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强： 知青短短 痴情长长——我的1973.7-1974.3

　　一、背起行囊  上山下乡

　　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班是在七三年初毕业离校的，下乡的地点是伊通县大孤山、小孤山那一带。我是本想跟班一起走的，但妈妈嫌那边太远，以我身体不好为由，申请了个缓下。平时我并不太听妈妈的话，妈妈对我也不咋管。这次妈妈是一手操办，没给我留下商量的余地。

　　同学们走的那天，我也跟车热热闹闹地送他们到大孤山的集体户，返回的路上，感到了些莫名的失落。

　　但这种感觉也没持续多久，我很快迷上了鼓捣半导体收音机，也就是再生来复式单管机。天暖之后，每天与同样没下乡的徐奎等同学去俱乐部后面的球场打篮球，然后去反帝三井的晾水池洗野澡，晚上回来接着鼓捣半导体，常常搞到天亮，也蛮充实。终于有一天，妈妈说得下乡了，我便背起早已备好的行囊，搭上一辆运砂的卡车上路了。那一天是七三年的七月十八日。

　　二、插队革新  三女四男

　　我被送到建安公社革新四队，位于八一水库坝下，道北路边，是个离家不算太远、交通相对便利的地方。

　　户里有三个老资格的女知青：来自平岗，人高马大、专横跋扈的户长邱玉珍;来自市内，外表文静、满腹怨气的王静华;来自东山，心宽体胖、洒脱飘逸的李艳。还有三个与我同届、也是刚插进来的男知青：少年老成的王福才和小小个子的杜海龙都来自富国;调皮捣蛋的王景田也是来自东山，跟我家还是邻居。

　　集体户是栋三间房，西屋住女生，东屋住男生，中间是灶堂。

　　行包安顿下来之后，我还玩心未泯，拉着王景田去八一水库游了一次泳，这也是我短暂知青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虽然那水库就近在咫尺。

　　队部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坐北朝南。正房东屋，两铺大炕，能容下近百号人，是全体社员开会的地方。东西厢房，有种粮库、农具库、磨米房、马棚等。队部院外，还有牛圈、猪圈、公厕、场院(打谷场)和柴草垛。

　　常住队部的，只有保管员一人，除要保管全队集体财产，还要喂马、喂牛、喂猪。那马和牛，夜里还要吃夜草的。而到了冬季，猪食也要加热。

　　三、种猪闹圈  招来祸殃

　　第一天出工，是起牛圈。所谓牛圈，就是牛栏，根本没有棚，所谓“牛棚”一说，纯属扯淡。

　　所谓起牛圈，就是把牛脚下浸满了屎尿的肥土装在车上运到地里，再拉来干净的黄土重新垫上。起猪圈也大致如此。

　　要把那些肥土用铁锹掘起来，再扔到车上，还真挺费劲。

　　正干着呢，忽然传来二师兄撕心裂肺般的嚎叫，大家过去一看才知道，一头闹圈的种猪，可能是想越狱去会母猪，撞倒了一段不知建于何代的土城墙，而那墙里，恰好盘踞着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土蜂王国。亡国之蜂，亡命复仇，方圆十米，人近不得。

　　正当众社员手持铁锹爱莫能助之时，大师兄有如天降，抱着一捆点着了的苞米秆冲进了猪圈，驱散了蜂群。那个倒霉的二师兄，干嚎了一整天。

　　四、哎呀我那酱啊!

　　队里有几头不必出工的散牛，每天无拘无束，优哉游哉，堪比印度神牛。

　　那天中午，正在吃饭，邻家女人大喊着跑了出来：哎呀我那酱啊!

