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运公平看国际政治

　　陈俊杰

　　“体育让政治走开”是一种价值取向，而“政治影响体育”是一种事实判断，你在乎的是价值取向还是事实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高调参与竞争，奥运公平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而举世瞩目。说奥运会是“和平时期没有硝烟的战争”并不夸张，里约奥运会期间国际恐怖大案的减少再一次反映了奥运会的某种政治功能。

　　让各国健儿远离政治，在同一赛场公平竞争，是奥运会创始者的初衷，但真实的奥运会赛场从来没有摆脱过政治的影响。只要地球上还存在国家，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就不会停止，奥运会奖牌对激发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作用就不可低估。建设平等、公正、和谐的世界这一奥运会创始者的最初愿景，仍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合力推动。在波诡云谲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包括体育在内都在寻求更加公正和谐的全球治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类全球治理机构和组织的机构设置、成员构成、意见表达方式和渠道都要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都要确立和恪守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

　　但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到，从体育领域的奥委会到国际政治领域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处于垄断地位，因此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多数裁决对非西方国家不利。其最大启示就是，广泛参与才会有广泛公平。

　　历史上国际政治对奥运公平的制约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特殊延续形式，是政治冲突的极端体现，对奥运公平的影响也最大。1916年、1940年与1944年，三届奥运会都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迫停办，很多运动员沦为战争炮灰。1956 年墨尔本奥运会，为了抗议当时的苏联出兵匈牙利，瑞士、荷兰、西班牙拒绝参加。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为了抗议当时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中国、加拿大等国家拒绝参加。1992年，南斯拉夫陷入内战而被禁止参加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第二，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实施场所是人员密集的公众场合，尤其会将宏大的国际性事件视为展现舞台，而奥运会很符合恐怖主义的表演要件。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一个伊斯兰恐怖组织杀害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官员，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1名警官牺牲。第三，政治集团。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沙条约组织”，两大阵营为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而长期冷战，并把奥运会视为利益较量的赛场。1952年，美国对苏联的资格提出异议，强烈反对苏联参加本届奥运会。1964 年，朝鲜、印度尼西亚因为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而被拒于东京奥运会大门外。作为对美国的报复，苏联等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以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抵制1984 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这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体育家领导的世界”，萨马兰奇曾慨叹。第四，政治野心家。奥运会创始者矢志不渝的信念和重任是致力于世界和平，但个别政治野心家充分利用奥运会的选手与观众的善良而为自己编织救世主的伪装。1936年，为了熄灭希特勒蠢蠢欲动的战争野心，第11届奥运会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却为踌躇满志的希特勒提供了一次抢劫政治荣誉和道德名誉的绝好机会。柏林奥运会的橄榄枝与和平鸽并未阻止纳粹的战争脚步，但由于法西斯的利用而沦落为彻头彻尾的悲剧。1954年，在庆祝奥林匹克运动60周年时，国际奥委会发表纪念公报，强调柏林奥运会被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喧嚣气氛淹没了。

　　现代国际政治对奥运公平的制约因素主要是“西方中心论”，因为现代奥运会兴盛于西方世界，从理念到规则、从本质到仪式都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顾拜旦等创始人倡导奥运会的国际化，宣扬种族、民族平等的奥运精神，旨在淡化和消除“西方中心”的影响，但“西方中心论”却始终如幽灵缠绕着奥运会。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赢得冷战的胜利，因此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奥运会渗透自己的意志。苏东剧变后的绝大多数奥运会在西方国家举行，而在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政治、经济“制裁”延伸到奥运会舞台。有些西方国家的政客公开无理要求中国必须解决所谓的“人权”、“民主”问题，否则就没有申办资格，甚至公然呼吁国际奥委会委员不要把票投给北京。“西方中心论”的核心是“西方价值观中心论”，与其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都被视为敌人，这就越来越与奥运会追求民族和睦、平等的早期信念南辕北辙了。

　　里约奥运会开赛前夕，在一系列“金砖国家”峰会上与中国领导人把酒言欢的巴西总统罗塞夫遭到弹劾，而代理总统的亲美倾向溢于言表，这一巧合似乎无碍奥运观瞻。但从出言诽谤的霍顿到被主场球迷喝倒彩的中国女排，从被粗鲁地推开手的女足到被判失败的举重选手黎雅君……里约，里约——暗地里早就约好了?开赛前夕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因为兴奋剂问题而被“连坐”禁止参赛，与巴西政局的风云突变毫无关联?远有冷战期间西方国家集体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近有西方国家抹黑普京主政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会，这些都与国际政治毫无关联?

