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美国是怎样支持两国论的？

1999年8月10日

     一、问题的提出
    7月9日，李登辉借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又发惊人之语，称两岸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从而向公开宣布独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如果照李登辉自己的说法，“中华民国从1912年建立以来，一直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又在1991年的修宪后，两岸关系定位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所以没有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则问题更严重，李不但确认了独立，而且把确认独立的日期提前到1991年，只不过没有宣布，也没必要（或没胆量）宣布罢了。了解台湾问题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谈话是在触碰中国设定的对台动武底线，试探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意志。

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立即作出最强烈的反应。7月11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称：“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与国的关系’，再一次暴露了他一贯蓄意分裂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质，与‘台独’分裂势力的主张沆瀣一气，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李登辉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一再表示的‘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台独’路线’、‘没有放弃追求未来统一的目标’，完全是对台湾同胞、国际舆论的欺骗。”接着，发言人警告李登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拒绝统一，蓄意分裂，为两岸关系发展制造障碍，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逆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严正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行动，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全面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这一声明清醒准确地揭露了李登辉的政治本质，不再将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台湾当局上，而是诉诸广大台湾同胞，诉诸台湾人民。这也许标志着中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是很值得人们高兴的。

但是，细心的人可能会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李登辉应该是讲究现实的。为什么李登辉会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什么他竟然敢以二千万台湾同胞作抵押，向中国设定的动武底线挑衅？难道他真是像新华社评论员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个“带着失落、焦虑与偏执”的偏执狂？难道他真的是“一意孤行、执迷不悟”的政治飞蛾？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在台湾政坛上，李登辉的确是一号人物，其政治手腕之高明、毒辣令人折服。1992年李登辉利用郝伯村挤走李焕，而后1996年又用连战和宋楚瑜挤走郝伯村。1996年李登辉连任后，又用冻省的办法对时任台湾省省长的宋楚瑜来了个釜底抽薪，并进一步将宋挤出国民党。而宋楚瑜却曾经是李登辉继任蒋经国的关键支持者，两人曾一度亲同父子。此次李登辉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选择德国媒体发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论，也是蓄势而来，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正如新华社评论员在8月5日三评辜振甫文中所分析的，自李登辉上台以来，台湾岛内的独台势力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他以建立‘民主政治’、允许不同政见的政党和组织存在为名，纵容、扶持‘台独’，‘台独’势力‘独立建国’、建立‘台湾共和国’、‘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的调门越来越高，李登辉逐渐成为公认的‘台独’保护神和同路人。他推出一整套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中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试图把所谓‘中华民国’的主权和领土限定在台、澎、金、马，把它们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中分割出去。他不择手段将台湾问题国际化，配合西方反华势力大打‘台湾牌’，把国际社会当作谋取‘台湾独立’、与祖国大陆进行较量的主要场所。他处心积虑地调整军事战略，更换军队将领，完成‘军队本土化’，并大量向国外购买先进武器，穷兵黩武，积极整军备战。李登辉在台主政１１年，推行分裂、攫取权力的时机、方法和手段时有不同，但他欲在台湾建立与祖国大陆分庭抗礼的‘独立主权国家’图谋，是始终如一、顽固不变的。”在李登辉的扶持和配合下，台独如今已经成为台湾岛内的主流政治心态。“两国论”发表后，新党立院党团召集人郑龙水委托民意调查基金会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55.2%的受访者赞成李登辉总统提出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23.4%的人反对。同时，82.5%的受访者认为，大陆不可能接受“两国论”；49%的人担心中共会强烈反弹。如果不考虑大陆对台动武的话，赞成台独的比例还会有大幅度上升。这说明，至少就目前的实际心态而言，台湾公众的多数并非心向统一，而是希望台独。这既是李登辉长期以来执行扶持台独方针的结果，反过来也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的后盾。如果说大势，那么我们得承认，至少在台湾岛内，台独是大势，是民心所向。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就高兴地指出，国民党与民进党主张的趋同，说明台独与“国家安全”两者并不矛盾。“两国论”是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的一个贺礼，是将大批因担心大陆动武而不支持民进党的选民送到了民进党的怀抱。

也就是说，在大陆对台湾二十年的呼吁、接触、交流和血浓于水的同胞情感诉求以后，在几乎无条件出让大陆市场给台湾商人以后，在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以后，台湾当局不是更愿意统一了，而是更愿意独立了，台湾公众的回归心态不是增强了，而是减弱了。统一祖国不得不更加依靠武力，而不是民心。这才是中国需要直面的现实。现实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合。从实现台独的角度来看，李登辉和一部分台湾人从骨子里主张台独，这只是必要性；中国的对台政策没能约束台独分子，反而使之有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和能量，这是可能性；李登辉想挟洋人以自重，这是必要性，中国的对美外交使李登辉之流有越来越大的空子可钻，这是可能性。今天，当我们面对日益严重的台独形势时，固然需要对台独势力以武力相威胁，是不是同时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对台政策是否为李登辉之流的坐大提供了可能性？本文拟专就中国对美外交与两国论发展的关系作一些探讨。有机会的话，还将讨论中国对台政策与两国论发展的关系。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中国）外交学院苏格教授和（美国）科盖特大学郝雨凡教授。苏格教授所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全书共815页，以下简称“苏文”）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特别是美国国家档案馆、各有关总统图书馆等处解密的美国政府外交文件写成，对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的每一个曲折都有充分的解剖。郝雨凡教授所著《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台海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全书共498页，以下简称郝文）则将《中美建交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经过分析得淋漓尽致，其资料不仅来自政府文件和国会记录，还来自直接采访中美建交的美方决策当事者，如万斯、布热津斯基等。这两本同年同月出版的书相互参照，为我们认识台湾问题的来胧去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不同观点的人对中美关系可以有不同认识，却不能不尊重这两本书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本人研读这两本书的第一个结论是：

