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还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

　　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

　　18世纪世界视野中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

　　赵刚

　　前不久，刘禾于《读书》著文，1主张从全球视野的取向入手，检讨时下明清史研究中通行的现代性叙事及由此衍生的“闭关锁国”一类的看法。刘禾的批评触及到中国近世历史发展研究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现存的明清史研究是否存在满足于单一解释模式(如西方中心论或现代性叙事)而忽略其缺憾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否影响和限制了我们对于明清历史的理解?最近，笔者有机会料理有关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的若干原始文献及其相关的史学诠释，深感这一问题仍有相当大的开掘余地。因此不揣浅陋，试图透过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某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来展示为单一史学叙事模式所遮蔽的历史面相。

　　1.现代性叙事与批判史学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的诠释

　　1793年，英国借口给乾隆皇帝祝寿，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向清朝政府提出一系列通商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有关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的通行结论是：2进入18世纪末期，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不是一次寻常的官方交住，而是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交手，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相遇。英国使团的主要使命是要同中国发展友好正常的经济外交住来，实现自由贸易。3因此，对中国而言，这次中英接触是一次难得的搭乘近代化文明列车的历史机遇。但是，乾隆皇帝坚守传统的闭关政策，坚拒马戛尔尼提出的诸多合理建议，因而使中国失去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变的重大历史机遇，并为后来的西方侵略种下了祸根。

　　把西方标准和现代性叙事如此明确而彻底地贯穿于一个历史个案的分析之中，这即使在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中也是不多见的。当然，无论西方视角还是现代眼光，都未尝不可用于评判历史的是非得失。但是，历史学的目标和责任，并不仅是根据历史尘埃落定后的结果，对于古人的所作所为根据某一特定视角，去做“事后诸葛亮式”的因果回搠和是非评判，而首先应对前代或古人“不得不如此”之举措，有一“真了解”。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与所论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4

　　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真了解”不仅指尽可能地还原古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从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展现的方法论追求来看，还包含一种明确而自觉的世界性视野和眼光。陈寅恪先生在书中，不仅把唐代政治变迁置诸帝国内部“种族文化”、“政治革命”、“党争分野”的多重复杂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从7到9世纪东亚大陆诸民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的宏阔视域，解释唐帝国兴衰的由来。易言之，他从还原当日唐人所处的国际格局来解释李唐帝国的兴亡。5

　　与千余年前的唐朝相比，18世纪马戛尔尼来华时的中国已经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于马戛尔尼来华史，更应从当日清人所处的世界环境入手，探寻研究清政府有关对策起因。其首要的问题不是批评清朝如何丧失两个世纪以后人们心目中的“机遇”，而是要弄清并揭示当日世界格局是否向中国提供了这种机遇?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很少为时下大多数有关论著所注意。当然，许多著作讨论马戛尔尼来华以及清朝对策的得失时，也未尝不提及当日的世界形势和国际因素。但是，他们以现代化叙事模式为唯一的参照标准，把17、18世纪西方社会的演变简单化为近代化运动的高歌猛进，将同时代的中国看作一个停滞而没落的帝国，因而忽略了中外关系的复杂性。准确地说，他们所讲的诸种国际因素，与其说是18世纪国人所切实感受到的外部因素，倒不如说是他们根据现代性叙事模式通过事后回溯的方式所建构的国际背景。因此，他们在论及西方时，往往只强调西方内部在近代出现的一系列变革和中国对于这些变革事后看来应有的回应，而忽略了殖民扩张对于中国和清朝有关西方政策的影响;只重视西方17、18世纪出现的众多科技、思想革命，而忽略了这些变革当日是否具备了可供中国仿效的历史条件;只强调马戛尔尼使团是西方先进文明的象征，而忽略了使团本身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失误。在评论清朝的对策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喜欢痛责乾隆皇帝那些今日看来可笑可怪之决定，而没有将其置于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中，设身处地地探寻他何以不得不如此的历史底蕴。只强调清朝无视两个世纪以后人们心目中的“18世纪的时代潮流”，而不屑于讨论什么是乾隆时代中国所实际面对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

　　1990年代，何伟亚首先注意到马戛尔尼使团研究中现代性叙事及其带来的历史误读，在所著《怀柔远人》一书中，重新解读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与清朝的反应，以矫正通行的现代性历史诠释。6何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置诸18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他认为，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并非西方与东方，近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冲突，而是两个持有不同文化观念帝国的交手和冲突。事件一方英国要将其“主权平等”的观念用于中英关系，事件的另一方中国则以“差序格局”的观念处理对英交涉。双方都自信十足，而不愿意牵就对方。这最终导致清廷拒绝马戛尔尼使团的诸多要求。何伟亚在他的书中还重新解释了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那份为现代性诠释斥为盲目自大的敕谕。何著认为，乾隆的敕谕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拒斥，而他之所以拒绝英国一系列的贸易要求，确有诸多政治、经济考虑，而非出于一种“顽固”、“保守”或“封闭”的心态。

　　何伟亚的著作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视角，为全面检讨流行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现代诠释开辟了道路。但是，何伟亚的著作仍然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相当大的开拓空间和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就是自由贸易、殖民扩张和清朝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通商要求之间复杂的关联和冲突。从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家蒋廷黻到1990年代的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Peyrefitte)，7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把这些关联和冲突视为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不平等，看作自由贸易和封闭保守的贸易体制的对立。但是，就笔者浅见所及，很少有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自由贸易原则在18世纪是否已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很显然，如果所谓“自由贸易原则”在18世纪国际关系中仅是一种西方争夺贸易垄断地位的话语，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乾隆坚拒英国的外贸要求看作是一种对现代文明的排斥呢?

　　本文认为，马戛尔尼使团向清廷提出的诸多贸易要求，应置诸17、18世纪英国向东亚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清廷对那些要求的拒绝应与乾隆是否有意识地借此抵抗18世纪英国向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扩张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因此，本文将集中于下列问题：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真实目的何在?乾隆是否洞察了英方贸易要求背后的霸权野心?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机遇?所谓“机会说”是否成立?乾隆在致英王的诏谕中“不贵奇巧”的宣示，是清廷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一贯政策的产物，还是马戛尔尼故弄玄虚，自以为是的结果?其中有些问题已引起薇丽-克恩(Waley-Cohen)的注意。但是，由于她未利用一些中文重要文献，消弱了她论文的说服力。8

　　2.自由贸易还是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TheImperialismofFreeTrade)

　　根据现有的研究，17、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贸易原则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重商主义(Merchantilism)。关于重商主义的确切定义，西方学术界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9按照布罗代尔(Braudel)的观点，重商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在处理国际贸易关系时，通过扼制和限制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来保护本国经济。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和追求排他性的贸易垄断和霸权。这种“利已主义政策”(布罗代尔语)贯穿于16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对外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之中，其结果就是广泛存在的贸易垄断与霸权，以及对这种霸权的争夺。英国的中国贸易史专家马士(Morse)是这样概括当时国际贸易关系发展的特点的。他说：“那时是一个独立和海盗式远征的时代——已占有据点的人，竭力排斥其他人的沾润;而入侵者则争夺贸易自由，但当他们得手后，又反过来使自己的利益成为独占。”10

