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永乐 | “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

　　“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亚洲主义、省域空间与“旧邦新造”进程

　　摘要：肇源于19世纪美国的“门罗主义”，在近代的跨国传播之中基本上被用于“超国家”的区域空间乃至全球空间，然而在近代中国却被广泛转用于“次国家”的省域，生长出了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独特性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日本“亚洲主义”盛行的舆论环境下，清末的旅日中国精英为“门罗主义”找到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句式：“XX是XX人的XX”，后者成为“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得以被运用到超国家、国家和省域各个层面的“中介环节”，进而催生出一种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在辛亥革命后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门罗主义”又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与外省势力的话语工具，并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启动，“门罗主义”日益沦为一个负面的词汇，与军阀割据、封闭自守等负面含义关联在一起，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需要克服的障碍。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符号跨越大洋，经过不断重新解释，最终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宪制变革进程。

　　目录

　　一、跨越太平洋的遭遇

　　二、发酵：“门罗主义”话语的三个空间层面

　　三、从波峰到波谷：辛亥革命之后的“省域门罗主义”

　　四、余论

　　1922年1月1日，时任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其第四十八条规定：“依本法规定之本省公民，年满三十五岁以上，在湖南继续住居满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第八十九条规定：“省内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军队，非经省议会议决及省政府允许，永远不得驻扎或通过本省境内”。这两个条款是对当时湖南舆论界的“湘人治湘”口号的回应，在当时还对应着一个响亮的名称，叫作“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在1920年9月5日的《湖南们罗主义》一文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主张夹在北京政府与护法军政府之间的湖南省，应该拒绝外省势力干预，同时也不干预外省事务，实行湖南民众的自治，一时应者如云。不过，在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还不是最早颁布“省宪”的省份。1921年9月浙江省颁布“省宪”，其第五十四条规定“本省选民年满三十五岁者，得被选为省长，如为现职军人时须解除军职方得就任”。而这部省宪背后“浙人治浙”的口号，早在1917年的时候，就早已经有一个别名，叫作“浙江门罗主义”。

　　在近代宪法史研究领域，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宪法史研究系统探讨这场运动的关键符号“门罗主义”的来源和演变史。“ 门罗主义”源自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针对欧洲“神圣同盟”干涉美洲革命图谋而发表的国情咨文，其最初的版本包含了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在过去近两个世纪里，美国的“门罗主义”的解释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从1823年门罗总统侧重于区域防守和排斥外部干涉的政策，变成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肯定美国在美洲扮演“国际警察”角色的区域霸权原则，然后又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的手中，变成一个没有空间限制的，适用于全球各地的政治原则。“门罗主义”如何从西半球传播到中国，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门罗主义”在中国何以与各省精英谋求自主性的诉求结合在一起?这种话语后来又如何淡出历史舞台?

　　近代中国在省域层面的“门罗主义”话语(下文简称“省域门罗主义”话语)，放在全球的范围内都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近代日本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于是有了“东亚门罗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乃至“大东亚共荣圈”;德国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于是就有了关于“大空间(Großraum)”“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种种探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以“大空间”概念来改造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尝试，在日本国际法学界激发了关于“广域国际法”的种种探讨;意大利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产生了“巴尔干门罗主义”，甚至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分别在南亚-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主张自身的“门罗主义”。在大部分例子中，“门罗主义”都指向一个“超国家”的空间——区域或全球，其主张者试图在这一空间内建立自身的主导地位，它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主要也是国际法问题。与这些案例比较，“门罗主义”进入近代中国后，很少激发中国政治精英谋求“超国家”的区域霸权的政治想象，却明显地嵌入了“次国家”的省域地方实力派谋求自主性的空间政治实践，因而对国内宪制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源于“超国家”政治空间斗争的“门罗主义”话语，何以被挪用到“次国家”的政治空间之中?事实上，世界历史上不乏同一个关键词被“超国家”与“次国家”政治同时征用的现象，比如“balance of power”这一术语，在国家间层面通常被称为“均势”或“势力均衡”，而在“次国家”层面，则通常被作为separation of powers(权力分立)的附属现象，即权力的制衡。不过，balance of power本身指向的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力学原理，它被用于不同的空间层面，并不需要太多的转换。但“门罗主义”起源于一个具有极强历史性的外交政策，它只有在经历过进一步的抽象之后，才有可能被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空间层面。那么，“门罗主义”究竟是如何被“抽象化”并移植到不同的空间层面的?这种“抽象化”与移植，又带来了何种结果?

　　本文试图探究上文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对“门罗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历程最具奠基性的研究出自郭双林教授，他的研究已经指出，晚清反满主义者策动各省脱离清廷自立的口号“中国人之中国”或“广东人之广东”都与美国的“门罗主义”有关。这为我们探讨“门罗主义”如何被挪用于“次国家”的政治空间，提供了极佳的历史线索。但郭文的关注点本身并不在于“次国家”的政治空间，而在于“国家”“民族”这一层面的政治认同的建构，其探讨尚未延伸到对民国时期相关现象的梳理。因而，本文试图在郭双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探讨源自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如何传入中国，进而被“抽象化”，与不同于其源产地的空间政治形态结合在一起。

　　本文的研究进路是“语用学”(pragmatics)与“谱系学”(genealogy)式的，将“门罗主义”视为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并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意义，不断经历着解释和重新解释。人类行动的常态，本来就是立足于自身当下的需要，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事物作为行动的资源加以应用，因而，后世的解释与“原版”之间的距离，并不必然表明后世的历史行动者缺乏理解力或者良心败坏。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做的是直面这种距离，予以理解和解释。对“门罗主义”话语演变的考察，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经历的“旧邦新造”进程在全球历史中的位置，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跨越太平洋的遭遇

　　“门罗主义”究竟如何从大洋彼岸到达中国?正如郭双林教授在其论文中指出，1838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adgman)在新加坡用汉语刊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首提美国门罗总统名字，译为“瞒罗”，但未介绍其主张。1880年, 上海申报馆出版日本学者冈本监辅所写的《万国史记》，介绍了门罗总统的具体主张。在此我们可以补充的是，从1838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如North-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及其后继者North 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对于美国门罗主义的发展也多有报道，但因为这些报纸面向的是在华外国人，其相关报道在中国本土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中并没有引发实质反响。从既有史料来看，中国人对“门罗主义”的浓厚兴趣，是在旅日精英群体中发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率领的维新派—立宪派集团对于“门罗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然而日本精英又是如何获得关于美国“门罗主义”的知识，并形成大众传播的呢?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对美国的记载过于简略，并不足以帮助日本精英深入了解美国的外交传统。更重要的影响源于美国外交家。1872年12月，在上一年12月派出的岩仓具视使节团还在考察欧美各国之时，日本外务省聘请了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法裔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担任顾问，为日本侵略台湾出谋划策。这位老谋深算的外交家以美国的“门罗主义”为蓝本，向日本执政精英建议推行一种日本版本的“门罗主义”：“人们必须勇敢地采取行动，以期在亚洲升起太阳旗，并扩大我们的帝国。为了成为亚洲各个国家的保护者，防止欧洲向我们的领域扩张，这些行动是必要的。这一政策类似于美国在欧洲渗透和侵略美国势力范围之际所采取的政策。”李仙得建议日本执政精英，必须将这一计划深藏在心，但要尽可能地在国际上宣传日本正在努力地帮助整个亚洲从野蛮和原始的阶段摆脱出来，迈向文明阶段。而具体的做法，是“尽可能平定和教化他们，如果做不到……就消灭他们，或者以其他方法对待他们，就如同美国与英国对野蛮人所做的那样”。李仙得于1875年辞任外务省顾问，直到1890年赴朝鲜之前，一直住在日本，并曾担任大隈重信的私人顾问。在日本吞并琉球、侵略台湾、觊觎朝鲜的背景下，李仙得将美国的势力范围思想，传递给了当时正在锐意学习西方的日本执政精英，并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野心。

