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政治传统与后革命时代的“法兰西理论”——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谈起

　　摘要

　　近代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法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结构塑造了法国的政治传统，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理论，不仅孕育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当代“法兰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学界的一种理论建构，表现为以异质、多元、解构等为核心特征的激进思潮。它浓缩了后革命时代欧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反应，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从法国政治传统到当代“法兰西理论”的演化，反映的是从阶级斗争到理论抗争、从内部批判到外部超越、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哲学理论的嬗变，反映的是政党政治和阶级逻辑的退却。

　　关键词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法兰西理论;法国政治传统;阶级斗争

　　美国学者哈特指出，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革命思想主要根源于英国经济学、法国政治学和德国哲学;而在当代西方世界，左翼思潮主要受美国经济学、法国哲学和意大利政治学的影响。[1]1我认为，这一判断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思想来源和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回顾西方近现代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法国思潮确实占据着重要位置，是孕育西方左翼思潮的肥沃土壤之一。不过，根据哈特的论述，这种影响似乎存在一个视角的转换，即从传统政治斗争到当代哲学理论的演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换呢?哈特并没有给出解答。本文拟结合法国历史的演变，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为切入点，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并在历史与思想的交汇中，评述当代“法兰西理论”的内在得失。

　　01

　　恩格斯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2]582-583从1789年到1871年，法国先后经历了5次大规模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1848年革命、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出现了两个帝国、两个王朝(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三个共和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法国一次又一次地成为革命、起义、政变的舞台，这不仅奠定了近代以来的法国政治传统，也使其成为近代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运动中心。

　　这种政治斗争为什么会在法国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典型呢?要解答这一问题，仅仅停留在一般历史观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晚年反复告诫，唯物史观只是研究具体问题的指导方法，而不是一种拿来就能用的教条、教义。这就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与历史道路特殊性之间的辩证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3]26。唯物史观所阐述的基本原理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是“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所具有的共性，而历史道路则是普遍原理与具体国情和民族传统结合之后的具体表现，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综合。因此，仅仅停留在唯物史观这个共性原理上是理解不了任何一个具体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就犹如用“人类”这个范畴理解不了任何一个个体的本质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之中，揭示一般原理与特殊国情的具体结合形式，并从中发掘一般规律的运作形式，进而阐明每个民族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对法国历史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恰恰是马克思践行这一目的的理论尝试。恩格斯说:“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2]583法国历史和政治实践是马克思毕生思考和研究的重心之一，也是他的思想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实践动因。[4]从法国大革命、1830年革命到1848年革命、波拿巴政变再到巴黎公社运动，对法国历史和政治实践的研究，伴随着马克思的一生。

　　法国大革命表现为君主、贵族、第三等级以及君主立宪派(大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吉伦特派(工商业资产阶级)、雅各宾派(中小资产阶级)、热月党人、拿破仑派之间的斗争，每个派别轮番上阵，一次又一次地把法国革命推向了高潮。而从1848年2月到1851年12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则表现为金融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秩序党和波拿巴派等之间的政治斗争，每个派别又轮番上阵，上演了一场场可悲可泣或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推动了法国历史的发展。借用托克维尔的疑问，为什么这些如此相似的人会撕裂成一个个彼此陌生、敌对的小团体呢?[5]123要解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停留在一般历史观层面，必须深入到法国的经济状况和具体国情之中。

　　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问题。1880年，马克思在接受《太阳报》记者约翰·温斯顿采访时曾指出，他打算写一套“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就是“土地论”。[6]720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一著作。不过，从他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他对土地问题的重视，尤其是在研究法国历史时更是如此。托克维尔指出，与德国和英国相比，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发生了质性变化，甚至可以被称为一场社会革命:农民不仅摆脱了农奴的地位，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经成为自足的土地所有者。[5]66如果说英国通过圈地运动，解决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土地问题;那么，法国则通过土地的小块分割和出售，进一步巩固了小农经济，“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2]680，农民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土地，进一步成为小块土地所有者。这种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调动了农民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在革命风暴中的作用。1) 小块土地分隔制使农民处于相互隔离状态，无法形成一种全国性的统一联盟和自主的阶级意识，无法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678。这也为波拿巴的上台和政变奠定了所有制基础。2) 土地占有欲点燃了农民的全部激情，他们会根据土地政策和葡萄酒税来判断每个阶级和党派的气味，只要有人想要剥夺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会拿起武器奋战到底，这也使得农民与其他阶级和党派处于相互分隔状况。3) 农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与城市中的大工业交相呼应、相互补充，资本的盘剥尚未在农村全面铺展开来，致使农民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是同一个:资本”[2]456，导致革命的烈火无法在农村迅速燃烧起来。这也使得资产阶级随时可以用土地所有权来操控农民的情绪，“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2]456，是离间工人与农民情感的有利杠杆，进而导致二者的分裂对立，使六月起义沦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孤鸿哀鸣。

　　另一方面，是利益和阶级身份的固化问题。中世纪以来，法国就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根据身份和出身，法国社会存在三种等级:一是靠祈祷为国王服务的教士，二是靠宝剑为国王服务的贵族，三是靠钱袋为国王服务的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商业阶层、工人阶级、手工艺者、地主、农民等等。由于固定的职业、身份和利益诉求，每个等级之间以及第三等级内部均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小团体主义，每个团体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导致阶级矛盾和社会离心力不断加剧，陷入撕裂的深渊。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法国社会得到了涅槃，但阶级之间的撕裂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日益加剧:拿破仑时期的贵族、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七月王朝时期的金融贵族，彼此之间互不待见、相互敌视;贵族、金融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争权夺利;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农民、小商贩等相互撕裂。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法国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而每个团体只顾自己。这就是，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它为我们熟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准备。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所有这些彼此隔离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5]136