　　为了建立和维护这种垄断，争夺双方往往不择手段。这种不讲任何游戏规则的争夺，既存在于欧洲内部更存在于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政策之中。16、17世纪，阿姆斯特丹采用截断河流的方式扼杀安特卫普的经济繁荣，作为登上17世纪西欧经济中心宝座的手段之一。11贸易垄断主导着西方列强与他们的殖民地的经济联系。亚当·斯密(AdamSmith)即指出，英国给予其北美殖民地一切自由，唯独没有贸易自由。12西班牙、荷兰采用严苛的税收等措施遏制华侨和土著商人在其菲律宾、印尼殖民地的经济实力，以保证其自身的经济垄断地位。13

　　这种垄断以及因此而起的争夺首先出现于商场上。史学巨匠布罗代尔有关英国崛起的一段论述清楚地展示出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他说：“意大利商人兼银行家在16世纪遭到排挤;汉萨商人在1556年被剥夺了优惠待遇，斯塔尔会馆1595年又遭没收;格雷欣为了与安忒维普对抗，才在1566至1568年间创建皇家交易所的前身;股份公司事实上正是为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一决雌雄而建立的。1651年的航运法针对荷兰;18世纪来势凶猛的殖民政策与法国为敌。”14

　　这种商业垄断和霸权大多最终是以战场上的血腥争斗来建立和终结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无不是最终通过武力建立起自身的贸易垄断和霸权;18世纪西欧列强之间所进行的诸多战争，无不与争夺商业霸权系系相关。以英国为例，进入17、18世纪，英国通过4次英荷战争、七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最后击败其劲敌荷兰和法国，夺取了欧洲商业霸主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史学者奇波拉(Cipolla)把英国18世纪在世界范围内贸易霸权的最终建立归功于战争。在他看来，“英国的重商主义还意味着战争，战争使英国最终成功地扩大和保卫了殖民地与商业。”15布罗代尔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我们清楚地看到英国是怎样把贸易活动推向边缘地带，它经常使用武力达到这一目的：1775年在印度，以及在非洲海岸，它都把竞争对手强行逐走。”16

　　在东亚，当西方殖民当局用经济手段无法遏制华商经济势力之时，他们就选择大屠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174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于华商势力的遏制就是一个明证。从17世纪40年代起，荷兰利用华侨发展制糖业，通过对欧洲的糖业贸易牟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又实行贸易垄断，只允许华商生产蔗糖，剥夺他们运销自己产品的权利，经常利用降低糖价等方式，榨取更多的利润。17为了进一步遏制华人的经济实力，他们除横征暴敛外，还把那些华商视为无业流民，流放到锡兰和南部非洲。到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宣布，凡是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中国人，不管有无居留许可证，都可逮捕。结果，许多华商被捕并被流放到锡兰。当地华人愤而反抗，18荷兰殖民者借此对华人展开了被当时西方目击者称之为“最野蛮的无遏制的杀戮和劫掠”。19这位目击者还写到：

　　“突然间，惊心动魄的喊杀声响成一片，火焰随处可见。荷兰人用剑刺入中国人的胸膛，老人、孕妇和婴儿也不能幸免。他们抓住中国人，用铁链锁着，上百人一组，像羊似地割断喉咙。与此同时，那些荷兰居民乘此机会杀死自己收留的富裕华商，侵吞他们的财产。”20

　　这次大屠杀持续近10天之久。数以万计的华人遇难，成为印尼历史上著名的红溪屠杀事件。21

　　当然，50年代以来的有些学者(如英国的戴维斯(Davis))持另外一种观点。在他们看来，早在18世纪中叶，自由贸易原则已经在与重商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22但是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它把作为一种权力话语的自由贸易主张，也即自由贸易帝国主义23和作为各国共同接受认可和遵循的自由贸易原则混为一谈。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并不打算真正兑现自由贸易的承诺，而只是假自由贸易之名，为挑战已有的贸易垄断或为自身的经济扩展而建构的意识形态。18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者，例如，荷兰的外贸政策即常为后世视为带有强烈的自由贸易色彩。但是，荷兰的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即使存在，也只是对人不对已，挑战其他国家贸易垄断的借口。荷兰一旦在南洋确立了其自身的霸主地位，即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抛至脑后，不择手段地排斥和打压土族商人与华商的竞争，甚至不惜践踏一切道义原则，导演红溪大屠杀这样的丑剧。历史学家理查德·杜恩(RichardDunn)曾这样描述荷兰人对自由贸易的态度：荷兰人总是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通航，但是，一到苏门答腊就不再信仰这些东西。他们在那里招募士兵、修筑城堡、制造军舰，防范任何对其在香料群岛贸易垄断地位的威胁。1623年，他们屠杀了一些触犯其利益的英国商人。他们还限制土著居民种植香料的数量。在北马鲁古群岛(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中部--引者按)，他们血洗全岛，屠杀反抗者。24

　　自由贸易观念在18世纪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地方是经济学家的论著。亚当·斯密以倡导贸易自由而著称于西方经济学史，他曾批评英国的贸易垄断遏制经济发展的生机。25他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居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社会的主导地位。26这清楚地表明自由贸易并不是当时通行的贸易准则。

　　20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声称，鸦片战争后固然是洋人不能平等的对待我们，但在鸦片战争前，则是我们不能平等地对待洋人。27但是，上述分析表明，康乾时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中还没有一种后世所说的平等观念去处理国家间关系，因此也谈不上中国是否平等地对待洋人。相反，那是一个充斥排他性的贸易垄断和没有真正游戏规则可言的血腥竞争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中，善意的开放并非如20世纪后半期史家所预期的那样，带来的可能不是文明和进步，而是引狼入室。

　　印度即是一个例证。相对于同时代的清朝，17、18世纪处于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对西方商人的接受度要大的多。从17世纪开始，印度与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西方商人的贸易触角不仅伸到沿海地区，更深入到内地。但是，印度的慷慨并未换得西方对印度独立主权的尊重，而是激起其更大的贪欲。英、法等国一方面利用与印度的贸易大发横财，另一方面，又无不利用商业贸易渠道对印度进行政治肢解，他们公开或隐蔽地支持印度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对抗，削弱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到19世纪，英国终于完全把印度变成自己的殖民地。28

　　印度的悲剧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诸多政治、经济因素，更在于对西方势力的迁就。布罗代尔极为感慨地写道：印度的悲剧“出自他们的迁就与软弱”。29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在18世纪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国家一旦允许西方商业势力肆意渗透和扩张，那将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到18世纪末期，清朝政府已通过传教士和进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英国在印度的扩张行径。因此，当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并向清朝提出通商要求后，自然引起乾隆的警觉。他自然会考虑英国人在通商要求背后的扩张图谋，并因此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详后)。

　　相形之下，中国对于外商的确没有印度开放，至少西方商人的影响仍限于有限的沿海口岸。但是，清朝并没有限制外国来华贸易的范围和数量，或将贸易特权授予特定国家，而是准许各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这一点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显而易见，恰恰是日后被斥为保守封闭的清廷的外贸政策，却使得许多西方的弱势国家能够开展与中国的贸易。葡萄牙在澳门的商业利益即是一个例证。早在17世纪，葡萄牙已沦为西方的二流国家，一些新兴列强如荷兰、英国一直觊觎葡萄牙在澳门的特殊地位，多次派兵进攻澳门。但是，他们因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始终未能成功地取代葡人在澳门的地位。30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早就注意到中国在18世纪遏制西方列强贸易垄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自由进入广州，这就使得那些老的公司独占好望角以东航海权的企图化为泡影……。对于欧洲小国来说，这项贸易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不用支付那种在殖民地贸易中通常数额巨大的间接费。”31