　　“门罗主义”进入日本之后，与既有的呼吁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联合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亚洲主义”话语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日式“门罗主义”，强调“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抵抗”某些或全部欧美列强对本区域事务的干涉。头山满(日本右翼团体玄洋社创始人之一、黑龙会顾问)认为曾任日本贵族院议长的近卫笃麿公爵是引例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亚洲门罗主义”的第一人。1898年初，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必要》，该文如同樽井藤吉1893出版的《大东合邦论》一样，将黄白人种之间的冲突置于显著地位：“以我来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解决一时事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在此前提下，近卫主张“支那保全论”，认为日本可以保护和“启发利导”中国，两国携手保全东洋。近卫担任了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会的首任会长，该会几乎一统日本既有的“兴亚”组织，并有不少高官和贵族加入，名为民间组织，实际上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流亡维新派与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者”或“东洋门罗主义者”相遭遇。在1898年11月2日致近卫笃麿的求见书信中，康有为将自己流亡日本比作申包胥的“秦廷之哭”，并着力强调“我两邦兄弟唇齿，同种同洲，祸福共之”。“ 唇齿”之说，更充分的表达见于康有为10月底作于日本的《唇齿忧》一文，其中称中日两国“同种族，同文字，同风俗，同政教，所谓诸夏之国，兄弟之邦，鲁卫之亲，韩魏之势，而虞虢之依唇齿也”。其中，“诸夏之国”的说法，可以说是将日本的“亚洲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进行了结合。而与流亡维新派接触的日本政治精英，也以“亚洲主义”话语来回应他们。11月12日，康有为晤近卫笃麿公爵，近卫开场即提出：“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

　　近卫将他主张的“亚洲门罗主义”简化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种表述。这一表述能与古汉语中的一个经典句式发生深刻的共鸣：“××，乃××人之××也”。中国古典文献中最为重大的空间政治问题——“天下”的归属问题，正是通过这一句式得以提出。鉴于“天下人の天下”并不是明治时期日语中的常见表述，有能力直接撰写汉诗的近卫笃麿，更可能是直接从汉语中获得这一句式。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天下”究竟是何人之“天下”的讨论，通常不是质疑君主政体本身的正当性，而是提醒君主遵守政道，以免因“失德”失去民心，进而失去“天命”。在清朝，“天下人之天下”的表述，还关系到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正当性问题。乾隆皇帝《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正统必有所系。”在此，“天下人之天下”并非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而是对特定族群垄断中原王朝政权的批判，旨在弱化“夷夏之辨”，论证清朝的正统地位。

　　而由于农耕文明非均质的分布以及夷/夏之辨的存在，追问“谁之天下”，并不意味着对已知的人类所居的全部地理空间的争夺，而只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成熟农耕文明地带的争夺。因此在古汉语之中，“天下”亦有可能被作为一个有限的、待支配的客体。而在19世纪，随着欧洲列强对中国发动侵略，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日益受到欧洲国际法体系的挤压，中国士大夫们日益意识到，古人常谈的“天下”，其实际空间范围可能不过是覆盖了一国。春秋公羊学在晚清的复兴，就和中国从天下之中变成列国之一的空间意识转变密切相关，而康有为正是这一复兴运动中的重镇之一，其对“异内外”的新解释，涉及到对“天下”“国”“夷”“夏”等一系列范畴之间关系的重大调整。

　　在康有为提出具体的求助要求之后，近卫表示了保守与谨慎的态度。而急于向日本政府求助的康有为不断强化其“亚洲主义”修辞。1899年2月13日，康有为再见近卫笃麿，在笔谈中强调“东亚大局，我两国有若孪生兄弟”。康有为还向其他日本政界要人求助。1898年11月下旬，康有为致信冈田正树，特意强调了“同文同种同洲”，称光绪皇帝曾在黄遵宪赴日之时亲自修改国书，加上了“同洲至亲至爱之国”，又提出清廷应聘请日本通才为改革顾问，如此中日“是不啻同国，岂止同洲哉?”在《致日本思父书》中，又提光绪改定国书之事，大谈“东亚”“黄种”。康还将光绪修改国书之事写入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的《光绪圣德记》。

　　在康有为向日本政界求助的过程之中，梁启超经常陪伴左右并帮助起草书文。1898年12月23日，流亡维新派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梁启超主持编务工作。从1899年开始，近卫笃麿式的句式“××为××人之××”在旅日中国精英中间突然流行起来。是不是近卫笃麿用来解释“门罗主义”的汉文句式启发了康有为，进而启发了与康有为同行的舆论界巨子梁启超呢?本文无法从史料上确证这一传播链条。但可以确定的是，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从1898年12月到1901年12月存续期间，对于推广“门罗主义”概念以及“××为××人之××”这一句式，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促成“门罗主义”话语从“超国家”层面延伸到“国家”和“省域”两个空间层面。

　　二、发酵：“门罗主义”话语的三个空间层面

　　1898年12月，梁启超主持创办《清议报》，其“叙例”(创刊词)陈明四点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并呼吁“我支那四万万同胞之国民，当共鉴之，我黄色种人欲图二十世纪亚洲自治之业者，当共赞之”。“ 东亚”“亚粹”“黄色种人”等等，均为当时日本“亚洲主义”者的常用概念。日本的“亚洲主义”舆论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梁启超对于亚洲各国连带关系的意识，这种意识很快产生了实际的知识后果。

　　《清议报》创办于美国在美西战争之后，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的过程之中。梁启超作为主编，密切关注着美国与菲律宾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对“门罗主义”的介绍由此而生。1899年1月2日出版的《清议报》第2期，刊发了署名“片冈鹤雄”的一篇译文《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译文称，美国某参议员阐发了“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并认为借此可以理解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这一主义的实质是“美、英二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取代古罗马的帝国主义，它的主张有五个方面：第一、由英、美、荷兰共同协商创设由各国加盟的国际仲裁机构;第二、加盟各国应在战争中限制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第三、美国的属地对各国开放，自由通商;第四、英、美、日三方共同实行“新木爱罗主义”，保护中国，对抗“欧洲列强，止其割夺土地之事”;第五、在美、英、荷兰正式成立国际仲裁机构前，“此主义，当行于印度群岛而维持之”。这里的“印度群岛”，应当指的是“东印度群岛”，包括了美国占领的菲律宾、荷兰占领的印度尼西亚以及英国占领的马来西亚。因此，这一主义意味着远东的列强——英国、美国、日本、荷兰相互协商，维持本地区的秩序，尤其是防止其他列强瓜分中国。

