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日战争期间你所不知道的苏联援华空军

　　新华网北京5月7日电5月7日，在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俄罗斯报》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习近平在文中提到，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在反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战斗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中。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先烈后代，年龄幼小，自告奋勇挖战壕、制造“莫洛托夫”燃烧瓶、生产军服、食品、伐木、挖土豆、在医院照料伤病员，许多人还每月都为前线战士献出430毫升鲜血。中国女记者胡济邦以柔弱之躯全程经历卫国战争，冒着炮火报道了苏联人民的坚贞不屈、法西斯军队的残暴、俄罗斯军民胜利的喜悦，鼓舞了中俄两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在为俄罗斯卫国战争作出贡献的中国人中，还有许许多多无名英雄。

　　苏联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最早开始援助中国的，也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国中唯一一个援助中国武器的，并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一直持续到1941年6月才中断对华援助。来华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队员不少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本文简单的叙述一下苏联援华的始末。

　　中苏复交到全面抗战开始前的中苏关系

　　1929年中东路铁路事件后，中苏断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高层宋子文、陈果夫等一直反对对苏断交提出“联苏抗日”。1932年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同意举行中苏复交的秘密谈判，并向参加日内瓦军缩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发出训令，指示其设法与苏联代表沟通联系。6月26日，颜惠庆在日内瓦向出席裁军会议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了有关讨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于7月6日答复颜惠庆，建议同时进行恢复中苏邦交的谈判。在谈判当中，蒋介石指令中国代表，向苏联代表提出要以苏联不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解决两国间遗留问题等为恢复邦交的先决条件，被苏联政府断然拒绝。继之，蒋介石又提出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缔结的条约为基础先行解决中东路问题，亦为苏联政府所拒绝。谈判一时陷于僵局。但是当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以后，蒋介石风闻日本有以苏联承认伪满为条件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企图时，态度方有改变。此外，当时英、美、法在“调停”中日关系上的冷漠态度，也使蒋介石产生拉苏以胁英美支持中国的想法，故而终于在1932年12月12日通过两国换文恢复了中苏两国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1933年3月9日复交后的首任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向苏联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递交了国书，5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也到达南京。鲍格莫洛夫到任后即向中方提出签订中苏贸易协定的建议，8月16日又向中方表示愿意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于10月13日向中方提交了条约草案。但在南京政府内以汪精卫、张群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却认为中苏过分接近会无端“刺激”日本，对中国并非有利，主张不应与苏方交往过密。而此时于1933年5月2日年苏方提议向日本出售中东路，严重地侵害了中国的利益。1933年5月9日，中国政府就苏联拟向日本让售中东路事发表声明，指出中东路的权利系中国与苏联所共有，非经中国同意，苏联单方面的处理无效。驻苏大使颜惠庆还向苏方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此种作法的不当。但是苏联在1935年3月22日与满洲国代表缔结协议，以1亿4千万日元的象征性价格将中东路铁路出售给日本。再加上1933年4月，原东北军军官盛世才攫取了新疆政权。1934年1月，苏联红军开入新疆，支持盛世才，打败了马仲英，粉碎了英国扶助的反动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迷梦，平定南疆。盛世才因而标榜“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加强与苏联的联系。南京政府对这种事态的发展非常关切，对苏联在新疆的企图抱有疑忌，这一切都阻碍了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苏联代表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谴责日本侵华，支持中国要求制裁日本的主张。1931年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中国代表则支持苏联加入国联，对苏联参加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表示由衷的欢迎。苏联政府还尽可能地对东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援助，收容被迫退入苏境内的抗日武装、抗日将领和难民，并予以安排和照顾。拒绝日本要求“遣返”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要求。这些都为后来中苏关系的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对于华北的侵略，1933年5月31日强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1月日本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1935年7月6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悔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又勾结汉奸殷汝耕搞出“华北自治”的闹剧。这是在政治上，经济方面大规模的走私、掠夺华北资源、贩毒，不一而足。简单的举个例子：“1935年3月以后日本的商号伊藤忠、增幸、三昌、泰信，乃至大财阀三井、三菱都先后参与走私。天津每年输入白砂糖40-50万袋，仅1935年10至12月就走私输入10万袋。1936年3月，因为海水结冰走私减少，一袋白砂糖售价20美元，30日售价17.2美元，6月5日——售价跌至15.8美元。人造丝，自1935年5月起正常渠道已经被堵死，行情因为货物充集而低落，至1935年9月，价格已低至无利可图。1936年4月走私贸易再次活跃，但到了1936年6月价格继续走低，以致再次亏本。白砂糖也好、人造丝也好，都因为输入过多导致无利可图。”也就是说走私都没有利润了。“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400万元。仅1935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177900元之多。”实际流入到日本的白银更多。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走私是公开行为，而且还雇佣武装。在日本大规模走私侵略下，民族工商业遭到灭顶之灾!上海糖商60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1000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21家，丝织机2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仅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日本在华北走私就使国民党政府损失两千万元。盐税收入也因为日本强卖汉沽、芦台、塘沽而大受影响。蒋介石责骂：“日本之贪而愚，不仅非东亚之福，实为世界之害群之马也。”

