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

　　(根据一次会议发言整理扩展而成)

　　我没做发言准备，就讲点刚才听报告的一点感受。

　　报告者都反复提到美国霸权，用词夸张，义正词严，给人一种什么问题都归于美国霸权的感觉。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修辞或意识形态操作，即使用词进一步夸张，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作为公共政策基础的学术认知，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我当时想到了如何理性看待大国“海外利益”的客观存在及在此基础上的国际行动这个问题。刚才小李讲到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我在想如何定义“大国”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这个问题。我现在就这个问题谈点临机思考，包括相应的大国心态、大国角色，特别是政治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国心态。

　　什么是大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是不是大国?说不是大国肯定不对，但说是大国恐怕也有问题，毕竟中国曾经被领土狭小、人口不多的国家反复欺凌过。我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不一样的观点：用“海外利益”的大小来定义“(资本主义)大国”。众所周知，在“领土边疆”概念之外还有“利益边疆”概念。用“海外利益”大小定义“大国”，其实就是用“利益边疆”定义“大国”，或者说“海外利益”是“利益边疆”的一种形式。“海外利益”过小的领土人口大国，显然只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大点，而并非世界性大国。“海外利益”呈负数的领土人口大国，那就是这领土人口大国已经被侵略或被半殖民，不仅利益被侵害，而且主权也已经残损。我们要讨论的是世界性主权大国，而不是相对孤立的领土人口式主权大国。

　　这个“大国”定义显然首先带来主权观念挑战。海外利益的巨大存在决定了大国的海外诉求和国际行动，而这是主权观念无法直接覆盖的内容。如果直接用主权观念去看待这一事实，虽然批判起来可能显得理直气壮，但未必是实事求是。在承认海外利益的巨大存在及其国际行动的客观性的基础上理性思考和评价具体的海外利益和国际行动，才有可能面对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要认为自己不走霸权道路就可以避免霸权道路。这是幼稚的，一厢情愿的。一方面，是不是霸权不是自己说了算，比如中国批判美国霸权，而美国未必承认，且认为是在履行大国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近些年要求政府创新国际行动，保护海外利益的呼声越来越大。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巨大，在此基础上的国际行动越来越多，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海外利益”的形态或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在近五百年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世界体系时代，其历史形态主要是对殖民地的争夺和统治。20世纪以中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20世纪最终全部被资本主义复辟，但以它为主要推动力所实现的民族独立国家世界体系，成为20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成就，也是20世纪人类历史最深刻的变化。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使得“海外利益”的历史形态转变成包含商业资本市场化输出在内的资本市场化输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将资本主义殖民地形态的内在形式直接外显出来。这一新的历史形态至今不到八十年。这是大的历史划分，细的划分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比如知识产权资本的市场化输出作为一个细分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高。

　　海外利益概念是从作为资本主义主权国家的大国角度谈的，它的另一面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结合方式。哪一个大国的海外利益越巨大，利益边疆越辽阔，其海外利益作为世界经济结构的结合方式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经济结构的结合的支配力愈加巨大，从而可能被认同者称为世界领导权国家，被不认同者称为世界霸权国家。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世界经济结构的结合方式与世界经济结构的连结方式。不包含商业资本市场化输出的国际贸易可以说只是连结方式，而资本的市场化输出可称之为结合方式。在民族独立主权国家世界体系时代，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能起到一定的结合作用，而主要的结合作用可能还是由各国的海外利益，特别是大国的海外利益完成。

　　我们讨论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可能需要在这样的基本框架中进行历史地讨论。进行历史地讨论，首先要确认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形成的历史前提，即以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在这两者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崛起。不承认这一点，不只是无视历史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会严重误导发展方向。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后发工业国家追赶先发工业国家，几乎都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中间时期。这一时期是上一轮工业革命的工业技术传播期，也是技术进步的停滞期或者说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酝酿期。在这一时期，积极变革、主动开放、接受新工业技术传播的后发国家往往容易实现追赶目的，特别是继续积极变革、主动开放、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酝酿期的后发工业国，往往会实现后来居上的目的，比如积极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酝酿期的德国，而那些通过加强旧制度抵制新工业技术传播的国家则很快会成为所谓“失败国家”。中国在21世纪初叶的崛起，正值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技术的传播期，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除了有世界经济结构遭遇巨大挑战而无法实现调整这一世界生产关系原因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技术革命处于停滞期。