　　1899年1月23日，菲律宾共和国宣告成立，阿奎那多(Emilio Aguinaldo)出任菲律宾总统。2月4日，美菲战争爆发。以梁启超为首的《清议报》团队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将美军的侵略视为对“亚洲”的侵略。1899年8月，《清议报》编辑团队成员之一、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清议报》第25册上发表《论菲律宾群岛自立》，认为菲律宾能够以小搏大，原因在于其领导人倡导自由独立，致使菲律宾人民产生出了“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意识——在这里，欧榘甲将“××为××人之××”这一句式用于民族国家的层面。欧榘甲还从菲律宾人的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亚洲自主”的希望：“曰亚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菲律宾。”这个谭嗣同式的句子表现出来的“亚洲”连带意识，显然与其所处的日本舆论界的“亚洲主义”氛围有关。

　　与“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相类似的用法，很快出现在《清议报》第58册(1900年9月)的署名“冯自强”的《独立说》之中：“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全也，保全中国者，吾中国人自己之责任，非他人所得而代之也。”而郭双林统计指出，从“冯自强”的论述开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在清末报刊中至少出现20多次，出处包括了欧榘甲的《新广东》、邹容的《革命军》、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孙中山等《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杨度《金铁主义说》等名篇，其中既有革命派，也有保皇派，可见影响之广远。

　　1900年，梁启超邀请在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的蔡锷(1899年曾就读于梁启超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参与《清议报》的编辑团队。《清议报》第67册刊载了蔡锷的“孟鲁主义”一文，直接介绍和评论美国的门罗主义：“孟鲁主义者何?盛行于十九世纪上半期之亚美利加者也。略译其意，则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也。”在此，又出现了近卫笃麿“××为××人之××”句式。蔡锷回顾了美国19世纪的对外扩张，又评论称美国的共和党“永奉孟鲁主义”，民主党“则执帝国主义”，接续了《清议报》第2期发表的《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一文对“门罗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对立的两极。在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的背景之下，蔡锷认为美国正在转向帝国主义路线，然而“昔以孟鲁主义建国而独立，今弃之以取帝国主义，盖亦势之所利，时之所迫，而不得不然者也”。在菲律宾对美斗争步步败退之时，蔡锷想到的是“东亚人之东亚果如何耶”，担忧“黄族”之命运。而这正是日本当时流行的“大亚洲主义”内嵌的“黄白种争”主题。

　　1902年，蔡锷又在梁启超编辑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此文介绍：“美国者，世界所称为太平共和固守‘门罗’主义之国也。然其小学学童所歌之词，皆激烈雄大之军歌也。”又在讨论列强的“国魂”时评论美国：“在美则有孟鲁主义，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美洲之局，他国不得而干涉之也。’此数语也，美人脑中殆无不藏之。而今则将曰世界者世界之世界也，强梁勿得而专有之矣。于是反其自卫之伎俩以外攻焉。”蔡锷重申了他在1900年文章中对于美国从“孟鲁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判断，并进一步将美国的当下主张提炼为“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这一表述，表明了美国从“门罗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过程中在政治修辞上的连续性。次年，梁启超访问北美，面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撰文《新大陆游记》，分析了“门罗主义”的实质从“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到“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再到“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的变化，对美国政客们的解释能力表示惊异。无论是蔡锷说的“世界者世界之世界”，还是梁启超说的“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都指向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赢得美西战争之后越出西半球的全球帝国主义姿态。

　　如果说蔡锷的论述是将“孟鲁主义”与“帝国主义”视为意义相反的两个概念，同时期的另外一些评论，则有不同的判断。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1903年第6期“新名词释义”栏目认为“孟鲁主义”为“帝国主义”之别名。1903年在东京编辑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第5期“历史传记”栏目发表《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1904年浙江金华《萃新报》创刊号全文转载该文，该文在探讨菲律宾亡国史同时，也对美国的“们洛主义”的帝国主义本质进行了揭示。杨度1907年在日本所作的《金铁主义说》则称美国“变其门罗主义而为帝国主义”，前者文明，后者则略带野蛮，但非此不足以求生存。但今日美国是“帝国主义”，则是诸多论者的共同结论。

　　经过旅日中国文化—政治精英的转化，“门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快跟排满主义和地方主义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跟省域的自治和自立主张结合在一起。如前所述，1899年欧榘甲受到菲律宾抗美战争的激励，赞许菲律宾“自立”，并对“菲律宾者菲律宾人之菲律宾”的精神表示仰慕。1902年，欧榘甲在日本横滨出版《新广东》，提出“广东自立”。针对清廷的“卖国”行为，欧榘甲高呼“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与1900年《清议报》发表的《独立论》一文中的类似口号不同，欧榘甲的口号本质上是排满主义的。欧榘甲的论述是，由于卖国的清政府的昏庸颟顸，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多个列强的势力已经进入广东，广东的全面沦丧指日可待。由此，欧榘甲提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欧榘甲呼吁广东“自立”，各省响应广东，脱离清廷，进而在新的政治原则基础上进行联合。《清议报》编辑团队关注的诸多议题，如菲律宾抗美，波尔人(即布尔人)抗英，波兰、印度被瓜分或吞并，都在《新广东》之中得到反映。虽然《新广东》以美国各州通过联邦制联合建国为范例，并没有直接提到“门罗主义”，但对于《清议报》编辑团队一员的欧榘甲来说，“门罗主义”已然是一种默会的知识。

　　欧榘甲的“广东门罗主义”论述很快发生影响。1903年，旅日革命派人士杨毓麟跟进作《新湖南》，开篇即提及欧榘甲《新广东》的思想激励，提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呼吁湖南起兵排满，以待十八省响应，文中更有“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的表述，向欧榘甲《新广东》致敬。如同欧榘甲那样，杨毓麟列举了列强在东亚的帝国主义侵略行状，担忧湖南沦亡于“白人”之手，又称“吾湖南而为菲律宾，必有人为阿君雅度”。

　　郭双林教授曾发掘出一则史料，证明排满民族主义口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与美国门罗主义具有内在联系：1903年4月在东京编辑的《湖北学生界》第3期刊登的《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该文称：“吾闻美人有言曰: 美洲者，美人之美洲.非欧人所得而干涉也。日本人有言曰:亚洲者，亚洲人之亚洲，非白人所得而干涉也。吾愿我国民亦曰: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这篇文章将美国的门罗主义表述、日本的亚洲主义表述与反满口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相并列，勾勒出一条影响链条：美国的“门罗主义”激发了日本的“大亚洲主义”，进而激发了旅日中国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一反满口号。不过，《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出现在1903年。而本文通过考察更早时期《清议报》编辑团队关注的议题，说明反满口号“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以及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与日本人转译的美国“门罗主义”的关联，可增强郭双林教授的考证。

　　三、从波峰到波谷：辛亥革命之后的“省域门罗主义”

　　清末积累的反满与地方主义情绪，在士绅们围绕着铁路权利的斗争中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表达，进而导向了辛亥革命。1911年5月14日，长沙围绕路权问题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爆发长沙至株洲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进而影响湖北、广东、四川等地。1911年5月30日，日本驻长沙代理领事山崎壮重致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的报告中指出，湖南一部分激进士绅“信赖北京政府势将亡国，高喊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欲独自借款经营铁路”，这部分人“商人占多数，咨议局议员一部分支持此派”。当然，四川的“保路运动”更为激烈，地方士绅与官府发生武力冲突，湖北新军奉命调入四川镇压民变，造成武昌兵力空虚，中部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之后，有一篇以刘永福名义发布的《粤省民团总长刘永福之通告》，即表现出强烈的广东地方主义色调，称“夫吾粤，东接闽，西连桂，北枕五岭，南滨大洋。风俗、语言、嗜好与中原异，天然独立国也。”通告最后还喊出了“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这一口号。