　　1935年日本先后在华制造一系列事件：提出广田三原则要求中国同意实行;策动“冀察自治”与“华北五省冀、察、鲁、晋、绥特殊化;唆使殷汝耕成立脱离中央，成立“冀东自治政府;指使伪军入侵察绥，在嘉卜寺成立“内蒙自治军政府”;派军舰至长江示威，并在汉口、上海、青岛等地登陆，扬言将用武力制止排日。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1935年12月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说：“对于‘华北自治运动’美国不能熟视无睹，请各国尊重现有条约。”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企图独吞中国，它同蒋介石的矛盾也就变得更加尖锐。1935年9月，为了阻止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蒋介石指示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限度，中国将不惜任何代价与日本作战。在与日本会谈中蒋做宾要求日本取消任何在华不平等条约、军队未经允许不在中国领土通过等。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多田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多田上述声明在报纸刊出之后，舆论界立即哗然，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抗议。10月7日，蒋作宾大使访问日本广田外相时指出：对于多田谈话“中国方面官民皆感到惊诧。”

　　现实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改变对苏政策，蒋介石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早在1931年9.18事变后，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应于苏联发展外交关系，“联络外交是常态，断交是变态。”“我们处于两个强国之间，在平常的情况下都不应该两个都得罪。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一面与一个强邻处于生死对抗中，一面又于第二个强邻彼此不通音信，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蒋廷黻的言论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蒋廷黻，通过交谈为蒋介石所赏识。1934年6月蒋廷黻赴欧考察，蒋介石要他“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1934年夏，蒋廷黻赴欧洲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星期专门研究苏联外交，并同苏联高级官员进行交谈。在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可夫会晤中蒋说：“当我们中国人认为苏联绝不会放弃其既定计划，所以我们中国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同意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其政治经济组织。”斯托莫尼亚可夫说;“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一旦苏联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也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蒋廷黻报告蒋介石：“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即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援助中共，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现出亲苏，也令蒋担心，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蒋介石对苏联态度开始转变。蒋介石复电嘉许，并让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与中正有密切关系，极为信赖，嘱咐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公开谈判。”9.18事变中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主要是美英，但美英只是在口头上对日加以谴责。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И.M.,梅斯基举行会谈。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国形势带有危急性质。三年多来，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日本，中国指望西方援助的愿望落空了。”“同盟国的援助只停留在虔诚的决议上，不能阻挡日本军队的侵占满洲……就在前不久每个人就在经济领域给中国以不同寻常的打击。由于约在一年前通过的‘白银法’，美国人抓紧收购白银。因此中国流入到美国的白银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不列颠政府并不比美国强……三个月前西蒙(英国外交官)同我会谈声称，大不列颠政府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特别关心，但是西蒙没有动一个手指头帮助中国对付困难。总之，中国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

　　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苏关系，蒋介石派曾担任参谋、侍从八年的亲信邓文仪担任驻苏联武官。邓于1935年春到达莫斯科后在苏联帮助下进入新疆考察。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有积极援助中国的意向，蒋于是便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出：“如果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海路难以获得军需物资，能否从新疆得到军需品?”1935年10月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同蒋介石会谈时，说明苏联要与中国改善中苏关系，提出苏联愿与中国缔结商务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蒋介石答复“完全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因为两国面对同一个根源。”并且表示“不仅其本人连其政府其他人员也不相信苏联对新疆有领土要求。”1935年12月14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B.C.斯托莫尼杨科夫电告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协定，并准备同中国具体谈论这个问题。”但是蒋介石坚持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后再签订商务条约，而苏联方面坚持先签订商务条约。蒋介石在中苏贸易协定谈判中，坚持要苏联只能与“政府机构”而不能与“民间机构”来往，以防止苏联利用民间贸易实行“赤化渗透”和“资助共党”。蒋介石也不愿在日本公开叫嚣“防共”之际，贸然与苏联订立不侵犯条约，因此苏联的这两项提议并未取得实际结果。虽然商务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都没谈成但中苏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关系逐渐升温。

　　1936年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国际间普遍认为：这个协定是针对苏联的。苏联当然更为警惕，尤其传闻该协定还有共同对付苏联的秘密附议书，使苏联政府更感到有被迫在东西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拉拢中国牵制日本以避免两线作战成为苏联的当然政策。蒋介石在中日会谈破裂之际，争取苏援亦更加急迫，说明当时双方都存在着加强关系的愿望。1936年底蒋介石指派主张中苏合作的蒋廷黻任苏联大使，蒋廷黻确信，“一旦中日爆发战争苏联将对中国进行援助。”1936年12月9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B.C.斯托莫尼杨科夫同蒋廷黻交谈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同新疆发展贸易关系，并希望那里不在发生叛乱……苏联关心哪里的中国政权，为的是不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往那里渗透。苏联在新疆的利益不过如此而已。”12月15日蒋廷黻在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会谈时问，苏联是否有意向南京政府出售飞机，用来交换茶叶和其它中国物品。李维诺夫回答，中国有什么办法不让日本人检查到。李维诺夫建议蒋廷黻就此问题继续同B.C.斯托莫尼杨科夫商谈。

