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批判

陈俊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内自由派经济学者据此认为，中国又向经济自由主义终点迈进了一步。然而，此次会议也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能与经济自由主义兼容吗?

　　一、当代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

　　杨帆等非主流经济学家都曾批判“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不同程度地反对权贵自由派勾结西方垄断资本“自由”地瓜分国有资产。新左派尤其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将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以及发展中国家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主要舶来于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右翼边缘却在中国登顶，鼓吹经济人、全盘私有化、单一市场化与美国经济模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如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重视经济福利、预防市场失灵、坚持贸易保护与战略贸易、借鉴公有制企业的动员效率等，由于不合胃口而被中国的自由派阉割;“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扬言改革开放等于自由化，鼓吹效率重于公平、经济自由至上、单一市场化等于全盘私有化、腐败有理、对外贸易优先、民族经济“全球化”、西方化等于全球化与市场万能。

　　非主流经济学界将经济自由主义分为权贵自由主义与一般自由主义，后者又有两翼：其左翼较同情下层民众而批判腐败与私有化，但又反毛亲美而不能根据新格局为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平;其右翼迎合中国权贵买办势力的亲美情结，企图以西方势力消解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而脱离下层民众。一般自由主义不能从哲理高度批判权贵自由主义，甚至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毛泽东与极左路线，因此对广大民众与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小。经济自由主义者有渐进派与激进派之分：前者较为反感道德建设，不惜以腐败方式消解旧体制;后者鼓吹“回到民国”，其实是文革式“不破不立”的翻版。二者都贬低社会主义民主，宣称“选票不如钞票”。经济自由主义者又有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之分：前者代表民营资本的原始积累谋求合法性的需要，又可分为生产资本、商业资本与投机资本等;后者以“与国际接轨”为名勾结境外资本排挤民营资本，导致国内资本力量走向分化。

　　林光彬等非主流经济学家条分缕析地批判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存在的片面性：以人性利己论鼓吹市场高效是一种主观认识论，理论的正确性源于社会实践而非孤立、片面、静止的抽象人性;个人主义方法论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割裂了个人与社会、企业与国家、部分与整体的联动性;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证明，单一市场下的私有化必然导致系统性失灵;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此消彼长的两种观象，经济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优点而片面指责政府失灵，掩盖了市场失灵的恶果;产权论演绎的私有产权高效论与私有制永恒论并未获得一致性实证，私有化不是企业提高效率的充要条件;所有权个人主义与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历史趋向是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公有制。非主流经济学界也从方法论角度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鼓吹以西方社会为核心的文化一元论、普适价值论、庸俗进化论，以及直线发展的历史观;借《通往奴役之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但又回避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强调的“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将贫富悬殊视为正常现象而反对补偿弱势群体;抬高自由而贬低民主，丑化一切革命家，将平等思想污蔑为平均主义;将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制度落后，妖魔化斯大林主义经济模式而抄袭美国经济模式，从极左滑向极右而异化为资本极权主义;借用老庄哲学误导政府“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为了他们在腐败过程中更自由地“有为”;附和西方话语霸权散布社会达尔文主义，无视中国的企业、军队乃至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弱势处境;追随新崛起的权贵买办势力，参与官商勾结狡辩腐败有理，自己也从中投机牟利。

　　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以西方双重标准搞话语霸权，从资格上贬低到人格上丑化非主流经济学家，与他们标榜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他们被少数利益集团扶植而自封主流，一味强调经济模型与数据规范而严重脱离国情现状。这种研究方式的基础是大量的数据与经费，而新中国的经济统计资料并不完备，经济转型导致隐性利益转移而只能靠案例分析与直觉判断。由于过分强调“与国际接轨”，他们排斥对民族经济作直接的实证研究。他们最初否认贫富分化，将大量民间研究成果斥为没有模型或数据而全盘否定;等到全社会公认贫富分化加剧了，他们又要求老百姓为了大局而牺牲多数人;如今，少数经济学家甚至任意修改基尼系数，将城市与农村分别统计以缩小其数值。如此先掩饰而后狡辩以压制弱势群体，既有悖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有损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声誉。

　　二、近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路易十五王朝的重臣达让逊开创的经济自由主义被魁奈批判为一种强者哲学，斯密强调自然主义的经济自由则被李嘉图作了功利主义批判。古典自由主义针对封建势力残余而批判重商主义，新自由主义针对垄断资本激化的阶级矛盾而批判凯恩斯主义，导致四者分歧的关键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程度与形式。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右翼分子，多数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限制垄断，少数则认为垄断正是政府的干预造成的;多数新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应该由个人自由选择，少数则接受政府维持治安与法庭服务的垄断角色。