　　然而，随着1912年清帝退位，“排满”也渐渐退潮。革命派在辛亥革命的南北妥协过程中接受了“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包含中国境内各族，而不仅仅是汉族，成为民国政府的标准立场。至此，“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作为“排满”口号的时代落下帷幕。

　　在清朝官制中，“省”并不属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地方”，巡抚与总督只是与京师部院“内官”相对的“外官”，由朝廷统一派遣。辛亥革命中各省脱离清廷自立，各省都督自己掌握军队和税收，任命本省官员，这一革命路径，使得革命派的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各省缺乏整合力。南北妥协完成后，袁世凯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但终因其1915年称帝引起的地方实力派反弹而折戟沉沙。1917年张勋复辟被镇压之后，围绕着是否恢复1912年《临时约法》，民国法统分裂，出现两个自命“中央政府”的权力中心。获得巨大的自主权的地方实力派需要一种话语来加固他们对省域的支配，排斥外部力量的干涉。

　　恰在此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的增长，尤其是威尔逊总统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解释，提供了新的契机。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发表了“没有胜利的和平”(Peace without Victory)演讲，将原本聚焦于“美洲”或“西半球”空间的“门罗主义”解释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自己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主义，它不仅适用于美国主导的美洲，也适用于世界上各个地方：“所有国家应自愿将门罗主义作为世界性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受威胁、不必恐惧地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和强国。”

　　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新解释很快在中国获得报道，甚至有评论者称其主张为“天下之门罗主义”。1917年4月13日，白宫成立了战时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其传播在欧亚两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于1918年9月在中国上海建立分部，向中国广为宣传威尔逊的主张。在中国知识界、舆论界，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黄炎培领导的江苏省教育会以及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乃至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都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传播渠道，积极传播威尔逊的主张。蒋梦麟与钱智修翻译的威尔逊演讲集，在中国舆论界流传甚广。我们很难考证有多少人读过或知道威尔逊1917年1月22日对“门罗主义”的重新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威尔逊的积极宣传大大促进了中国舆论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其传统的了解。尽管威尔逊在其1918年1月8日发表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根本没有使用列宁式的“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提法，但其宣传机器以及中国的传播者还是将威尔逊打造成了“民族自决”热情洋溢的支持者。经过威尔逊在华形象的中介，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门罗主义”，也就与“民主自治”“民族自决”等理念密切关联在一起，而美国内部的联邦制以及威尔逊的倡导的国际联盟，都落在“民主”“自治”的意义域之中。

　　威尔逊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在华声望一落千丈。但奉行联邦制与“门罗主义”的美国，其作为“民主”“自治”模范的形象，却在中国舆论界继续发挥影响。到了1920—1921年，在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背景之下，一些地方实力派主张推进各省自治，制定自治宪法，进而寻求以类似于美国联邦制的方式，重新产生中央政府。此即“联省自治”运动。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他在1920年的状态：“我们的团体(指新民学会——作者注)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现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这可以证明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对于毛泽东参与的“湖南自治”运动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而这在“联省自治”运动之中，并非孤例。

　　下文将简要梳理民国时期舆论界出现的若干种“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就其与特定的省域空间的关系而言，这些话语通常都是防御性的，以“保境安民”、排斥外部支配为其底线，但也有扩张性的例外，如孙传芳的“五省门罗主义”经历的一个阶段;一种政治力量用“门罗主义”来描绘自己的治省方略时，通常会强调其“民主”“自治”意涵;但外部评论者在用“门罗主义”来评论省域执政精英的治省方略时，赞成“联省自治”的可能会作正面评价，而反对“联省自治”的就可能会作负面评价。下文的梳理将从最具正面色彩的案例开始，下降到最具负面色彩的案例。

　　(一)“湖南门罗主义”。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湖南地方精英的省域认同不断加强。在1911年5月30日湖南的保路运动示威中，一部分激进士绅已经喊出了“湖南为湖南人之湖南”的口号。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迅速响应，宣布独立于清廷，其地方实力派掌握了军政大权。在1917年法统分裂、南北对峙形成之后，湖南省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一个战场，本省绅民不堪其扰，因此出现了呼吁湖南“自治”，不参与南北争夺的运动。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非常活跃。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的青年领袖。1920年6月，谭延闿、赵恒惕率领湘军把张敬尧赶出了湖南，“驱张运动”取得成功。毛泽东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进而提出在湖南实行“自治”的主张，而谭延闿、赵恒惕也主张“联省自治”，推动制定湖南省宪。由此产生了一种极具正面感情色彩的“湖南门罗主义”话语。

　　长沙《大公报》的主笔龙兼公是“湖南门罗主义”的提出者。他在湖南省宪运动中，写下了《湖南们罗主义》《粤人治粤》《湘人自治》《民本主义的宪法》与《湖南自治纪略》等文，其中《湖南们罗主义》一文发表于1920年9月5日。在龙兼公发表《湖南们罗主义》之前，毛泽东常用的词是“湘人自决主义”。在6月23日致曾毅的书信中，毛泽东称“湘人自决主义”的敌人是“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也，湘鄂巡阅使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也”，“湘人自决主义”主张，这些势力应一律退出湖南，“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在龙兼公发表《湖南们罗主义》的次日，毛泽东即撰文《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认为龙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符合大多数湖南人民的心理。毛泽东同时发表的《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进一步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自己主张的是“湘人自治”，而不是泛泛的“湘人治湘”，前者是湖南绝大多数民众真正的民主自治，而后者则可能沦落为少数本土官僚与军阀对政权的垄断。10月5—6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湖南各界代表377人联名在《大公报》上声明，认为谭延闿、赵恒惕政府召集自治会议，不符南北任何一个法统，不如正大光明地打出“湖南革命政府”旗号，湖南人每五万人选一个代表，组成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10月8日，湖南各界联合举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集会，毛泽东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然而，谭延闿、赵恒惕并不接受毛泽东等人向平民开放宪法起草程序的主张。谭延闿试图由省议会来主导制宪。不久，由于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赵恒惕赶出湖南。赵恒惕更是彻底否定公民制宪的要求，改为延请专家学者起草省宪文本，最后只在程序上交由全省选民公投。毛泽东的“民治”路线在制宪过程中遭遇到了挫败。

　　1922年1月1日，赵恒惕正式公布《湖南省宪法》，规定“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省内治安，省民共保之;省外军队，非经省议会议决，及省政府允许，永远不得驻扎或通过本省境内。”关于省外军队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赵恒惕制定省宪的核心关注点。在前一年南北两个政府的对峙背景下，孙中山借助陈炯明的粤军攻克广西，进而在桂林设立大本营，筹备北伐。然而赵恒惕以“湖南自治”为名保持中立，拒绝孙中山派遣的北伐军通过湖南，最后迫使孙军从江西北上，北伐未能取得成功。《申报》1921年5月23日刊文“湘省对于粤桂战事之态度——湘省以自治老招牌与孟禄主义老办法应付粤桂战争”评论了赵恒惕的所作所为：“目前湘省对于粤桂战事，只有以自治老招牌，及孟禄主义老办法应付之，故对孙系之请，亦婉辞谢却。”