　　奇波拉的观点表明，那种将18世纪后期中西贸易发展的障碍归咎于清朝外贸体制的说法，实际上是相当不公允的。同时期中西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样可以证实这一点。根据英国学者马士提供的材料显示，英国驶入广州的商船数量从1760年的9艘增加到1810年的24艘，运货数量从1760年的4000吨增至1810年的27000吨，英国对华贸易额在半个世纪中增加了近3至4倍。32而且，对华贸易也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的商业利润来源之一。用50年代研究中英贸易关系史的学者格林堡(Greenberg)的话，英国东印度公司“是靠胡椒哺育起来，而它的成熟又是靠(中国输入--引者案)茶叶喂养的。”33因此，东印度公司甚至认为，现行的中英贸易格局已经相当成功和有效，“拥有多方面的发展潜力”，无须改变现状。他们甚至一度担心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计划会有损于公司的在华利益，因此对这一计划的提出和实施甚不以为然。34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英国商人在国会作证时一致认为，广州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自由和方便的城市。35如果清朝的贸易体制果真如蒋廷黻和阿兰·佩雷菲特们所言，是一道横亘于中西贸易发展道路上的障碍，那么，又如何解释18世纪后半叶中英贸易的迅速发展呢?又何以理解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商人对当时中英贸易现状的正面评估呢?

　　总之，对于18世纪的西方而言，贸易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挑战他国贸易垄断的话语，以贸易独占和殖民征服为基础的重商主义才是通行的游戏规则。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然不可能无节制地允许西方商人在华活动。因此，从所谓的贸易自由和相互平等交往的原则评判清朝贸易体制的得失，至少是一种时空错位的非历史主义的诠释。

　　3.来者不善：马戛尔尼使华的霸权图谋

　　同其他西方列强一样，18世纪及其以前英国把贸易霸权的建立视为其外交和贸易政策的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首先于1651年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NavigationActs)。这项被视为重商主义经典之作和英国海上垄断起点的法律，禁止任何外国商船向英国输入第三国的货物。亚洲、非洲、美洲与英国港口的贸易只能由在英国本土建造、为英国商人所有、并配备有英国海员的商船进行。这一条例直到1849年才废止。36如前所言，蒋廷黻氏曾声言，鸦片战争前是中国人不能平等地对待外国人。言外之意，似乎当时的外国人，愿意和中国人平等相处。如果他要看到英国的《航海条例》，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做如是想?

　　这种打压首先是针对其欧洲对手的，英国人常常抱怨中国港口的腐败贪污妨害了中英贸易，那么，英国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欧洲伙伴呢?让我们来看一个18世纪法国商人对英国海关的抱怨：英国人“对用法国船运送出境的英国商品课以重税，以致伦敦河里的两三艘法国双桅船足足等了6个星期才总算装够货物，免得空船返航。”37当然，这种限制并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是普遍的，以至于1760年的一部词典把英国苛待外国商人看成“英国民族的天性”。这部词典写道：“英国民族天性的一大特点是‘不允许别人到他们国内经商’”，“外国商人被迫交纳过高的进口税和出口税”，“经常受到凌辱”，“这一切都不鼓励他们在英国设立相应的机构”。38

　　欧洲人如此，来自东方的商品在英国所受到的待遇也好不到那里去，即使他们来自英国的殖民地。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前半叶，印度制造的商船质量、性能良好，成为英国本土生产商船的劲敌。为了遏制印度商船的竞争，英国断然禁止印度制造的商船进入欧洲市场。结果，“直到19世纪中叶，没有一条印度船驶向欧洲。”39

　　相对于印度制造的商船而言，中国的茶叶在英国的遭遇似乎要好得多。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数量从每年的5697磅增至2699402磅。随之而来的是中英贸易在18世纪中叶以降前所未有的发展。40但是，这不是英国对华友好或实行自由贸易的结果，而是因为它给英国带来的不是竞争而是可观的经济利益。英国政府每年仅从进入该国的华茶一项即可获得70万镑的税收，到19世纪20年代，这项税收在英国国库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41

　　进入18世纪下半叶，英国如前所述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逐步在欧洲、北美、印度取得了贸易垄断的地位。接下来，它就把目光转向中国，试图把中国纳入其全球经济霸权体系之中，进而攫取更多的利益。20世纪的西方现代性诠释者把马戛尔尼及他的使团说成自由贸易的天使，但是，他们从未说明英国人为何强调自由贸易，似乎英国人天生就是自由贸易的斗士。倒是马戛尔尼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坦率与直言不讳。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宣称：英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把对华贸易(已遍及全世界)纳入最有利于英国的形势之中。42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英国政府一方面实施交换法案，加速排斥西方其他国家对华贸易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决心从中国获取贸易特权。首先，英国要求中国开放新的贸易口岸，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而且，英国要求中国牺牲自身的主权和尊严迁就英国的利益，这最明显地体现于英国在军舰入港权和治外法权问题上的立场。

　　18世纪后半叶，英国多次派遣军舰护送商船来华贸易。清朝基于海疆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虑，禁止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港口，除非他们按商船的标准接受丈量并纳税。英方则把中国的丈量视为对英国军舰的一种侮辱，而且，还想通过免于丈量来走私货物和银钱。因此，英国军舰多次无视中国法令，强行闯入广州口岸，与中国官员发生冲突，只是由于中方的坚决抵制，才有所收敛。43

　　此外，18世纪后半叶，英国商人多次在中国口岸有意无意地冒犯中国法律，杀害中国居民。1785年，英国人导致两名中国水手死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国自然有权力根据本国的法律加以审理。英国驻华商务代表要求按英国法律由英方审讯，遭到乾隆的严辞拒绝。清政府按照自己的法律对肇事者绳之以法,这种做法引起英国人的反对。44尽管英国在处理上述及其他类似的具体问题上向清朝做出让步，但并未放弃谋求这些殖民特权。而且，他们还试图通过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即派遣外交使团来华谈判的途径，要求清朝改变自身的贸易管理体制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两次筹划遣使来华，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割让领土和治外法权。1787年，英国政府在给卡斯卡特来华使团的训令中，要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在华建立商站，其中的英国人将享有治外法权。45这个使团夭折后，英国才决定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引人注目的是，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都要求他向中国取得治外法权。46由此可见，马戛尔尼使团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建立20世纪诸多史家想象的所谓正常贸易和外交关系，而是服务于英国在远东的霸权图谋，强加中国以一系列的不平等贸易特权。

　　当然，如同英国学者马歇尔所言，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英国政府或东印度公司，当日都没有以武力解决中英外交和贸易诸问题的打算。47但是，如果因此就把英国人在18世纪后期与中国的和平交涉方式看作是英国发展对华平关系的诚意，那不啻是把江洋大盗当成谦谦君子来看待了。英国之所以选择和平方式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是因为武力选择相对而言还不能带来更多的好处。布罗代尔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在18世纪没有发动对东方的战争，“不应因此就认为欧洲人有和平诚意，而应看作他们逐步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攻城略地的尝试都太危险了。”48马戛尔尼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白印证了布罗代尔的洞见。他声称，英国对华开战将中断现存有价值的茶叶和毛织品生意，因而是得不偿失的。49

