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85问杨继绳：当时中央说这混话的领导人是谁

　　鹤龄：85问杨继绳：当时中央说这混话的领导人是谁　　

　　《墓碑·天府饥魂·四》：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眭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7亿斤，平均每年调出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可是， 《墓碑》 “表3-1”提供的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明明是连年减少!四川省1957—1961的五年粮食调出量分别为“51.79      28.88     27.91   7.94    -4.11” ，这算什么样的“连年增加”?

　　表3-1    1957-1961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  (单位：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  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请问：当时中央说这混话的领导人是谁?

　　请不要告诉我，这是廖志高说的话。请不要对我说，你去问廖志高吧。没这样的道理。我就是要问你，我只能问你。因为，这混话，我是从你口里听到的，是从你笔下看到的!至于去问廖志高，那是你的事。你不但要问，而且，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问出说这混话的中央领导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否则，我们就有理由认定，这是你造的又一条谣言!中央领导人那么多，你却在这里打哑谜，存心让人去瞎猜，猜来猜去的又中了你的诡计，落实到毛主席!

　　不过，被你盛赞的东夫却在《“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中道出了“真相”：李锦泉当年的秘书陈振寰回忆：中央向四川调粮，总书记邓小平、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都是打过招呼的，也可以说是下了死命令：邓小平到四川时说，调粮问题，四川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还有人回忆，周恩来、李先念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话在四川一些干部中流传，被万县地委书记归纳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不管东夫道出的是“真相”还是假相，反正文字虽有不同的廖志高版和东夫版所表述的内容基本相同。可是，杨继绳为什么不愿提这个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呢?我们却在东夫版里找到了原因：因为说这混话的中央领导人不是毛主席!

　　至于毛主席，可以肯定，他是像珍视其他地方人民生命一样的珍视四川人民的生命!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中的这段文字作出了证明：

　　李井泉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季他到中央开会，曾向毛泽东反映困难，“主席毫不迟疑的说，给你们增加20亿斤销售指标”。接着周恩来与李锦泉商量此事，李锦泉还要硬撑，说只需要10亿斤，总理给他增加到12亿斤。这12亿斤粮食如果及时发出(粮食其实就在四川各地的国家粮库里)，本可挽救无数四川农民的生命，但李锦泉竟然以“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为由扣住不发。他后来承认：“直到1960年春，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