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中的阶级斗争二三事

　　新春佳节之际，忽然想起四十八年前的春节前几天，上山下乡奔赴兵团农牧团场，开始了难以忘怀的知青生活。

　　1969年的春节是2月17日，我们新疆兵团石河子中学从初一至高三的近千学生，于2月11日，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过春节”的口号声中，分别插连落户兵团农八师安集海农场和莫索湾五场。笔者被分配到了莫五场二分场(二营)。

　　汽车队在寒风凛冽的冰天雪地行驰了三个小时左右，又分三路开往一、二、三分场。我们在二分场场部(营部)下车后，各连都派了一位副连长或排长带领几名老职工赶着牛车来接分配到自己单位的学生。我们把简单的行李装上牛车，跟车步行。因为上午下了雪，路上积雪至少十多公分厚，在静静地旷野中，牛车碾和人踩着积雪，“咯吱咯吱”声传得很远。半个多小时后到了连部，连长姓赵，是个老转(转业军人)，作为兵团先进代表到北京开会去了。宿舍已经安排好，用土坯就地隔出通铺，垫了一层麦秸。过道也就一米五吧，还要放一排脸盆。天气很冷，虽然生了火炉，第二天早晨起来，脸盆里结了一层薄冰。

　　连里还有一个星期前的2月3日，从农八师中学来的下乡知青和本团场分配的子弟，称为回乡知青或返乡知青，以及几名农八师小李庄师范学校的中专生和兵团农学院的大学生。大家在学校时，由于观点分歧，加入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下乡之后，虽然文革尚在继续深入，阶级斗争的弦仍然紧绷，却也都能摒弃前嫌，同劳动，共命运了。所有知青，待遇相同，每月20元生活费，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年轻人的饭量，一个月饭钱至少15元以上，所剩无几，仅仅够买个日用品。

　　团场建制为团场下辖营，营下辖连、队。二营下面有四队、五连、六队、七连、八连和九连。连领导设连长、副连长二至三人，指导员、副指导员各一名和十多名正副排长，包括财务人员全部由团党委任命，都属于组织科备案的正式干部。连、排长们近一半都是老转。队的主管领导称为队长，其他干部名称与连相同。班的正副班长就由连、队自己任命了。

　　知青全部被分配到了连上而不是队里。这是因为连的职工基本是老兵团战士、自流来疆人员、转业军人。而队的职工绝大多数是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就地安排工作，成为正式职工之后，或娶妻生子、或从家乡把老婆儿女接来落户安家的。他们的工资级别与连职工的完全一样，没有差异，大家都是熬工龄涨工资。只是提干是不可能的，能干的话当个班长不成问题。他们的子女虽然作为回乡知青分配在各连，但是在选拔推荐用人的关键时刻，肯定会受到家庭影响。也就是说，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政治待遇差距很大，但是经济待遇没有什么区别。知青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然不会分配到队了。

　　当时新疆地处反修防俢前哨，又是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较紧。时不时半夜三更紧急集合，说是有特务什么的前来搞破坏，然后兵分几路到连队周围的自然沟、戈壁滩、沙包窝搜索，折腾半宿后收兵回连。不过有几次确实在搜索前有人发射信号弹，究竟是为了让大家提高警惕，进行演练，安排自己人发射的，还是确有坏人捣乱，就不得而知了，最大可能是两种情况都有过。连里所有青年人都是民兵，三秋结束后几十人几十条枪进行军事训练，以实弹射击考核结束训练。有位小青年，为人忠厚老实，反应木纳，总也掌握不了三点一线的要领，找不着靶子，以至于实弹打靶，无的放矢，成绩不佳。本人枪法，虽非优秀，却也良好。现在有时看到打气球的游戏摊，就有些手痒，只是老眼昏花，唯有望摊兴叹的份了。

　　那时白天劳碌一天，晚上也不闲着，天天开大会政治学习，或班组讨论。批斗会并不新鲜，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一天晚上，大会刚开始，就听主持人一声断喝：“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押上来”，众人一愣，都以为自己听叉了，说时迟那时快，大家还没醒过神来，只见从坐着的人群中两个人一左一右，把连长妻子扭着胳膊押了上去，昏暗的马灯光下，看不清她的脸色，估计吓得不轻。连长夫人高度近视，带着厚厚的一圈套一圈的镜片，平时寡言少语，极其忠厚。她的工作是每天把食堂烧好的开水挑到地里，挨个送到条田中辛苦劳作的每个人面前，供其解渴，在农场这算是不错的工作，如果不是高度近视，这好差事她也不一定能轮上。因为视力太弱，在做家务时，误把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剪成了鞋样，自己却没注意到，招来挨斗祸事。不知是怎么被立功心切的坏事之徒发现，汇报揭发了。好在批斗完了也就完了，丈夫还是连长，她继续送她的水，只不过很长时间都有种见了人抬不起头地感觉。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每晚开大会指导员都要先点几名从城市发配到农场的老“运动员”，声色俱厉地喝道“陈某某来了没有?”、“马某某来了没有?”、“某某某来了没有?”、……，时时刻刻都在注意着阶级斗争新动向。这老陈与老马和我在同一个浇水班。老陈家在连里，也许是因为挨整被整怕了的缘故，为人有点虚伪。年轻人互相之间都爱起个诨名，当着本人面老陈总是小这小那叫地很是亲热，掉过脸就叫外号，背后面前两种称呼。