　　原来是一头散牛，拱翻了她院里的酱缸盖子，把半个脑袋都插进缸里牛饮不止。

　　哑巴畜生，常年吃草，难得一次，遇到盐酱。酱在东北，被称为穷汉子油。农家的饭桌上，常年都离不开。

　　那女人随手捡起一根黍杆，一边骂一边抽打那牛的屁股。那牛硬是不理会，又吸了好一会才拔出脑袋，像过足了毒瘾似的甩着尾巴，屁颠屁颠的跑开了。

　　那牛的皮，绝对纯牛的，对黍杆之类，根本就没感觉。它肯定也是自知理亏，才适可而止、落荒而去的。

　　农民骂牲口只是习惯，好在牲口也不懂。车夫打牲口只是吓唬，几乎没有真打的。在农民眼中，牲口的地位并不比人低多少。

　　五、据理抗上  越级告状

　　户员之中，王静华娇里娇气，干活不行;周燕只管做饭，不管闲事;我们四个男的初来乍到，稚气未消;只有户长邱玉珍人高马大，为人泼辣，颇受队长赏识。

　　倚仗队长偏爱，邱玉珍在户里一手遮天，专横跋扈。

　　有次因件什么琐事，我与她争了几句，结果冒犯了淫威，争吵了起来。我一句没让，她理屈词穷。最后她使出了杀手锏：“你家什么背景你不知道么?”，我说“我家什么背景和我有什么关系?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她最后说“明天我就找队长，看怎么处理你!”

　　次日中午，我直接去了位于三队的大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宋发家反映此事，宋书记根本都没细听那些细节，一边给我让座，一边脱鞋上炕打开箱子，拿出了一包洋烟招待我。

　　当时农民连喝开水的习惯都没有，更甭说茶。要喝水只管去缸里喝井水，井水不用钱，待客没有让水的。农民能拿得出来待客的，也只有烟，而且还都是一头粗一头细的手卷烟。两头一边粗的洋烟一般人家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只在招待贵客时，才会拿出来。

　　我本来一直坚持不吸烟的，但当时的情形没法拒绝，还是接过了一支点上了。

　　家庭的问题，压抑我多年。来到了广阔天地，总算出了口恶气。

　　六、谁监视谁

　　队里有个下放劳改的右派，孤身一人没有家眷，住着队里给安排的一间小房子。他从来不跟帮下地干活，也从不跟队里的社员们交往，每天除了打扫一下公厕和街路，就再没见他还干过别的。

　　他用一捆捆的苞米杆把整个房子围得水泄不通，只在前面留了一个出入的豁口。而且，全队家家户户都接了电灯，只有他家不接，到了晚上，黑咕隆咚。

　　有天晚上，团支书毛英发来找我们，说上边怀疑那个右派不老实，要我们去悄悄地看看他夜里都在干什么。

　　团支书站在远处，我和王景田蹑手蹑脚地走近了那间小房，隔着苞米杆隔成的围墙，还没等我们细看，里边就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你们要干什么?”。

　　我已经记不起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是狼狈不堪地离开了那里。

　　显然，我们还在很远处时，就早已处于他的监视之下了。

　　七、乡里奇人董瓦匠

　　我要说的这位董瓦匠堪称奇人，他年近花甲，大高个，腰不弯背不驼，和蔼慈祥，风范儒雅，不仅泥水手艺精湛，还带出刘才、侯玉印两个高徒。

　　队里组织了一个建筑施工队，除农忙外，都在镇里盖房子。施工队里还有两个木匠：脸有天花的王殿清，和他的徒弟、脚有残疾的团支书毛英发。其余的，都是年轻力工，我是其中的唯一知青。

　　平时泥水活有刘才、侯玉印就够了。董瓦匠只是走走看看，指点指点。有些年轻人很调皮，故意不听他的，他也不生气，只是无奈地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啊，一定的犟子”，后来大家就戏称老瓦匠为“一腚的糨子”。

　　之所以我说董瓦匠堪称奇人，是因为他只要独坐一边、一坐半天，不用纸墨，就能把建一栋房子所需的砖瓦、石灰、水泥、沙子、木料、玻璃、工时、报价等等，大致不差地心算出来。

　　在我曾参与的断断续续半年时间里，我们为建安中学盖了两栋教师宿舍，还为供销社盖了一个大仓库。

　　八、献血害人

　　某日下午，烈日炎炎，我们正在建安中学工地干活，跑来一人，找到副队长张延纯说了些什么，之后张队长跟大家说某某病危，急需输血。我等三人自愿跟着跟着那人连跑带颠赶到医院，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水都没喝就坐下验血。之后我被告知是O型可用。

