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政治局与《潜伏》里的天津站之异同

　　电视剧《潜伏》曾被视为“办公室政治”教科书，如果与苏联解体前夕苏共政治局对照一番，其中的异同颇为值得进一步玩味。比如陆桥山、吴敬中、李涯、余则成与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叶利钦之异同，如何从中总结改朝换代等非常时期的职场攻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下略作复盘。

　　一把手该如何驾驭全局？第一，巧设矛盾。剧情对应：天津中统站站长吴敬中，设置副站长空缺，让每一个下属，都觉得自己有希望，都卖力做事。陆桥山与马奎的争斗，李涯与陆桥山的争斗，余则成与李涯的争斗，在吴敬中心里，他们都是手里的棋子，只要下属的争斗不越界，他便乐于观望。策略总结：身为领导，不能让下属太团结，否则被动的只会是自己。第二，打温情牌。剧情对应：吴敬中无疑是“有人情味”的领导，比如他“命令”下属，把太太接到天津团聚，允许余则成向左蓝的遗体告别，等等。策略总结：没有人情味的政治是短命的。即使是虚情假意，你也得表现出这种气度。到了最后，自己是获益最多的人，大家还把你当菩萨。第三，信任有度。剧情对应：余则成与吴站长的关系，亦师亦友，吴站长常对余则成说“我对你很放心”，但事实上他对余则成的调查从没停过。策略总结：你必须让部下相信你而不惜死忠，但呢不能轻易相信部下。

　　职场里的“潜伏者”该如何扮猪吃虎？第一，找准后台。剧情对应：除了直接领导的支持，余则成向来善于拉拢更高级别的领导，从吕宗芳到戴笠，这些人都是他多次转危为安的重要因素。策略总结：领导很重要，靠山更重要。有好的靠山，直接领导就不能轻易动你，甚至必须拉拢你。第二，认准局势。剧情对应：马奎曾是毛人凤的侍卫，但有此靠山并非就会有恃无恐。马奎一出事毛人凤立刻就躲了。策略总结：你是上司的人，上司却不一定是你的人。第三，埋头苦干。剧情对应：余泽成大事做细，小事做精，做人有信念，有道德，才受人尊敬。策略总结：余泽成最后的成功在于心诚，坚韧，知道如何配合与响应领导。

　　同级交手有哪些潜规则？第一，竞争原则。剧情对应：在竞争副站长的过程中，比余则成高半级的马奎、陆桥山甚至李涯他都无法撼动，只能挑拨离间让他们相斗，最后渔翁得利。策略总结：同级别的是天敌，高半级的是劲敌，后者只能智取，不可强攻。第二，群众基础。剧情对应：李涯能干，吴站长也欣赏，但他易冲动，不懂得收敛锋芒，虽把陆桥山搞下了台，但他自己也惹一身骚。策略总结：群众关系不能直接给你带来什么，但能在最关键时，推你一把，不懂“平衡”二字的人永远只能干活，不能管人。第三，研究政治。剧情对应：干事的总是不得志，搞阴谋的很得信任。余泽成与李涯，就是对比。所以，人事既政治。策略总结：学会忽悠，学会博弈，学不会这一套，在社会上就没法站住脚。

　　职场求生指南有哪些要点？第一，圈子效应。剧情对应：余则成靠着保持中立，凡事对事不对人，博得了众人的一致信任。不论什么事，他都不在背后算计别人，不向领导打小报告。策略总结：在明争暗斗中，不能确认最后胜利者是谁之前，保持中立是最稳妥的。第二，大智若愚。剧情对应：余则成看起来憨憨傻傻的，别人问他问题时，都会作木讷状，但在紧急关头，他能凶相毕露地迅速反击，甚至敢掌掴李涯。策略总结：“难得糊涂”在于糊涂的时机，什么时候该糊涂，取决于你不糊涂的程度。太糊涂，会让你被人认为没有主见；不糊涂，会让你被人认为难以相处；当你糊涂得恰到好处时，你就成了既有主见，又好相处的人了。第三，领导唯上。剧情对应：领导的旨意是不能违背的。看吴站长怎么行使领导权的，他掌控着几位下属的升迁，任他们相互攻击而假意制止，将他们玩弄于股掌。策略总结：听领导的话没错，但更要记住，很少有几个领导喜欢用比自己聪明的下属，尤其是对他的位置有威胁时，所以一定要藏好自己。