　　在里约奥运会女子接力赛预赛阶段，中国队位列第八闯入决赛，但奥委会对美国大开绿色通道，允许队员单独重跑并最终挤掉了中国队。预赛过程中美国队在二、三棒传接时发生失误而没有成绩，仔细看镜头则不难发现，美国队二棒选手是把棒抛(而不是传)给第三棒选手。本想放手一搏，却没有那样的好运气，接力棒掉落在地。这在美国的接力史上并不稀奇，但只有这一次，他们精明地把“黑锅”甩给了旁边的巴西队员，申诉巴西选手干扰了她们才导致了接棒失误。在现场的慢放视频里，巴西队员确实踩线犯规，但肢体碰撞是否激烈到接棒失误还要由裁判来决定。但裁判做了一个无比荒唐、枉顾奥运精神的决定：美国队获得在相同跑道单独重跑的机会!单独重跑意味着美国队能在没有任何竞争与干扰的环境中以完全优于其他队伍的比赛条件完成接力，这在整个人类的田径比赛中都史无前例!不如直接把奖牌颁发给美国队好了，反正规则被置若罔闻，奥运会的公平原则早已形同虚设。这是一场让田径蒙羞的比赛，也是一场让奥运精神暗淡的比赛。设想一下，如果美国队换成是朝鲜队，裁决又会如何?

　　如果谁都能置奥运规则于不顾则中国有更多申诉重来的机会：霍顿诽谤孙杨服用兴奋剂而影响孙杨的后续竞赛状态，我们要求重赛!巴西观众一会是荷兰球迷，一会是意大利球迷，却永远对中国队喝倒彩，影响了女排队员的后续竞赛状态，我们要求重赛!女子体操故意压低分数，连大满贯得主何可欣都忍不住吐槽：真心不懂这分!不是选手失误而是裁判不公，中国为什么就不能要求重赛?为了泪洒赛场吻别拳台而被黑裁判偷走梦想的吕斌，我们要求重赛!为了被意外改判抓举失败的黎雅君，我们要求重赛!为了吹哨停赛后被对方偷袭却仍判得分的孙一文，我们要求重赛!为了被取消成绩的徐莉佳，我们要求重赛!然而，中国奥运代表队捍卫奥运公平的申诉与呼声，永远被奥委会悍然驳回并一再压制。

　　早在2011年大邱世锦赛上，罗伯斯犯规，拉刘翔的手腕，影响了他的成绩。那次比赛，罗伯斯本来是金牌，但被取消成绩，刘翔从铜牌变成银牌。如果那次比赛的裁判也像对待美国队一样允许刘翔单独重跑，金牌很可能就是他的，但田径赛场上从来都没有“单独重跑”这个规则!赛后刘翔只是淡淡地表示：不怪罗伯斯，比赛就是如此千变万化。我尽力了，努力了，准备好了，拿到什么成绩，都没有遗憾。中国不是输不起，只求奥运规则能得到各方的起码尊重!

　　毋庸讳言，在上述中国被“黑”的奥运记录中，有的是我们运动员自身的失误，有的是竞技体育中的争议判罚，有的是裁判的人为失误，也有我们恶意被“黑”的状况出现。但舆论场上活跃的观点多数是我们全面被黑的论调，对于西方国家的偏见，我们无需避讳，他们确实会“黑”中国，这是社会体制、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多方面作用的结果。让体育的归体育，是美好的愿望或运动员个体的表现，但在奥运会这么大的竞技场上，国际政治对体育公平的影响不容回避。

　　坦然面对别人的敌意，有理有据地反驳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走在路上，被疯狗咬了一口，不做任何反应，那不是宽容，那是懦弱或愚蠢;但二话不说，咬回去一口，也不是我们常人的做法。诸如霍顿孙杨事件，回击是必要的。但它应该是运动员之间的回击，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对话，未免有点小题大做。

　　讲到风度，不得不提俄罗斯体操运动员涅莫夫。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近乎完美地作出六个飘逸的空翻赢得全场喝彩。但裁判却给出一个超乎寻常的低分，现场观众嘘声四起抗议，迫使裁判改分数，但这一结果仍不能令人信服，观众席中再次响起一片嘘声。涅莫夫的举动是，回到赛场，举起右臂向观众致意，深鞠躬感谢后，作出噤声的手势，劝观众保持冷静，给后面的比赛者一个安静的环境。最终，涅莫夫获得银牌，大家称之为“失去金牌  赢得世界”，老将涅莫夫的这场赛事也被称为最出色的一场谢幕演出，更充分地体现了奥运精神。

