技术的推广了，各地的试验示范也就停止了，不过抛秧在部分地区还是被农民慢慢接受了。类似的、效果不彰甚至产生负面效益的技术还有不少。如1994年，由包括袁隆平院士在内的国内农学界权威人士签字通过的重大科技项目-----“遗传工程稻”，曾经风靡一时，全国竞相大面积推广。1995年，由于此遗传工程稻的某些生物特性欠佳，加上当年天气异常，结果在南方稻区造成大面积减产，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此后“遗传工程稻”便销声匿迹。不过一大批经销这种水稻种子的单位和个人却发了大财。又如“两系杂交水稻”。据称“两系杂交稻”是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的攻关项目，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成功的一种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新技术。笔者所在地1999年开始推广这种新型杂交水稻，从实际栽培情况看，两系杂交并没有比三系杂交水稻明显的增产优势，因此两系杂交稻也没有取代三系杂交水稻。还有前些年推广的“巴西陆稻”（据称此稻是1992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巴西政府赠送的9种农作物良种中的一个品种）。１９９６年，江西省把巴西陆稻试种示范列入全省“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全省１０个县（市）布点示范，结果也是归于失败，但同样肥了那些该稻种子的经销者（常规稻种市价充其量每公斤卖2元钱，而此稻种每公斤卖100元，百分之两千五百的利润！不过很多地方是用国家扶贫款来购买种子送给农民的，其中的猫腻不言而喻）。试想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水稻原本就是由旱生野生稻改良过来的，现在却要来一个复古倒退，放弃几千年改良过来的水稻不种改种旱稻，焉能不失败？再如，近10年来推广的各种太空种子，开始都吹嘘如何优质高产，都作为项目上报，争取国家项目资金，但最后证明都没有比本地的当家品种有特别明显的优势。还有近年来由袁隆平院士领导的“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为世人瞩目，国家投入巨资。据媒体报道，这项计划已起得重大突破，一些超级稻组合在示范片亩产达到了800公斤，并称2006年将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以超级稻亩增产150公斤、年种植面积2亿亩计算，未来每年将增加300亿公斤粮食，可多养活7000万人口。对这些媒体的报道，一些长期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基层农技员总是心存疑虑：这些超级稻大面积推广能有那么高的产量吗？有人质疑：超级稻的增产机理仍然主要是利用品种间的杂交优势，那么在育种技术尚未取得突破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超级稻，能够在以前杂交水稻的基础上实现产量的飞跃吗（分子育种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从水稻生产的实际情况看，近20多年来，尽管在三系杂交水稻之后又推广了许许多多水稻新品种，但不管是两系杂交稻、遗传工程稻、还是太空稻以及现在的超级稻，其产量并没有绝对超过上世纪70年代三系杂水稻发明后培育的第一代杂交组合（如汕优63等）。20多年前由袁隆平等专家培育成功的第一代杂交水稻组合，现在仍然有不少农民选种就是最好的说明。三从以上分析可知，形成于计划经济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与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不相适应，因此社会各界要求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2003年，农业部、中央编办、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开展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并由国务院转发各地实行。《意见》为各地进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不过社会各界对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到底应当如何改革并没有形成共识：完全进行市场化改革，实行企业化管理有违农技推广的公共产品性质，广大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也接受不了；完全由政府包起来，由财政全额拨款供养也不是办法，这样会使农技推广工作失去活力。看来这两种办法都存在缺陷，因此在现阶段可行的办法是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采取折中的办法，即建立一种国家财政有限保障（公助）、推广机构经营创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基层农技推广体制和机制。近年来，各地相继开展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尝试。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宋亚平导演的“咸安政改”。“咸安政改”因为其“涉水之深，前所未有”，而被人们称之为“咸安风暴”或“政改地震” 。“咸安政改”中最引人关注或者说动手最狠的一招是对乡镇七所八站的改革，他们的做法是让现有涉农站所整体转制或撤销，工作人员置换身份退出干部编制，在此基础上组建成经济和社会中介组织，以此重构乡村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咸安政改”对乡镇涉农站所进行的凤凰涅磐、 脱胎换骨式的改革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在现行法律政策框架内小修小补的改革思路，这种改革是超前的、残酷的和革命性的，但也是最有意义的。