　　稍加对照则不难发现，《潜伏》里的上述四个角色与苏联解体前夕苏共政治局的四个角色大同小异，但“一把手”之别决定了了两个组织的不同归宿。

　　第一，高段位、老谋深算的高层。《潜伏》里的余则成被迫与爱人、同志相离，去了台湾；翠平独自抱着女婴在大陆苦苦等候永远回不来的丈夫；李涯、陆桥山、马奎、谢若林都落得惨死的下场……只有吴站长钱也捞到手了、人也全身而退，算得上天津站里段位最高、老谋深算的一个。吴站长的老道之处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又能难得糊涂。他早就看出国民政府体系烂到根里了，在这个局势下，别的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做事不出大错，保住脑袋，然后尽可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所以，对汉奸穆连成，他敲竹杠毫不手软，势必要把这个大商人身上的油水榨干。所以，日常工作出了错，他对下属并非格外谴责、追究责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稀里糊涂能交差就好。他难道不知道余则成那些小九九吗？只要没被实证揪出来，他就懒得去管。反正都是打工人，无论职位高低不还是为了公司打工？大家相安无事就好了。其次，他懂得权术权谋，制衡下属势力。仅仅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无法管好团队的。吴站长的高明还在于，他既能做好团队的平衡，分散权力同时，又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最开始让陆桥山与马奎相互制衡；后面又让李涯管情报与行动，升余则成当副站长兼机要室主任，让这二人互相制衡。吴站长作为三角关系的顶点，牢牢控制着天津站的绝对权力。这种段位，没有官场中十几年的浸淫是修炼不出来的。

　　第二，热衷权力、追求升官晋级的中层。陆桥山这个角色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他满脑子就是升官晋级，追逐权力。马奎做行动队队长时，陆桥山看不上马奎，想要搞马奎。李涯做行动队队长时，陆桥山要整李涯，甚至不惜把正确情报出卖给别的机构，给李涯错误时间的情报。究其原因就是，陆桥山太想在单位出头，太想往权力顶层上爬。为了一己私欲，能置组织的利益于不顾，醉心于政治斗争的“帝王心术”，单位里一旦出了这种人会给组织带来难以估量的内耗！

　　第三，有能力没情商、选错道路误终生的中层。李涯以“佛龛”的代号，潜伏延安多年，原本是军统暗插在我方的一颗重要棋子，但因为被余则成从吕宗方留下的照片上识破，所以左蓝提出用李涯交换与营救被捕的秋掌柜，于是李涯被召回到军统天津站。回到天津的李涯，做事不可谓不用心。不搞吃喝玩乐、不玩女人、每天吃睡在办公室、尽心尽力搞事业，简直称得上“工作精神的典范”。但就这样一个被观众恨不起来的“人类高质量打工人”李涯，又是怎样失败的呢？首要原因在于，李涯长于战术，短于战略；只会走路，不会看路。如果说前期还对国民政府抱有幻想还好理解，但直到1948年整个局势发生大变，国民政府已大厦将倾时，李涯还看不清形势，真的是太可悲了。他选错了公司。他坚信党国能给人民带来好日子，他选择对国民党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前途可言的“公司”愚忠。选择大于努力，当选择错误时，人生就开始走偏，把未来的机会都给堵上了。其次，李涯长于做事，短于做人；能力高，情商低。职场上有这么一类人，明明他很优秀，领导交代事也能很用力去做，遇到什么困难总是冲到前面，也具备吃苦耐劳的品质，个人表现也很生猛，但特别不被人待见。为什么呢？就是过于关注结果，完全无视人情感受，过于自我展现，不懂职场规则。正如李涯一样。，李涯刚回来担任行动队队长，就抢了陆桥山的风头；刚回来就怀疑余则成的你身份，非要拉着人家去瞻仰左蓝遗容，然后还不怀好意观察人家微表情；为了达成工作目的，他甚至不怕挑战领导权威；所以，吴站长也不喜欢他，甚至总想躲避或敷衍他；同事也很讨厌他，比如陆桥山就要挖坑给他；下属也敢怒不敢言，他暴怒起来对下属也是拳打脚踢的。在单位里被上司、同级、下属都不喜欢的人怎么可能做好工作？所以，李涯的个人能力再强，但缺乏情商与好的人际关系铺垫，没有职业素养，不会笼络人心，最后也只能落了个死不瞑目的愚忠下场。