　　为了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得不承认自由竞争不能自发地得到保障，资本主义存在垄断统治、比例失控等损害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等个别弊端。哈耶克否认垄断与竞争有内在联系，在提出反垄断的主张时也将矛头指向工会。他辩称，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管制经济，但又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经营与制定限价政策。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理论展开反批判，但因所处国家或民族条件的特殊性与研究方法上的传承性，前者的自我批判更有新意。

　　芝加哥学派师承于奥地利学派而分裂出一系列经济自由主义分支：货币主义学派呼吁回归斯密的自然主义而只是在形式上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两分法，承认货币因素影响经济活动的短期性，也保留了靠货币杠杆调节经济的干预主义成分;理性预期学派企图证明，宏观经济政策在“理性预期”背景下是无效的;供给学派认为经济滞涨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出路是增加供给以恢复供求总均衡，其激进分子主张靠大规模长期减税刺激供给，其保守分子主张以综合手段增加供给，但这些政策建议都没跳出凯恩斯主义的短期财政政策范畴;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研究拓展到被视为外部因素的政治领域，认为经济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有问题，但又只要求对前者作渐进的修正;弗赖堡学派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模型分为两类，即放任市场机制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命令计划调节的中央集权经济，认为前者优于后者，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相反相成。

　　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所有个人都应拥有各自必需的所有积极自由要件，离不开税赋支撑与政府的权力保护。他们批判古典自由主义舍本逐末，认为消极自由只是反对损人利己而已。社会自由主义者要求通过立法程序取缔童工、限制额外劳动与保障生产安全，而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此类法律是对生命、自由与财产的过分要求，会阻碍经济发展;后者强调经济自由并希望缩小政府规模，而前者强调机会均等并希望扩大政府规模以保护公民免受经济自然垄断的伤害。19世纪后社会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分道扬镳，欧美自由主义阵营走向分裂。

　　新自由主义的少数空想家从纯粹理想的条件出发演绎自由市场的各种优点，因此被权贵自由派大肆炒作，米塞斯却确信自己“尽可能不受当今经济和政治斗争的影响。”新奥地利学派的教条被人为地过度演绎，贝克尔等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将其扩张到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如今，美国的多数经济学家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奥巴马主义正在流失民意。数欧洲经济学家承认经济自由主义正在由盛转衰，新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而且新自由主义各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干预主义的成分。少数高级政客为了维持美国经济霸权大搞双重标准，要挟它国向自由主义转型，自己却伺机推行不同程度的保护主义。一旦经济形势不利，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就抛出了反自由贸易的“战略贸易”论。

　　战后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卑贱地哀求发达国家放弃双重标准只能是幻想，因此批判强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力争公平对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强国与弱国的经济冲突起源于分配不对称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种模式的全球化使多数国家每况愈下，即便自由市场能提高效率，但增加的利润主要被强国拿走，弱国的改革还有何可取?依附论强调自由主义有利于经济领先的国家，因此只适用于近代英国与当代美国，只能为西方霸权主义的经济扩张服务。

　　从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李斯特到穆勒的贸易保护主义，共同特点是反映了后进国家的经济诉求。多数非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承认自由主义改革无法解决到处蔓延的经济滞胀问题，但又致力于遏制凯恩斯主义的蔓延;里根、科尔、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政府的“华盛顿共识”的话语霸权表明，经济全球化的真相是跨国公司转嫁金融危机的对外资本扩张;自由市场机制漏洞百出，“包括商业周期、危机、失业、贫富差距、污染、环境恶化、种族解体，等等，这些所谓的市场缺陷就需要国家干预。”他们强调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因此并未彻底地批判经济全球化。相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并行不悖。