　　看着因体内缺水稠得发紫的血浆被抽出了两大针管，我因脑压骤降感到头晕目眩。休息片刻恢复正常后，又赶回工地继续干活。

　　多年之后，跟妈妈说起此事，妈妈非常生气，严厉告诉我以后再不许随便献血，并且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我不是O型血。妈妈也是资深医生，深知此事之严重性。

　　几年之前换二代身份证，我去医院体检验血，最终证明我的确不是O型血。

　　当年建安医院那些医生，救死扶伤精神倒是可嘉，医疗水平和科学态度却差强人意。手术台上那位用了我血的可怜病人，也许当时就死于非命了。

　　九、子夜解牛

　　中秋前日，听说队里要杀头牛，当然是老弱病残不能劳动的牛。

　　杀鸡杀猪杀狗，咱都见过，这杀牛还真没见过。好奇心驱使，就去打听是谁杀，有社员告诉我：都是那些赶车的。

　　我很快找到了车马组组长刘真，让他杀牛前到集体户喊我一声，让我看看。刘组长真是好脾气，满脸笑容，一口答应。

　　次日一早，我出来时，杀牛现场已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就像啥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只有一份份分好的牛肉，摆在那里等着各家各户前来领取。

　　我满心不悦：这刘真怎么不叫我呢?有社员低声说：这事都是在半夜做，不让外人看的。

　　愚钝的我，顿然醒悟：那些与牲畜长年相处的车夫们，实在是下不去这手啊。这些牲畜常年吃草，常年劳累，半夜三更被人牵出时，据说都会流泪，都会哀鸣。一刀下去，鲜血涌出，车夫的心，何尝不也是血流如注呢?如此悲壮场景，还让闲杂人等来当戏看，情何以堪?

　　我顿时对那些车夫们肃然起敬了。

　　十、中秋牧马

　　队里有个小伙，有点傻呵呵的，都叫他五柱子，干不了啥大活，却以队为家，有事随叫随到，不讲条件。

　　中秋那天，全队放假，牲口们也难得休息一天，队长让我跟他去放马。

　　牛我倒曾骑过一次，还被摔了下来，马就从来没骑过。队长特意关照，让我骑那匹最小的马。五柱子打头，我押后，十几匹马，奔腾在村前那条沙土路上，也挺壮观。只是我那胯下坐骑，有点不太给力。

　　牧场就是八一水库东岸那一大片平缓慢坡，库水上涨时被水覆盖，库水退下时被草覆盖。中秋时节，秋高气爽，蓝天之下，水面如镜，我俩躺在青草地上，晒着暖暖艳阳，他很快就睡将过去。看着那些终日劳作、无暇啃青的草原后裔，脖子低垂，不紧不慢，嚼得孜孜不倦，蓝天白云清风碧水，尔等完全不屑一顾。

　　回来路上，我也换了匹高头大马。马群回巢，不需人催，一路狂奔，一骑绝尘。

　　日暮时分，如盆皓月已在天边静候多时。家家户户，炖好的牛肉也都香气四溢。相比一盘上桌佳肴，九天之外广寒宫里那位善舞嫦娥，魅力顿显捉襟见肘。良宵佳夜，盛装莅临，也没赚到多少眼球。

　　社员都是向阳花，清冷的月光，晒不熟庄稼。

　　十一、桥下擒贼

　　辛苦一年，盼来金秋，庄稼熟了，等待拉回，夜深人静，魅影婆娑。

　　那天晚上，王队长突然来到户里，说：可了不得了，昨晚地里的苞米，丢了有两马车。他让我和小杜去看青，我们拿上镰刀就出去了。

　　水库下游，公路南边，庄稼地上，玉米横陈。

　　明月高悬，视野开阔，方圆百米，一览无余。

　　我俩找一隐蔽处，坐了不到一时辰，一个鬼影若隐若现，我俩慢慢向他靠近。他发现了我们，沿着河道向上游跑，提着半袋苞米，跑的还不慢。我俩追到大桥附近，他不见了。大桥之下，是月光死角，透过拱形桥洞，对面也了无踪影。