　　第四，看透人性、韬光养晦、经常“猪吃老虎”的老好人。余则成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人心摸透了，天津军统站这几个人里，他看透了每个人想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吴站长贪财。所以，吴站长不方便出面的事，他偏偏敢出；吴站长不愿明说的，他偏偏敢说。比如对汉奸穆连成，逼迫人家拿古董献给吴站长，逼迫人家把工厂献给吴站长。再比如，军队方面过错的人员，诱导人家拿斯蒂庞克车来交换，车子的好处给吴站长……如果不是因为他给吴站长的好处太多，恐怕吴站长的慧眼看穿他后早就拿下他了。所以，每逢重大危机，只要他能编一个稍微圆得过去的理由，吴站长都选择护着他。余则成知道陆桥山迷恋权力、喜欢被人吹捧，所以能投其所好。余则成每次都要格外夸赞他，各种彩虹屁让陆桥山深受其用，陆桥山为什么与马奎、李涯斗，一方面是他确实官瘾大，另一方面余则成这小风吹得确实很到位，让陆桥山总觉得整个天津站舍我其谁。余则成利用这些人的弱点，完美地利用了他们，同时助推了陆桥山与马奎、陆桥山与李涯之间的矛盾，坐山观虎斗，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毕竟，中校、军统老资历、人缘好、办事稳妥、情商高，低调，这样的余则成怎么可能不搞成事？余则成与李涯一对比，就能发现，要搞好工作，除了工作能力强之外，更关键还是要搞定人。