二、《中美建交公报》留下了两国论的隐患
说到底，台湾问题是一场未曾结束的内战的产物。在中外历史上，由于内战而使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或多个国家的事例不胜枚举。二战以后，东、西德，南、北朝鲜都是一个国家分裂为二的现成例子。那么为什么唯独新中国不接受国家分裂的现实呢？这不能不涉及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以及海峡两岸地域和力量的不平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作为站在反抗侵略最前沿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战胜了西方列强及其代理人蒋介石，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然而，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即将进攻台湾之际，美国在朝鲜半岛挑起了战争，迫使新中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形势，同时又派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从而阻止了中国收复台湾。这又一次让中国人民感受到西方强权的侮辱，更加激发起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坚强决心。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感也促使中国政府有义务和信心解放台湾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台湾同胞。更何况，大陆地广人众，如果没有外来干涉，收复台湾并不是太困难的事。另一方面，以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阶级为骨干的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意识也十分强烈，他们和共产党相互有“杀父之仇”，并不甘心于失去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者的特权，也不甘偏安台湾小岛，做梦都在反攻大陆。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台湾躲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不断袭扰大陆，成为美国冷战棋盘上的急先锋，对大陆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构成严重威胁。这就是所谓“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真实含义，它意味着海峡两岸都不满足于暂时分裂的现状，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统一中国，因此意味着海峡两岸实际上处于冷内战状态。

十分清楚，阻碍中国收复台湾，使冷内战得以维持的是美国。早在五十年代，美国就阴谋制造永久性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幸被毛泽东的炮打金门战略所破解。迟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仍将中国视为敌国，对中国用尽了封锁、包围、渗透、武装挑衅之能事。但是由于美国自恃强大，迷信武力，四面出击，不断碰壁，特别是在越南战场上被越中人民联手打败，其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对美国当局来说更危险的是，在1970前后，苏联核力量迅速接近和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力量增强，美元地位岌岌可危；而且美国国内的反战力量蓬勃发展，矛头直指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力有限，收缩敌国对象，考虑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系以制衡苏联（顺便说一句，苏联解体后，中文媒体跟着西方媒体称苏联为前苏联或原苏联，这是不妥当的。既然并没有新的“苏联”出现，就不需要加“前”或“原”。谈到苏联，历史上只有一个，即存在于1922-1991年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西方抹杀苏联存在历史的语言霸权游戏）。这就为中美建交和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希望。很显然，这时美国需要中国超过了中国需要美国，中国完全有可能抓住时机逼迫美国放弃或至少最大限度地削弱对台湾的支持，从而减少收复台湾的阻力。当然，由于美国强烈的反共情结和强大的亲台势力活动，逼迫美国让步将是渐进的，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中美《上海公报》就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在《上海公报》中，中方没有作任何让步，却迫使美方放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就从国际法的角度从名义上剥夺了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权力。此外，美国还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事实上，美方出于在亚太地区全面收缩的战略调整，也为表达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诚意，在《上海公报》发表至1976年底，美国在台湾的所有作战部队和绝大部分军事人员都已撤出台湾。

到1978年，中方又有一次机会迫使美国让步。当时苏联利用美国实行对苏缓和政策的时机，加紧在非洲扩张。1978年初，苏联支持古巴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4月又支持阿富汗政变，并应政变领导人阿明邀请进驻阿富汗。美苏关系骤然紧张，美国国内批评卡特政府软弱的声音四起。与此相反，中苏间却出现缓和态势，国际战略格局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于是，卡特政府不得不采纳主张对苏强硬、对华友好的布热津斯基的意见，谋求加速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与此同时，苏联也向中国示好，1978年初苏联第一副外长致信中国要求重开边界谈判，并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中国就处于美、苏、中三角关系最有利的位置上，既可以打美国牌压苏联让步，又可以打苏联牌压美国让步。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实权派领导人的亲西方倾向，中国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轻易地放弃了苏联牌，削弱了自身在与美方谈判中的地位。