　　那里不能上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桥根昏暗处。

　　他是邻队派到水库工地的民工，我俩把他带回队里，交给队长。

　　王队长对他竟然十分客气，没问几句就给放了。看来是我们不会做事，所谓“看青”，只是看住庄稼别被偷，并不是要把贼抓回来。

　　之后两天，我们也学乖了，碰到了几个本队的社员，只是驱离了事，也不向队长汇报了。

　　十二、无照代驾

　　一年辛苦，终成正果，抢收粮食，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

　　马生也只三十上下，赶车功夫十分了得，他的那套车马，是队里的第一组合。我被安排给他跟车。

　　每天开工之前，要先去马棚把那三匹马牵出来，再把马和车之间那些复杂的绳索一一套好，马生一到，即可上路。装车和捆绑我都不在行，只是帮忙搭把手。满载而归时，我趴在高高的庄稼垛上，死死抓住捆绑庄稼的绳索，任凭车在坑洼不平的田间小路上晃来晃去，终究都是有惊无险，也蛮刺激。收工时我再把马从车上卸下栓回马棚。

　　那天中午我备好了车，马生却迟迟没到，看着其他车马都已纷纷上路，刘真组长让我先把车赶出去，说马生一会就能来。

　　跟着前边的车辙，顺利来到了地头，我还以为这赶车也没啥了不得的。没想到到了地头，其他车都分散开来各自装车去了，我这三个畜生任凭我怎么吆喝甚至摇着鞭子恐嚇，它们就是不走了，侧着三个脑袋瞪着三只眼睛看着我，分明在问：你是谁呀?有驾照吗?

　　三匹大马一辆空车，再走几步就能把车拉到地里，就算是给个面子都不行吗?

　　这马生把他这马是怎么训的?比阎王老爷的牛头马面还铁面无私。

　　我无照驾驶心虚气短，实在不敢擅用鞭刑。正当此际马生赶到接过鞭子轻轻一摇，三匹死马立马活了。

　　哎!好歹我也是顶着知青桂冠下来的，在农民堆里我就没发现我的知识在哪呢。

　　十三、唯心主义咸盐论

　　革新这个地方的农民，名字带“发”的比较多。

　　之前说过的大队长叫宋发，我们四队的队长叫孙发，副队长一个叫王发，另一个叫张延纯，团支书叫毛英发。

　　宋发、孙发、王发当时都已年近花甲，应该都是47年东北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土改干部。我们的孙队长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就是曾和当年的省委书记吴德握过手。

　　孙队长和王队长已经不跟大家一起干活了，平时也扛着把锄头或铁锹在田间地头走走看看。张队长年富力强，为人耿直正派，是个很有前途的好干部。

　　那天晚上，社员大会，孙队长传达从公社带回来的会议精神。

　　鹦鹉学舌，他不在行，没说几句，就话锋一转，说队里有些人，有意见会上不说，会后乱说，这不就是唯心主义咸盐论吗?

　　次日刘才问我：会上不说，会后乱说，这是先验论吗?

　　我说：这个应该是属于自由主义。

　　十四、地头烧烤  兵贵神速

　　那天下午，我们七八号人去割苞米，孙队长在后面不停吆喝，大家干的也很卖力。队长还要去别处不能总在我们这。他刚一离开，地里形势就变了，大家不约而同来到地头，有的人折来细树枝一头削尖插进剥开的苞米，另一头插在地上，有的人抱来干柴草堆在苞米旁。点燃瞬间，火光骤起，噼噼啪啪，谷香飘逸。我傻站一旁，目瞪口呆，直到有人，递来苞米。