　　而谭延闿被赵恒惕赶出湖南后，重新借助孙中山的力量，于1923年8月回到湖南衡阳，打出“省宪修正事务所”的旗号，与赵恒惕分庭抗礼。赵恒惕发动“护宪”，为了打败谭延闿，将直系军队引入湖南，实际上违反了《湖南省宪法》限制客军驻扎的条款。在谭、赵之争中，“湖南自治”已经沦为一地鸡毛。

　　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是“联省自治”与“湖南门罗主义”的批判者。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毛泽东以“石山”为笔名撰文《省宪下之湖南》指出，湖南兵不多，军饷虽不足，但尚可以支持一时，“与四川云南等省养兵过多有时不得不向外就食者稍有不同”。因此，那种“只要别人不来侵略，自己亦无须侵略别人”的“门罗主义的省自治”，就建立在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之上，得以持续两三年的生命。但终究，“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联省自治更是万无实现之望的东西”。《 湖南省宪法》从形式上存续到了北伐战争时期。1926年7月14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抵达长沙，废除省宪。至此，“湖南门罗主义”寿终正寝。

　　(二)“浙江门罗主义”：辛亥革命以来，浙江一直由本省籍人士担任军政首长。1916年，省内各派争夺省长一职，引发政局动荡。1917年1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杨善德(安徽人)、齐耀珊(山东人)为浙江督军和省长。浙江士绅发起抵制，于1月5日起在杭州连续多日召开“公民大会”，到会人数多达4800余人。省议员许祖谦演说指出“浙江门罗主义，从此打破”，议员沈定一、任凤冈、金燮、张雨樵以及国会议员褚辅成等相继发表演讲，号召各界拒绝客军入浙。沈定一疾呼：“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浙人不能保浙即国人不能保国……如浙不能自治，他省亦如浙之不能自治，则中央基础何由能固?”浙江士绅的抵制未能奏效。1月17日，杨善德正式在杭州接任浙江督军，稍后齐耀珊也接任省长。

　　皖系卢永祥(籍贯山东济阳)于1919年任浙江督军。1921年，在直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情况下，卢永祥以“地方自治”为名拒绝直系势力进入浙江，于6月4日发出“豪电”，主张各省先制定省宪，此后各省军政长官选派代表协商，最终将方案付诸全民公决。这一姿态受到了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也获得了浙江士绅的欢迎。1921年12月《新浙江》杂志创刊，发刊词称：“……是谁之浙江耶?曰是浙江人之浙江也，此言也，夫人人而知之矣，然吾则曰是全浙江人之浙江……是故爱浙江者以浙江人治浙江为第一职志。”在“浙人治浙”的气氛下，卢永祥也把自己的祖籍从山东改成了浙江宁波。1921年9月9日《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九九宪法”)正式颁布。然而，“九九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本省选民年满三十五岁者，得被选为省长，如为现职军人时须解除军职方得就任”，这意味着卢永祥必须解除军职才能担任省长，加之又有人质疑卢永祥的籍贯，卢永祥旋将此法束之高阁。浙江士绅后来又起草了“三色宪法”与《浙江省自治法》，甚至组织了浙江省自治政府，但只存在了三天即告失败。

　　1924年，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于是联合奉系与孙中山，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卢永祥收编闽军臧致平、杨化昭部，引起了直系很大不满，指责其违反了规定不得收编客军的《江浙和平公约》。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驻扎福建的孙传芳联合，击败卢永祥。不过，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后皖系段祺瑞在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重新上台，组建执政府。齐燮元被段祺瑞免职。孙传芳主导了浙江，于1926年初宣布在苏浙闽皖赣实行“五省门罗主义”。然而，随着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军逼近浙江，大战一触即发。1926年11月25日《大公报》报道称：“浙籍军人之欲行一种浙江门罗主义、拟自立于漩涡以外”，不过，“惟绅士既属空谈、浙军亦乏实力、于目前时局、实际上恐少所建树。”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浙江全境，“浙江门罗主义”亦烟消云散。

　　(三)“五省门罗主义”：1925年10—11月，孙传芳与张作霖为争夺江苏安徽地盘爆发浙奉战争。孙传芳凭借五省军力，最终迫使奉军后撤至山东。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在1926年2月南京的重要将领会议上，孙传芳宣布要确守“五省门罗主义”，强调“认定五省保境安民宗旨”，东南五省在正在进行的河南及湖北方面的战事中保持中立。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1926年6月9日即以“孙传芳确守五省门罗主义”来报道事态发展。1926年5月，因坊间传闻国内要召开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四巨头会议，孙传芳回应记者称“本人无意活跃”，他希望吴佩孚与张作霖携手，至于他自己，“拟将东南诸省之门罗主义推及全国，对善良政府固不惜予以援助，对不良政府则取不问不闻之态度，而决以遵守民主主义为方针”。

　　我们并不清楚孙传芳的这一讲话是否有意参照了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将门罗主义解释为一种各国各族自决其发展道路的主义，可以从美洲推广到全世界的讲话，但孙传芳主张“将东南诸省之门罗主义推及全国”，无疑包含着类似的修辞结构，即淡化干涉与反干涉这一问题，而将重点放在本区域治理所体现的精神上，孙传芳将这种精神解释为“民主主义”，因而“将东南诸省之门罗主义推及全国”意味着，当北京政府和其他省份政府奉行此主义时，即予以支持;如不奉行此主义，即予以反对。当然，何谓“民主主义”，解释权在孙传芳自己手里。

　　不久，广东北伐军逼近孙传芳势力范围，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也在北方对吴佩孚势力展开打击。吴佩孚希望集中力量对付冯玉祥军队，期待其盟友孙传芳能够抵挡广东北伐军。孙传芳再次显现出了地方军阀“门罗主义”的本色，一面敷衍吴佩孚，一面向蒋介石表态，如果北伐军不进攻浙江与江西，他将置身事外。孙传芳又如何对待掌握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呢?《顺天时报》的观察是：“孙传芳对于中央政局之态度，实欲以东南门罗主义，维持其中立，并不欲吴(佩孚)张(作霖)任何方面之强盛。”然而，北伐军在两湖地区进展顺利。9月5日，北伐军进攻江西;10月5日，北伐军进攻福建。1926年10月，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脱离五省联盟，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于是“门罗主义”反外来“干涉”的一面再次呈现，孙传芳调兵遣将镇压夏超自立，杀害了夏超以及支持夏超自立的中共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等人。不久，孙传芳不克北伐兵锋，兵败北遁，“五省门罗主义”寿终正寝。

　　(四)“云南门罗主义”：籍贯为云南会泽县的唐继尧是“云南门罗主义”的主角，但所谓“云南门罗主义”，源于国内报章评论。1920年唐继尧之“靖国军”进攻四川，据《大公报》报道，四川省议会痛骂唐继尧的扩张举措是“帝国主义”：“自民国以来，武人专权，罔识大体，谬拾帝国主义之说，倡为同胞自残之行。”唐继尧进攻四川失利，退守云南，1920年12月15日《大公报》有评论称：“云南唐继尧宣布自守，纯取门罗主义，惟又声明护法到底，其势不过暂避黔川耳目，已为人人所知。”又称唐继尧私下召集各界有名人物秘密商议，“所议者微闻仍在攻川，次取贵州”。《大公报》暗示，唐继尧的“门罗主义”不过是表面上的，事实上仍存扩张主义之心。