　　而马戛尔尼使团在鸦片问题上的虚伪和两面手法，更足以说明这次来华绝非不少史家所言，是要建立正常的中英经贸关系。众所周知，从18世纪70、80年代，英国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到1786年，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英国商人每年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总数已达2000箱以上，价值70万银元。东印度公司在给马戛尔尼使团的训令中承认，鸦片贸易已为中国所严禁。因此，它一方面要求马戛尔尼不要为了向中国要求鸦片贸易的自由权而牺牲公司现有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它表示将听任英国商人在东方兜售和走私鸦片。50易言之，英国即要谋求在华合法的贸易特权，又要坚持鸦片走私。马戛尔尼本人也宣称，鸦片贸易相当隐密，因而不会引起中国人对英国贸易高尚性的怀疑。51显而易见，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主要目标不是建立现代性叙事所强调的正常贸易关系，而是要在坚持非法鸦片贸易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向中国攫取不平等贸易特权的尝试。

　　弄清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真实意图和最终目的，就不难回答中外史学界反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乾隆皇帝和他对马戛尔尼使团通商要求的拒绝是否应对鸦片战争的发生承担责任?相当多的学者都持肯定立场，认为乾隆的僵硬立场埋下了日后中英冲突的祸根。但是，如果从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真实意图看，这种观点对乾隆而言，是相当不公允的。从英国政府及马戛尔尼使团对鸦片贸易的立场来看，它们根本无意解决鸦片走私问题，在这种情形下，究竟谁应当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承担责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既然英方的目标是要把中国纳入英国的霸权体系，强迫中国接受一系列不平等的要求，英国就不会仅限于发展所谓的正常经贸关系，清朝也不会轻易屈服于英国的强权。否则，英国既然已经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实现了它在乾隆时期未能实现的目标，它何以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以后的多次对华侵略?18世纪的印度应该说是满足了英国类似的要求，甚至准许英国商人在其内地建立自己的商业网络，但结局又如何呢?不是仍然没有避免被英国征服的命运吗?换言之，即使乾隆满足英方的要求，也不可能填满英国霸权的无际欲壑，中英冲突也是势所必然的。把鸦片战争的爆发归咎于乾隆拒绝英使要求，显然是忽略了英国的殖民扩张野心和清朝维护本国安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4.洞悉其奸：乾隆拒绝英使要求的缘由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乾隆何以拒绝英使通商要求。现代性叙事视之为清廷拘守传统礼仪观的产物。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有关一手文献，就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清廷峻拒英方的通商要求关键不是礼仪问题，而是对英国和平诉求背后的霸权图谋洞若观火。

　　在处理英使来华后的礼仪问题上，乾隆一开始即透露出灵活态度。1793年9月初，他针对天津盐政征瑞在接待英使时过于拘泥礼仪，即指出：“试思该使臣向征瑞行叩见礼，亦无足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足损”，“著该贡使等于进谒时行叩见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52这一证据表明，乾隆在英使来华前夕，已注意到中英双方的礼仪不同，并未苛求英方完全接收中国的礼俗。由此看来，他在正式接见英国使团时在礼仪问题上做出让步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他后来是否做出让步，“顺其国俗”，学术界还有争论。

　　不过，根据其子嘉庆帝所言，乾隆确实做出了让步。嘉庆说过：“凡事不可过于苛细，转失驭外之礼。即五十八年事(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一事--引者案)亦系将就了，此一事耳。”53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嘉庆已被内定为皇太子，经常参加各种重要庆典，马氏使团回国两年后他正式继位。若乾隆没有做出让步，嘉庆不会轻易在一个朝臣皆知的问题上杜撰伪造。因此，他的叙述应当是可靠的。正是由于清廷在处理叩头礼问题上比较灵活，尽管英使在1793年9月14日时正式谒见乾隆时未行叩拜礼，尽管乾隆对此并不十份惬意，但对英使还未产生明显的恶感。他在事后所写的一首诗足以证明这一点。“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竖亥横章输近前，祖功宗德逮遥瀛。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而持盈。”54“心嘉笃”三字清晰地反映出他对英使表现的正面印象。

　　既然如此，乾隆又为何在得知英国要求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要求后，对其态度骤变并断然拒绝呢?许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只注意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诏书。无庸质疑，这封诏书确实语词傲慢，但是，它反映出乾隆对英国遣使驻京要求的真实看法吗?如果把其中有关内容和他在乾隆五十八(1793)年九月二十三日向地方官员颁发的谕旨中的相应内容作一比较，就不难找到答案。

　　乾隆在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谕旨中以不合体制的理由拒绝了英方的要求。他说：“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和，断不可行。”55但是，在给地方官员的有关谕旨中却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现在译出英吉利国表文内，有恳请派人留京居住一节，……或其心怀叵测，其事断不可行。……此次该国航海远来，念其尚属恭顺，是以加诸体恤。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繁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今又不准其留人在京，该国王……，或因不遂所欲，……籍此生事，亦未可定。”56

　　前者仅以体制不合的理由拒绝了英使的要求，这样的拒绝方式即使按照今日的标准衡量也是相当得体的。但是，与后者相比较，它显然没有透露乾隆对英方要求的真实看法。或许因为是关起门来对自己人说话，乾隆在给地方官员的谕旨中对英方的态度就相当严厉和不客气。首先，他认为英方的要求“心怀叵测”，其次，他认为英方很可能极为重视这个要求，因而会在中国拒绝后“籍此生事”。耐人寻味的是，乾隆在给地方官员的谕旨中只字未提礼仪问题，而且认为英使“尚属恭顺”，可见礼仪之争在乾隆处理英方提出的诸多要求中并不占有中心地位，他所关注的焦点乃是国家安全。从这封谕旨中可以看出，导致乾隆坚拒英国通商要求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华夏中心主义观”为基础的礼仪问题，而是英国的扩张野心。所谓体制不合，只是乾隆堂而皇之的托辞而已。这在下列引用的乾隆诏谕中将得到进一步证实。

　　那么，在乾隆一得知英方的通商和遣使驻京要求后，何以会陡然改变对英使的态度，把英国的要求视为“心怀叵测”?这来自于他对当日世界格局的看法。继乾隆五十八(1793)年九月二十三日向地方官员颁发谕旨之后，乾隆帝又在同年十月二日和三日颁布了两道更为严厉的诏谕。他说：

　　“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今不准其留人在京，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其欲，籍此生事，不可不预为之防。”57

　　“朕又思英吉利国贡使，欲由广东回国之意，必以此次向天朝进贡，……妄称许令总理西洋各国贸易之事，……诓骗夷商，均未可定。……朕为此事甚萦念也。”58

　　从上述谕旨中不难看出乾隆对英国的真实看法。其一，英国是西方具侵略性的国家。其二，英国已经是西方强国之一。其三，英国与西方诸国多有冲突，很有可能从海上威胁中国。此外，乾隆还注意到中英双方的军事差距，他指出，英国海军装备有大量武器，而中国水师舰只有弓箭和少量的火炮。因此，如何防范英国的军事挑衅就是当务之急。59最重要的是，乾隆洞察到英国来华的目标很可能是垄断西方对华关系。因此，他估计英国很可能借此机会，力图“总理西洋各国贸易之事”。60而且，乾隆预感到英国人凭借海上优势，在这次失败后决不会善罢干休，很可能继续滋事，因而特别强调：“朕对此事甚萦念也”。61

　　这些诏谕中的谨慎细心与他致乔治三世诏谕中傲慢轻视之语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乾隆并非没有觉察到18世纪后期新的国际格局，不清楚英国的侵略野心，不知道中国面临的严峻潜在威胁和中英双方的军事差距。相反，他对这一切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更令人惊讶的是，马氏来华时只字未提英国要垄断西方对华贸易的打算，也没有提及中英军事异同，乾隆仅从英使的建议及其所赠的礼品中竟察觉出这些问题，其政治洞察力之敏锐由此可见一斑。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的现代性诠释总强调乾隆不知18世纪的世界大趋势。难道西方，特别是英国在18世纪的全球扩张不是这种趋势的一部分?