接着，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受到时任副总理但已掌握实权的邓小平的接见。卡特和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政要内定的美方建交条件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将是美国在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的中心立场；第二，美国将要发表一个单方面声明，即台湾问题和平的解决，而这个声明不会受到北京的反驳；第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不是“废除”，而是根据条约本身的条款规定，予以中止。这将要求条约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年的期限；第四，美国政府与台湾关系正式解除后，美国政府愿意与台湾的所有协议和条约都生效，不会自动失效，正如其他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采取的方法；第五，美国政府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将根据美国国内法律的要求，能够继续保持与台湾人民在非官方基础上的广泛联系[1]。值得注意的是，当布热津斯基巧妙地向中方传递了上述信息后，邓小平并未对其中的核心问题如对台军售和不反驳美国的单方面声明上坚持表明中方的一贯立场，由此，布热津斯基相信中国会作出重要让步[2]。1978年下半年，当中美开始关系正常化谈判时，中方坚持下列原则：1，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2，要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政府关于断交、撤军、废约三个条件。3，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只可以与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只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4，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5，统一中国是中国的内政，以何种方式统一，别国无权干涉[3]。很显然，这与美方的五点立场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在中美双方都认为是核心问题的对台军售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事实上，直到十月初，黄华外长仍然反复强调，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美国在建交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美国如此坚持，北京只好终止建交谈判[4]。但是，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说话了。10月25日，在邓小平访问日本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有一个两个朝鲜的问题，有两个德国的问题，也有两个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最终得到解决。如果十年不行，那就一百年；如果一百年不行，那就一千年，这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5]这段文字表明，邓小平为了尽快与美国建交，愿意把台湾问题的解决推向遥遥无期的将来。而且，邓小平还承认有两个中国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时邓小平同志已经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在半个月以后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就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邓小平发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的那一天，邓接见了美国大使，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条件，同意不反驳美国的单方面声明，同意美国继续保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同意美国终止而不是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默许美国继续可以向台湾出售武器，只是在1979年这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意1979年1月1日建交，并接受美国政府的访美邀请[6]。有意思的是，卡特总统接到伍德科德的报告后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卡特一方面决定于12月15日公布谈判结果，以免夜长梦多；另一面要求伍德科德向邓小平澄清，美国只是在1979年中断对台军售，以后还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德个人认为无此必要，因此他认为中方已经彻底了解了美国的立场，但白宫一再坚持伍德科德申明此要点。据说邓小平非常生气，因为这等于是要邓小平把默许变成明示，承担作出重大让步的责任。面对此种压力，邓小平只好申明中国政府坚持不能接受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7]。谈判眼看功亏一篑，布热津斯基给了邓小平一个台阶，建议在军售问题上“双方同意存有分歧”，但不影响中美建交。邓小平接受了[8]。12月15日，卡特总统即在电视上兴冲冲地宣读了中美建交公报。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以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为代价的。美方不但通过建交获取了对苏冷战的战略利益，而且通过继续对台军售保持了对中国内政干涉的特权。而中方则由于同意在存在关键性分歧的情况下实现了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失去了利用有利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制衡中、美、台小三角关系的机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对美有利的条件下保留分歧实现中美建交的模式在此后屡屡重现。众所周知，中美建交二十年来，美国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加大对台武器出售力度，而中国却只能在强烈抗议中步步退让，不敢以断交或只是降低外交关系级别相威胁。

对美国来说，它只所以敢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中国，逼迫中国退让，还因为美国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看到了中方的底线，那就是要不顾一切（包括主权）地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很显然，美国可以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就是可以继续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有了这一条，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就是虚的，而搞两个中国才是实的。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只是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事实上却配合了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中美建交公报留下了两国论的隐患。

固然，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是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考虑出发作出对美重大让步的，但是这样处理实际上是把改革开放与统一祖国对立了起来。如果我们意识到在1978年时中国曾经处于有能力操纵中美苏大三角的地位，如果我们考虑到对外开放也可以先从对英、法、德等国开始，那么中国是否有可能不急于与美国建交，以中苏缓和的态势逼迫美国改写谈判底线，放弃对台军售，从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呢？

三、《与台湾关系法》为两国论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中美建交公报还只是为两国论留下隐患的话，那么其后不久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则奠定了两国论的基础。

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美国国会许多议员想当然地以为，美国接受了中方建交的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就是丧失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力，出卖了台湾利益，使台湾暴露在中国的武力进攻之下，担心建交之日就是台湾遭到进攻之时。对此，卡特总统强调美国从北京那里得到了“实质性”让步，例如防务条约不是废除，而是终止；其他协议继续有效；中国政府不反驳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单方面声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关于台湾是否会遭到军事进攻，卡特总统相信（1）中国没有军事能力去进攻台湾；（2）台湾的军事能力已经大大加强；（3）为确保台湾的军力优势，美国将继续出售武器；（4）中国目前的主要考虑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善与西方的关系，没有意愿进攻台湾。在1979年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卡特总统甚至公开宣称：“如果我们觉得台湾面临不必要的危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未来总统和国会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布置美国太平洋舰队。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止未来总统和国会决定参战，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来保卫台湾人民或这个世界上其他一些我们有义务保卫的国家和人民的话。所以，我们仍然有绝对的灵活性来处理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9]

也就是说，美国没有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力，没有“出卖”台湾。的确，在这一点上，情绪激动地反对中美建交的国会议员和冷静的卡特总统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与中方谈判时，美方没有说得这样清楚，留了很多埋伏而已。面对国会的质疑，卡特总统终于将这些埋伏和盘托出。按理说，中方谈判人员应该本着“从最坏处着想，争取最好结果”的原则对这些埋伏有充分认识。事实上直到12月13日以前，黄华外长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经过卡特等人的解释，国会认识到这份建交公报的确是一个外交上的大胜利。问题不在于否定中美建交，而在于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这就有了《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的政策是（1）保持并促进美国人民同台湾人民，以及同中国大陆人民和西太平洋地区所有其他人民之间的广泛、密切和友好的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2）宣布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为国际上所关切；（3）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4）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5）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6）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在政策的执行上，该法案声称：一旦出现任何足以危及台湾安全的情况，美国将“依照”其“宪法程序”来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险的适当行动[10]。在台湾的地位问题上，该法案实际上把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将台湾与主权“国家”相提并论。[11]