如果几年之后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种改革是成功的，那么“咸安模式”将成为全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典范，届时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将在全国展开，中国农村基层农技推广的历史将因此改写，中国的农业发展将因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005年，按照中央的统一布署，江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工作，目前多地方这项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次改革给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带了什么影响？为此，笔者前往K县进行了调查采访。 K县地处江西南部，是一个山区小县，而且是老革命根据地。全县土地面积1946.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3。6万亩，人口21。4万个。 2004年，该县国内生产总值（ GDP） 7。636亿元，工业总产值18637。7万元，财政收入4810万元，财政支出1316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853元，全县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8308元。改革前乡镇机关公务员360名，七所八站工作人员666名（不含乡镇临聘人员）。改革后K县乡镇行政机关公务员362名（平均每个乡镇30名），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96名（平均每个乡镇33名）。乡镇七站八所按职能划分合并成五站所，其中8个涉农站所合并成“农业综合服务站”； 4个社会管理站所合并成“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财政所、计生所、林业工作站仍作为独立站所。七站八所超编人员精减办法是，先动员一部分年龄较大的职工提前退休或退职，剩下的人员通过考试竞争上岗。为了赶考，很多七所八站的工作人员不远千里万里从新疆、内蒙、北京、上海等全国各地回到原单位背书考试（因为没工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很多年龄较大的站所人员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担心考不过年轻人，还有县里宣传提前退休、退职人员的工资由县财政解决，在岗人员工资仍由乡里解决，因此这些人选择了提前退休和退职。采取这种办法后，留下来的人员就上面下达的编制数差不多，于是考试过后县里决定所有人员全部录用。 K县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可谓风平浪静，尽管至今仍有人在上访，因为改革前后并没有什么两样！以前吃香喝辣的照样吃香喝辣；以前拿不到工资的照样拿不到工资！不过与K县毗邻的Y县却因为七所八站人员分流闹得很凶，一千多人聚集市府上访，阻塞交通，辱骂领导。Y县领导赶紧妥协，答应上访人员的条件，使事态得以平息，但县乡财政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目前情况看，K县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改革的内容仅限于机构合并和人员精减，而不是根据实际需要和职能转换进行揉和整合。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把以前不合理的合理化。如一些站所早已自然解体消亡，其服务功能也已经社会化、市场化了，现在却把这些站所恢复起来（占岗），让那些人重新回来吃国家的大锅饭，无怪有人戏说乡镇机构改革方案是某些领导喝醉酒后拍的板。乡镇财政所、计生办、林业工作站在本次改革中一根毫毛未动，如此厚此薄彼让人感到有失公允。二是出现逆淘汰现象。现在七所八站中的业务骨干年龄多在45至50岁之间，在本次改革当中这部分人相当一部分选择了提前退休、退职，而留下来的人很多业务素质不高，有不少是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进来的，有的长期在外打工，很少接触过具体业务工作。三是合并后的站所仍然沿袭过去的身份不变，如过去是全额（拨款）的仍然是全额，过去是差额（拨款）的仍然是差额，同在一个单位存在两种不同的身份人员，如何进行管理？四是改革措施不公引发上访。乡镇畜牧兽医站过去一直是作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按规定其工作经费应当由财政供给），全县共有兽医员82名，这次改革县里决定每个乡只聘用一个兽医员进入农业综合服务站，其工资由财政全额拨款。只给一个人吃皇粮其他人心理就不平衡了，于是经常上省市县上访，要求落实政策，如此直接影响了乡村畜牧兽医工作的正常开展，如眼下正在进行的禽流感防疫工作没人做了。如此看来，旨在以减员减支为目标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在现阶段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危机，因为乡镇机构和人员膨胀的责任主要不在乡镇，因此完全叫乡干部和站所工作人员来为这种失误埋单，于情于理不符。也因为此，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之路还有一段坎坷历程。中央关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指导意见，一是农业发展必须有国家公益性的服务体系作支撑，因此要建设一支国家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二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逐步构建起一个以国家农技推广机构为主导，动员企业、科研教育单位和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上下连贯、分工明确、功能齐全、运行有序、结构开放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农技推广体系。不过，这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还有待于各地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落实，以期探索出适合当地实际、形式多样、充满生机与活力农技推广新机制、新方法。参考文献： ①贺集运：《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步伐》http://www.sciencetimes.net/20010826/D6-xw0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