　　苏联政府在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的异常表现，更使蒋介石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苏方，称“南京政府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径进行，……张学良所部叛变……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苏方代办还告知中国外交部：“苏联政府得悉西安事变后表示明确态度，认为张之行动仅为增加中国敌人力量破坏中国统一。……苏联政府直接或间接未与张发生任何关系，又苏联政府与中国红军无任何联络。现中国有人屡传流言，似乎苏联与西安事变有若何联络，苏联政府对此非常惊异愤慨。……(张)部长告以……自苏联政府表示态度后，我政府深以为慰，对于传说并不置信。”不仅如此，在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时，苏联又拒不给予签证，迫使杨虎城无法经苏境归国而落入军统之手。苏联的种种作为，是对蒋介石的支持，同时也表明其不与“反蒋势力”来往的心迹。蒋介石虽然对苏联政府的态度并未完全释然，仍存疑虑，但是他起码获得一个信息：苏联将尽力支持他而不是支持共产党来“领导”抗战。苏联在西安事变后同意蒋经国回国，释放出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善意。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破例在家中会见蒋经国，表示对蒋介石的问候。1937年4月蒋经国返回中国。尽管苏联尽量释放善意但蒋介石对苏联并非完全放心，他一再强调：“俄提互不侵犯条约，我与之交涉时，外蒙问题与不宣传共产主义问题，应特别注意。”“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但“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寄希望于英美的外交调停，1937年7月21日至28日一周之内，他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他向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他对詹森力言，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之发起国，在国际法上、在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1937年7月25日顾维钧、孔祥熙、及英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在伦敦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面对日本侵华唯一的办法是以争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以英、美、法三国的物资援助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支柱。这样也迎合了英、美、法怕被拖入战争的恐惧心理。1937年9月10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例会，中国代表顾维钧于12日向理事会提出正式声明，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采取必要行动。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30日已向国联递交一份声明。理事会决议将中国提案交远东谘询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审查后，提出两个报告，经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主要内容是，(一)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违反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二)邀请九国公约签字国于最短期间开会讨论，并建议1.对中国表示精神上的援助，请各会员国个别援助中国;2.勿采取削弱中国抵抗能力的任何行动。在国联开会期间，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四处奔走求援，请求制裁侵略，并草拟了一个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均遭拒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国联秘书处的胆怯、操纵和诡计，实在是太卑劣了。”蒋介石又要求顾维钧向美英法等国提出以盐税、关税做担保，贷款5亿美元获取武器支持，皆被拒绝。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想从经济上制裁日本，但是国内与日本有联系的利益集团和孤立派议员却主张宁愿牺牲在华利益也要维护与日本的贸易。例如：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967.5万美元，1938年为23,957.5万美元;1937年对华仅为4970.3万美元，1938年3,477.2万美元。美国对日的石油出口从1931年的2,281万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3,530万美元，占日本进口石油的一半。1937年美国对日废钢铁的出口是1931年的40倍，价值达3,741万美元，占日本废钢铁进口的90%。就投资而言，据1940年5月估计，美国在日投资总额达5亿美元。另外美国资本还持有日本一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公债。美国驻日大使、对日绥靖派代表约瑟夫.格鲁声称：“我们的切身利益在于，日本应在和平、公正、稳定和安全条件下，保持一个强大、繁荣和富有生产力的国家。我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和其他关系在未来应该像过去那样蒸蒸日上。”1937年9月14日罗斯福总统表示，属于国家所有的美国舰船不能向中国运输武器、弹药去中国和日本但私人船只除外，但责任自负。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国这对于中国的影响要比日本大的多。中国经济部长翁文灏痛心的对胡适说，“深感美国虽具充分之决心，而实助日人相当之实力，矛盾悲痛莫过于是。”此时的美国经济继续恶化，将1935年以来获得收益全部一扫而光，而且罗斯福认为此次危机是由于一个商业阴谋集团照成的，目的是将他赶出白宫。1938年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连续七个月经济萧条，四百万人失业，许多人因食品短缺挨饿。所以美国不可能对日进行经济制裁，罗斯福只能将目光转向国内。英国向日本的出口额占美国对日出口的20%。法国也是如此，甚至在1937年禁止中国从越南(法属殖民地)接收物资，在中国外交努力之下后来又重新开放通道。因此国民党政府将获取武器援助的目光转向苏联。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苏联运送援华物资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一反常态，迫不及待地于8月21日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法”，“缔约国一方遭受一国或数国侵略时，他方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侵略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不利于对方的行动。”条约还规定缔约国对本约生效前订立的其它条约所负之权利义务不改变，条约有效期为五年。苏联援华事宜由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全权负责，由此可见苏联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视程度。1937年9月，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杨杰(后出任驻苏联大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张群、王叔铭近距离观察带有电控装置的高射炮，45 MM反坦克炮、T26坦克和И-15战斗机等苏联武器装备。以杨杰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购买了计华币1.6亿元的武器，其中重轰炸机70架、驱逐机165架及其他军事物资(后来又续订了一部分飞机)。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最早得到的外国武器援助，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是苏联援华贷款合同尚未签订的条件下提供的，贸易合同尚未签订货品已运至中国这在国际贸易间实数少见，一直到1938年3月1日中苏贸易合同才真正签订。当时淞沪抗战失利，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失陷，日军向华北、华中进攻，苏联武器的到来不啻为雪中送炭，缓解了武器的匮乏，振奋了军民抗日精神。著名的“水连珠”步枪就是这时进入中国，其以射程远、威力大、精度高广受抗日的士兵喜爱。