1979年3月13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邓小平随即一针血见地指出，《与台湾关系法》的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12]而卡特则辩称：“该法与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系正常化时达成的谅解是一至的。它反映了我们承认该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4月28日，中方正式照会美国，指出：“《与台湾关系法》实质上是继续把台湾当作‘国家’，把台湾当局当作‘政府’，它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如果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两国建交协议，而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13]美方则复照解释：（1）《与台湾关系法》“并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而且事实上提到同台湾当局的政府间的关系已告结束。”（2）关于美台间的条约和协定，该法只是“把我们在关系正常化时说过的话付诸实施”。（3）该法“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所表示的期望”也是与美中建交声明相一致的。[14]

可见，中方对美方口头上讲“一个中国”，实质上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对华政策是清楚的。但是由于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已经作了实质性的让步，在批驳《与台湾关系法》时就显得苍白无力。不能不承认，美方复照是与中美建交公报和相应的美方声明相容的，《与台湾关系法》的绝大部分只不过是把公报中所体现的美方意图变成法律而已。

当然，这时候中国仍然有机会以中断中美关系为底线，给《与台湾关系法》施加巨大压力，至少使其稍作收敛。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若干条款明显超出了建交公报的解释范围，例如该法明显地赋予美台间联系的非官方机构以“官方性质”，如部分“外交豁免权”等。但是，由于中方始终将抗议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任何对美国利益有直接威胁的行动，《与台湾关系法》很快就稳稳当当地成为美国处理中美台关系的一块基石。不难看到，由于《与台湾关系法》实际上奉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原则，它自然而然地为台独势力的壮大撑起了一片广阔的天空。

四、《八·一七公报》并未解决对台军售问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方希望自己的让步能换来美方的自我克制。邓小平在1981年6月接见美国国务卿黑格时曾经警告美国：“武器仍然是敏感问题”。“中国一直在忍耐，但也有个限度。如果美国做得过火，中美关系可能会停止不前，甚至倒退。”[15]但是，美国政坛强大的反共亲台势力则从中国的让步中尝到了甜头，更加毫无顾忌地扩大对台武器出售。美国想探一探中国的忍耐限度究竟在哪里。

1980年大选后，以反共亲台著称的共和党领袖里根上台执政。里根一改卡特政府的对苏缓和战略，主张以实力对抗苏联，而不是依赖与中国的某种战略合作，因此里根主张提升美台关系。时值国会讨论是否向向台湾出售更先进的FX战斗机，里根当局显然倾向于批准台湾的此项要求。尽管美国国防部的评估结论认为“台湾并不需要FX飞机来满足其防务需要”，但里根却决定搁置国防部的报告[16]。这一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中方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美国政府不仅扬言准备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还考虑在这方面采取升级行动，甚至一再扬言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这就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使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文章质问：“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究竟抱有什么样的意图？美国这样无视国际关系准则，这样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叫不叫霸权主义？”[17]此前，黄华外长正式向美国设定三个缓解双边关系的条件：1）美国要答应对台武器出售不许超过卡特行政当局时的水平，2）美国答应逐渐减少对台出售武器，3）设定最终结束武器出售的时间表。否则北京将降低在华盛顿的外交规格，将它降至联络处级，或撤回大使馆，终止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美国似乎碰到了中方忍耐的底线，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势在必行。从1981年12月到1982年8月，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谈判开始并不顺利，特别是1982年4月美国政府又单方面决定向台湾出售一批武器零配件，而中国也再一次对这一“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18]。谈判陷入了僵局。

这时，一个以后反复出现的摆脱僵局机制形成了。美方派一名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中方领导人接见，表示希望求同存异，不搞对抗，从而悄悄地实现后退。1982年5月，美国副总统布什访华，赵紫阳、邓小平分别接见。邓小平称布什为“中国的老朋友”，要求“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全面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于是，中美双方又一次坐到谈判桌前，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措辞。这就有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其关键条款的措辞如下：“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19]”这段文字的巧妙在于，它既满足了中方向老百姓交待在外交事务上的强硬立场，又满足了美国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继续保留任意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权力。那么，美国是怎样玩弄文字游戏的呢？首先，美国调高了出售武器基数，以对台军售最多的1979年（5.87亿）为基准，并将其折算成1983年的美元，8.3亿美元，由此确定1983年的对台军售标准为8亿美元。其次，里根对武器性能的限制也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他说武器性能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应该作这样理解，如果台湾可以在1979年购买到美国武器系统仅落后于最先进武器五年水平的武器的话，它就可以在1987年购买到美国1982年水平的武器。这将意味着美国仍然可以不断提高对台军售的先进性。事实上也是如此，1983年，美国卖给台湾SM-1舰对空导弹等更先进的武器。1984年又卖给台湾C-130运输机等，1985年又卖给台湾262枚CHAPARRAL地对空导弹。再次，里根当局认为，公报只限制对台军售，没有限制对台转让军事技术。根据这一解释，1986年华盛顿允许美国数家公司帮助台湾生产经国号战斗机。1987年又卖给台湾生产FFG-7Oliver Hazard Perry级驱逐舰的蓝图和关键数据[20]。更加蛮横的是，美方关于“美国承认中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中“这一问题”的解释，不是象中方正确理解的那样，“这一问题”指美国最后停止出售武器，而是把“这一问题”解释成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这样一来，美方就将该条文解释成：只要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就要继续给台湾出售武器[21]。