　　问题的要害是《潜伏》里的天津站与苏联解体前夕苏共政治局的结局何以大相径庭？要回答这个问题，详细对照吴敬中与戈尔巴乔夫是大有裨益的。

　　《潜伏》里的吴敬中绝对是BOSS级的存在。他善于用人，制衡有术，在派系林立的军统内部，靠着自己的努力与周旋，紧紧地抓住了天津站的大权；他看破世事，大肆贪墨，最终又能全身而退。在风雨飘零的乱世，能做到这一步，真是厉害之极。老狐狸吴敬中究竟厉害在哪里？他的为人处事之道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呢？第一，用人有道，制衡有术。天津站成立之初的人事构成鱼龙混杂，派系林立。站长吴敬中是复兴社时期的老人，也是戴笠的心腹；而情报处长陆桥山却是戴笠“政敌”——郑介民的同乡；行动队长马奎是毛人凤安排进来的，虽然此人也算是戴笠一派的，但毕竟不是吴敬中的“自己人”。这只是天津站高层的基本情况，至于其他人的关系背景，那就更不可深究了。在整个天津站的高层，吴敬中是比较孤立的。他想要迅速地掌控天津站的大局，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吴敬中是怎么做的呢？调“自己人”助阵，形成相互制衡之势。虽然我们知道，吴站长向戴笠点将余则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余充当自己贪墨的代理人。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吴敬中此举还有以下几点作用：第一，能有效的制约陆桥山与马奎，使情报处（陆桥山）、行动队（马奎）、机要室（余则成）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自己可居中调和。第二，能很好地向戴笠表明自己的立场，当时的余则成正是戴笠眼里的红人，而吴敬中此时选择余则成来天津委以重任，能很好地向戴笠表明忠心。以副站长的职位为诱饵，让马奎与陆桥山相互竞争，无暇算计自己。副站长的职位之争，一直是本剧的故事主线之一，不管是前期马奎与陆桥山的暗中较量，还是后期陆桥山与李涯的明里拆台，都对天津站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站长吴敬中。不管是陆桥山还是马奎，我相信吴敬中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让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上位副站长。原因很简单，一个派系不和，一个离心离德。他只是以副站长的职位，引诱着马奎与陆桥相互内斗，从而确保了自己“裁判员”的身份。第二，洞悉世事，明哲保身。吴站长到底有没有发现，余则成的卧底身份？其实在小编看来，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虽然，在初到天津之时，吴敬中让人暗中调查过余则成。但后来戴笠死于非命，吴敬中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袁培林被杀，天津站从“露脸”变成了“露屁股”，此时的吴敬中在仕途上已没有希望了。本来已参悟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吴站长这时就更加“没有原则”了。所以，对吴站长来说，余则成是不是“内奸”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只要他忠于自己就行了。而且，从余则成的身上不难看出，吴站长以前的心路历程。余则成在南京孤身杀敌，戴笠等人却在私运个人财物，一个热血青年的心，就是这样慢慢被浇灭的。我们不难想象，吴敬中从一个励志复兴中华的热血青年，变成一个圆滑贪墨的蛀虫政客，也正是看透了内部的腐败。他知道，大势如此，国运如此，与其不合时宜，不如明哲保身。《潜伏》里的吴站长不止一次地强调，那么多陆军上将都没有办法，那么多的大城市说丢就丢，仅凭我们在这里抓一两个人，会有什么作用？可见，吴敬中早已看破了世事，看破了人生。第三，圆滑周道，待人有礼。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绝对是官场生存中的大学问。吴站长在这一点上，做得可谓完美。对待戴笠，吴站长又敬又怕，忠心不二；对待毛人凤，则尽量靠拢，却进退有度。对陆桥山、李涯的窝里斗，他从来不拉偏见，凡事讲求证据；对待“自己人”余则成，则见者有份，分赃均匀。对待平级(北京的乔站长)，则好吃好喝，大礼相赠，可谓八面玲珑，处处修路。所以，不管是陆桥山还是李涯，明知道吴敬中偏袒余则成，却拿出不什么证据；袁培林被杀后吴敬中更是串通乔站长躲过一劫，观众恐怕只能用“人精”来形容这种人了！纵观天津站的结局，吴站长是个潜伏于大时代的利己主义者，而且是个完美的“潜伏者”，即使改朝换代也能全身而退。

