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 追忆曾医师

　　保马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赵刚老师缅怀曾健民先生的纪念文章《追忆曾医师》。赵刚老师回忆与曾健民先生相处的点滴往事，台北忠孝东路明亮整洁的诊所里，毅然返台的曾医师悬壶济世;而身为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者的他，同样有着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和极富理论性与思辨性的写作风格。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研习“政治经济学”的曾医师之前，还有着挥笔成诗的青春时代;从夜莺的婉转啼鸣，到认识论的坚硬斧斤，如今我们已无法听曾医师亲口道出个中艰难的转变与复杂的况味，也很难知晓他与陈映真先生勠力同心的友谊有怎样动人的细节，不能不说是一大怅恨。在这时代更替的关口，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如何接过使命的重担，推进“左统”前辈未竟之事业，显得尤为迫切。不辜负过去的历史，无愧于近在咫尺的未来，于眼下的我们，是分秒必争了。

　　感谢赵刚老师授权保马发布本文。再次对曾健民先生的逝世寄予哀思，愿先生终能得偿所愿，一路走好!

　　追忆曾医师

　　文 | 赵刚

　　曾医师走了。是的，统左派的朋友们，年轻的或老的，都管他叫曾医师。但这位行医之余自学而成，受到我们敬重的社会理论家与历史学者曾健民医师，却实实在在的是我的牙医。我找他看牙，大约始自2012年，谁介绍的我也忘了，反正就是这个小小的朋友堆的某一个人。曾医师在台北市忠孝东路顶好商圈的一个闹中取静的旧式公寓二楼看诊，诊所名：“中日牙医”。他在日本北海道开业多年，在归化与否的临界点上，决定撤，因为再不撤，一家三口就都得变成日本人了。对今日岛屿上的很多人来说，这恐怕是求之不得的美事呢!据说，在日台侨中，此举虽非绝无，但也近乎仅有。

　　陈映真(1937-2016)与曾健民(1950-2020)

　　2018年左右吧，曾医师退休了，我也惫懒，自君之退矣，不复理残牙。现在您走了，我这几天多次无端想起那个老公寓的干净亮堂的楼梯间，很小很紧凑很齐备的诊疗室与会客室──只有这一点让我想起您与日本。从会客室的一角，师母偶而会从通往居家的小矮门弯着腰走出来，热情招呼我。在那儿，我坐着聊天，躺着看牙，但经常，躺着也继续聊，话题从时事到两岸到中国到文学，就在同一张诊椅上，躺过陈映真，还躺过一口烂牙的王墨林──有一回他老兄排在我前头。曾医师和我总是在我起身漱口的时候，抓紧空子，少则聊个三五句，多则聊个十分钟，最后，两个人的对话常常在“唉!”声中结束，然后医师把大照灯拉下，用布罩上我的脸，继续高频洗牙。曾师母偶而兼任出纳，但师母不在时，医师也会戴上他的老花镜，隔着柜台收健保卡，上线办理挂号。曾医师曾说：“我退休后，回花莲老家，保留一台看牙设备，给老朋友们来长住并看牙”。不管是不是戏谈，永远不可能了。

　　曾健民先生与老地下党员刘汉卿先生对谈

　　曾医师曾跟我说，当年是一个爱读诗作诗的文青。我其实有点狐疑，因为我眼中的曾医师完全是个政治经济学范儿。他内心里最喜欢的有关我的事，如果有的话，我猜，是知道我曾开了一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课，而不是我对陈映真文学的诠释。他从没这样说过，但我就是知道。曾医师这个人极其认真、严肃。礼貌性的软交谈一结束，发言马上进入论文体模式，高度分析性、逻辑性。但也就是这几天，我读了邱士杰挂在网上的一首曾医师1966年手写在月份牌上的小诗，我觉得好极了，真诚、热情，全无那时的“石室之死”式的调门，而且那个笔迹也是属于纯真年代的……，这我才真切相信曾医师的文艺青年过往。是什么力量什么遭遇，让一个诗青年走向了政治经济学？肯定不是陈映真，因为曾医师在回台湾之前的1980年代，就在多少个北海道的雪夜里，孤灯死磕《资本论》。请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吧!曾医师怎么走上统派的路?我也不知道，但我确信他的路不比陈映真的路容易，因为他似乎得更依赖政治经济学所能给予他的理性力量与希望。他不渝地走上这条路的原因，还有，就是他对陈映真的友谊与忠诚，而我觉得这才是最要紧的。1990年代，陈映真的很多大小研究与实践计划，包括办读书会、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香港殖民与回归问题、研究“台湾社会性质”，还有筹办好几届的东亚国家恐怖主义大型会议……这其中，没有曾医师的戮力以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曾医师却总是永恒低调。如今，谁还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同志？谁又愿意当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同志？这才几年，曾医师跟着陈先生走了，也同时走了一代人的范儿。我竟然荒诞地想起聊斋的《叶生》。苦笑。

　　曾健民先生在台北陈映真纪念会现场

　　曾医师与师母待人接物总是那么和善、宽厚，而且有礼。我有时偶而也想，当然是不带恶意地，从他们的风貌言谈中捕捉一些日本元素，但总是网个空。他们所体现的，我相信，是最质朴的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所一向保有的善意与温厚，不自夸示，不为已甚。我从来不曾听曾医师恶言过，即便是面对最不堪的行止言说。对曾经至交的某本土诗雄，他也以最包容理解的心情面对他的一切。只有在想到这一面时，我才明白，原来一个文学的、理解的、不审判的曾医师一直在那儿。然而，您对您文学本性的压抑，是否又压抑了太多的忧郁、愤懑与委屈呢？您的病与死。

　　《反对言伪而辩》许南村编，吕正惠、曾健民、杜继平、陈映真等著;2002年人间出版社

　　有点遗憾。我吃了曾医师很多餐，2013-4年我跟过他的一个刘进庆的战后台湾史读书会而且学到很多，我被他赠过书与刊物，我还收过他一袋他老家玉里的好米……。对这些，我都没有机会回报了，因为总是想──“不急嘛!”。于是我想起几天前逝世的统联的前主席毛铸伦老师。我曾经在1970年代末读中兴大学法商学院时，在百无聊赖的青春岁月里，修过他的课，什么课我倒是忘了，但清楚记得少有地喜欢那时还算小伙子的毛老师的风采。虽然他一定不记得我，但我从不曾对他表明过曾为学生的事实，现在想想，都是很失礼的事，而且，无法挽回了。落叶萧萧，恶鸟嚣嚣。我唯有希望在这个乱世中，好好写些我自以为一定得写的东西，好好做人，别留下太多的遗憾。

　　作于2020/8/16;2020/8/19略改于高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