　　三、当代美国左翼经济学家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启示

　　哈拉比批判弗里德曼无视垄断资本的大量投机而为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服务，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从内部根除，资本家有能力驾驭市场只是一种自由主义虚构。诱发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日益严重的生产与需求的不平衡，每当美国炮制一种凯恩斯主义机制，就会有十倍的反凯恩斯主义机制强加于中国等被压迫国家。从非洲到中东、南亚到拉美、东欧到独联体，美国操纵的代理机构无休止地强制被压迫国家削减预算，导致穷人流离失所、营养不良等恶果。弗里德曼高调支持货币稳定，但又粉饰洛克菲勒家族破坏货币稳定的勾当，在泰国、阿根廷、墨西哥等诱发金融危机后依然在歌颂自由市场。洛克菲勒家族对国际石油市场高价勒索，同时低价收购非垄断性部门的产品，如咖啡、棉花等，他却佯装不知。弗里德曼粉饰自由市场，却对维护市场不平等交换的军队、警察、监狱等极权机器视而不见，皮诺切特对阿连德的兵变即是一例。佐利克逼迫中国让人民币向市场开放，实际上就是要向西方金融大鳄开放，这是由美国导演的“战略贸易”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培植中国的第五纵队。保尔森不遗余力地催促人民币升值，怂恿中国向境外热钱开放，私下却伺机从金融投机中大发横财。他诱使中国更快地开放资本市场，建构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体制。所谓“灵活”在中国则是投机倒把的代名词，“灵活”的劳工往往意味着逼迫工人一天工作二十多小时，第二天却“灵活”地宣布他们失业了。如果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不稳定的预言强化了中国对华尔街说教的警惕，这个反共专家在坟堆里恐怕也难免为此而抓狂。

　　斯蒂格利茨承认，“看来这个世界对新经济自由主义并不友好。”市场原教旨主义支撑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与“华盛顿共识”，却促成了中国银行界的私有化导致高通胀等“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验只能证明新自由主义不仅会流失经济增长的资本，由此调整的利益也会不均衡地集中于少数权贵阶层。自由市场的说教被有选择地利用：当它为中国垄断资本服务时就会被涂脂抹粉，当它在美国无力回天时就会被一脚踢开。美国在房贷政策上一直都有资源误配，无力购房者按揭的房产终因数百万家庭被迫离开而空置，中国正在步其后尘。美国房市被过度投机，却让中国等开放经济体为此买单!次贷危机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人按揭后失去了毕生的积蓄。然而，弗里德曼企图将市场失灵嫁祸于政府，说政府不应对低收入者的房贷项目优惠过多，但中国政府不可能一直这么做。美国银行界处置投资风险失当而吹大中国房产泡沫，经营这些银行的投机分子却卷起数亿美元的补偿溜走了。自由市场的神化与政府干预的阴谋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恶劣，正如中国曾被说服不再干预农业而将本国的农民暴露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竞争，中国的农民敢于与美国的农民比蛮力，却不可能与美国的高额农业补贴比财力。发展中国家减少农业投资导致食品缺口扩大并酿成粮食危机，而提出此类荒唐建议者却不必操心去购买渎职保险，因为所有的代价将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承担。粮食、蔬菜的价格飙升对贫困人口的危害更大，因为与富裕人口相比，这些项目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太大。投机商是中国愤青泄粪的靶子之一，而祸根则是自由派的涨价预期诱使中产阶级跟风投机哄抬物价。

　　斯蒂格勒关注美国左翼经济学家对资本垄断的各种批判，认为21世纪的中国也将不得不反垄断了，他本人还在钢铁垄断问题听证会上作过证词。他又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轻易提供政策建议，他们只是受过经济学训练，不应掺和公共事务中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他的回忆录委婉地揭开了芝加哥学派的老底：“我既没有领导或参加骑兵团，也没有打劫银行，更没有教唆市长甚至总统去干蠢事。”现在的美国充斥着口不择言的右翼经济学家，他对此深感无奈，毕竟没人有权剥夺经济学家在陌生领域的言论自由。显然，不负责任的言论容易引起误导，斯蒂格勒只能寄望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同行能自律并承担他们应负的社会责任。

　　就连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承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左右着政府的政策……从此以后，这种偏见开始了其强化过程。”他还批判“赞成市场不受限制的观点很少表现得如此粗糙：弗里德曼等人收集了庞杂的统计数字;理性预期学派的卢卡斯则运用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看不懂的古老数学算式来支持他的观点……到底有几个天使能够同时在一个针尖上跳舞?”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自相抵牾，在客观上也打乱了“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的狂热分子的理论阵脚。

　　四、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自由主义表现为修正“青年人道马克思”而并未全盘抄袭美国，“效率第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一切向钱看”等口号较有民意支持，因此未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维护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尚有一定作用;20世纪末期通过官方重用与媒体宣传而被境内外资本一致支持，附和西方垄断资本的论调反对遏制通胀，与中央宏观调控决策渐行渐远而“经济自由、其他管死”的论调不得不收敛;21世纪初期与中国经济转型有所对接，如允许“土豪”、资本家入党与“跑步加入世贸组织”等;最近越来越走向买办化而向西方金融大鳄邀宠，甚至悍然要求拍卖所有民族企业以全面国退民进而与国际接轨。

