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 祛毒者：鲁迅与陈映真

　　保马编者按 

　　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定1890年起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至此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劳动时长仍需我们去斗争的今天，节日的纪念就变得十分有意义，保马在此祝各位读者国际劳动节快乐!劳动最光荣~

　　而如同五一劳动节一样，即将到来的五四百年纪念日，它的意义重大也在于它改变了近代中国的世界观，奠基了今天，指示着未来。

　　今日推文——赵刚老师的《祛毒者：鲁迅与陈映真》，谈到的正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最重要的精神斗士，文章通过探讨鲁迅的“毒”，也同时探讨陈映真何以成为陈映真——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台湾岛屿上，陈映真如何孤独地成为一个左翼。

祛毒者：鲁迅与陈映真

文/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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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在戒严时期，党国有专责跟踪记录分析呈报陈映真思想言动的文艺特务，而某文特曾文艺风地比喻其所监守之对象为一株「毒苹果树」。这让我们不由得浮出了一道「亮丽」光景：纍纍的、艳红的、剧毒的苹果，在橙红的早星下，在亚热带的岛屿上，轻轻摇曳着。

　　大家都知道陈映真爱敬鲁迅，受他影响很大;钱理群说：「鲁迅给了陈映真一个祖国」。由于鲁迅思想是理解陈映真的重要参数——我们知道少年陈映真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就是《吶喊》，所以我就动了念，想好好琢磨琢磨这本小说集，希望能对釐清这株「毒苹果树」的思想身世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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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是鲁迅思想裡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初，他弃医从文，不就是明白了那能使肉体康健的医者，是无法疗癒四万万国民的精神之毒吗?所以他的第一篇也是现代中国第一篇表达现代意识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18)，就是对国民性与歷史书写裡的「毒」的分析。狂人看到的他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而狂人看到的歷史，则是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裡漫爬着的「吃人」二字。

　　王晓明说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其实是「戴着面具吶喊」。我同意，要不怎么日记的最后一则虽然还吶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但这个吶喊却难掩小说的后设悲观：它一开头就说此刻狂人的病好痊了，已经「赴某地候补矣」。而存记这篇文字的「我」，也没有展露任何希望根苗，因为「我」还是一个旧文人，就算有点「精神病学」新知识，也只是拿来让「我」取消(而非直面)问题，好让「我」与世界永恆「团圆」。

　　《狂人日记》直击了因辛亥革命而更为纵恣猖狂的封建末期之毒——所以伟大。然而它并没有任何关于解药与出路的线索。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于心独苦，中毒者吶喊毒之为毒，而无人能听。

　　这个状态两年后也还是没改变。几乎可说是鲁迅本人日记一则的《一件小事》(1920)，一开头就自述病情。「我」天天「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对「我」的影响「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向外看，「我」成天看到人们在同一个套路(不很像今天台湾蓝绿的「国家大事」套路吗?)裡入瓮了、缴械了、中毒了。「我」应是焦灼忧愤于这种「局内人之毒」。但「我」同时向内看，看到自己也中了一种或可说是「局外人之毒」，——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嘲讽、越来越看不起人。

　　《一件小事》小而伟大——因为关乎主体如何知毒从而解毒。「新青年」鲁迅的法子，其实也还是两千多年前孔子的老法儿：「叁人行必有我师焉」。小说讲的是一个洋车伕在拉着「我」的道上，碰倒了一位疑似「碰瓷」的老太太。「我」当场不耐，催车伕迅速走人，但车伕不顾身穿皮袍的「我」的不耐，一心只在扶助这位老太太。「我」看着这个搀着老太太前行至附近派出所的车伕的背影，突然意识到车伕的「大」与自己的「小」。「我」于是意识到自己向来的冷漠怀疑看不起人。但更重要的反省还在后头。一会儿，巡警过来告诉「我」，车伕没法拉了，要他自己去雇车。这时，「我」毫不思索就从口袋裡捞出一把铜元，请巡警交给车伕。反省到这几乎是反射性的一个动作，「我」认识到自己长年以来用钱来解决内外困局与不安愧疚的一个惯习。于是，这「一件小事」而且「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的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一件小事》让「我」(希望以及我们吧)理解到，固然我们要看到这体制的、「局内人」的毒，但也更要看到与彼紧张乃至对立的自身之毒。自己要先识毒解毒，然后才能解他人之毒;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此而言，鲁迅与孔子并无二致。