　　1937年11月11日杨杰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和斯大林进行会谈，斯大林对杨杰说：“你们应该记住，只要中国没有军事工业，它就会一直动荡不定。谁想独立，谁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外国人出卖不好的武器，他们还可以完全拒绝出售武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官提供给你们，这要比向外国人购买武器更便宜。”杨杰说：“这是对的，我们请求你们给予援助”斯大林说：“我们是要援助你们的，你们能制造飞机吗?”杨杰回答：“我们不能制造飞机发动机，其余的都能制造。”斯大林说：“我们可以给你们发动机，要多少给多少。……开创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吧。我们将给你们提供教官……如果中国想站起来，就应该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要记住，仅仅依靠别人的援助是不可靠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如果你们想成为独立的国家就应该有自己飞机、大炮、石油。当你们打垮日本人后应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盟友有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也要和不可靠的盟友打交道，比如英国。仅仅从苏联获得援助是不对的，中国也需要从不坚定的盟友那里获得援助……”杨杰说：“伟大领袖斯大林所说的一切，我将转达给蒋介石，而且，如果我们濒临灭亡，我们将寄希望于苏联。(当时国民党高级官员希望苏联能够出兵打败日本-包括蒋介石，蒋介石曾于1937年11月26日给斯大林写信请求苏联出兵打击日本，此后还有几次要求苏联出兵打击日本侵略者)”斯大林非常坚定的说：“不，这样伟大的国家是不会灭亡的!”斯大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全力援助中国，用有求必应是不为过的。1937年9月苏联援华第一批武器物资正准备起运，蒋介石临时提出追加4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苏方慨然应允，拨付6架，并加聘高级教官和技师6名。

　　中苏第一期贷款合同在1938年3月1日签订，以中华民国政府—陆军上将杨杰为中方代表和以苏联—国家保安中将耿精.赛迪.格利哥来维茨为代表，在莫斯科签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于实施五千万美金信用借款条约》，“第一条：苏联借与中国贷款五千万美金。第二条规定：年息三厘，五年内偿还。第七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为迎合中华民国政府所表示之愿望计，特表示同意所供给之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运输至中华民国之领内。工业产品与工业设备由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边境向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交付之地点起，至中国目的地止，其需各种用费，概归中华民国政府。附录规定中国以一、茶叶;二、皮革;三、羊毛;四、锑;五、锡;六、锌;七、镍;八、钨;九、丝;十、桐油;十一、药材;十一、紫铜。还期五年”(限于篇幅不载全文)这其中农、牧产品占25%，矿产品占归还贷款总额的75%。

　　为了加强对苏联的关系以便获取更多的苏联援华武器物资，蒋介石派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38-1939年先后两次访苏。杨杰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他不能进一步和苏联沟通，外交谈判讲究对等。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在国民党政府中地位也比杨杰高很多。1838年2月斯大林与孙科会谈，斯大林对中国抗日将士的勇气和决心大加赞扬，说：“如果中国竭尽全力抗战就不会因为暂时的国土被日本占领而沮丧，这样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中国。”在当时国民党内充斥的“亡国论”下，斯大林这种鼓舞人心的语言使孙科极为幸福，两人竟从午夜谈到凌晨，进行了连续六个小时的长谈。在这次会晤中孙科的收获是融洽了与斯大林的感情，当然也是中苏之间的感情，有利于继续争取苏援。孙科离开莫斯科到法国巴黎，准备争取欧美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刚到巴黎就接到杨杰的电报。原来第一批苏联援华贷款已经用完蒋介石命杨杰继续商定第二笔贷款，杨杰此时的身份仍为军方代表不便直接见斯大林。孙科接到电报立即返回莫斯科。孙科和斯大林谈了一个多小时，斯大林了解了一些中国抗战的情况就慷慨解囊，痛快的答应中国的第二批援华贷款的要求，随后孙科回巴黎签字等事由由杨杰办理，第二批援华贷款是在第一批贷款中国一点都没有还的情况下签订的。