　　吃完之后，清理现场，残余灰烬，消灭干净，吃剩的苞米骨，扔进了杂草丛，撩着溪水，抹净手嘴，回到地里，一切如初。

　　避开是非对错不谈，整个过程，没人指挥，忙而不乱，天衣无缝。仅这默契与高效，就给我上了精彩一课，假如还有下次，我也定会融入其中，不会发傻充楞。

　　毫无疑问，社员们对队长的行动规律了如指掌。回过头来，队长那也是老江湖，真的就对社员背后那点猫腻毫不知晓吗?也许只是佯装不知罢了，为了那几穗苞米，也不值当。

　　十五、黑土上山  星夜打场

　　庄稼已经运回，垛在场院周围。上边有令：大挖梯田，黑土上山。

　　东北的土地，以肥沃的平地和平缓的坡地为主，我们队更是如此，几乎没有适合挖梯田的坡地。官僚主义瞎指挥，形式主义害死人，不执行就是破坏学大寨，谁都担不起。

　　队里找了一块草都长不好的小山坡，让社员们挖了几层梯田，又从山脚下水沟旁，运黑土到梯田。

　　我们工程队回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并不太多，那两天就值得一提。

　　跟帮上山挖梯田、挑黑土。社员们慢慢腾腾、磨磨蹭蹭，一条扁担两只筐，每筐装不到半筐土。队长拄着一把锹，远远站着，看了一会，就不知所踪。

　　平时干农活，我拼了全力都未必能跟上节奏，眼前的情景让我迷惑不解。

　　农民干活时只要不是很忙很累，总是有人会整出一些诙谐幽默的段子，引来一片欢声笑语，那一天尤甚。

　　还能记住的，比如“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牛七马八人九”，这是他们总结的孕期。还有“一字不识二虎吧唧三吹六哨四六不懂舞舞咋咋六亲不认欺兄霸嫂扒火铲子酒后无德”，这是他们的互相调侃。至于那个流传广泛的三素一荤四大系列黄段子，更是堪称东北农民幽默天性的代表作，没有哪个人哪个村哪个地方敢说自己的版本最完整最正宗，全都是农民田间地头七嘴八舌七拼八凑浑然天成。尽管不雅，照样艺术。“雅”是专业文人圈的标准，不适合专业劳动圈的人们。

　　晚上要连夜打场，我们还在延续着白天的节奏，晚饭吃得不急不慌。听到了远处队长的呼喊声和社员们的喧闹声，我们才赶紧放下饭碗跑了出来。场院上早已灯火通明，社员们都已经像发了疯似的干了起来。

　　我爬上高高的庄稼垛把一捆捆的庄稼往下扔，下边的人再把一捆捆的庄稼解开铺在地上，六七个车夫拉着六七匹马、六七匹马拉着六七个滚子围着场院转圈地跑，有人用二齿木叉把上边的秸秆挑到一边，有人用簸萁去其糟泊取其精华装进麻袋。

　　子夜时分随着庄稼垛越来越矮我也回到了地面，满载的麻袋摆了一地。两个人抬起一个麻袋放到一个半蹲汉子的背上，引来了一片艳羡的目光。我抓住一个麻袋一角想试试份量，招来了周围人善意的嗤笑。那一个麻袋据说有一百七八，全队社员中能背起来的不到十人，都是些四十上下的车轴汉子，那些二十来岁的生牤子，都没有一个敢照量的。

　　收工回营躺到炕上立刻睡得不省人事。被队长急促的砸窗声和叫骂声惊醒时，外面还是一片漆黑，也就四五点钟。我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走了出来，心里还在抱怨：“不让人睡觉，还连喊带骂的?”。来到场院看到全队社员都已悉数到齐干得热火朝天，也就怨气全消了。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普通社员能做到的，我都要尽全力做到。

　　终于明白了白天的懒懒散散磨磨蹭蹭。我比社员的一个最大不如，就是对农时的轻重缓急麻木不仁。

　　十六、喜送公粮  丰收聚餐

　　送公粮的情景，真是非同寻常。

　　一大早队部门前，五辆胶轮马车满载着装满粮食的麻袋排成一队，每匹马都梳理得油光水滑、吃得肚皮滚圆，头上都扎着红绿绸子、挂着黄铜铃铛。所有车夫加上掌包的会计都是一水的青衣装束，新剃的头新刮的脸。组长刘真的车打头，车上还坐着掌包的会计，还插着一面革新四队的红旗。