由此可见，《八·一七公报》也没有真正解决对台武器出售问题，中方给美方在措辞上留出了足够的解释空间。事实上，作为对《八·一七公报》的美方解释，美国在公报发表的当天即向台湾当局作出六点保证：（1）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程表，（2）任何对台军售不事先与北京磋商，（3）不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扮演任何协调角色，（4）不重新修改《与台湾关系法》，（5）不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6）不施加压力，迫使台北与北京谈判[22]。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一公报的达成仍然体现了“中国得面子，美国得里子”的中美交往模式，是中方又一次软弱无力的抗争。

五、苏东剧变后美国日益明确地支持两国论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外交路线。从那时起，美苏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作为美国战略敌手的意义大大下降，相应地，中国作为美国遏制苏联的盟友意义日益淡化。苏东剧变后，形势进一步变得对中国不利。在柏林墙的轰塌声中，美国和西方高声庆祝出乎他们意料的辉煌胜利，并重新审视全球形势，制定新的全球战略。1990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新战略构想，声称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而其军事战略的重点则将转移到防止和对付足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突发事件[23]。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凡是不符合甚至挑战这一“世界新秩序”构想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思想文化，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都是美国的明显的或潜在的敌人。布什提出这一战略时正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时，其意图在于借轰炸伊拉克来为“世界新秩序”奠基[24]。这一构想得到了美国统治精英的一致认可，并通过海湾战争告诉了世界。克林顿总统接任，换了一个不那么露骨的口号：“参与和扩展”。但仔细看起来，仍然是布什总统“世界新秩序”的那一套：所谓“参与”，即要保持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所谓“扩展”，就是要在全世界扩展美国的“民主制度”。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解释，“扩展”即扩展市场经济制度、美国的价值观念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根据这一总目标，他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民主国家”、“基本民主国家”、“转折过程国家”和“无赖国家”。对前二类国家美国将与其合作、加强协调，对于第三类国家，即剧变后的苏东各国，美国将采取措施巩固其变化，对于第四类国家，美国将从外交、经济、军事、技术上采取孤立政策。[25]

那么中国属于那一类呢？很不幸，中国事实上被看作第四类国家。苏东剧变后，中国既失去了对苏冷战的战略价值，又是剩下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还是一个有潜力挑战美国全球战略绝对优势的国家。因此，美国政治和传媒精英一致认定，中国是美国冷战后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八九年北京的政治风波为契机，美国舆论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妖魔化中国的时代，其间虽有起伏，但总体趋势则愈演愈烈。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揭露了美国舆论妖魔化中国的事实后，总结了美国妖魔化中国的十二大目的：1、为全球西化服务，制造全球西化的舆论一律的窒息空气。2、使中国“南斯拉夫化”。3、为全球霸权权服务。4、让美国公众脑海里充满了关于中国的虚假信息。5、在公众中煽动仇华情绪。6、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7、联合美国国内各界势力与中国作对。8、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9、阻止中国入关。10扩大中国具有西方思想的队伍。11、利用中国问题整顿美国的政党。12、重新回到麦卡锡迫害时代[26]。李希光希望，美国记者能够保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停止对中国妖魔化。但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历时如此长久的妖魔化中国运动决不是少数保持公正的记者能够摆脱的，它只能被理解为蓄意操纵、纵容的结果。这一妖魔化运动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已经将敌视中国作为其基本国策。

当然，舆论只能起到动员美国和西方各国民众支持实行对中国实施孤立、遏制、颠覆政策的作用。真正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评估政策形势，需要有可操作的政策工具，而且还需要考虑使用这些政策工具的现实可能性。美国实施对华颠覆战略的主要政策工具有哪些呢？第一项是人权，这既是美国标榜的自由世界的价值观，也是结成国际反华统一战线的大旗，对于扶植中国内部亲西方的反政府势力有重要作用；第二项是经济制裁，特别是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因为中国强调以经济为中心，这一威胁还是很有效的；第三项是台湾、西藏问题；第四项是随时挑剔中国任何不符合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之处。