　　中国人是不是都喜欢把奥运会等体育活动当成政治?中国人能不能像外国人一样用轻松的娱乐心态看待奥运?这种问题根本就是问错了，因为现代奥运从诞生那天起，就没有脱离过政治。甚至在传说中的古希腊时代，奥运也是政治的产物。说什么奥运的娱乐精神和游戏精神，这是对国际政治的无知。

　　古希腊奥运还只是战争的一种辅助手段，比赛项目基本上都是战争技能。那时的奥运冠军能获得极大荣耀，预示着有可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有可能使奥运冠军所在城邦获得战场上胜利。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甚至亲自参加奥运比赛，马其顿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之有关。流传甚广的一个观点认为，奥运会是和平的，古希腊一旦举办奥运会，交战城邦都要停战，去参加比赛。这个浪漫的说法并不能掩盖将比赛对手直接打死在奥运赛场上的事实，甚至有选手双双毙命后被民众抬着后死的冠军尸体庆祝狂欢的惨烈记录。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提出很多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准则，比如非功利性，纯粹游戏的乐趣，业余排斥职业，但这种理想化同样具有政治色彩。里约奥运首金产生后，针对一名美国射击运动员拿了金牌而两名中国运动员拿了银牌和铜牌，有人又强调美国运动员是业余的，中国运动员是职业的这种论调，似乎中国不如美国，不符合奥运的“初心”，殊不知奥运早期提倡业余、反对职业完全是西方上流社会贵族精英的傲慢。比如射箭射击不与猎人同场比赛，马术不与牧民同场比赛，划船游泳当然是剑桥和牛津之类互相比而不与渔民同场比赛，等等。现代奥运史上曾有个惊艳的故事：英国某个400米跑运动员起跑之前点了一支雪茄放在跑道边，比赛完了雪茄还没灭，运动员回来接着抽雪茄。显然，这个例子的当事人与上述例子中的前者都是上流社会的精英，而被排斥的后者都是底层的职业民众。如今，这种观点连同奥运的“非功利性”等早已被抛弃，再拿着这种观点评论奥运就免不了有点落伍了。

　　有人对中国社会注重奥运金牌提出非议，而最早按国家区分，比如每个国家统一服装，在国旗下集体入场，金牌按国家统计等，始作俑者就是英国。换句话说，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注入奥运赛场的就是当年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那时候中国还没几个人听说过奥运会，中国还没有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中国人丝毫不懂奥运政治时，西方人早已将奥运政治上升到了顶峰。后来美国率领众多国家抵制在前苏联举办的奥运会，前苏联又率领自己阵营的国家抵制在美国举办的奥运会，更是将冷战搬到了奥运赛场上，政治色彩如同火山迸发流出的岩浆。即便是正在举行的里约奥运会，在召开之前关于俄罗斯运动员能否参加的一波三折，表面上虽说是违禁药物问题，其背后岂能没有国际政治因素的干扰?

　　中国人最初不了解现代奥运，后来逐步了解，却天真地受到其理想主义的影响，以为奥运真的与政治无关。现在参照西方的方式将参与奥运注入了中国所需的政治影响力，这都无可厚非。这并不是中国另类，而恰恰是某些人主张的与国际接轨。只不过如今中国已今非昔比，除了国力的增强，在奥运赛场上成为金牌大户也如探囊取物，对于奥运乃至于西方主流社会口是心非的双重标准也了然于胸。我们是否还要在西方的规则与舆论影响下决定自己的言行，的确应该重新审视。中国游泳女运动员傅园慧的“移动表情包”红遍网络，说明中国人对于奥运的娱乐心态盖过了政治诉求。所以，当今中国面对奥运更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面对国旗被弄错，该政治的就政治;面对洪荒少女表情包，该娱乐的就娱乐。何必因为别人的说三道四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少听那些蝲蝲蛄的叫唤，才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至于那些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看到中国民众开心就“见不得穷人过年”的“药丸”派，他们把奥运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指向“反中国体制”的唯一政治焦点，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反而会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感。

　　另一方面，某些中国人的奥运“受害者”心理，以及三十年前的“首金”情结，都是历史上民族不自信的传递。自近代以来，国人不断反击，不断建立，一步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可惜的是，国家从“受害者”的历史中走出来了，国民自己却没从这种心理中解脱。