　　1938年5月5日蒋介石给斯大林发电报要求尽快提供武器(《蒋介石关于尽快提供武器援助至斯大林的电报》)。莫斯科、副总参谋长杨杰转-斯大林先生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由于你们多次给予全力援助，中国在抗日作战中才能坚持到现在。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对于贵国的互助精神和支持弱小的行动，不仅我个人感激不尽，所有的官兵和人民大众也都无限钦佩和感谢。……如果从通常的贸易方法和正常的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上述请求不可能获得满足，因为我们不能提供现金，也就不能得到商品。对于过去我们以贷款形式获得的武器，我们尚未最终付清，也不曾补偿大量的运货的开支。对于此情形，我甚感不安。……现在中国只剩下10架轻型轰炸机。……请求首先以贷款形式提供轰炸机和发动机。……”斯大林于1938年5月19日给蒋介石回信(《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偿付贷款方式致蒋介石的电报》)，杨杰元帅转蒋介石大元帅：“我们完全理解中国艰难的外汇财政状况并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即不要求中国用黄金也不要求用外汇支付武器的贷款，但我们希望得到茶、毛皮、锡、钨等类商品。我们清楚的知道中国能够向苏联提供这类商品而且无损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和国防。……”此后中苏于1938年7月1日续签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合同，还期7年，贷款内容与第一批援华贷款无甚大区别。1938年6月9日，孙科到巴黎后跟顾维钧交谈说，他从莫斯科所得到的新贷款1.6亿卢布“在国际上这实际是4亿卢布”，“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金仅3万元，装备每一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孙科说的还少了一些。1937年9月孔祥熙向英国购得飞机20余架，法国44架，全付现款，而且价格比苏联的飞机贵了一倍，不仅如此还有一大部分飞机直到1939年才运到中国。

　　孙科于1939年春第二次访苏，此时由于欧洲的形式日趋紧张，苏联将目光主要投向德国，而且当时传闻苏联将以牺牲对华援助换取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孙科就是在此背景下访苏的。他的首要目的就是探明苏联对于援华的态度。这次孙科见斯大林等了几个星期，虽然会晤姗姗来迟但是斯大林在仅仅与孙科会晤了一个小时就决定给予中国低息援华贷款。于1939年6月13日签订了1,5000万美元的贷款合同。三次苏联援华贷款合计两亿五千万美元，《美国外交关系文书》估计，苏联贷款总数为五亿美元，这也许是按国际价格计算。6月16日，双方又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双方在关税上实行最惠国待遇，船舶在对方商港及领水的最惠待遇及紧急停靠权，中国公民及法人在苏联境内经营经济事业时的最惠国待遇及苏联在中国设立的商务代表处。这两个条约对维护中苏关系起到了保障作用，也是苏联继续支援中国抗战的象征。1940年8月，苏日行将妥协之说，甚嚣尘上。为此，10月6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向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奋战的英勇的中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蒋介石接电甚喜，立即复电表示感谢。苏方还数次派员向中方表示：对履行商约应交中方之物资，愿积极运交。其种类包括大炮、机枪、飞机等。同年12月，在崔可夫领导下15名苏联顾问、专家来华，苏方向中方运交了100架轰炸机，148架战斗机、300门大炮、500辆汽车及其他军火物资。苏联如此竭力的援助中国说到底还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不想两面作战!苏联政府认为：“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支援了苏联，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1938年和孙科的谈话中曾明白承认，斯大林说：“他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将继续尽一切可能对中国援助军火飞机和其他军需品，但不会出兵。

　　苏联帮助中国修建援华公路

　　中国运送偿还苏联贷款物资

　　苏联援华武器物资一部分是由苏联奥德萨港运抵越南海防然后转运至中国内地，据统计1937-1939年约有六万吨武器物资通过海运运抵中国。海运非常容易被拥有海空优势的日本所切断(1939年之后海路就被日军切断)，1937年10月2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与苏联驻华临时代办麦拉麦德会晤，要求苏联帮助修建萨雷奥泽克-乌鲁木齐-兰州的公路，苏联方面负责修建从苏联国境到乌鲁木齐或更远，中国从西安起，以方便苏联往中国运输武器、弹药、飞机和备件等物资。大部分路段是由苏联方面单独完成的。

　　公路全长2925公里，由萨雷奥泽克开始，通过苏联境内到毗邻新疆的边境站霍尔戈斯镇(230公里)，然后通过新疆(1530公里)，接着经过甘肃境内一直到兰州(1165公里)。沿途设有20个加油站和食宿站，设立了公路养护点和航空基地维修的专门服务。但即便这样苏联负责援华的司机严格年执行不到目的的不休息的条例，经常在野外过夜，靠罐头饼干充饥。除公路外，阿拉木图-兰州航线也开始运营。

　　向中国运输物资条件极为艰苦，有很长一段路程是1500-3000米盘山路，夏季白天气温高达50-60摄氏度，冬季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以下。从萨雷奥泽克到兰州的公路全线贯通后运输第一批军用物资行驶了24个昼夜，1938年1月完成道路加宽和桥梁加固改造行驶全场需要18个半昼夜，1939年全面改造工程完工;4000多名苏联工人奋战在这条公路，保证了苏联援华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中国支援中国抗战。中国偿还苏联援华贷款的茶叶、矿产、等也从这条路运到苏联。1938年苏联又应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公路延长至咸阳，这样公路全长就达到3750公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成千上万的苏联筑路工人以极其英勇的劳动修造了穿越新疆的公路，迄今似乎还没有一部史书记载这条‘生命之路’的建设者和经营者-司机们可歌可泣的功绩。”