根据美国对形势判断以及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八九年北京的政治风波到克林顿执政初期。这一阶段可称为全面遏制时期，其特点是美国统治集团高估了中国演变的可能性，一味地强调制裁、封锁、孤立，使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而不顾这些工具是否有效，以致其中少数几个懂得“中国问题”复杂性的反共老手如尼克松、基辛格和总统布什等都得纷纷提高反华调门，以争取政治正确性。北京政治风波对美国推行人权外交一个极好的机会。1989年6月6日，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谴责中国政府的决议案；随后，中美间的军事、科技、核技术等方面的合作相继中止；6月20日后，布什政府又宣布第二批制裁措施，停止中美高层互访，阻挠国际金融组织对华贷款等；6月29日，众议院全票通过新的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增加了一系列想得到的制裁措施；7月14日，参议院通过实施经济制裁修正案，除一系列具体措施外，还建议重新审查是否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27]。与这些制裁案相呼应的是，美国舆论开始了妖魔化中国的时代。当时的调查表明，对中国抱有好感的美国公众已经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28]。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开始将台湾问题与西藏问题作为西化和分化中国的重磅炮弹。1989年6月后，美国开始明显提升美台关系的官方化程度，用更强硬的措辞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美台高级官员频繁互访，1990年，美国开始重新支持台湾改变名义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其他国际组织，支持台湾扩展国际生存空间的行动[29]。最明目张胆的是，美国对台军售猛增。据统计，美国1990财年的对台军售额为5.1亿美元，1991和1992年均为4.7亿美元，但到1993财年却猛增到66.2亿美元。在1992年布什总统批准的对台军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150架F-16A/B型战斗机，和4架E-2T预警机[30]，这将大大提升台湾的作战能力。与此同时，藏独分子也大受青睐。1991年4月16，布什总统接见达赖；4月18日，参议院通过支持西藏“自由和人权”的决议案；10月，布什签署的国会对外制裁法中，将西藏称为“被占领的领土”[31]。

以上种种进一步说明，冷后结束后，中国重新被美国定位为敌人，而台湾重新获得了冷战前期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的桥头堡地位。遗憾的是，中国方面对此并无足够的认识，仍然一厢情愿地强调“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32]。这样，就把自己置于打躬作揖陪不是的被动地位。本来，处理北京政治风波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指责、制裁中国政府的行为是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中国就从来没有因为洛杉矶暴动或校园枪杀案等类似事件而谴责美国侵犯人权。因此，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在美国，而不在中国。但是，美国不怕搞坏中美关系，而中国害怕搞坏中美关系。这样，中国不但不敢针锋相对地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而且还好象真做了什么错事似地，在伊拉克和军控等问题上无原则地满足美国的要求，从而求得美国的原谅，解除制裁[33]。

但是，美国主流政治并没有因为北京的低姿态而改变颠覆中国的基本战略。克林顿在竞争演说中象一条疯狗一样攻击布什的对华政策还不够强硬，还在“袒护中国”。他说，对美国而言，“这种忍耐在冷战时期也许是有意义的，那时中国是一支抗衡苏联的砝码。但是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认输，再打中国牌就毫无意义。”如果他上台，将“决不会姑息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34]。就这样，靠着充满仇恨的反华腔调，克林顿当上了总统。为了履行竞选诺言，克林顿执政伊始，就“创造性”地把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挂钩，创立“自由亚洲电台”，并以中国违反人权为名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权状况”决议草案，要求中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和导弹技术控制制度，从而把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策推向新的高潮。最富戏剧性地是美国一手制造的所谓“银河号事件”，美国声称掌握可靠情报表明，中国货轮“银河号”装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要求检查，并出动军用飞机和舰艇，在公海上对“银河号”进行跟踪和监视。迫于美方的淫威，中方同意检查。结果证明，确无此两类物质。中方要求美国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而美国政府却表示“无歉可道”[35]，扬长而去。

以银河号事件为契机，美国政界开始反思一味对华强硬政策，认识到中国还不会象苏联东欧那样很快被攻倒，还得要慢慢来，从长计议，在“接触交往”中对中国“施压促变”[36]。而且克林顿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也对得起竞选演说时的许诺了。于是，美国向中方通报了新的对华方针，递交了克林顿致江泽民的亲笔信，表示希望同中国接触。对美国之鹰伸出来的橄榄枝，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不接受。美国做了那么多伤害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是一封信可以补偿的吗？如果美国真的要化敌为友，就应该纠正自八九年以来的所作所为，最起码也应该就刚刚发生的“银河号”事件作出道歉和赔偿，才能表示有最低限度的诚意。但是，中国手软，山姆大叔一招手，中国的手也就情不自禁地递了上去，全然忘记了满脸青一道红一道的手指印。于是，以1993年11月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期间的克江会谈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九十年代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克林顿政府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的时期。所谓接触政策，前总统布什阐述得最为坦率：“要影响中国，就不能孤立中国，如果取消与中国的贸易，中国也将取消与美国的各项合作。”也就是说，接触政策和遏制政策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服务于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目标，只是方式不一样。而且接触不排除遏制，为了更好地遏制就必须保持接触，以便评估遏制措施的效果，保持“压而不裂”的渐进影响；而要使接触政策有效地服务于西化、分化中国的目标，也必须保持遏制力量。但是，毕竟接触政策和全面遏制政策有区别。首先是形势的估计不同，接触政策认识到中国的和平演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全面遏制政策则寄希望于中国很快象苏联一样瓦解，因此接触政策更加现实；其次，全面遏制政策在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比较大，例如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会使中国的大批订单落入西欧和日本手中，损害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而接触政策则主张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即改变制度问题）脱钩，因为经济往来本身就是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最大力量；第三，接触政策并不是不把中国当敌人看，不保持遏制手段，但是不再以最惠国待遇为主要政策工具，而是以支持台湾、西藏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为主要手段，辅以增加新的人权战略。这是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第二阶段的要害，即以增强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为手段，减弱经济制裁，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美国颠覆中国的既定战略，并协调美国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