　　准备停当出发上路，欢快的马蹄声伴着悦耳的铜铃声，四队队旗迎风招展，全队老少自发出来夹道欢送行注目礼，张张笑脸都洋溢着自豪和荣耀。

　　我们那旮的传统作物都是粗杂粮，我们四队敢为人先，早在一年前，就派出一个庄稼里手去跟鲜族人学种水稻。回来之后，大家尊他为稻把头，搞了一片实验田并且大获丰收。

　　尘封了半年之久的碾米房被打开了，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响了起来，黄橙橙的稻子倒了进去，白花花的新米流了出来，周围人们的目光，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晚上，队部的大锅里蒸出了香喷喷的白米饭。没有正式通知，谁都心照不宣，全队社员自带碗筷齐聚一堂共享饕餮。新米白饭口感之香无以言表，空口都能吃两海碗绝非夸张。

　　如此大型活动，队里干部却无一到场集体缺席，是怕上边一旦知道怪罪下来担待不起。等到群众散去干部归来，自然是人人有份一个都不能少。

　　十七、河边切磋

　　秋粮一经入库，农活的节奏便摆脱了农时的紧逼，变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了。

　　三个男户友都被安排去大队参加河渠取直改造工程，我留在本队去地里刨砟子，也就是庄稼割下后留在地里的根茬。

　　那天在大队工地工间休息时，王景田与三队集体户的知青比试摔跤，他竟然赢了两局。晚上吃完饭他还余兴未尽，非要拉我出去跟他摔跤。他个头比我略低但比我胖，小名叫二愣子，从小住邻居时我都没怎么青眼看过他，他既然已经两分在手我输给他也不丢份，总不能试都不试就认怂吧?何况王福才和杜海龙还在一旁火上浇油呢。

　　他赢了两局在队里也算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一顿饭功夫年轻人就都知道了。吃过饭出来闲溜的社员们看到我们在摔跤也都围了过来。我小试牛刀连赢了他三局，他爬起来不敢再摔了，就怂恿王福才跟我摔。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能装孬种，他个头也比我矮点，身体可是敦实得很，肩膀头那两块浑圆的三角肌，我一个巴掌根本抓不过来。我们扭在一起走了几圈，就各自松手甘认平局了。他想摔倒我也不容易，我也不想摔倒他，双方都留住了面子就是最好的结果。当夜，这个新闻就让之前的新闻黯然失色了。

　　队里有一角色叫做“打头的”，下地干活时要一马当先，约定俗成都是由最好的庄稼把式担任，每天的工分也略高一二。以前的打头的袁德福几天前不知何故被队长撤了，换上了体格明显不够强壮的杨姓社员，自然是难以服众。

　　刨砟子这活没啥技巧却非常较劲，那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小伙子们早已私下串通好了，一镐顶一镐步步紧逼新打头的存心要把他累散架。我的目标很实际就是别被他们拉下太远，也确实没被拉下太远。

　　工间休息时袁德才和另一个社员叫上我，说是去河边方便一下。到了河边他开门见山就说：“昨晚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想跟你学两招，你看我这个头，你能摔倒我不?”。他是袁德福的弟弟，二十来岁，个头略高于我，块头比我大得多，是队里数一数二的生牤子。平时我们关系很好，论体力根本不在同一量级上，他今天对我是格外刮目相看了。两人开始比试，他的脚步明显笨拙，但块头大，走了几圈，才被我抓住机会放倒在地。重新开始，我已无心再赢，也被他轻松地找回一局。自此之后，我在队里的份量，也跟那些生牤子们旗鼓相当了。

　　十八、他是集体户的

　　队到镇里，有八里地，每天早出晚归，已成习惯。遇到顺路的空马车，只管跳上去，认识的，问一声“去哪啊?”，不认识的，报一下自己是哪队的，然后，就跟坐自己队的车一样，心安理得。

