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唯物史观发展到更完善阶段(一)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哲学基石和经济学基石。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史观,而不是机械唯物史观。它在马克思创立之后,又经过了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不断阐释发展,已经推进到更加完善的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的社会历史观,没有唯物史观,只有唯心史观——分为客观唯心史观(绝对精神或神创造历史)和主观唯心史观(英雄或精英的精神意志创造历史)两个方面。
唯物史观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辩证唯物史观与机械唯物史观的斗争过程。而只有辩证唯物史观,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
没有辩证唯物史观真理体系的指导,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长期的极端低潮,正是作为战略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的基石,发生了严重倾斜的原故。
辩证唯物史观和机械唯物史观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
二者的主要联系——
都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者的根本区别——
机械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单向)决定政治。(这是把生产力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原理推向极端化的结果——真理沿着极端方向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便会变成谬误!)
而辩证唯物史观的关键精髓则是:生产力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力是发挥基础性决定作用的因素(第一性作用,最终决定作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是发挥正向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的因素(第二性作用,属于反作用)。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统帅经济(如同身躯决定大脑、大脑统帅身躯一样)。
所谓“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是指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发挥归根到底的最终决定作用。这就好像中国西高东低的总地势,决定了长江黄河只能在总体上最终流向东方,当然是在迂回曲折地变换流向的过程中流向最终的归属——东方大海。
而“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是指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发挥着正向或反向的统领指挥社会活动的能动性决定作用。这就好像中国西高东低的总地势中,还有很多东高西低或南高北低、北高南低的不规则局部地势,这就决定了长江黄河虽然其总的趋势是流向东方大海,但在不同的局部地形中,却有时流向东方(正向),有时流向南方、北方甚至西方(反向),甚至较长距离地反向流动。(社会历史中的“反向”运动,表现为某些违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进步要求的腐朽社会制度或错误政治路线,甚至数十年成百年地长期复辟倒退——包括镇压本国人民,发动软、硬侵略战争屠杀掠夺他国人民——致使两极分化加剧,社会腐败堕落,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社会五种形态发展的总的历史大势(一般规律)和具体的历史进程(特殊规律),就是生产力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和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辩证交互作用的结果——
石器生产力对应原始社会;
青铜器生产力对应奴隶社会;
铁器(手工工具)生产力对应封建社会;
蒸汽机生产力对应自由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
电机内燃机生产力开始对应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市场经济)社会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并存斗争的时代;
而超高级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力则对应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这种总的历史发展大势,在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的影响下,并非呈现绝对对应、循序发展的单一关系,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呈现或前进或后退、或径直或迂回、或循序或跳跃等等丰富多彩的发展关系(即特殊规律)。
机械唯物史观,把思想政治上层建筑(人的因素)当做受生产力(物的因素)唯一决定的因素(即使承认社会意识的反作用,也一样)。而持机械唯物史观的社会权力层,往往又容易产生“上智下愚”的精英情结,不能真正理解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而,官僚权力与极端强调客观条件、掩盖主观怠惰的机械唯物史观相结合,往往又会因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膨胀而派生出英雄或精英的精神意志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观唯心史观。所以,官僚精英阶层阶级,往往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机械唯物史观与主观唯心史观孪生的二元论历史观。这是官僚主义者往往容易犯怠惰腐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源于机械唯物史观),以及盲目冒进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根源于主观唯心史观)的哲学根源。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所面对的论敌,清一色都是唯心史观。而针对唯心史观谬论的开天辟地理论大搏斗,首先必须奠定和强调唯物史观的基石——生产力经济因素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原理。但是,肯定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并不等于否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的统帅性决定作用。也可以说,肯定经济决定政治,并不等于否定政治统帅经济。
然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以来,就总有不少人将其曲解或攻击为“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史观)。面对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多次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据恩格斯的多次转述)。
●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写了大量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针对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曲解或攻击为“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的机械唯物史观谬误,进行了深刻批判,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发挥正向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的历史规律,作出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应有揭示——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9页)
“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同上书,第474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同上书,第477页)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指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进步要求相一致的方向——引者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上书,第483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0页)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页)。——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发挥无产阶级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正向统帅性决定作用。
●列宁——结合革命实践,针对机械唯物史观谬误,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政治上层建筑发挥正向或反向的统帅性决定作用”的历史规律,作出了辩证唯物史观的进一步揭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文明,“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以上出自:《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
“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四卷)。——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政治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特殊性的阶级社会,不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阶级斗争,就没有实质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也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6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列宁选集》第四卷)
“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8年4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月—11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236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月—2月,《列宁选集》第二卷)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442页)
“党和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2页)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四卷)
——理论和实践说明,列宁深谙辩证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可惜的是,列宁的英年早逝使得历史失去了极为难得的人民领袖资源。
斯大林——作为列宁的继任者,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毕竟不是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大师,在理论和实践的一些紧要处,未能冲破沉重的历史局限。例如,在他的身上,机械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实践误区正处于量变扩展之中——把社会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应;认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就消灭了,阶级矛盾也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从而开始边缘化阶级斗争这个纲,认识不到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培育无产阶级大众民主集中制、遏制官僚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篡据统治地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端重要性;等等。当然,斯大林能够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取得了苏德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短期内将苏联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丰功伟绩,则反映了社会主义不可否认的制度优势!
上面提到了“大众民主集中制”这个陌生的词。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并不缺少权力的集中(例如权威、命令、纪律等等),但是非常缺乏代表社会客观实际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体的全面管理监督机制——这应该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政治机制(它在信息时代已经具备了落实的充分技术条件,只是仍然缺乏权力积极支持的政治条件)。一个政权的最大危险就是党执政后怠惰腐化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边缘化群众监督,仅靠自我监督,并不治本(“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柄”),只能等待“历史周期律”的大洗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它解决这个弊病的方法是宪政民主,虽然也不治本,但却将政治上的“历史周期律”转移到了经济上——缓慢恶性循环的周期经济危机。这使得宪政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第一,权力第二,垄断大资产阶级是真正主人),比之一党领导却排斥大众民主监督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个没有真正主人的社会——人民群众不是真正主人;权力第一,资本第二,高层权力也是任期制,不像封建社会的皇帝那样是真正主人),要进步和稳定得多。
毛主席深谙这一缺陷(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一党领导又容易自发强化官权集中,边缘化群众路线的大众民主,使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结果就难免走向深度堕落,并且无论如何仅靠强化自我监督约束,都遏制不了这一致命颓势!),所以才要将“小的民主集中制”,发育成为大众民主集中制。也只有培育运行这种唯一治本的政治机制,人民群众才能成为真正主人,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不变质,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正向统帅性决定作用——这是辩证唯物史观亟待强调的内涵。
【2019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