　　我相信，不只是《吶喊》时期，鲁迅终其一生恐怕都在与这个虚无的、冷漠的、恶意的、否定的「毒」搏斗着吧。对抗这个毒，与学习、成长、热爱生命是一体两面。《热风·题记》(1925)是如此写的：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塬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証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来不及一张纸……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鲁迅频繁反省自己的中毒状况。关键不在你的语言或口号是什么，而是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内在状态裡?——你起的是什么意，动的是什么念，存的是什么情?是冷的，还是热的，是公心，还是私心，饮者自知。鲁迅着名的一篇杂文《论睁了眼看》(1925)就是要睁开眼看自己的毒。因为不如此，就算是用「铁和血」取代「花与月」，也没救，因为一样是虚假的，仅仅是换了不同的门面招牌而已。这和近20年前《破恶声论》时期的鲁迅并无不同，特斥没有内在光亮没有真情实感的虚、无、伪声。

　　人苦于不自知，看不到自己的毒是寻常的。但如果以不识自毒为前提，进而自满自是，那就会生出一种特别的「毒」，或可谓之「自以为义的毒」。政治场上到处都是这种「毒」，左翼(或今之「社运界」)尤易感染此毒，其徵候就是如此的自我感觉：「众人皆中毒，唯我独无。某虽力微，但义之所在，当力抗那大而恶之物」。鲁迅深以这种自我感觉为毒。

　　《吶喊》裡有一篇似乎较少被注意的小说《兔和猫》(1922)，以我的阅读，其实是一篇藉由人与小动物的故事反省作者自身的小说，既是寓言，又是忏悔录。

　　故事裡的小白兔，是孩子的玩伴，草食平和、天真烂漫，时显惊疑，招人怜爱。鲁迅用来寓言良善受害者——小而白。而在那墙上「高视阔步」、阴鸷嗜血的大黑猫的所指，则是恶霸掠食者——大而黑。

　　小说裡的「我」，继伤痛于那两隻不知何时何地如何而死的小白兔，将爱物之情推及于那天地间亡于鹰吻的鸽子、辗转车轮下的小狗，或被蝇虎一口咬住的苍蝇……，伤痛于牠们倏忽消失于这个世界，如同未曾来过。因此，「我」恨起「天」来了。你生而不恤，「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

　　于是，「我」要站在「小与白」的立场对抗那「大与黑」。我要胜天!

　　一般人，尤其是「左翼」，会停留在这样一种正义且正确的姿态上。但小说的关键却在之后的转折——「我」对这个自命的姿态，竟然下了狠手，因为我勐然自省，察觉到我其实远在猫害兔之前，就有一段悠长的敌猫史。果如此，那么，这不就是以兔之名而洩私愤吗?我想要以人之暴力对待大黑猫，但还多少赧然，于是就为自己找出正义话语，以便「师出有名」。相对而言，大黑猫害小白兔，却还不需要这些华丽藉口。更何况，我所摆出的那一副要逆天惩猫的英雄姿态，也不堪究竟。我恨大黑猫的恃强凌弱，但这个恨的理由不是一样可以加诸于我自己吗?我逆天竟是一个自欺，其实我还是「物竞天择」的代理人而已。

　　所以，「我」不如猫。猫不搞自欺，不尚华藻，心裡坦荡无毒。小说结尾，「我」在起心动念斗争「大与黑」之时，瞥见了我思想库存一角的「毒」。用鲁迅的塬话：「不由得一瞥那藏在书箱裡的一瓶青酸钾」。

　　动辄二分善恶与黑白，把自己无条件地安置在善与白之上，这个惯性感觉与姿态，是有剧毒的。「陈西滢」、「章士钊」或许有毒，但你并不能从对象反证自己无毒。而鲁迅这个左翼的特别犀利与特别可爱之处，正是「对自己下毒手」。事实上，也惟有如此，才能找到解药，才能向前。知道毒性，毒就可以是葯，反之亦然。无智无明，使得人们捨葯服毒——我是如此理解《吶喊·葯》(1919)的。