　　入冬以后，日落提前，回队路上，漆黑一片。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同行，除了两腿还在单调地移动，其他部位都已入睡。隐隐听到后边传来马蹄声，却只唤醒了他们俩。当我发现我已形单影只时，才清醒过来，飞跑过去追那马车。

　　追到跟前，发现四块辕板已无空位，我岂能就此善罢甘休，看到车轮上面那块高出来的搁板上还空着，就一跃而起，一屁股坐了上去。

　　“哎呀!——”一声女人的尖叫，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你瞎啦?这么大个人你看不着哇往人身上坐?”，我这才隐约发现，车里边还坐了三个人，我跳得过猛，坐到了那女人的后背上。

　　那个年代，没有现今那些虚假得一文不值的对不起之类文明词，讹人更是件人所不齿的丢人事。不像如今这和谐盛世，坐地不起漫天要价屡见不鲜。我不会用农民的俚语化解此事，只能以默不作声表示我的歉疚。

　　农村妇女生了孩子后，就专职操持家务，不再去队里出工了，偶尔遇到别的男人，喜欢主动搭话开开玩笑。

　　那女人故意小题大做，不过是想驱散回家的夜路上那令人窒息的沉寂。可惜车上那些疲惫的男人们，都在争分夺秒地打盹睡觉，她的叫喊声直接被深邃的夜空给吞噬了，没在车上激起一丝涟漪。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档子事，她也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继续嚷道：“出院时大夫都说了，回家后连自己的男人都不能碰。这可倒好，还没到家呢，就让外边的野男人给碰了”，这句话终于有了反响，车上响起了另两个女人的爆笑声。

　　这是邻队三个刚做完结扎手术的妇女。

　　社员之间相互逗趣，那是不可或缺的润滑油，能让艰苦的劳动变得轻松，能给简朴的生活增添乐趣。但在我们外人面前，尤其是那些妇女，全都变得谨言慎行，生怕丢了农民的脸。

　　和我同路的一个社员，小声地说了句：“他是集体户的”。

　　刚刚活跃起来的气氛，就这样一下子被熄灭了。虽然一片漆黑，我也能感觉到，那女人脸上难言的懊悔。唯一让人稍感庆幸的是，幸好一片漆黑。

　　现在，轮到她以默不作声表示她的歉疚了。

　　讨厌的马蹄声，没有一点要停的意思。车上的人们，恨不得立刻结束这让人尴尬的沉闷。

　　我有点埋怨那个好心的社员，何苦为我多那一嘴呢?我有点抱怨那个善良的妇女，何必对知青如此见外呢?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晚的事如梦境般在我的记忆中一而再地复现，所有的人，还有那车、那马、那路，全都是些灰蒙蒙的、模模糊糊的影子，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面孔，但那几句话语，我却一直没有忘记，没法忘记。

　　十九、我为革新打小旗

　　转眼间就到了七四年，尽管还没正式放假，社员们已经步入了冬闲的节奏。

　　一月十三日，年终结算，辛苦了一年的农民，领到了辛苦的回报。做了不到半年的我，竟然领到了一百多元，我们队的劳动收益，还是相当不错。次日开始，正式放年假了。

　　户里养的那头猪，只有百十来斤，请个社员把它杀了，心肝肺和猪蹄猪尾付了劳务费。晚上杀猪菜，吃得相当香。剩下的几块，吊在了灶堂房梁上，一宿就冻得硬邦邦。

　　革新大队按每年惯例组织庆新春秧歌队，各小队的年轻人尤其是姑娘们都不愿错过这难得的露脸机会。队长到户里通知我们报名参加，其实也就是客套一下，他知道城里人的腰肢适应乡里大秧歌的节奏不会那么快。

　　女户员都先行回家过年了，让我们男户员自己协商轮流守户。没几天矿上来招工，王福才和王景田也应招返城了。我和小杜只能都在户里过春节了。

　　小年一过，秧歌队准备正式巡演了。我们在户里都听到了喜庆的唢呐锣鼓声。孙队长拿着杆红旗突然闯了进来，冲着我喊道：这秧歌队敲边鼓的跑龙套的全都有了就差一个打小旗的了你赶紧去!就把那红旗塞给了我。