　　苏联派遣援华飞行志愿者

　　日本侵略者检查被击落的苏联空军志愿者驾驶的飞机

　　日本侵略者从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者身上翻出的飞行员随身佩戴的手枪

　　苏联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表示愤怒，他们对到苏联访问的中国人说;“如果国家允许的话，我们愿意为中国人民而战，一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聚集十万大军。”“我是俄国人，不是中国人但是我热爱中国，同样也热爱日本人民，不过我们憎恨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明白日本军阀主要是想分割中国人民的土地为进攻苏联做准备。”不仅苏联人民如此，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1937年7月29日的社论就大声疾呼声援中国人民，“停止给予日本之一切军械与战争供应品的运载……同时中国人民应该得到美国人民之各种形式的可能帮助。”社论指出：“中国的胜利就是世界自由与和平的胜利”。在1938年数万名美国码头工人罢工，抗议向日本运送物资。美国前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活动，号召美国人民节约一顿饭支援中国抗战，全美国约有一百万人参加活动，共给中国捐款100万美元。8月21日，英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英国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保卫远东和平。宣言指出：“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平大有赖于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胜利，保卫中国就是保卫和平。”英国各阶层人民踊跃捐款，仅伦敦市长领导的“中华救济基金”就捐款15.2万英镑。8月18日，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也发表社论，号召援助中国人民，抵制日货。世界各地的人民都用抵制日货、捐款捐物等行为支援中国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为620人，飞机共约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305架。这些飞机分别购自美、意、德、英、法等国，机种多，维修难;少量国产飞机，大多数部件也要依赖进口，所以不少飞机常因缺乏零部件而长期不能起飞，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能参加战斗的飞机仅223架。而且中国飞行员的飞行技术也不容恭维—1937年8月14日，接到命令的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出云号巡洋舰结果将炸弹扔到上海中央大楼旁边，还将炸弹扔到上海最繁华的街道。甚至误炸了美国轮船“总督号”和英国军舰。中国用第一批苏联援华贷款购买了“И-16”94架，“И-15”62架，“УТИ-4”8架“СБ”62架。当时苏联的飞机性能要比日本飞机优秀，这段优势一直持续到日本“零式飞机”出现。1937年8月28日蒋介石在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交谈提出：”苏联政府能否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而且还请求苏联政府“尽快派遣苏联飞行员和飞机前往甘肃。”苏联政府马上派飞行志愿者参加中国抗战。

　　中国航空委员会设立了苏联空军顾问团，顾问组由苏联空军总顾问以及参谋长和副参谋长组成，整个工作班子为8-10人。首任总顾问由日加列夫兼任。1938年5月P.И特豪尔继任总顾问，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完成102次飞行，经验极为丰富。在他领导下，完成了飞机验收、试飞和专场等复杂工作，保证了苏联飞机到达目的地就能战斗。1937年12月中国在兰州修建了一个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空军基地—苏联飞机作战飞机和军事物资转运站。苏联空军志愿队经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哈密-兰州，或从伊尔库克，经过外蒙古到兰州再飞往前方目的地。兰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为保证兰州飞机场安全，基地除了驻扎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还驻扎了一个精锐的苏联歼击机中队。

　　1937年12月1日苏联援华志愿者飞行员驾驶25架“И-16”型歼击机在苏联英雄ТM普罗科菲耶夫带领下在南京飞机场降落，刚到机场苏联飞行员就起飞和日军飞机进行战斗，击落6架日军双引擎轰炸机自己毫发未伤。几个小时后季达林斯基率领下，20架“СБ”型轰炸机在南京另一个机场降落，休息了几个小时苏联轰炸机就轰炸了日本运输舰聚集的上海港，击沉一艘日军巡洋舰，击伤六艘日本军舰。1938年2-3月第二批苏联飞行志愿者到达中国。2月23日在“苏联红军日”这一天从南昌机场起飞完成对台湾日军飞机场轰炸，击落40架日军飞机，击沉一些日军舰艇，日本军队损失了将近三年的油料。而苏联轰炸机编队毫发未伤的回到基地。这次突袭没有战斗机掩护，不得不高空飞行，还要经过台湾海峡，在完全不熟悉的地域进行远距离空袭，这在当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38年5月20日轰炸机对日本列岛进行袭击，只不过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者，日本的城市极容易遭到打击。原来日本轰炸机基地都是在离前线五十公里以内的，但当苏联志愿空军出现后，日本空军不得不把其空军基地转移到五六百公里后。苏联飞行志愿者以他们的优秀的飞行技术和英勇无畏的精神赢得中国飞行员的尊重和友谊。1938年5月31日，武汉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古宾科的炮弹已经用完了，利用自己的高度优势，冲上敌机用机翼将日机撞落，自己平安降落。1938年武汉中苏两国空军飞行员与日本飞机空战中，两架中国飞机迫降于黄梅县城河沙滩上。一名苏联飞行员米耳斯基，一名中国人梁添成。梁对迎接他的黄梅县长兼武汉防空监视总哨长刘达九说：“我们这个飞机要比日本人的好，自从苏联援助这个飞机后，日寇飞机就很难占上风了，300多架飞机被打完。苏联援助我们保卫武汉的飞机保持在50架左右，打坏了就补充。第一批驾驶员都是苏联人，我是后补充来的。他们的技术好、纪律好，我向他们学习。这一架飞机只要我们5万元，而且是打败日寇后用茶叶换算，简直就跟不要钱似的，这是最高的友谊。”