关于这一关键性转变，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共和党关系密切），以及进步政策研究所（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这两个思想库有着惊人的一致。传统基金会于1993年上半年发表了题为《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的混乱》的报告，建议政府应该“永久性地和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同时应该“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37]1994年5月，进步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题为《重新开始：从最惠国待遇到面向未来的对华政策》，共提出了12条政策建议，其中的要害是：第一条，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第七条，通过“提高同台湾的关系”表明“对中国民主的支持”，包括内阁级经济官员的接触和“同北京探索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允许台湾加入联合国体系”的可能性；第十一条，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促进第三者的“调停”。

正是根据这一两党共识，美国一方面于1994年5月宣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另一方面却紧锣密鼓地“提高同台湾的关系”。1993年7月，美参议院外事委员会通过一项由默考斯基发起的修正案，给《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增加一款，即取消对美售台武器质量和数量上的限制；1994年2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称，《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1982年公报（即八·一七公报）；1994年4月，美参众两院通过默考斯基修正案称《与台湾关系法》第二节和第三节效力优于美国的政策声明；1994年6月，美参议院通过决议，敦促克林顿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宣布美国将与台湾当局进行更高一级的接触，允许台湾高层领导过境，允许两国高级官员互访，同意台湾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1995年4月，美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众议院共同决议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1995年5月，美参众两院以全票通过邀请李登辉访美。[38]

有意思的是，美国一方面全力提升美台关系，加速台湾独立进程，另一方面却仍然声称，同意李登辉访问，“不意味着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或政策发生了任何变化。”[39]到了这个地步，任何所谓中美“建设性关系”都无法遮掩美国敌视中国的意图。1995年5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如果有人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吞下苦果”，那只能说明其“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中国政府和人民准备面对任何挑战！”[40]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就叫“美国在玩火”。[41]6月18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出尔反尔，公然改变将近17年美国历届政府禁止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政策，说到底是美国一直没有放弃把台湾当成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阻遏中国的发展、壮大和统一。”[42]这就终于把话说到家了。随后，中国采取了中美建交以来第一次落地有声的行动，在台湾海峡及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第一次是1995年7月21日，第二次是8月15-25日，第三次是10月海军诸兵种合成演习。美方的回答是，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9月两架E-2T预警机运抵台湾，美国国防部制定台湾海峡危机“因应计划”，而台湾当局则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达到104.8亿美元。1996年3月。针对台湾“总统直选”，中国又一次举行呈钳形攻击之态的军事演习，意在警告台独势力，并阻李登辉当选。而美国则宣布“独立”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向台湾海峡。

这场对峙充分说明，美国是台独的后台，而台独势力则是美国与中国为敌的急先锋。通过这次较量，美国多多少少触到了中国的底线，变得稍微谨慎了一些。4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发表讲话，称要“同世界大国”，“特别是那些对我们的目标具有巨大促进或妨碍能力的国家”，“保持建设性的关系”。随后，美国宣布取消对华卫星及一些军事技术出口的限制，作出了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姿态[43]。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却加紧与台湾勾结。据今年7月25日《洛杉矶时报》透露，自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克林顿政府不动声色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关系，授权国防部与台湾武装部队进行战略对话，允许台湾军事领袖访问美国，非制服官员也可以就东亚的军事战略和台湾对外来侵略的反应等问题交流意见，“讨论范围从采购到政策层次不等。”1998年10月，台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唐飞实现访美。同时，美国开始认真考虑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日本期间，日美两国首脑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9月23日，美日在纽约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分日美两国“平时”、“日本出现紧急事态”和“日本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双方如何合作三个部分。1998年4月提出与之相关的三个国内法案。即，《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案》、《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协定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周边事态概念模糊，实质是将台湾海峡未来战事包括在日本周边事态中，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台独保驾护航。“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实际上是战争法案，它使日本防务实现了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在范围上，防卫地区由日本及其附近海空域扩大到亚太甚至更为广泛的地区；防范对象由主要为前苏联改为“多元威胁”，包括朝、中、俄等在内的诸多国家；突破了日本战后宪法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从而对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今年5月24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这一系列法案。除此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几乎在同时，5月25日菲律宾参议院二读通过美菲军事协议，使整个菲律宾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也认识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但却总是一厢情愿地试图去规劝、感化美国政府放弃敌视中国的既定战略，要美国与中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就在美国有条不紊地构筑东亚包围圈的时候，中美高层互访却频繁进行，到1996至1997年初，中方人士开始谈论中美关系“雨过初晴”。[44]但事实上，美国国内的妖魔化中国的气氛正趋于白热化。李希光的概括是：“1997年春天：妖魔化上升为美国主流媒体的主旋律”。而就在这一年，中美两国首脑居然声称“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是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那种“战略”概念。它不针对第三者，也不具有排他性[45]。郝雨凡教授却暗示，中美间新的战略关系是“提升中国现代化程度并改革中国共产主义制度。”[46]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一方面用战略伙伴关系安抚、麻痹中国，另一方面却布署军事遏制网，以便不动声色地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实现其“世界新秩序”。

