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克服危机，却制造出更大的危机

　　详细讨论1980年代并不是我在这里的主要工作，那是我另外一个研究设想。

　　但是，19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叙述领域，其重要性在于，如果我们不了解前三十年的复杂演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1980年代，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1980年代，那么，我们同样不可能了解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历史运动的多重的逻辑缠绕。因此，在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中，所谓198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逐渐地重新进入“世界体系”，而1980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20世纪的终结，而用某些理论家的术语来说，也即所谓的“告别革命”。

　　在多重的叙述视野中，1980年代又相对地显得含混甚至庞杂，然而，这一含混乃至庞杂的叙述，却可能揭示出1980年代的丰富性。但是，我在此却想强调，同样重要的，可能是对1980年代的时间处理。这一时间处理既在1980年代内部——比如说，如何解释所谓“前三年”(1976—1979)的重要性——也在这一时间的外部，即如何讨论1980年代的历史关联。

　　一些历史材料都涉及了1980年代的历史来源，显然，这些来源未必都在同一个逻辑起点上，相反，众多的甚至是偶然的历史机遇，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设想，这些设想构成了不同的逻辑起点，而这些众多的逻辑起点才构成了1980年代内部的复杂的多重的逻辑缠绕。比如，在一些研究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75年国内形势的主流是全面整顿，而实际上，毛泽东在更早的时候就已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一些甚至是偶然的政治机遇也恰恰在此时出现，继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之后，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来访，会谈中美建交事，也正是在这一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主席。正是这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毛泽东并在公安部《关于清理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邓小平则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县团以上的，也照此原则办理。而在具体的释放过程中，不仅召开释放大会，宣布给予公民权，发给裁定书和释放证，每人发一套布棉衣、一套内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袜、一百元零用钱等等，同时还说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并提供方便(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这些琐碎的历史材料能说明什么呢?也许，我们能看到1980年代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安定团结”的政治来源，或许，也能感受到1980年代的“两岸”关系解冻的某些症候。这并非不重要，尽管在1980年代，整顿秩序变成恢复秩序，但是，秩序的重要性被再次提了出来，而强调秩序必然强调现代社会的重建;同样，民族内部冲突的缓解的政治设想在1980年代逐渐转为阶级和解的理论幻觉。但是，正是这一“大和解”的现代幻觉才导致1980年代对所谓“普遍性”(人性、共同美等等)的追求(参见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显然，1980年代并非无源之水。

　　同样，一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个人成长史意义上的1980年代的历史关联。比如，在《今天》杂志的“七十年代专号”的“编者按”中，北岛和李陀就着重提及“七十年代”的重要意义：“我们这里说的‘一代人’，是比较具体的，主要是指在七十年代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一代人，这代人正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种成长的历史特殊性造就了很特殊的一个青少年群体，而正是这群体在文革后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北岛、李陀：《“七十年代专号”编者按》，《今天》，2008年第3期)实际上，不止是个人成长史，也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呈现了1980年代的复杂的历史关联性，即使在思想史领域，我们也能同样看到这一关联性的存在。

　　这一历史的关联性在于，它提示我们，为什么在1976年之后，中国并没有回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十七年”)之中——尽管，这一重回“十七年”的愿望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内涵，当然，这个“十七年”我主要指的是被激进的政治实践(“继续革命”)所压抑的“十七年”。历史的延续性还在于，它同时也延续了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这一危机的历史过程，显然，1980年代不可能不考虑这一历史的关联，并以此作为自己反思的逻辑起点。在这一思考过程中，1980年代的特殊性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进来，并形成一种社会转型的契机。

　　因此，我们起码可以在多种层面上思考为什么1980年代拒绝重回传统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拒绝相对形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冲突。当然，我并不会着意扩大这一政治文化层面冲突的绝对性，对于历史发展来说，更多地可能依靠某种逻辑的力量，一旦某种逻辑开始启动，这一逻辑的发展往往会超出个人的意志，并不受这一意志的控制。

　　显然，这一逻辑的起点正是“改革开放”这一最为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在《班主任》中强调了一种“知识”的开放——尽管这一“开放”在小说中只是被限定在《牛虻》这类作品——那么，这一“开放”就势必会引起更为激烈的“读书”要求。这就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而在具体的表述中，“读书”甚至被引申为“民主”的政治权利的要求：“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民主”的政治诉求在1980年代，尤其在所谓的“前三年”带动了这一时代激烈的变革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会看到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延续。用“法制”代替“人制”，用“民主”代替“专制”，正是198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表现形式之一。而“封建”(无论这个词是如何的不准确)则成为前三十年的一个隐喻，并由此划定两个三十年的边界。一方面，它带动了1980年代的思想创新，但另一方面，却由此生产出一种新的思想禁区，这一禁区就是如何讨论社会主义的思想遗产。

　　更为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对“现代化”的解释上，正是在1980年代，“现代化”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元话语，并获得了它的权威性。问题则在于，仅仅在技术层面上的解释，可能导致的则是另外一种逻辑发展——从技术崇拜到制度崇拜再到意识形态崇拜，这一内在的逻辑力量无论经过怎样的理论修饰都很难阻挡它的逻辑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最终被定格在对“西方”的模仿上——从制度设计到文化生产。

　　而一个社会的情感结构也在这一时代悄悄发生了变化，经过“伤痕”文学的再三叙述，每个人都成为“受难者”——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怨愤和恐惧成为对前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情绪反应。未来被再次提出——这一未来现在被明确为西方式的“现代”，尽管国家意识形态仍在用老式的语言反复阻挠，但在现代的冲击下，几乎溃不成军。

　　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思想和日常生活领域，甚至无意识，似乎都在一种巨大的力量的催动下，要求中国重回世界——一度，中国挣脱了这个世界，并企图重新创造一种世界体系。

　　1980年代的变革是深刻的，新的思想资源的征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有力的克服，不能说这一克服是无效的——这一克服来自多个层面，对个人利益的正视，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这一调整还意味着对专业化的尊重，自由的思想空气，等等。但是，更大的危机也同时生产出来。

　　对平等主义的实际的驱逐，导致社会分层的合法化，并进而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对科层制的强调，实际取消了群众参与的可能性，并进而导致下层群众的尊严的消失;个人生活世界的合法性确立，同时公共领域却在逐渐萎缩，阻碍群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除了政治，还在于个人欲望的无节制的生产——这一生产来自于商品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当个人进入这样一种资本的逻辑，除了对个人的热忱，同时生产出对公共领域的冷漠;“主人”概念的消亡，使得下层群众再次也是仅仅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劳动力，劳动再次进入一种异化的状态;未来再次失去，“西方”成为我们的未来，任何一种创造性的思想都可能被视为左翼思潮的“复辟”，等等，等等。

　　显然，社会主义的“退场”，意味着对这一“现代”最为重要的制衡力量的消失。而一旦资本的逻辑成为控制我们的最为主要的力量时，它可能导致的就是这个社会另一种危机的积累乃至爆发——三十年后，这一危机我们已经能够感同身受。

　　我当然无意把这一危机的生产归咎于1980年代，我至今仍然对这一年代充满感情，而且，它提供了多种的历史机遇，并打开了我们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问题只是，我们必须对1980年代重新思考，1980年代不能仅仅成为1980年代人的纪念馆，而应成为历史的图书馆，以供我们反复阅读。同样应反复阅读的，还有中国的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为什么正当性会生产出它的无理性，还包括它的理论上的有限性。正如我在前面所说，从“文革”前期的巴黎公社式的激进民主到后来李一哲“法制民主”的转变，本身就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