　　虽然在电视机前看奥运比赛的多数中国人民没有赶上，但历史教科书黑白分明地呈现着“自立自强”，国歌里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居安思危没有问题，但过度的敌意防范则只会让中华民族错过理性审视自我的机会。不公待遇不应成为中国的枷锁，该反击就反击，但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否则就会让我们真的变成自己想象中那么脆弱，用“中国爸爸不跟你玩”的态度去回避而固步自封。原谅别人的错误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却很难。在对他人发泄各种不满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能多点精力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培养”中国民众的现代体育观念，在奥运会传播过程中将单纯的政治传播变革为文化传播，整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采取文化移情的方式传播中国的奥运理念。文化信息背后隐含的是意识形态和核心的价值观，这也是“软实力”的核心所在，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必然追求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与文化感召力，塑造亲和友善的国家形象，以减少偏见、消弭隔阂与误解。精明的外宣做法是把宣传做成文化交流，不论任何国家的民众，内心深处都反感别人当面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教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更乐于接受民间的、文化色彩较浓厚的双边互动。因此，许多政府口径往往借民间交往、文化交流之便，不动声色地传播过去。中国人提倡和平的精神，和谐是北京人文奥运理念的精髓。许多中国学者对“人文奥运”的内涵有深刻阐述，借助奥运平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易经》中“和为贵”的思想融入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这是东方文化对奥运文化的重大贡献，对于在全球建构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是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包含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领域，比如政府对其他国家舆论的开发，一国私人利益集团与另一国的互动，外交使者与国外记者的联络。中国学者唐小松建议构建个性公共外交机制、有的放矢地改变“观

　　念市场”、确立“精英效果理论”、转守势为攻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的关注领域，西方媒体关注度最高的是奥运的政治环境，而各国意见领袖关注第一位的则是通过奥运会展示出来的新的中国形象，对政治的关注排在最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效沟通让这些舆论领袖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形，并借助他们向国外民众传播中国的真实信息。此外还要有效利用非官方传播资源，逐渐开放非官方传播资源。民间传播或非官方传播是当代国际认同的一种传播价值理念，是我们要融入国际循环体系展示开放、良好国家形象的一条捷径。正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多揭示的那样，舆论的核心是特定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和信念，舆论的倾向通常会在争议中必然地倾向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方面。开放这个传播渠道会打开前所未有的多种声音的传播，包含不同意见的表达、争辩和讨论，使传播形态更具广泛的传播效应，从而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赢得更多的话语空间。

　　公平是人性的基本诉求，也是最基本的社会诉求，但公平从来都是相对的，不公平总是伴随我们左右。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也常常会为此愤恨不已，但毕竟“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人类只要还要延续，我们就要努力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趋公平的社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公平的社会不会自动到来，要想被别人公平对待，请先把自己锻炼得更有说服力。第一，要遵守游戏规则;第二，不要因为利益而忘了初心;第三，遇到不公平要学会移情;第四，不能因为愤怒忘了赶路。

　　里约奥运会结束前夕中国奥运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宣读了一份总结报告，论述了里约奥运会暴露的中国体育界四大问题：一是里约奥运周期问题，中国在世界杯、世锦赛等国际大赛上成绩突出，这使我们的认知与判断出现偏差，对奥运会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困难估计不足;二是近年来奥运会受到了更多国家与地区政府的重视，国际竞技体育水平越来越高，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对世界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趋势、训练管理的新思维新潮流与水平的迅速提高认识、研判与学习还不够，在一些项目的训练理念、方法上创新不足，在管理措施上不够严不够实;三是本届奥运会周期的许多项目规则有重大改变，对训练与参赛规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比赛过程来看我们的认识还不够透彻，把握还不够到位，应对还不够得当，部分项目的临场指挥应变存在一些失误，一些项目在比赛中水平大幅滑坡，一些项目比赛失利未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四是本周期内我国多数项目有大面积新老交替，分项目分对象地对年轻队员有针对性的培养磨练存在不足，持之以恒地培育激发全体运动员体育精神的工作存在不足，致使一些运动员在面对激烈竞争的困难与挑战时心态较紧，想法过多，未充分展现出高昂的气势，没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只有女排超常发挥了。

　　刘鹏并没有回避奥运期间中国队兴奋剂事件：“一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出现了兴奋剂阳性事件，中国体育代表团与中国游泳协会对此高度重视，已经表明了坚决鲜明的立场与态度。我们将继续坚持反兴奋剂工作的‘三严’方针与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的坚定态度，不断完善反兴奋剂工作的教育、监督、检查与处罚的工作制度，从提高思想认识与完善管理制度上努力根治兴奋剂问题的发生，以维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与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是的，中华民族被某种国际偏见围剿时，奥运精神召唤我们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公平竞争!中国女排精神召唤我们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科学求实、遵纪遵法、坚强拼搏、为国争光!

　　作者简介：陈俊杰，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编45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