　　苏联飞行志愿者不仅积极参与打击日寇还承担培养中国飞行员的任务。如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中国的苏联重型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库里申科对于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极为同情，他说：“说实话，我像体验着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的灾难。我每当看到被日军炸毁的建筑物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当时援华志愿人员的去向是保密的。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飞机起飞前他耐心的给中国飞行员讲解当天飞行的科目，讲远程轰炸机的性能、操纵方法和仪表等等，亲自看着中国飞行员做到驾驶舱的座位上并为他们垫好垫子，然后才坐到前舱。降落到地面后又耐心细致的讲评这次飞行的成绩和优缺点以及改正的方法。为了纠正一个飞行员的落速和进入机场角度的偏差，有时连续飞行三四天，在跑道旁这样比比，那样划划，耐心示范讲解。执行任务时和普通队员们一起动手抬炸弹、挂炸弹、加油。1939年8月14日下午两点钟，库里申科大队长在武汉上空迎战德国提供给日本的“米塞斯特”战斗机。据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副手说，在这次战斗中击落敌机六架。战斗一开始3架米式就扑向库里申科的领航机，射手对准猛扑的飞机开火，击落一架，库里申科驾驶的领航机左发动机却被日机击中。库里申科用高超的飞行技术驾驶单发发动机飞出日机包围，为了保护飞机不损坏，平稳的将单发发动机飞机迫降在扬子江上，轰炸员和领航员脱下航空服游到江边，而库里申科由于空战过于疲劳，无力游到江边。库里申科把自己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为中国所作出的一切。

　　苏联还积极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其他技术人员，至1939年经苏联培养的飞行员就有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名，航空技术人员8345名。抗战期间，苏联先后派出700多名苏联飞行员(加上空军地勤和其他空军技术工作人员2000余人)和中国空军并肩作战。C.B斯柳帕莱夫回忆当年和中国飞行员并肩作战的情景说：“苏联飞行员还兼有带领中国飞行员的参加战斗的艰巨任务，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就充满信心，战斗时胆子大，不掉队。共同的共同的战斗把我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友谊是真挚的，是在反对共同敌人发展起来的。”

　　据国民党政府统计从1937年12月到1941年苏联飞行志愿飞行队参加了25次战役共击落、炸毁日机539架，连同苏联援助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及中国飞行员击落的飞机总共1049架，炸沉日本军舰70多艘。这其中就有被日本侵略者视为不可战胜的“空中武士”、“四大天王”和木更津、佐世保等日本王牌飞行航空队。有16名苏联飞行员获得“苏联英雄”或金质奖章。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苏联飞行员付出了200多人的牺牲，这其中就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歼击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苏联派遣援华顾问支持中国抗战

　　苏联还派出顾问团参加中国抗战，军事顾问及工程技术人员500人，他们当中一些人一直留到1944年夏天才回国。苏联顾问团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军队制定战略、战役计划，发现作战中的不足。教会中国军队使用现代化武器，特别是对空军、坦克兵、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的训练。比如苏联炮兵顾问谢罗夫发现，在武汉会战中第三战区的炮兵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指挥官经常不侦查敌情，对前方情况不了解，保留大量炮兵做预备队;大部分炮兵团没有充分利用现有武器，有的炮兵甚至没有进入阵地，高射炮从未向敌机射击，敌机走了之后乱发一气。第三战区的炮兵暴露出来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他下令对第三战区炮兵指挥官娄绍凯以下进行严处，并指示铨叙厅对谢罗夫顾问“热心任事，指导周详”，明令奖励。从德拉特文、切列潘诺夫、到以斯大林格勒闻名天下的崔可夫将军都曾经担任过苏联顾问，从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到宜昌反击战，苏联顾问在他们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因为蒋介石对苏联一直心存芥蒂，苏联顾问才能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而且苏联援华顾问还有调节国共两党的任务，“皖南事变”后崔可夫将军质问蒋介石：“攻击新四军的武器是不是用的苏联援助的。”暗示切断苏联对华援助，以达到国共团结抗战。

　　整个抗战期间苏联一共提供给中国2.5亿美元贷款，中国实际应用为1.7亿美元贷款购买苏联武器。其中：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中苏易货借款所购买的飞机及主要军火物资为:各类飞机1562架,飞机炸弹43451颗又15000吨、坦克164辆、各式车辆1337辆、各类火炮1850门、炮弹279.9868万发、轻重机关枪20320挺、机枪弹26624.496万发、步枪10万枝、步枪子弹27484.212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以及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军火物资。苏联对中国军火武器的供给，直到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才完全停止对中国的武器物资援助。但仍向中国运输汽油直到德国全面入侵苏联苏联政府才取消对华汽油的援助，1941年6月底每月还保持两千吨之数，由驼队运送的汽油年达200万加仑。在这之前中国空军飞机场实际完全是由苏联飞机组成的。苏联急于和日本签订条约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过各方面渠道的情报表明德国即将入侵苏联，包括中国方面也将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情报告知苏联。但斯大林判断德国将在解决英国之后在1942年入侵苏联。