　　老马老婆是团财务科会计，他先是住在集体宿舍，后来家也搬到了连上。此人比较健谈，一脸络腮胡，虽然嘴上多毛，说话既不想想自己身份，也不考虑所处环境，无论田间地头，睡前饭后，喜欢前三皇、后五帝地胡聊乱侃，以致祸从口出，批斗连连。班里同志也常被专案组叫去问询调查他的问题，什么他讲的“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朱元璋火烧庆功楼”等等含沙射影攻击新中国的嫌疑之类。找我们谈话的小领导，边写边问老马说过“现在特别爱走形shi”，是“走形势”还是“走形式”?这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大家一起扯淡的闲话，谁能辩得清?当时没明白，过后细思量，还真是不同，“走形势”乃是紧跟形势，而“走形式”却在搞花架子欺骗上级，性质大相径庭。

　　仅凭这些闲话，也只能时不时地开个批判会。不知他得罪了什么居心叵测之人，非要置他于死地。有一天浇水下夜班回来，我和同班的小娄、小代被叫去，让揭发交待在老马家偷听苏修敌台的问题，我们三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因为在一个班，他家搬来后去坐了坐是有的，至于这件事显然是别有用心，造谣诬陷。后来就分开找我们个别谈话，谈了几次我干脆道：“你们直接把老马和告发的那人，还有你们领导和我，都到一起，来个四方对质好不好?”，以后再没找我。本来就是没有的事，与小娄、小代也没谈出什么结果，便不了了之。批判会照样开，只不过不提偷听敌台的问题。假如这个问题坐实，老马也许难免被掐监入狱，我们几个大概也没有好果子吃。

　　从那以后我们和老马互相之间，农活干在一块地、收工走在一条路，却如同陌路之人，不敢再搭腔说话。我下乡时带了一本古典诗词《花间集》，之前借给他了，也不敢问他要，他也不敢拿出来还我，毕竟是四旧的玩意，都怕再起祸端。直到形势转暖才还我。他被落实政策后碰到时说了件可乐的事：大冬天到石河子原领导家谈有关落实政策事宜，敲领导家门之前，顺手把栽绒绵帽脱了装入包中。谈完话起身告别，打开包准备拿出绵帽，领导说“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结果弄地两人都很尴尬。

　　连里共有两个浇水排，全是爷们;两个大田排，都为妇女;一个机务排，一个杂务排，一个畜牧排。每年开春，都要重新分班编组，1971年我在杂务排房建班工作，同住一间宿舍的植保班小W，是本团场子女，我们关系处得挺好。那时连里的南场是粮场，北场平时闲着，三秋拾棉花时垛放棉花，植保班负责过秤记账工作。小W因工作中忙里出错，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团场的大事件。9月份有天黄昏，大家背着花篓在北场排队过秤，一会儿就看不清了，月黑风高，他点马灯怎么点都被风吹灭，一着急，跑到高高大大的棉花垛下防止棉花发热内燃的风洞口，蹲下点灯。长长的队伍中，从大小领导到职工谁都没提醒也没想到，灾难瞬间就会降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划着火柴的一刹那，只听“哄”地一声，整个棉花垛“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个天空照得通红，烟、灰飘到了几公里以外，根本无法扑灭，损失极其惨重。残火扑灭之后已是深夜，老转胡排长怕他想不开干出傻事，让我睡觉不要太沉。几天以后，团保卫科将其拘捕，据说连里上报的材料是故意纵火。因为实在找不到故意纵火动机和依据，一个多月后又被释放回连。即使放在今天，失职错误，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之类的薄惩估计是会有的。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家庭成分又高，能够安然无恙地躲过牢狱之灾，实属不易。岂非运也，命也?!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转眼之间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不堪回首。当年下乡的知青绝大部分都已回城，留下的一小部分，没有什么人脉，也就走不了仕途，凭借老三届扎实的文化底蕴，不懈的自学努力，除个别务农外，多数以教书为生，起初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终留乡教育贫下中农之子女，直至退休，今生今世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