时间进入1999年，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进一步变为直接行动。1月初，众议院称中国20年来在设法收购具有强大军事威力的美国导弹和核技术；几乎与此同时，众议员罗拉巴克尔提出建议，敦促克林顿支持菲律宾要求中国撤出在美济礁上的设施；1月11日，美国国务院鲁宾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今年春天将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有可能再次提出谴责中国的议案；1月中旬，美国国会一再通过提案，要求将台湾纳入美国在东北亚部署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范围；同时，美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格雷格·马斯特尔发表文章，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恶意夸大，说1999年可能会达到750亿美元，从而为反华舆论火上浇油；也是在1月份，极右翼记者詹姆斯·曼《向后转》一书发表，系统批判从尼克松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不顾一切地主张十分僵硬的对华遏制政策，得到美国舆论界的喝采；2月2日，美国众议院对华高技术贸易特别委员会要求加紧对超级计算机出口的控制；2月13日，美国政府正式否决休斯公司与中国达成的4.5亿美元的卫星出口协议，把口头抨击上升为实际行动；2月26日，美国国防部发表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在台湾海峡附近集结导弹和军队的行动，参议院则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的人权政策，决议敦促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发起谴责中国的决议案。3月7日，国会抛出所谓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间谍案，指控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向中国泄露了W-88弹头的小型化设计技术。次日，能源部长理查森未经确证即解雇了李文和。4月，克林顿政府向中国漫天要价，阻挠中国加入WTO；5月8日，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试探我保卫主权的决心，并且一再编造谎言，诡称误炸。

    正是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独的实际政策鼓励下，李登辉有恃无恐，掀掉了“两国论”的盖头帕。两国论刚出台时，克林顿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各国也纷纷表态支持“一个中国”立场，李登辉不得不辩称别人误读了他的讲话。但是，7月30日，美国防部宣布将卖给台湾一批价值1.5亿美元的军用器材！紧接着，7月31日，美又宣布将向台湾出售另一笔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设施！其中赫然包括两架E-2T“鹰眼”空中预警机、先进的地面雷达和可以识别我空军各型作战飞机的相关软件。美国防部称，这两笔重要的对台军售，既可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又不影响台海两岸的基本军事力量平衡。然后，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尔曼率团访台，公开支持“两国论”，摆明了美国的态度。有了美国的支持后，李登辉高兴得眉飞色舞，干脆去掉了“特殊”二字，变“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为“国与国关系”，说“两国论”闹得越大越好，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华民国”的委屈。

     结束语：认清美国本质，武力攻取台湾
回顾二十年对美外交历史，并不是要批评指责政府外交路线，而是要立足现实，总结经验教训，亡羊补牢，重新争取主动地位。应该承认，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除了对台动武，已经别无解决台独问题的良方。而且既然要动，晚动不如早动，边试探边动不如谋定而动。美国虽然是台独的教父，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根据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美国可能基本认定中国不会动武，因而没有准备好与中国开战。况且无论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还是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都还刚刚开始研制，美国还不具备打了中国自己不受伤的能力。因此，如果中国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不怕与美国正面交锋，美国并不见得就会深深地卷入。只要打赢这一仗，多年来美国欺辱中国的历史就将彻底改写，而中国人民就能重新团结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才会有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李登辉的“两国论”将有可能变废为宝，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

[1] 郝文，214。
[2] 郝文，222。
[3] 郝文，229-230。
[4] 郝文，231。
[5] 郝文，231。
[6] 郝文，246。
[7] 郝文，248。
[8] 郝文，248-249。
[9] 郝文，310-313。
[10] 参议院的报告承认，这段文字非常接近美台安全防务条约的相关部分：“在美国与别国签订的安全防务条约中，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授权总统，在条约另一方受到攻击时可以直接引进美国武装部队，并要求美国自动这样做。每一条约都只是要求美国，将根据其‘宪法程序’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都明确表明美国的承诺是有限定的，即考虑到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权力分配原则，而且都表明美国有权决定何时何地采取何种行动最为合适。所以，对台湾安全的‘绝对’保卫条款将要比现有的美台安全防务条约中的防务条款更具深远意义。”郝文，333。
[11] 苏文，475-476。
[12] 苏文，480
[13] 苏文，480。
[14] 苏文，482。
[15] 苏文，510。
[16] 苏文，517。
[17] 苏文，518。
[18] 苏文，520。
[19] 苏文，525。
[20] 郝文，450-451。
[21] 苏文，528-529。
[22] 郝文，449-450。
[23] 苏文，583-584。
[24] 事实上，在伊入侵科威特以前，美国一直扶植伊拉克。伊拉克对科威特动手前曾请示过美国，美国表示“愿意与伊拉克继续保持一种更加友好的关系。”因此，实际上是伊拉克落入了美国精心布设的一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杀鸡给猴看”的圈套。参见张海涛：《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第51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7月。
[25] 苏文，653-654。
[26] 李希光：《中国有多坏？》第3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27] 苏文，592-597。
[28] 苏文，593。
[29] 苏文，632-638。
[30] 苏文，639。
[31] 苏文，617。
[32] 苏文，619。
[33] 苏文，614，619。
[34] 苏文，666-667。
[35] 苏文，677-679。
[36] 苏文，682。
[37] 苏文，689-690。
[38] 苏文，726-738。
[39] 苏文，739。
[40] 苏文，739-740。
[41] 苏文，741。
[42] 苏文，742。
[43] 苏文，751-752。
[44] 苏文，755。
[45] 苏文，762。
[46] 郝文，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