　　较之于吴敬中与余则成的“共进退”，个人被欺负与叶利钦何以“一山不容二虎”？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最初伙伴中的第三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地位低于雷日科夫与利加乔夫，他是共产党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但他显然注定要成为这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亚纳耶夫认为，分析苏联解体的主要前提条件，不能不考虑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相互关系这个因素，亚纳耶夫把这种关系定位为“动物学上的相互憎恨”。同时，他们实质上完成了同一个任务——动摇与毁灭了苏联。“正如当时有人说的那样，两只狗熊呆在一个洞穴里，显得太挤了。”从1991年初开始，叶利钦发动了极为积极的反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并且在这场赌博中最终成为最大的政治赢家。1985年12月24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出席了会议。会议选举叶利钦为市委第一书记，原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被免职。莫斯科市委书记一职在苏共党内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全国各地区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包括统治着广大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戈尔巴乔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任命叶利钦执掌首都党组织。精力充沛的叶利钦对总书记的器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非常认真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叶利钦的警卫科尔扎柯夫回忆：“最初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奉若神明。他与苏共中央总书记之间有一条专用的热线电话。只要这部电话一响，叶利钦就飞快地跑过去。开始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相当频繁。但接近1987年时，电话铃声就越来越稀少。叶利钦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热心参加各种党内活动，当时他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丝毫不感厌倦。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他可能是最忠诚的党员，比任何别的党内首领都更愿竭尽全力去改善生活。”叶利钦真心实意地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并以自己的方式来体现改革成果。“例如在莫斯科，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建起了农贸市场，当时莫斯科人买菜、水果、禽蛋、蜂蜜都十分方便。叶利钦当时自己看报，他个人认为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分开性之外，全国上下没有新鲜货色。报刊杂志上大块文章也只是强调公开性。”不久，叶利钦“就成为普通莫斯科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有很强权势欲、并对其领导层同僚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但叶利钦工作上的粗暴作法也开始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满。戈尔巴乔夫曾说：“他的一些极端做法与庸俗的工作作风很快就表露出来，他在工作中对干部采取粗暴的态度。他对各区委会的工作不是检查，而是严厉斥责。有些区委会派人到中央来揭露事的真相。有些人甚至不知该如何摆脱这种工作方式。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市委常委会可深夜开会，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他是如何工作的，而其他的人都是游手好闲的懒汉。他把这种工作方式称之为创新。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庸俗外省购风习。”戈尔巴乔夫开始疏远叶利钦，而叶利钦也对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满意。9月12日，叶利钦致函在南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抱怨他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得不到支持，并请求辞职。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的全会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矛盾彻底公开化。叶利钦在抨击了改革进展缓慢后，公开向全会提出辞职。随即，在戈尔巴乔夫的示意下，全会对叶利钦展开了激烈批判。会议通过的专门决议指出，叶利钦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责成苏共中央政治局与莫斯科市委“结合中央全会上形成的意见，研究鲍·尼·叶利钦同志要求解除其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列·尼·扎伊科夫接替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8年1月14日，叶利钦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十月事件对叶利钦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沉重打击。以至于叶利钦认为，他有可能会从此告别苏联的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这时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了。他直言：“我彻底弄清了我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与软弱，懂得了来源于他的不幸与危险的精神流质。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随后，叶利钦的命运发生了戏剧般地转变。他成为苏联国内所有不满情绪的代言人。“把叶利钦开除出党的最高领导班子产生的效应完全不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希望的那样。以前这种惩治确实会使一个人从政界消失，现在的情况则不然。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在一个没有反对党的国家，叶利钦成了未来运动的领头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出现了，许多原先只有不满情绪的人做好了成为反对派的准备，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与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叶利钦案’制造者们没有想到的。”而这一切正是戈尔巴乔夫亲手开启的“改革”造就的，苏联人对官僚特权阶层几乎感到一种憎恶，因为它被用来“谋取特权与私利”。“在这一基础上，叶利钦被创造出来作为临时偶像。”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叶利钦迎来了政治春天。1989年3月26日第一轮投票选举的统计结果令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叶利钦获得了89.4%的选票。“反对叶利钦的莫斯科党组织全线崩溃。”把叶利钦这种右翼大佬逼急了而“新仇”积重难返，亚纳耶夫、利加乔夫等左翼少壮派或元老派又因为“旧恨”太重而不可能再被信任，戈尔巴乔夫玩两面不讨好而想玩政治平衡也找不到像样的支撑点了，大势已去实属必然。

　　当然，任何组织的土崩瓦解都不可能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某个具体的组织的一把手的确要对组织的存亡绝续负主要责任。文学高于现实但也基于现实，权力交接一失足成千古恨，由此导致的各种版本的改朝换代教训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