　　1921年，唐继尧部下顾品珍驱逐唐继尧，自任滇军总司令。1922年2月，唐率军反攻，顾品珍自杀身亡，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1922年5月18日《顺天时报》撰文《云南之门罗主义》，对云南时局发表看法：“唐继尧回滇之后，其所有一切宣言，均颇值注意。观其真意所在，似已悉以武力讨伐邻省，建设大云南主义之不可能，欲专心致志于省治，完成省政府之组织。其方针既不称兵他省，亦不准他省来侵，换言之，即似抛弃当时之大云南主义，而以建设小云南自治国为目的也。”不过，如同《大公报》一样，《顺天时报》也对唐继尧的意图心存疑虑：“……云南门罗主义，为吾人所极端赞成，用全力于省自治，而谋省政府之确立，乃中国全体之利益，云南全省之利益，并唐氏自身所以成名之道，所成为问题者，唐氏是否真心诚意以此主义为始终而已。”

　　唐继尧自然不会满足于仅仅经营云南。重掌云南军政大权之后，唐继尧将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先控制贵州，进而发动第一次滇桂战争，遭遇挫败。在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之后，唐继尧站在北伐军的对立面。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史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昆明镇守史龙云、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联合发动“兵谏”，迫唐继尧放弃实权。两月后唐继尧病死。之后的云南实力派龙云与卢汉并没有像唐继尧一样，被贴上“云南门罗主义”的标签。

　　(五)“福建门罗主义”：出身于北洋军队的江苏丰县人李厚基1916年投靠皖系，获任福建督军兼省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失败，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李厚基遂疏远皖系，靠近直系。《新闻报》1921年9月17日以“李厚基最近态度：闽省采用们罗主义”为题，剖析了李厚基的经营福建策略。李厚基联络直系而不联络奉系，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于是劝说李厚基部下王永泉起兵驱逐李厚基。然而李厚基面对内外挑战，重新站稳了脚跟。报道提到，9月3日，李厚基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于时局之应对策略，“终经决定闽省以确守中立保境安民为宗旨，无论时局何种变动，闽省绝不偏袒一方，惟有不谅闽省苦衷，横加侵犯者，闽省应采取恰当之处置。”这是将李厚基在复杂时局中保持中立的姿势，命名为“门罗主义”。

　　(六)“广东门罗主义”：近代广东海外华侨众多，又靠近英国控制的香港，广东籍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较早接触西学，变革思想活跃。立宪派知识领袖康有为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均出自广东。但广东地处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又很容易产生一种偏安意识。如前所述，原属“康党”的欧榘甲受到革命派的影响，作《新广东》，以“反帝”带出“反满”，进而提出“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这可以说是“广东门罗主义”话语的重要创制，并对其他省籍人士的类似表达，产生了影响。

　　在辛亥革命之后，“广东门罗主义”话语集中在护法运动和“联省自治”的语境中爆发。1917年孙中山携胡汉民等南下“护法”，段祺瑞政府任命的广东省长朱庆澜表示支持，段祺瑞对此不满，宣布对调广东、广西省长，朱庆澜缺乏桂系根基，只有辞职。广东省议会推举胡汉民任省长，但桂系担心孙中山的民党势力在广东坐大，广西籍国会议员邓家彦发电攻击胡汉民，称其与孙中山的护法理念不合：“中山先生痛国会非法解散，觅净土于西南，卒以粤省召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而议员来意在一国，不在一省，在约法不在省长。若粤人师孟罗主义而达其旨，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则滇饷纠纷不难再见。勇士裹足，志士灰心，殊非中山先生本意矣。”孙中山要求胡汉民向省议会推辞省长职务。胡汉民虽从命，但闷闷不乐。时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太炎观察：“孙公所部粤人亦欲挟军政府以行广东主义，余知其无就，欲西行。”

　　1918年4月，广州护法军政府内部发生政争，孙中山从大元帅被降为七总裁之一。孙离开广东，军政府领导权落入桂系岑春煊、陆荣廷之手。1920年，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反对桂系，陈炯明率粤军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队，进而出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4日，陈炯明发布《告粤父老兄弟书》，宣告已驱逐“客军”，恢复广东人民自治之权，“今日以后，广东者，广东人民共有之，广东人民共治之，广东人民共享之。”1921年1月13日，陈炯明在广东省议会临时会上演说称：“粤人治粤目的已达到”。

　　1920年正在大力鼓吹“湖南自治”的长沙《大公报》于12月14日发表《粤中之派别谈》，对广东的政治势力进行了评点：“其一为陈炯明派，主张广东门罗主义，不是侵犯他省，亦不许他省侵犯，一效湖南所为。其进行之方法，则建立联邦，改广东省为广东邦，商界、教育界与其他各界与政治无十分关系者属之;其二，军府派，以孙文为领袖，主张重建军府，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总统。凡他省之策士、政客及粤籍之游民或政客符和之。”孙与陈之路线分歧，在1921年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明显。1921年2月中旬，在与《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记者的谈话中，陈炯明明确评论：“孙逸仙博士亦曾有一时欲以武力统一中国，亦未成功。然则今日苟尚有抱武力主义之个人或团体，绝不当托以大权，似已彰彰明甚。”又称广东将实行自下而上的自治试验，希望其他省份效仿，“最后使中国成为一大联省政府也”。对于湖南与浙江的“省宪”运动，陈炯明均予以积极响应。

　　在1920—1921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中，陈自己并未以“广东门罗主义”相标榜，但其有诸多强调“广东人之广东”的表述，因而“广东门罗主义”这一标签，一直与之相随。陈炯明主张先巩固广东根据地，“休养民力”，反对孙中山速选总统，反对主动讨伐广西，通电八省劝广西加入联省自治。在粤军攻占广西之后，陈的目标是将广西变成其“联省自治”路线的盟友，但孙中山的目标是以两广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陈声明：“余无力赞助北伐，由孙自行发展，所部有愿听孙者自便。”在财政上，陈主张“广东之钱，只能办广东之事”，不希望广东承担北伐经费。围绕着北伐统一中国还是联省自治，陈、孙的路线斗争不断深化，最终导向了1922年的“六一六兵变”，两人彻底决裂。

　　(七)“两广门罗主义”：“两广门罗主义”之说发生在1927年“宁汉对立”期间。广西梧州出身的李济深从1926年11月开始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27年8、9月间，广东财政厅长古应芬及其亲信串通奸商，操纵广州金融风潮，大发其财，引发商民怨愤。李济深通过广州政治分会决议，密令警备司令邓世增于9月6日采取行动，古应芬听到风声遁逃，其党羽数十人被逮捕法办。《大公报》9月10日刊发文章报道此事称：“盖李此次之举动无非欲实现大两广门罗主义，使两广事实上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表面上对汉宁两保持中立或协调之态度，李恰欲以南方之冯玉祥自命也。”在此“门罗主义”当然变成了贬义词，指的是李欲脱离南京与武汉两个国民政府而自立，从根本上是想“扩张大两广主义”。