　　其次要确认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问题的实质。中国经济崛起必然给世界原有经济结构带来巨大挑战。或者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建立在所谓“中美国”基础上的有效传播，给世界经济结构带来巨大挑战，世界生产力最新的颠覆式发展要求世界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变革。这一要求便以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所有国家迟迟走不出来的世界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以大国海外利益为主体形式的世界经济结构结合方式或者说世界生产关系的调整。

　　从“海外利益”角度引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海外利益与本国利益的关系良性与否;一个是海外利益与土著国家利益的关系良性与否;一个是不同大国的海外利益之间的关系良性与否。是否被土著国家认同为世界领导权国家或被指责为世界霸权国家，是否被其他大国确认为合作关系国家或被指责为世界霸权国家，与这三个问题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

　　那该如何认识中国的21世纪大国关系?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认知。第一个方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与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其他大国的海外利益的共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的海外利益进入美国，美国的海外利益进入中国，这可视为市场互嵌问题。第三个方面是各大国的创新领域技术产品、知识产权的共处问题。这三个方面可概括为两个问题，即大国间市场互嵌问题与大国间创新竞争问题。

　　大国的利益边疆、市场边疆远大于领土边疆，相互的市场互嵌越深入，就越接近于“同一市场”，从而拥有相同的市场规则越多，各大国的市场主体也因此要求在相同的市场规则中展开市场竞争。这是市场互嵌越来越深入的客观要求。

　　这种共同的市场规则是什么，共同的市场规则占比多少，双方都可以谈判，但共同的市场规则必须是有利于双方市场主体相对对等竞争的，双方拥有的共同市场规则越来越多是发展趋势。什么是对等竞争，竞争的对等性程度该如何，这些问题都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具体的发展水平、具体的竞争力水平，来协商谈判解决，但有一种情况绝不可出现：一方提出规则诉求或制定政策，另一方进行对等实施，必然出现脱钩、不接触、不交易的局面。换言之，任何一方在提出规则诉求或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如果对方进行对等实施会不会使市场互嵌大面积萎缩乃至脱钩。这可视为这一进程的金规则。在共同的市场规则越来越多的情形下，我们就必须发展在共同的市场规则基础上的竞争能力。

　　如何认识创新竞争，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当代的时代特征。我们很多人严重忽视这一点，即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第一次进入世界无人区创新领域。如果当前中国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它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这个世界无人区创新领域。一个国家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不少中国人总想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掘应对这种局面的成功经验。我们应意识到这些都是追随性创新，是在发达国家提供科学原理和创新方向的前提下进行，从而总体而言属于工业技术传播范畴。它与无人区的原始创新是完全不同的创新活动。华为5G代表的是中国这段追随性创新的最高峰。华为老总任正非本人对此似乎有比较清醒的认知，所以提出世界无人区创新问题。然而，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成规模的无人区原始创新可以说都爆发在当时世界上在自由与开放方面都走在前列的国家，即使19世纪后期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酝酿期的威权德国，也因为特殊的央地结构和机缘巧合的帝国宪政结构而具有自由与开放的自然状态，尽管这种自然状态很难说得上是一种制度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创新市场互嵌就成为中美两国在21世纪大国关系上的基本含义之一。在这个方面，除了前面的共同的市场规则层面问题，还有共同的知识产权规则问题。中国创新能力的竞争力相对比较弱，远不如中国制造能力的竞争力，但已经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已经把它纳入谈判最重要的议程之一。相对于越来越多的共同的市场规则，共同的知识产权规则不可能瞬间多起来，而只能把它作为不断增长的趋势来谈判和变革，但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与轨迹要清晰地让其他大国感觉得到。