　　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权力资本化由生产资本、商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权贵自由派急需相应的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因此成了神学;低俗利益代替崇高信仰，虚构的经济人成了权贵自由派的图腾，借助官商勾结伙同西方垄断资本蚕食民族经济;“回到民国”催生一小撮靠腐败暴富者，伦理上突破“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底线，基尼系数连年超过0.4;经济学主流背离经济实证，要资产阶级自由而不要无产阶级民主，叫嚣经济自由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权力资本扶植海归派经济学家参与分赃，依仗海外关系与政府重用的优势影响经济转型，不惜以资本极权包藏黑店式原始资本主义。

　　就连少数海外华裔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政策层次，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本身的影响……有人说，在整个90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实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次加以纠正。”

　　权贵自由派辩称，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经济自由，自由主义错了则意味着市场经济也错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利于资源在市场上自由配置，因此争夺资源的冲突越来越少;重农学派否认交换增加财富，导致中国长期的经济停滞;以为自由等于为所欲为而批判自由主义的新左派，容易被当权者利用起来排挤平民自由派。平民自由派承认，经济人假定没有明确其基本前提，即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时还要尊重他人的选择自由;自由是一种自然选择，无视自然规律而要求无限自由的结果只能是更不自由;互利共赢有利于财富增加，只准商人自由的交换只能是零和博弈。新左派认为，贫富差距拉大是因为商人太自由了，以至于刘汉之流非法暴富;腐败是自由放任官商勾结的结果，无人监督的权贵们正在变相抢劫;社会道德滑坡是对经济人本质的大暴露，是纵容贪得无厌的恶果之一。

　　中国的权贵自由派比其美国同行还要偏执：要中国甘当廉价加工厂而向西方金融大鳄开门揖盗，鼓吹官商勾结腐败有理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反调，怂恿境内外资本参与瓜分国有资产，为贫富悬殊粉饰太平而将官员帮民工讨薪斥为越位的民粹主义，助推权贵精英联盟在关键职务上加官进禄而操纵媒体干扰政府。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均衡等基本假定仍然有必要存疑，淡化国家利益、放任权力资本化、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等也是重大疑点。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霸权被中国的权贵自由派演绎为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将科学变成信仰而演绎为权力资本化、资本买办化的理论依据。非主流经济学界重点批判的是上述基本假定的演绎方式，而不是批判所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当前国内经济学界的斗争格局是：权贵自由派(极右)联合平民自由派(中右)操纵群众舆论孤立新左派(中左)，而老左派(极左)早已风光不再。从极左滑向极右并不困难，因为公有制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直接依靠权力假公济私足以将全民所有的性质自上而下地逐级逐步掏空。因此，权贵自由派是当前最大的危险。与其对立的不仅是新左派，而且有民族主义者、民粹派、民主社会主义者、新儒家、老左派，以及少数平民自由派。学术界的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集中于经济领域，而当代中国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经济斗争也是一切理论批判的核心所在。一系列理论斗争证明，新左派既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新中国的历史与开国领袖而与广大工农群众情同鱼水，又重视引进西方先进的理论与经验，在批判闭门造车的同时也批判崇洋媚外。可见，新左派一直是批判权贵自由派的中坚力量。

　　新左派形成的初步主张有：在发展问题上主张以大国理论为基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利益格局调整以预防经济拉美化;在开放问题上强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取消资本逻辑关于没有外敌的基本假定，坚持爱国主义、国家安全、和平崛起、战略产业与自主创新齐头并进;在改革问题上强调公平而兼顾效率，在论战中打破左右派分界，消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原教旨主义，经济转型超越制度与产权、公有与私有、军工与民用之争，指导民营经济向民族经济升级换代;在理论格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双管齐下，联合老左派团结平民自由派等，引导群众舆论集中精力批判权贵自由派。

　　五、小结：扬弃经济自由主义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

　　批判不是批斗，反思不是反对，类似于晚清洋务运动，经济自由主义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助推中国经济发展，但又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拉大而蜕变为权贵自由派的买办理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代名词，但又不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的权力资本化弊病不能完全归咎于自由派，传统权力格局也是一个诱因。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西方资本对中国崛起势头的打压有增无减，经济自由主义的强者哲学决定了其大国霸权主义立场，偏袒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而终将结束与中国政府的蜜月期。资本买办化在逻辑上与权力资本化一脉相承，其中国代理人由此而分化，代表民族资本利益的平民自由派与买办化的权贵自由派终将决裂。非主流经济学界的联合批判将使经济自由主义流失话语霸权，国际经济学诸流派有望回归多元轨道。只要沿着上述思路坚持斗争，中国经济转型的偏差就能逐步纠正，直到对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轨道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陈俊杰，男，1973年11月生，河南信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通信地址：河南省新乡市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编：453007，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