　　但很快，“宁汉合流”完成，桂系得势。素有“半个桂系”之称的李济深卷入了1928—1929年国民党内部的蒋桂矛盾，1929年3月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后来获得自由之后，尽管在1933年有在福建反蒋之举，但毕竟失去了对粤系军队的控制权。故“两广门罗主义”之说，终究是昙花一现。

　　(八)“四川门罗主义”：在“联省自治”运动中，1920年10月4日，四川实力派刘湘通电全国，倡议四川自治。同年12月13日，刘湘、但懋辛、杨森等又联名致电熊克武、刘存厚，倡导“集全川公民之公意，实行自治”。熊克武、刘存厚给予正面回应。1921年1月8日，刘湘等联名通电全国，称“在中华民国合法统一政府未成立前，川省完全自治”。在上海建立的四川自治期成会主办的《新四川》刊物鼓吹平民政治，但认识到四川武人势力的强大，于是其最低纲领无非是“希望川中将领，驱逐滇黔军之后，实行独立自治”。1923年1月，省宪起草委员会在成都成立，不久草成《四川省宪章草案》等四个法律草案。但很快，四川军阀内部发生混战，省宪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从既有史料来看，“四川门罗主义”这一表述在刚一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在一种正面的意义上被使用。1934年《新蜀报》四千号纪念特刊曾撰文分析护国运动之后的四川形势：护国运动之后滇黔军把持四川政权，但懋辛、刘湘将滇军顾品珍、赵又新赶出四川，川军一部分由刘湘、杨森统率，另一部分由熊克武、但懋辛统率，“大唱门罗主义，宣布川人治川”。但四川“门罗主义”之说，并非由1934年的《新蜀报》新创。《四川省志》记载，宜宾县金城乡人吕一峰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7月末，他联络北大的进步学生组成“川、滇、黔文化协进会”，提出三点主张：一，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义;二、反对川人治川的门罗主义;三、反对滇、黔军的侵略主义。不久，吕一峰前往上海谒见孙中山，重申了以上三点主张，得到孙中山的赞赏，不久即奉孙中山之命入川，游说川、滇、黔各路军阀势力联合倒熊(克武)。在这些表述中，“四川门罗主义”被视为四川军阀的割据主义，从而与孙中山通过革命统一全国的思想相对立。

　　(九)“山西门罗主义”：“山西门罗主义”的主角是出生于山西的阎锡山。辛亥革命后，阎锡山长期盘踞山西。在1918年南北对峙的复杂局面下，阎锡山打出“保境安民”旗号，宣布“三不两要”原则：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一要服从政府命令，二要保卫地方治安。“保境安民”意味着，晋军不出山西，但客军也不得进入山西，在邻省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对于来犯之敌也坚决击退。与此同时，阎锡山扩展军队，发展军事工业，养精蓄锐。等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阎锡山打破守成格局，出兵反直，但不久又联直反奉。1926年，阎锡山又击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夺得绥远。

　　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之后，阎锡山的山西就成为北伐所要克服的堡垒之一。1927年6月21日国民党武汉档案中有一则山西学生来信，谈及“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革命军自克复南京以后，阎锡山看见革命的怒潮已雄飞突进，风起云涌，进展至黄河流域尤其是关系最要的山西，于是晋阎感觉到地位的动摇，遂放弃其门罗主义之保境安民来应付革命的高潮，以维持其晋绥的地盘。”此信将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旗号称为“门罗主义”，可见以国家统一为尺度，省域“门罗主义”已成为割据和封闭的代名词。然而阎锡山再次展现其“保境安民”的才能，早在1927年6月3日就宣布“山西易帜”，在“宁汉之争”中，将赌注压在了南京一方，与蒋介石合作。但在响应蒋介石“清党”的过程中，阎锡山又压制国民党内的CC系在山西的势力，以防止对山西的党务工作失去控制。

　　接下来，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积极推进“二次北伐”，借机在华北扩张自身的势力范围。不久，在国民党内部的“党统”之争中，阎锡山一度成为反蒋联合阵线的领袖之一。然而中原大战的军事失利，使其冲击全国霸权的努力失败，之前夺得的许多势力范围丢失。阎锡山下野蛰居一年之后即东山再起，重掌山西。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阎锡山再次推行韬光养晦方略，在山西建设了一个独立的金融体系和实业体系，甚至连铁路的轨距都与外省不同。

　　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声名远播，就连侵华日军也用这个词来称呼他的政策。1938年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辑局编辑的《中国事变实录》第3卷谈及日军在山西的攻势，即称日军对“山西门罗主义”发动进攻。日本战俘古海忠观察到：“山西省形成一种独立王国式的封锁经济，构成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但是日本军凭借武力切断了山西同河南的交通，全部控制了太原通往其他城市的运输线——铁路与公路……第一军(即侵华日军第一军——作者注)继承这一‘传统’，强调‘山西的特殊性’，实施山西的门罗主义，它完全是一种彻底的市场垄断。”内田知行《日军占领下的太原铁厂的经营状况》也讨论了日军对于阎锡山“山西门罗主义”的继承。在日军占领太原之后，1938年6月，日本大仓财阀代表太田文雄提出了太原铁厂的运行方阵，尤其是要把充分满足地方需要作为第一阶段的任务，要“扩大旧西北实业公司的山西门罗主义，将河南和陕西的一部分，作为其供给区域”。所谓“旧西北实业公司”是山西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之一，是阎锡山在经济上的“门罗主义”的主要抓手之一。

　　抗战之后，“山西门罗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眼里继续保持为一个问题。日本记者松本重治《上海时代》描述了蒋介石如何借助追击共产党军队，让中央军进驻山西，打破阎锡山的“山西门罗主义”。而在1949年解放山西之后，太原市军管会金融接管组批判“阎锡山政权长期采取门罗主义，形成半独立性的金融体系”。而接管组的努力在于打破这种门罗主义，将山西的金融体系与整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以上八种“省域门罗主义”，不论其中的某些省份在实践上多么闭关自守，均非以脱离中国作为号召。最后要讨论的是一种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地方“门罗主义”，那就是在中国东北出现的“门罗主义”。

　　1928年，北平小报《新北平》曾刊文《所谓满洲门罗主义》(作者署名“快”)针对日本田中义一内阁的东北政策提出严厉批评，称日本政府正在推行一种“满洲门罗主义”。但日本军国主义支持的东北区域“门罗主义”真正走到前台，应该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1931年11月5日，曾在张作霖与张学良手下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参议的于冲汉向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了八点政见，其中就有“在东北奉行门罗主义”的表述。根据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远东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于冲汉在和本庄繁谈话(1931年11月3日)中指出：“目前事件已发展到这种状况，为了保护和维持东北地区的安全、民众福祉以及法治与秩序，该地区应从南京政府分离出来，以独立的形式建立一个新国家。在东北地区以独立的形式建立一个新的区域，应采取不进行军事训练的原则，也就是反军事化的原则，并建立和遵守不威吓、不侵略的原则，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门罗社会。”11月10日，伪满自治指导部成立，于冲汉担任部长，负责在基层宣传日本“王道”统治。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于冲汉任首任伪监察院院长。