　　乾隆之所以能洞察英国的真实目的绝不是偶然的。首先，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乾隆已统治中国近60年，多年的执政经验自然培养了他过人的政治敏感。其次，马戛尔尼来华之时，清朝聘用了许多西方传教士。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服务于清廷，向清廷通报西方事态。例如，法国传教士即向清廷通报了英国在印度的所做所为。62另一方面，清朝大臣福康安事前已得悉英国征服印度的事态，为了防止英人渗透，拒绝了英国派人入藏的要求，他肯定会将英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奏报乾隆。63换言之，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前后，已对英国在东方的扩张有所了解，因此，他一接到英方的要求，自然会意识到其和平姿态背后的霸权图谋，断然拒绝马戛尔尼的要求。而且，乾隆的担心从日后事态的发展看也是相当有根据的。例如，他怀疑英方派人留京，是“心怀叵测”，有窃取情报之嫌。后来，英国尽管未能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但成功地向清廷推荐了两名传教士。而这两人后来的确为英国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64

　　显而易见，乾隆一获悉马戛尔尼使团的建议，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敏锐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所谓祝寿使团背后的勃勃野心。因此，他一方面以高傲的言辞，堂而皇之地坚拒英国的要求，对内则向封疆大臣诏示英国的潜在威胁，着手应对英国可能在访华失败后的挑衅行为。乾隆拒绝英方的贸易要求，绝不是现代性诠释者所谓的乾隆闭关塞听、漠视世界潮流的产物。相反，它是乾隆洞悉英国侵略野心之后不得不做出的自卫行动。

　　5.虚幻的机会：天朝“不贵奇巧”说发覆

　　现代史家批评乾隆处理马戛尔尼使团不当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对英使赠送的礼品及其所体现的近代科学成果充耳不闻，借“天朝不贵奇巧”的理由加以排斥，对中西存在的科学差距缺乏警觉，因而断送了送上门的近代化机遇。不错，乾隆在他致英王乔治三世的诏谕中的确有“天朝不贵奇巧”的明确宣示。但是，对于乾隆帝这一宣示，历史研究首先应做的不是用后世的标准任意褒贬，而是应从当时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乾隆所思所为的原由。

　　根据现存马戛尔尼使团进贡礼品的目录，65他们赠送清朝的礼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少量的18世纪最新科技成果，如：蒸气机和新式火枪。另一类是大量的天文仪器、纺织品、地球仪。第一类礼品可能是首次传入中国。但是，第二类礼品的质量和精密程度大多仅与清廷已有的西方仪器旗鼓相当甚至有所不及，其制造运行原理与清宫已有仪器并无差异。当时的清廷工匠和官员即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奏折中指出：

　　“(英方所进)天球一件，地球一件，均系圆形连架座，各高五尺一寸，径二尺八寸，与宁寿宫、乐寿堂现安之天、地球无别。地理运转架一件，与景福宫现安之仪器同，而坐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又玻璃灯二件，……与长春园水法殿内现悬之鹅项玻璃灯无异。”66

　　“(英方所进)大表内轮齿枢纽动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均早经教会。若欲拆卸挪移安装，随处即可。”67

　　乾隆本人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

　　“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勒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68

　　而且，英国使臣也证实了乾隆和清宫技术工匠的看法。当他们在避暑山庄看到清宫摆设的各式西洋产品，立即为其精致的技术与工艺所震惊，又为英国礼品的相对简陋而倍觉汗颜。马戛尔尼就承认，清宫收藏有大量精美的中国制造和西方进献的天体仪、钟表。与之相比，英国的礼品相形见绌。69众所周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策源地，19世纪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如众多研究者所言，马戛尔尼和英国政府也试图想通过赠送英国最新工业和科技产品的方式，向中国展示英国的近代文明。那么，其结果却何以让英方如此尴尬呢?如果从18世纪末叶欧洲经济与科技发展状况来看，这种结局是再自然不过的。

　　17、18世纪的西方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经济、社会、文化变革，其后果和影响在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是深远和长久的。但是，这些变革在马戛尔尼来华前后，并非我们今天想像的那样，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可以为当时的中国仿效赶超。在政治上，直到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前不久，法国知识界不少人特别青睐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他们并未如后世那样，因崇尚近代政体而将前者弃如敝履。它表明，西方今日在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在当日尚未成熟定型，否则，为何会出现一些法国知识阶层中人要从遥远东方的中国寻找建构政治理想国的灵感的文化现象。70

　　在对外贸易方面，直到18世纪末，英国除了少数纺织品和鸦片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可与中国手工业产品在市场上相抗衡的工业技术产品。7118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亚当·斯密在给学生的讲演中相当坦率地承认，如果不是英国的关税壁垒和漫长的交通阻隔，中国产品在英国市场上将更有价格竞争力。72而且，在其有限的手工业和工业产品中，现代工业制品所占的比例仍然是相当低的。例如，在1774年英国对外贸易出口产品总量中，来自手工业的毛纺织品一项占26.7%，而工业产品总额也只有27.4%。直到19世纪前半叶，英国弥补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印度农民生产的毒品--鸦片，而不是那个时代的科技成果。73

　　在科学技术层面上，蒸气机固然已经出现，但是，即使在其发源地英国，直到19世纪初叶仍没有完全取代手工工场和作坊。74

　　史学家克拉克(C.N.Clark)就指出，英国工业生产的革命性发展是在1780-1790这10年中发生的。75许多代表工业革命成就的科学发明(如火车、电话等)要到19世纪20、30年代后才广泛为人所知并付诸应用。这些事实表明，绝大多数今日看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科学发明、经济观念、政治思想即使在马戛尔尼时代的英国和西方仍有待于推广和普及。既然多数新的技术发明(如电话、火车等)刚刚兴起，就自然不能奢望英国政治家们通过外交礼品的途径输入中国。既然工业革命时代的诸多发明在西方尚未普及，那么，要求清朝从马戛尔尼使团及其所携带的礼品中看到中西差距，进而产生变革、赶超之类的紧迫感，否则就是错失机遇，这个诠释未免过于苛求于古人。现代视角的诠释者指责乾隆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因而没有抓住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契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是乾隆还是后世的史家们?

　　如果说18世纪的西方科学发展势态还不足以使英使访华成为中国了解西方新知的窗口，那么，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本人在礼品准备和赠送过程中的一错再错，就直接导致了乾隆“不贵奇巧”的宣示。时下流行的有关马戛尔尼来华史的众多现代性诠释几乎一边倒地从乾隆和中国一方寻找英使访华失败的原因，反复拷问乾隆做错了什么，却很少思考过英国人是否做错了什么。似乎只有当日的中国才会夜郎自大。

　　其实，如果追寻一下当日的实情就不难发现，在礼品问题上，自以为是的是英国而不是中国;闭目塞听、盲目自大的是马戛尔尼，而不是乾隆皇帝。不错，英方在准备礼品之始就决心向中国展示最新科技成果。但是，何为最新?英国人在考量这个问题时完全无视中国，特别是清廷对西学的了解，只是想当然地选择了一些天文、地理仪器和钟表之类作为主要礼品。但是，根据故宫现存的文物和文献，随着明清之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这些器物从17世纪开始业已进入清宫。到18世纪，中国工匠已经能够独立制造这类仪器。76因此，当清宫工匠一接触到英国礼品时，就能信心实足地表示“早经教会。若欲拆卸挪移安装，随处即可。”77易言之，那些马戛尔尼自诩为“从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独绝利益甚多”78的礼品。对于清宫而言，根本无新奇独绝可言，乾隆自然有理由冷眼相视。而且，乾隆的冷漠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实际上，他相当重视这些仪器，特别是那些天文、地理仪器，命人陈设于自己常去的圆明园等处。79