　　扭秧歌的约三十人，鼓乐班一个敲鼓的，两个抬鼓的，两个吹喇叭的，再就是我、秧歌队长、还有一个背包的。我负责打旗，秧歌队长负责拜年，背包的负责收礼。各队队部就不用说了，谁家房前只要有块空地的，都要去拜。有的人家会送两包烟，有的人家会放一挂鞭。本队走完了，就去邻队，邻队走完了，就去公社中学、完小、医院、粮库、供销社等较大的单位。

　　大年三十是最后一天，六支最有实力的秧歌队集中汇演，其实就是比比哪个队的秧歌最出彩。除了扭秧歌的要使尽浑身解数花枝招展妖娆妩媚，鼓乐手们也都卯足了劲要压过对手。我们那两个喇叭匠，口袋里都带了备用的喇叭叫子，以防关键时刻掉链子，鼓手还特意带了瓶烧酒。

　　早上八点多，各队进场，领导致辞后，表演开始。鼓手把烧酒浇在鼓面上点了把火，蓝色的火焰烧过后，鼓声果然不同凡响。其他队啥水平我也不知道，我那耳朵都要被震聋了。

　　临近中午，表演结束，回到革新，解散队伍，我竟然还分到了二十多包烟。

　　二十、正月赋闲  开春返城

　　除夕之夜，我俩都回来的挺晚。

　　初一早上，被外边的鞭炮声吵醒，按约定这天该小杜做饭，可这家伙赖在被窝里，任凭我怎么用脚踹都不起来，恰在此时，邻家小伙刘学辉来串门，我指着桌上的半盆面粉对他说：你把这个拿回去，有什么热乎的给拿来点。他推辞了几句还是拿走了，毕竟这面粉还是很诱人的。过了不久，他端来了一些粘豆包和炖酸菜，被我俩很快一扫而光。

　　之后数日，我都是一早揣上两包烟，东家走西家串，走到哪吃到哪，不晚不归。

　　临近中秋，老户员返户，我俩回家过元宵节。待我回队，已近月底。

　　三月就像个不速之客，总是在二月里的人们还意犹未尽的时候突如其来，我的招工通知也伴同三月不期而至。我办好了一些简单的手续，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都没来得及跟那些共事了半年的社员兄弟们一一道别，就仓促地离开了终生难忘的革新四队，那一天是七四年的三月四日。

　　后记

　　人在中年，一味埋头效命，无暇眷顾来路去路。

　　知命一过，去路俞短，终点也愈发清晰可见。

　　蓦然回首，发现来路早已年久失修，断断续续。

　　顾影自怜，能带走的，想留下的，唯有经历。

　　2010年10月，看了我一位知青朋友的回忆文章和她返乡探亲的照片，我也萌生了把我的知青经历写出来，并择机回队探亲的念头。

　　五年多来，苦苦回忆，往事一一浮现。今年正式退休，几番伏案，草成此文。

　　叙述基本是按时间顺序展开，半年的经历竟写出了二十个小篇。

　　孙队长除了偶尔催工之外，与我们知青基本没有交流，但我能感到他对我更为器重：能去工程队的都是队里很棒的小伙子，户里只有我去了;最好的劳力是不会派到大队修河渠的，户里只有我没去;给秧歌队打旗随便找谁都行，队长首先想到了我;春节前那次招工没有我，应该是队长更希望我留下。

　　队里我还能清晰记起的人：孙发队长、王发队长、张延纯队长、施工队长董瓦匠、团支书记毛英发、打头的袁德福、记工员陈超、车马组长刘真，还有马生、刘才、刘发、侯玉印、侯玉坤、袁德才、段宝山、王殿清、董贵生、杨金才、张焕喜、刘学辉、五柱子、马青山、王福、王义。

　　回乡行期已定，就在今秋八月，但愿都能见面，明知这是奢望。

　　(赵强201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