　　所以，《阿Q正传》(1921)的伟大，首在它对阿Q的暴露分析是包括了作者自己。阿Q既然不明其姓氏、本籍，与「行状」，那么他可以是所有汉人中国人，而所有汉人中国人也都无法与他切割乾净。是这层考虑，使得「我」把话说得怪彆扭：「我又并非就是阿Q」、「则我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这篇《阿Q正传》的「序」也与《狂人日记》不同，把「序」归置到正文「第一章」裡，而非以文白序正分离之。这个将自己包括近来的书写意识，让我飞来一个狂想：鲁迅在「第一章」末尾非常突兀地(至少毫无必要地)提及「胡适之先生」，怎么回事?不可怪吗?但这不就是文学的可爱之处吗?「彷彿思想裡有鬼似的」，鲁迅想起了那总是将自己抽离于批评对象之外与之上的胡先生。

　　就内容而言，说短衣帮文盲阿Q有长衫客文人鲁迅的影子，也不是没影。阿Q直到最后游街时，才为时已晚地直面了危机，想高喊救命，但之前，他不是还一直耽溺于他的心理自卫机制吗?甚至还能以「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自宽。如果阿Q是「着急」与「泰然」病态循环，那么这个病毒鲁迅自知也有。鲁迅曾这么说：「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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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映真一生缠斗于各种论敌，少有值得的，大多不值，今天就不说这个了。但他跟鲁迅有一点相同——对自己下手都很重。陈映真甚至以笔名「许南村」专责自我批评工作。篇幅有限，这裡不谈他的论文、文论，且以着名的《我的弟弟康雄》为例，说明陈映真如何自识其「毒」。

　　左翼男性青年康雄为何非死不可?是死于白色恐怖下的理想难伸，等待无门?是死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身节行的玷污的悔恨，以及从而对所追求的「伟大」产生了主体崩溃感?我想都有。我向来也偏向后一个解释。但我现在要提出第叁种解释。康雄也死于自己所累积的慢性的毒：他的孤独、的冷漠、的傲慢、的拒绝，的「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即先前所说的「局外人之毒」。因此，小说才会说，安那琪与基督都是他的谋杀者。以前，我把安那琪与「虚无主义」当作互换之概念，同为左翼的代号，但现在，我要把它们在分析上分离：一种孤独的、傲慢自是的「左」，带来了一种深刻的虚无不诚。

　　于是我陡然想到康雄死于吞服「青酸加里」。而这不就是《兔和猫》裡的「青酸钾」吗?年少嗜读《吶喊》的陈映真，在以创作者之自觉而写的第一篇小说裡，就重复了这个剧毒，难道不也是作家「彷彿思想裡有鬼似的」!

　　但您或许会说，那毕竟是小说。陈映真一生蔼蔼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何来虚无之毒?陈映真会是一个自认有毒的人吗?是的。

　　1987年，陈映真为他的挚友之亡而写的《鸢山：哭挚友吴耀忠》裡，有这么一段话：

　　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塬来是这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几个惊梦难眠的夜半，我发觉到耀忠那至大、无告的颓废，其实也赫然地寓居在我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冷冷地狞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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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小文，既是直接探讨鲁迅的「毒」，也是间接探讨陈映真何以成为陈映真。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台湾岛屿上，陈映真如何孤独地成为一个左翼，一个关键事件可能无法低估，那就是他，一个十岁出头的小男孩，读了他父亲私藏于书架中的《吶喊》。于是，这一本启蒙读物让陈映真提早结束了他的童少年，轻看其他，往他一生的方向奔去。用陈映真自己的话：「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以前我不太懂这个「并不激越」，如今我懂了。一个如鲁迅一般时刻省察自己的人，怎会「激越」!

　　1920年，鲁迅写《一件小事》，六十多年后，陈映真办《人间》，萧条异代不同时，但归根究底，都是面对自身的信念危机，试图透过直面自己的「毒」，找到重新出发的解药。因此，我不同意人们说《人间》杂誌是陈映真用来教育中产阶级的。或许也是吧，但不如说是首先拿来教育自己的，给自己祛冰毒，重新找回一股向上的生命热力。如果说，陈映真在1970年代末写《贺大哥》是存着这颗直面自身、自救救人的心，那么《人间》杂誌则是同一人，在更冷冽的1980年代，与他的伙伴们，所奋力吹出的「热风」吧。向古往今来的自识其毒、自祛其毒、自救救人者致敬、学习。

　　完稿于2019/4/17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