　　马戛尔尼不仅在礼品筹划上自以为是，而且在向清朝赠送礼品的过程中，一再故弄玄虚，更激起清廷的反感和轻视。当马戛尔尼进京时，他宣称自己所携带的礼品极其复杂精妙，需要1个月才能安装完毕，而且，安装后就不能拆卸。英方准备的有关礼品说明也称，有些礼品“从古迄今所未有，巧妙独绝利益甚多。”80乾隆当即就怀疑英方夸大其词。他说：

　　“该使臣向征瑞告称，贡品内天文地理音乐表，极为细巧，带来工匠必须一个月之久，方能安装完整等语，此必系该贡使张大其辞以自炫其技巧。”81

　　“该国制造此件大表(天象仪)时，制毕之后，必自装饰成件，转旋如法，方可以之入贡。若装成后不能拆卸，何又零星分装箱内，载入海船，又由大船改换小船，复自通州陆运至京乎?”82

　　后来，清宫技术人员奏报英国天文仪器“并无奇巧”，“拆卸挪移安装，随处即可。”这就彻底揭穿了马戛尔尼在礼品问题上设置的西洋景，自然也增加了乾隆皇帝对英使的反感，因而在致英王诏谕中特意强调“不贵奇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乾隆排斥西学，拒绝英使带来的西方科技成果。

　　6.“其用至溥”：乾隆的西学观和西学政策

　　对于乾隆时代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和乾隆的西学观，学术界的评价一直较低，认为乾隆一向轻视、排斥西方科技成果。1980年代，美国学者薇丽·柯恩首先质疑传统观点，认为乾隆仍然遵循乃祖康熙的政策，注意引进西学成果。

　　不可否认，乾隆时期西学引进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康熙时代。但是，这与外部环境的恶化关系密切。这首先来自于礼仪之争。1710年，罗马天主教皇正式下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这项政策受到士大夫阶层的冷遇和排斥。于是，西方传教士放弃了利玛窦以来以科学引进为手段，折衷儒学和天主教，以士大夫为重点争取对象的传教路线，而是转向下层民众，其介绍西学的热情大为减低。到1770年前后，耶酥会解散后，许多在京的耶酥会士也纷纷呈请离华回国。83其次，西教士在译介西方科技成果之时，往往出于宗教原因，经常排斥与其信仰不合的西学新知。以哥白尼的日新说为例，早在17世纪来华的西教士行箧中，就有哥白尼的著作。但是，由于哥氏理论受到教廷禁毁，西教士就隐匿不发。直到乾隆年间，蒋友仁在他的《地球图说》一书中才将其公布于世。但是，他们在介绍哥白尼学说时，又暗中上下其手，有意回避哥白尼学说与他们引入的拖勒密与第谷学说彼此之间的优劣和前后脉络。托勒密学说是过时的地心说，第谷学说是托勒密和哥白尼理论的折衷。这两者在学理上都不及哥白尼的日心说。但是，他们拒绝向中国学者说明这一点。84结果，他们对哥白尼学说的译介不仅没有提高中国学者对西方天文历算的理解，反而使之无所适从，引起许多学者对西学的误解。乾隆时代著名的汉学家和天文学家阮元就因此对这三家学术的巨大差异甚为不解，并因此怀疑西学的价值，提出“同一西人，何其说之互相违背如此耶”的疑问。85

　　学术界低估乾隆朝西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乾隆承袭了乃父雍正的政策，严厉禁止传教士在华传教，因而堵塞了中西学术交流的主要渠道，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禁教等同于禁西学，乃至科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无庸置疑，乾隆在位60年，多次掀起全国范围的禁教活动，甚至下令秘密处决非法入境的西教士。86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限制西方科学成果的引进，更谈不上阻碍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在乾隆时代的传播。实际上，乾隆在处理西教与西学的关系上有明确的政策界线。1751年，他在编篡《四库全书》时，明确作出“禁其学术而节用其技能”87的政策宣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学术”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研究”，仅指基督教及有关神学著作，所谓的“技能”所涵盖的范围则比今日的“技能”更为宽广，不仅包括实用的水利技术，还包括天文、数学、几何等科学内容。88

　　因此，乾隆禁教不等于阻碍西学流传。纵观乾隆一朝的文化政策，尽管他多次发动文字狱，并于1740和1750年代发动全国性的禁书运动。89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针对西学而来的。因此，在这期间，没有一位学者因研究西方天文历算而受到迫害，也没有一部晚明以来译介的西方科学著作遭到禁毁。90相反，乾隆一继位，就下诏选拔通晓天文历算之学的专门人才。91这一时期清廷编纂的官方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次强调西方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西方科学)“精密有据”;“其考验天象，较古法为善”;“其制作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其《几何原本》一书治学“自始至终，毫无疵类”;“于三角、方、圆、边线、面积、体积、比例变化相生之义，无不曲折尽显、纤微毕露。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亦非虚语也。”该书还认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其制作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92

　　由于乾隆重视西学的价值，他继续重用传教士译介西方科学著作，出版了一批新的西方科学著作。哥白尼的日心说即是在乾隆朝传入中国的。93他还把晚明以来译介的主要科学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同其他中国古典著作一样分抄三部，分存杭州、扬州、镇江，供士子自由借阅。94当然，乾隆在译介西学方面所展示的热情，所付出的努力不及乃祖父康熙皇帝。但是，如果因此就低估他在这方面的作为，甚至把他斥为仅对西方声色异物感兴趣的“公子哥”，显然是不公允的。

　　为了便于引入西学，乾隆虽然禁教，但是，在具体作法上仍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他一方面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另一方面又保留在北京的传教活动。由于他的默许，北京的西教堂仍然进行传教活动，向外界开放，供士大夫参观。95乾隆时代，不少士大夫频频参观教堂，留下了不少笔记、题咏。96一些外国使臣也前往访问，获取有关中国乃至西方的各种信息。97易言之，在乾隆时代，西教士的活动范围虽受到限制，但中西科学交往的大门并未关闭，甚至民间士人仍有诸多了解域外情形的渠道。这一时期中国仍是朝鲜、日本输入西学的重要来源。98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乾隆时期西学在中国的活跃程度。

　　乾隆时代官方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也在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过程中有所体现。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注意到在清宫供职的传教士对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的重要性，也向清政府推荐了两名通晓天文历算的西班牙传教士安纳(Hanna)与拉额纳特(Lamoit)。乾隆虽然坚拒英方通商要求，声称“不贵奇巧”，但对这两位传教士照样接纳。99试问，如果乾隆要借“天朝不贵奇巧”显示他对西方科技新知的蔑视，他又何以会接纳精通科技的西教士?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上述乾隆朝清廷对西方科学的基本立场下加以考察，这种貌似矛盾的举措其实再自然不过了。另一方面，清廷在向马戛尔尼宣示“天朝不贵奇巧”的同时，却又接纳其所推荐的传教士，这又进一步说明它的宣示并非针对西方科技，而显然是针对马使团在礼品问题上的不当之举有为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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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以现代性叙事论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的著作曾借用武后祠的对联，批评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的处置为“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但是，如果从18世纪的世界视野看，这种20世纪史家们所看重的“势”只是一种基于19世纪后半叶以来历史经验所建构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预设，不但没有揭示反而遮蔽了18世纪末叶东西发展态势的实际状况。无庸质疑，18世纪末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确实产生出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企业制度和科学发明，它们后来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这些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出现并不等于它已具备了实际应用的价值，更不证明它的示范效应。否则，就无法解释英国直到1790年代仍然畏惧中国、印度等东方产品的竞争力，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限制。由于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无法通过20世纪史家所想像的自由贸易公平竞争的方式在18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赢得一席之地，他们转而首先通过殖民扩张、贸易独占、征服屠杀、贩卖毒品的方式来抢占和垄断亚非现存的贸易网络，确立和扩大自己在18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霸主地位。