　　日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大使邵力子切实密询苏方对抗战态度。美国对此亦表关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答称：“此次苏日订约基于苏联保持和平，并不涉及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继续抗战问题，毫无变更”。邵力子并从英美驻苏大使处得知“日苏此次未另有密件”，所谓日苏间另有两项密约的传闻不确。同时，苏驻华大使潘友新亦于4月19日向蒋介石说明，日苏条约与中国无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蒋介石原已决定：“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在接到苏方作出的解释后，蒋介石于1941年4月24日通告各地军政要员，对《苏日中立条约》利害得失作出如下分析：条约对苏有利，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对日本则有害无利。苏联订立此约之用意不外四点：(一)欲消灭日本海军，策动其南进。(二)鼓励日在东北陆军南进，或转用于中国战争，势将遭到消耗。(三)解除苏联东顾之忧。(四)动摇三国同盟。此外，苏日条约订立后，已使英美对日备战日亟，敌视益深。 此项条约订立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其所能抽调之兵力有限，不过六个师团，不足构成太大威胁。日苏在外蒙、满洲问题上的共同声明，虽最足遗憾，且为我始料所不及。”“但此事纯为目前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也。”蒋介石已知德国不久将攻苏，因此决定尽力平息事态，指令各报刊不得刊载攻击苏联的文字。断定日苏德苏关系不久必将有所变化，决定维持对苏友好关系而对苏日中立条约不予置理。从日后中日战争的发展看蒋介石作出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美国在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之前，美国认为日本进攻苏联和南下侵入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可能性并存，苏联的力量将制约着日本的行动，而苏日条约签订后日本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一意孤行南下了。1941年3月，美国军火租借法案成立。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秘密签发一道行政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和陆军航空兵和海军、海军航空队退役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去中国，陈纳德据此组织“飞虎队”来华参战。。4月18日，罗斯福总统批准以价值4500万美元美元的军火器材援助中国。作为当时中国另一大政治势力中共-毛泽东也做出和蒋介石差不多的判断。1941年4月14日在关于苏日中立条约和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蒋介石亦喜亦忧。对苏德战争的前景也十分关切，担心苏若不支，德日打通欧亚战场，于中国甚为危险。在苏联卫国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1941年7月21日蒋介石在致斯大林电中对苏联大加赞扬，表示好感。对英勇抗敌的苏联人民表示支持与敬意。祝贺斯大林“阁下亲任贵国国防人民委员长……威名所被足使侵略主义者之纳粹闻而丧胆”。表示“我中苏两国友谊深厚，唇齿相依。在今日更应在反抗侵略之同一线上……以达我两国同舟共济之使命”。同时希望美英以实力援苏，促成中美英苏之合作。美英此时都表示愿意援助苏联抗击德国侵略，但对四国合作仍觉此时尚难同意。而且中国亦未参与对德作战或实际援苏。因此邵力子曾向蒋介石建议，在援苏上“我国得天独厚，亦宜当仁不让。”可以钨锡等苏方急需之工矿产品运苏济急，并指出：“此时倘稍落后，战后似多可虑。”蒋介石应允指示给苏联运去偿还贷款的钨矿、锡矿等。

　　无论是抗战期间苏联大规模的援华武器、派遣苏联飞行志愿者来华和日本空军作战，还是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其实都源于苏联自己的国家利益。用崔可夫将军来华前斯大林对他说的话说最明白，斯大林对崔可夫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的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入侵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源于这个理由就不难解释苏联为什么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候给予中国慷慨的援助以及后来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乃至美国在抗战期间卖给日本废钢铁和汽油，这一切都是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瓦窑堡会议中就做出了预见：“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你能看见历史有多远就能看到未来有多远，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还要看实力，交朋友都想交一个有本事、靠得住的，国家间也不例外，尤其是大国之间！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到三八线，苏联才开始决定给新中国武器援助、给志愿军提供空中安全保障。也是在抗美援朝胜利后决定归还“中东路”、“旅顺港”。

　　对于外援毛泽东在1936年对于苏联援助红军时说：“以战争、以发展、以不与根据地分离的方式争取外援。”一切以我为主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乃至中共党内很多人截然不同的地方，苏联用对华援助成功的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用中国牢牢地拖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不能北进，避免了两线作战。即便如此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坚定了中国军民抵抗到底的信心，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尤其是苏联来华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大队中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苏联志愿者，他们的身躯已融入中国这片土地，但他们留下的故事将永远在中国人民中流传，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史册！（阿蒙）

　　(本文资料选用【选自苏 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 【《近代史资料》80期中国第二档案馆供稿 李嘉谷 冯敏 整理《抗战期间三个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条约》】【《近代史资料》第89、90期《中苏外交文件》选译 李玉贞译】【《苏联档案资料汇编》第11卷《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对远东的新方针》周绍衍译】【《文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顾维钧回忆录》】【薛衔天 金东吉著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日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湾 秦孝仪等编辑】【《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台湾 秦孝仪等编辑】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罗伯特、达莱克著 卢艳丽、伊伟、陈启迪、张震久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