　　溥仪的内务府大臣、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作《满洲建国溯源史略》，建构了一个以“满洲自古以来为独立国”为宗旨的历史论述，并称伪满建国“以所谓满洲门罗主义为国是者也”，最大目的是“以满洲国人民统治满洲”，其实质含义是“满洲者，以现在居住满洲之各民族完全支配”，因此，而这里的“满洲人”则泛指居住在伪满境内的一切人种，包括满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俄罗斯人、日本人等。但将日本人包含在“满洲人”之内，也就有可能将东京对于伪满决策的主导包装成为伪满洲国的自主决策。这一“满洲门罗主义”恰与日本国内的“满蒙门罗主义”相互呼应，后者赤裸裸地从日本的殖民需要出发，呼吁日本政府“援助”伪满洲国，并排斥其他国家的干涉。“ 满洲门罗主义”实质上是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的延伸，是中国国内“省域门罗主义”话语最为堕落与变态的形式。

　　省域“门罗主义”从威尔逊式的“民主”“自治”的正面形象，走到封建割据、抗拒统一的负面形象，其关键转折点在于国共合作。“联省自治”运动兴起之后，尽管孙中山长期主张以县而非省为自治单位，由于若干加入运动的省份承认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为正统，在现实形势之下，孙对“联省自治”不便表示公开反对。不过，在其根据地广东，孙的北伐主张与陈炯明的“广东门罗主义”主张冲突日益激烈，二人最终在1922年6月兵戎相见。而在中共方面，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主张“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1922年8月，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会谈，达成反对军阀割据、统一全国的共识。9月13日中共中央《向导》周报创刊号发表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批评当下的联省自治招牌底下，实质是“分省割据”“联督割据”，陈独秀主张用全国的民主主义分子造就强大的政党，打倒军阀，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

　　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加入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在1924年1月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联省自治运动的激烈批评：它不过是据省自重的小军阀与挟持中央政府的大军阀相安无事的伪自治，而真正的自治，必须要等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才能成立。国共携手，共同发动国民革命。正是这一在新式政党的领导下通过社会革命统一全国的新政治共识，终结了“省域门罗主义”话语的黄金时代。

　　四、余 论

　　从人类历史来看，只要有划定排他性空间的实践，就有可能产生表达排它性空间意识的话语。发源于美国的“门罗主义”话语，只是古今中外千千万万种空间政治话语中的一种。从19世纪以来，“门罗主义”话语国际影响力骤然增长，乃至流布于全球，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所借用，在这一传播进程的背后，是美国从西半球的区域霸权走向全球霸权的历史进程。美国在各个区域的“在场”(至少是作为潜在听众)，使得这些区域的文化—政治精英们有动力将本地的空间政治诉求“翻译”成为某种“门罗主义”式的话语，从而在一个拥有(潜在)美国听众的空间中获得更好的表达效果。近代中国对“门罗主义”话语的接受，也不外于此。

　　19世纪末，在美国寻求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旅日的中国精英汲取了经过日本传播和转化的“门罗主义”，进而发展出一种反满的“省域门罗主义”话语，欧榘甲《新广东》是这种话语的代表。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反满主义”淡出历史舞台，但“省域门罗主义”话语并未因此而终结。在民初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对峙之中，“门罗主义”话语被用于地方实力派的自保行为之中，而威尔逊主义对于“门罗主义”的新解释，则赋予了“省域门罗主义”一种很强的“民主自治”的色彩。当1920年毛泽东支持“湖南门罗主义”的时候，强调的正是“门罗主义”包含的“民主”“自治”的含义。而当国内报章在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意义上，使用“门罗主义”一词来描述那些并不支持平民政治参与的地方实力派的举措的时候，这一词语仍然保持着与“和平”、与“地方自治”的关联，不失正面色彩。但随着国共两党在20世纪20年代找到通过革命统一全国的道路，“门罗主义”日益与军阀割据、封闭自锁、抗拒统一关联在一起，其正面色彩盖过了正面色彩。

　　在“门罗主义”从“超国家”层面被转用于“次国家”层面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清末的旅日中国精英在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影响之下，为“门罗主义”找到了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句式：“××是××人的××”。这一句式本身完全可以被运用于不同层面的政治空间，无论是超国家、国家，还是次国家。通过这一句式，不同层面的政治话语具有了相互感染的可能性。不过，句式本身毕竟只是一个工具，更重要的问题是：人们为何有如此大的动力频繁使用这一句式?而这就要追溯到19世纪末中国所遭遇的全面的政治秩序危机。在甲午战争之后，东西方列强竞逐于中国与东亚，中国的戊戌变法遭遇失败，对于当时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论是国家的秩序，“超国家”的区域秩序，还是“次国家”的省域秩序，空间的主人究竟是谁?应该具有何种程度的自主权?所有这一切都处于高度的不确定之中。

　　在全面反思不同层面空间秩序的知识风气下，近代的历史行动者对于“门罗主义”符号被同时使用于“超国家”与“次国家”两个层面，不无理论上的总结与思考。在1918年7月发表的《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中，李大钊以“大……主义”(Pan…ism)同时来同时解释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中国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持此主义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一战期间，民国法统分裂，南北对峙，军阀之间相互攻击。在李大钊看来，这就出现了一种内斗的“大……主义”。李大钊如此解释这种主义与列强的扩张主义之间的差异：“……他人之‘大……主义’，乃奋其权力而向外部发展;吾国之‘大……主义’，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体。故他人之‘大……主义’，为扩充之主义，吾国之‘大……主义’，为‘缩小之主义’。”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弱小之国，其国民无力对外扩张，于是“好争之性”只能对内发泄，冲突只能在次国家的省域层面发生。

　　在1918年的《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尚未明确将军阀划定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实践命名为“省域门罗主义”。但早在他参与编辑、1912年12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中，李大钊就和北洋法政学会的同仁们一起，将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门罗主义”关联在一起：“近顷日人所盛倡者曰亚洲孟罗主义也，曰大亚细亚主义也。听其言则友朋也，窥其心则盗贼也。所谓此等主义者乃日本希图独霸亚东之代名辞耳。”在1917—1918年，李大钊更是撰文多篇，继续批判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极东门罗主义”。既然李大钊已经在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与中国军阀的势力范围意识之间做出类比，这距离将中国军阀的势力范围意识命名为某种“门罗主义”，也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当然，在这一时期，李大钊尽管批判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但仍对通过联邦制实现中国的重新整合抱有一定希望。但随着“联省自治”实践的展开，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地方军阀与官僚只是借着联邦制的口号来抗拒实质的统一，真正渴望在省这一层面推动民主自治，进而促进全国实质统一的人士，并没有施展理想的空间。于是，李大钊与孙中山殊途同归：1922年8月，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会谈，达成反对军阀割据、统一全国的共识。

　　李大钊于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张作霖逮捕。就在那天，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3期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北方政局近情》(署名“列武”)，内有“奉方军事政治，皆严守门罗主义，不容外人参入”的评论字句。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绞杀他的，正是他所抨击的奉系军阀的“门罗主义”。然而他参与缔造的新式政党继续推进社会革命，以克服他所反对的两种“门罗主义”。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20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场与“门罗主义”话语息息相关的革命，它在“超国家”的区域层面抵抗日本以“亚洲门罗主义”(或“东亚门罗主义”)为旗帜的区域霸权，在“次国家”的层面克服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最终完成了政治—社会—法律秩序的全面重建。“门罗主义”符号虽然源于地球的另一边，是纯正的美国土特产，却跨越大洋，经过不断的重新解释，最终深度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旧邦新造”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