　　因此，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各国，他们所能感受到的自然不是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人们所接触到的近代化技术和文化优势，更多的却是一个日益逼近的西方威胁的阴影。中国当日所直接面对的首要问题不是20世纪人们艳称的“缩小差距”或“抓住机会”，而是如何抵御殖民扩张和维护国家的安全。就此而言，乾隆拒绝英国使团的通商要求，以抵抗英国霸权图谋，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是再自然不过的，更何况他并未拒绝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而通行的单一现代性诠释要求乾隆仅凭英使提供的一些并不新奇的礼品，就能见微知著，看出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国际趋势，带领中国踏上赶超西方的历程，否则，就是导致中国错失机会。这种脱离具体历史时空的高论，倒未免“不审势则宽严皆误”的学术尴尬。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孟悦、丛小平指正，谨此致谢。

　　1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再谈西方学术新近的重大变革》，载《读书》，2000年第5期。

　　2我在这里综合了现有中国和西方持现代性视角的学者的论断。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E.H.Pritchard：Anglo-Chinese Relations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ie,.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29;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 1750-18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The Kou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Far Eastern Quarterly 2,no.2 (1929), 163-201.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外交与中国命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张芝联等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一部分论文;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三联书店，1993)。这些著作至少在一手文献的发掘上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尽管难以苟同现代性叙事对这一问题的总体分析，但是，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受惠于他们的有关研究，特别是朱雍博士的论著和张芝联教授等主编的论文集中所提供的有关史料，在此谨致谢意。

　　3时至今日，一些学者仍持类似的看法，一个典型例证是Alain Peyrefitte:“Chinese Protectionism versus Anglo-Saxon Free Trad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 (Spring), 123-134.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47。

　　5有关陈寅恪的史学贡献和学术意义，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但是，多数论者倾向于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视角研究这些问题。实际上，这仅是陈氏史学的一个面相，他在历史研究中所展示的世界性视野和多维分析视角才更清楚地展示出他对中国本土传统史学的突破。这种分析方法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得到淋离尽至的发挥。

　　6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有关何伟亚对现存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叙事，西方中心观的批判，详参该书第一章，第十章。另可参看艾尔曼，胡志德著，孟悦、赵刚译：《马戛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7)，第四十四期，页118-130。有关现代化叙事倡导者对此书的反应，参看周锡瑞著，孙尚扬译，

　　《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当》，《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1997)，第四十四期，页105-118。

　　7详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岳麓书社，1989。

　　8Joanna Waley-Cohen:  “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98 (5), 1525-1544.

　　9D. C. Coleman: ed., Revisionism in Mercantilism, London, 1969;Abdul-Karim Rafeq: “Bruce Master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1600-1750”,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51, no. 4, (October1992); Robert B. Ekelund and Robert D. Tollison: Politicized Economies Monarchy, Monopoly, and Mercantilism , Te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7; Glenn Joseph Ames: Colbert, Mercantilism, and the French Quest for Asian Trade,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trick O’ Brien:“ Mercanti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utchand British Economies 1585-1815”, De Economist 148, no. 4 (2000): 469-501; Lars Magnusson:Mercantilism: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4; Lars Lagnusson: Ed., Mercantilist Economic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

　　10有关布罗代尔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详参氏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三卷，页38-39。有关马士的论述，见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卷1，页28。

　　11有关17、18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利斗争和争夺，详参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Vintage, 1962; Richard S Dunn：The Age of Religious Wars, 1559-1715, London;WW Norton & Company, 1979.页158。

　　12详参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Random House Inc., 1937,页590-601。

　　13早在18世纪，一些学者(如Adam Smith)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予以尖锐地批评。详参Adam Smith前引书,页600-601。由于荷兰在印尼的血腥屠杀，一些岛屿土著居民的数量后来竟少于外来人口。例如，在多次屠杀之后，班达群岛的土著居民减至530人，荷兰移民却有539人。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详参布罗代尔著，施康强译，《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三卷，页242-243。K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1620-1740, Hague,1958; Harm Stevens: Dutch Enterprise and the VOC, 1602-1799, Zutphen: Walburg; C.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1600-1800. London: Penguin, 1988; Dutch Merchants and Mariners in Asia: 1602-1795, London: Valriorum Reprints, 1988. 有关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贸易垄断及其对华商的遏制和屠杀，详参(Blair),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Cleveland: Arthur H. Clark, 1905, vol. 29, pp. 208-258.

　　14布罗代尔上引书，页405-406。Giovanni Arrighi:“REORIENTALISM? -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ndre Gunder Frank” Review - 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Historic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s, 22, no. 3, (1999): 327 –355;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London, Verso, 1996.

　　15有关战争与17、18世纪西方崛起的关系，详参John U Nef:  War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orton, 1968.有关奇波拉的观点，见奇波拉著、吴良健译《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页254。

　　16有关布罗代尔的观点，见布罗代尔前引书，页669-670。

　　17K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1620-1740, Hague,1958.

　　18详参Leonard Blusse: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eis, 1986，页96。

　　19LeonardBlusse前引书，页96。

　　20同上。

　　21西文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论述，详参Leonard Blusse: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eis, 1986，页96。有关中文论著，详参韩永福《清代前期的华侨政策和红溪惨案》《历史档案》，92，4，页99-104。此文承韩永福惠赠，谨致谢意。

　　22Ralph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2 (1954), pp150-166;

　　“English Foreign Trade, 1660-1700”,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5,2 (1962),  pp. 285-303.

　　23有关这一问题的经典论述，详参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1.1953,pp. 1-15

　　24原文见Dunn前引书，页150。

　　25详参AdamSmith前引书，页576,594。有关自由贸易观念在18世纪欧洲知识界的发展和演变，详参Piere Posanvallon: Le capitalisme utopique: Histoire de  1’idee de marche( Paris:Seuil, 1989)前三章;Richard F. Teichgraeber III ‘Free Trade’ and Moral Philosophy: Rethinking the Sources of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 P. Kindleberg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dam Smith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以及Asa Briggs and R.M.Hartwell对该文的批评，见Thomas Wilson and Anderw S. Skinner主编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Essays in Honour of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页1-42。Joseph A.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1963;麦劲生：《中英贸易与十八世纪政治、经济学者的自由贸易论争》，《清史研究》，96，2，页45-55。

　　26关于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理论在18世纪后期的影响，详参Kirk Willis: “The Role in Parliament of the Economic Ideals of Adam Smith, 1776-1800,”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979): 505-44.