　　新的大国参与这种由各大国的海外利益组成的同一市场，是不是只能接受此前的市场规则和知识产权规则呢?当然不是，但理由绝不是文明的、民族的、主权的，等等，而只能是共同做大这同一市场、共同改善这同一市场与各土著国家的关系。在原来规模的这同一市场中，有新的大国参与，那必定是白炽化竞争，使这同一市场变成一片“红海”，因此除了相对对等竞争的规则要件(包括公民政治权利、劳工权益、消费者权益、法治规则、市场规则、知识产权规则等等)外，便是有利于共同做大这同一市场的规则。规则的生产性功能终究是首要的。这不断扩大的由大国海外利益组成的同一市场与各土著国家的关系，也是丝毫忽视不得的，否则会变成全球性紧张关系，像殖民帝国世界体系时代殖民地人民此起彼伏的反抗一样，因此至少要形成必要的共同发展关系。最后还有新的大国随着发展水平而不断加强竞争对等性的渐进规则。这一渐进规则可视为世贸组织体系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变形。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是发展中国家经过无数次团结斗争争取来的。但随着某个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于这个国家可能存在着逐步削弱和取消的过程。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承认的。我认为这四个原因，才是可以上得台面的，而所谓文明的、民族的、主权的等原因，除了有动员国民的功能，增加一定的谈判筹码，而对事情本身特别是新规则内容并无实质意义。

　　上一轮具有类似性质的特大变局，可以说是以殖民地为主要形态的海外利益所组成的“同一市场”遭遇巨大挑战和进行颠覆性调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社会主义革命(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在战争的巨大教训中，在资社制度竞争和工人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原来的大国比如英法美经过普选制式民主化改造，新进大国比如德意日则经过包括政体和治理的双重民主化被改造，他们才达成由这些大国海外利益组成的同一市场新的共同规则，在这一规则之上相互相对平等的自由竞争。这一轮特大变局整个过程前后经历将近一个世纪：从19世纪70年代德国通过国家统一的崛起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的崛起，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日本实现战后改革重建。而另一新进大国苏俄，则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开创另一体系的国家交往规则，这一体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上一轮以殖民地为主要形态的海外利益的特大变局可以说是通过战争、革命和社会运动而实现的，而这一轮以资本的市场化输出为主要形态的海外利益的变局显然不可能，也不必要通过战争来实现，但变局之后的新规则应是以前述金规则为基础的。

　　中国21世纪的大国关系的基础内容主要是这些方面。我的分析尽量不基于任何理念，也不基于任何人特别是政客的主观表述，而只基于事态本身的演变。我们必须在这个不断变动的基础上发展相应的有竞争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意识到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没有活路，美国没有活路，世界没有活路。

　　规则的重大调整必定对市场既得利益集团构成严重挑战，特别是对政治既得利益集团构成严重挑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能让这两个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言论控制和狭隘民族主义动员将大家绑架到他们鼓动的任何形式的战车上。这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也应认识到逆历史趋势是不可能的，惟一的选择是顺应趋势，改变自身的利益来源方式和利益实现方式，从而在新的规则基础上维持自己的利益地位，而不是通过抗拒新规则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地位，否则在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之后会被抛入历史垃圾堆去。

　　最近中美关系趋于紧张，国内很多论述中美关系的文章和发言喜欢引用美国政客的言论，相当多的人几乎通过叙述这些政客言论来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及其趋势。这种做法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十分危险，会被这些政客的言论牵着鼻子走的，会完全忽视对美国当前经济结构及其运动的研究，忽视美国对华态度变化的历史规律及背后的利益规律，忽视中美政经互动的利益机制和历史规律。在这种做法中，美国对华态度最近的变化变成无根由、非理性和神经病，其结果便将美国最近的对华态度本质主义化、彻底固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对华态度是不断变化的，还会继续变化的，认识到美国对华态度变化的背后是有利益机制的，认识到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是在中美的互动中发生的，认识到这些政客只是代表部分美国人而不能代表全部美国人，认识到这些政客(特别是其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和美国人民也是会变化的。我们应基于深层次的客观结构的变化来把握当下、未来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