　　27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长沙，岳麓书社，1989)。20世纪后半叶美国汉学的领袖人物费正清30年代曾就学于清华，与蒋氏关系密切，详参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蒋的观点对费正清及后来美国汉学界有关清代历史的论述有所影响。

　　28详参K.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布罗代尔前引书，页570-571。

　　29布罗代尔前引书，页574。

　　30如1622年，荷兰曾进攻澳门;1808年，英国曾一度占领澳门。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干预，他们都未能取代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详参马士前引书，第1卷，页9-10;第3卷，页76-93。

　　31奇波拉著，吴良健译《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页383。

　　32详参马士前引书第一卷，页741-747;第三卷，页633-641。

　　3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页5.

　　34有关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中英贸易现状和马戛尔尼使团的态度，详参Pritchard前引书,页270-271。

　　35Greenberg前引书,页55。

　　36详参John Cannon: Ed. Oxford Dictionary of British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2001,   页457; Ephraim Lipson:The Econimic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II,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London, 1931.

　　37布罗代尔前引书，页435。

　　38同上。

　　39布罗代尔前引书，页584。

　　40有关茶叶出口数字，转引自张芝联前引书，页151。详参马士前引书，第1、2卷的有关部分。Earl Hampton  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页395。

　　41格林堡前引书，页3。

　　42转引自朱雍前引书，页269。

　　43详参马士前引书卷5，页127-130;卷2，页19-22。

　　44同上卷5，页182-185。

　　45详参同上卷2，页151-171。

　　46转引自朱雍前引书，页173，175。

　　47详参张芝联主编前引书，页16-30。

　　48布罗代尔前引书，页570。

　　49转引自朱雍前引书，页269。

　　50详参马士前引书卷2，页239。

　　51详参张芝联主编前引书，页32。

　　52《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以下简称《乾隆实录》)(台北，华文书局，1964)，页21270，21269。

　　53《文献丛编》，第11辑，页30。转引自Earl H. Pritchard: “The Kowtow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 Far Eastern Quarterly2, 2 (1943) 174.

　　54《乾隆实录》，页21306。

　　55同上，页21318

　　56同上，页21317。

　　57同上，页21328。

　　58同上。

　　59在英使进献的礼品中，有一艘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英国军舰模型，乾隆很有可能是从此看出中英双方海军的军事差距。我未看到乾隆有关中英军事差距诏谕的原件。这份诏谕的英译本(从法文本转译〕见Alain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4, London, Harvill, 1993,页328.

　　60朱雍首先注意到英国来华的目标很可能是垄断西方对华贸易关系，详参氏著，页247-248。

　　61同注58。

　　62《卫藏通志·凡例》转引自张芝联等主编前引书，页248。时下有关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多限于他们对西方科学东传的作用。其实，他们对清廷有关对外事务的看法也有相当的影响。否则，乾隆不可能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前夕英国和欧洲的态势有如此清楚的了解，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63详参张芝联等主编前引书，页178。

　　64详参Earl H. Pritchard,“Letters from Missionaries at Peking Relating to the Marcartney Embassy (1793-1803)”,T’oung Pao 31 (1935): 31-39, 45-55.黄兴涛《马戛尔尼使华及传教士及传教问题》已注意到这一问题，见张芝联前引书，页358-375。

　　65详参《掌故丛编》第8辑,页22-24。.有关其中科学仪器的研究，详参J. L. Cranmer-Byng and T.H. Levere:“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Collision: Scientific Apparatus in the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1793”,Annals of Science 38:503-25. 何伟亚(J.L.Hevia)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详参张芝联前引书，页89。但是，他们都未从17、18世纪中西科学技术交流的角度分析清廷冷遇马戛尔尼使团所赠礼品的原由。

　　66转引自张芝联前引书，页221。

　　67转引自张芝联前引书，页225。

　　68《乾隆御制诗五集》卷84，癸卯八，《红毛英吉利国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贡至，诗以记事》夹注。转引自张芝联前引书，页11。

　　69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1962，页162-3。

　　70详参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Domi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页43-7,79-81,92-3;  Levis A. 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San Antonio, Tex, 1946.

　　71详参MichaelGreenberg和H.B.Morse前引书。

　　72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London, 1896,  Milton S. Eisenhower Liberary i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复印本，页165.

　　73详参Peter Kriedte: Peasants,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1500-18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74同上。

　　75克拉克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卷9，页54。

　　76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珍藏着许多17、18世纪清宫制造和外国输入的天球仪、地球仪、钟表和其他科学仪器，1990年代笔者在故宫工作期间曾参与过其中部分文物的对外陈列筹划和布置工作，因而有机会看到这批文物。

　　77转引自张芝联前引书，页225。

　　78同上，页217。

　　79同上，页227-228。

　　80同上，页217。

　　81见前引《乾隆实录》，页21276-7。

　　82《掌故从编》，第7辑，页43。

　　83有关礼仪争论的最新研究，详参S.J. 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David E. Mungllo: The Chinese Rites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Monumenta Serica, 1994;李天冈《“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有关在华耶酥会士在耶酥会解散前后大批回国的问题，详参庄吉发前引书，页99。

　　84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F.Foucquet)曾向康熙介绍与哥氏学说有关的开普勒理论，在耶酥会士内部还引起争论，详参刘钝、韩琦主编《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四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页67。另参Sivin著名论文“Copernicus in China,”原文见Colloquia Copernica II: Etudes Sure Laudience de la TheorieHheliocentrique, Warsaw, Union Internationale d’Hisotri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1973.此文复印件承艾尔曼(Benjamin.Elman)老师惠赐，谨此致谢。

　　85阮元《畴人传》卷43《哥白尼传论》。

　　86庄吉发：《清高宗禁教考》，见氏著《清史论集》(8)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页53-105。

　　8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案语。

　　88一个例证是四库馆臣对《天学初函》的政策。该书包括理编和器编两部分。理编收录了神学著作，器编收录了科学和实用技术著作。四库馆臣把其中的器编收入四库全书，但删除了理编部分。有关《四库全书》的编纂，详参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89详参王彬《禁书·文字狱》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冈本さえ《清代禁书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

　　90笔者曾查阅了现存的乾隆朝图书禁毁目录和1670年以来有关文字狱的一手文献，都未发现有针对西方科学技术译著的。详参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冈本前引书所附《禁书著者一览表》，《禁书书名一览表》。笔者认为，清代文字狱无疑限制了知识分子对时政的批评，但并未影响和妨碍士大夫对西学的研究和利用。

　　91《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1964)。卷35，页3-4。

　　9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5，子部，《天问略提要》条，《几何原本提要》条，《泰西水法提要》条，《奇器图说提要》条。这些提要均由当日清廷指派的相关学者起草，并经过官方审定修改，因而反映了朝廷对西学的态度和看法。详参黄爱平前引书。

　　93详参Sivin前引文。

　　94详参黄爱平前引书。

　　95详参陈垣《从教外文献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此文以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为主，但对乾隆时期的天主教在北京的流播与发展也有论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96如当时著名学者赵翼就曾参观过北京的天主堂，用堂中所藏望远镜观察天象。详参赵翼《檐曝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36-37。)

　　97例如，当时朝鲜使臣经常光顾北京的天主教堂，学习西方天文历算之学。

　　98有关中国在西学传人朝鲜过程中的作用，详参张存武《清代中国对朝鲜文化之影响》，见氏著《清代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页330-340。)(韩国))李元淳的《朝鲜西学史研究》李元淳著，王玉洁，朴英姬，洪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有关西学从中国向德川时代日本的流传，详参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关系秘话》(东京：东方书店，1980);《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同朋社，1984。

　　99有关细节，详参黄兴涛《马戛尔尼使华及传教士及传教问题》，见张芝联前引书，页358-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