　　这种复杂的阶级结构和利益冲突导致法国派系林立、各自为营，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斗争，塑造了近代以来的法国政治传统。这种激进的政治实践，造就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孕育了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丰沃土壤，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学说。

　　02

　　法国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国家，也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当时英国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无产阶级力量也强于其他西欧国家，但这种生产力的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当时德国工业整体处于起步阶段，资产阶级尚未作为一支独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造就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法国恰恰成为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交汇点:工业革命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独特的政治传统又造就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素养，使法国成为近代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中心。

　　一是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范围最广、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首先爆发于意大利，法国则将其推向高潮，并迅速波及德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等等。在二月革命中，法国人民推翻了金融资产阶级代表的七月王朝，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这次革命中，法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了整个革命的进程。但当资产阶级掌控政权之后，开始清算无产阶级，后者被迫无奈，发动了六月起义。马克思指出，这次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2]398。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恩格斯后来反思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7]512当时法国工业革命尚未完成，整个社会的主导关系和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的矛盾尚未全面展现出来，导致工人把次一级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进而错失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时机。在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身上还残存着旧传统的遗迹，他们还没有认清工业资产阶级的本质和自己的真正使命，进而陷入资产阶级营造的幻觉之中。不过，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在成长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只有通过这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他们摆脱幻想、认清现实，不断走向成熟，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进而成长为社会革命的真正主体。[2]376

　　二是巴黎公社运动。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巴黎人民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而以梯也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屈膝投降，企图解除人民武装。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为了保障公社和人民权力，巴黎公社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重要措施: 1)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消常备军，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 2)取消资产阶级代议制，实行普选制:一切公职人员均由人民选举产生，并随时接受人民监督; 3)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形式，实行地方自治和中央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原则;4)为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采取公职人员低薪制，等等。马克思评价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民主制度”。[8]58

　　那么，这两场运动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样的思想触动呢?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2]249。以此来看，法国二月革命以来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专政学说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

　　第一，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通过六月起义的失败，马克思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超出资产阶级革命范围，宣布不断革命，及时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并第一次提出了经济改造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最终目的，它只是向更高社会形态的一个过渡阶段，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经环节。[2]462在1852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他再一次确认了这一点。[7]547此外，1871年的巴黎公社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从理论形态到现实形态的飞跃，“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8]58-59。虽然巴黎公社最终被镇压了，但它无疑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实践经验，更为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

　　第二，为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提供了现实支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希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和国家机器，消灭资本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法国政治实践，马克思进一步认清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实质。在《雾月十八日》中，他指出，法国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君主专制时代的国家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战利品，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彻底摧毁国家机器，而是使它变得更加完备。因此，资产阶级国家在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不可能直接利用旧的国家机器，相反，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1871年4月12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7]599。巴黎公社真正践行了这一思想。巴黎无产阶级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际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决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社会管理，为了不致失去刚刚获得的统治，他们必须彻底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全面总结并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这一伟大创举，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第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综观马克思对法国历史和政治实践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国家问题是横贯始终的一个焦点话题: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到打碎国家机器再到国家消亡理论，似乎都可以在法国历史和政治实践中找到相应的现实基础。通过法国实践，马克思认识到: 1)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 2)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国家反过来可以实现对市民社会的全面管控; 3)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不能简单照搬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相反，必须用暴力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全部国家机器; 4)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必须保留国家的专政职能，坚决捍卫革命果实; 5)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才会彻底消亡，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既不是暴力的结果，也不是“被废除”的，而是自行消亡的。

　　最后，对1848年革命方式的反思。1848年，除英国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完成工业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尚未完全明朗化，而是夹杂在各种次要矛盾和外在冲突之中。在此之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排除了工场手工业甚至是行会手工业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就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将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到了历史中心。原来在英国和巴黎等其他几个工业城市发生的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欧洲，其猛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1848年。在这种形势下，妄图再以1848年那种“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7]513;“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7]517-518。恩格斯指出，新形势新情况必然要求新的斗争方式，因此，必须摒弃过去那种宗派式的“灵丹妙药”，坚持统一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摒弃按地区或民族进行斗争的策略，建立一支自觉的、国际化的无产阶级大军;必须摒弃过去那种无准备的突然袭击和消极的街垒战术，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同资产阶级展开长期斗争。也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指出，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决不意味着战斗的无产阶级被埋葬了，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涅槃和新生:一支更加强大的、焕然一新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7]512-513

　　03

　　1871年之后，随着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西欧各国纷纷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1889年7月14日，即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100周年之际，各国工人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正式成立。由于实证主义、折中主义和进化主义的影响，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分化。1905—1910年，第二国际在实践策略上进一步分化为“左”(以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为代表)、“中”(以考茨基为代表)、“右”(以伯恩施坦为代表)三派，而修正主义日益占据上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右派的影响之下，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纷纷表态支持本国政府，保卫自己的祖国，导致各交战国无产阶级在战场上相互厮杀，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第二国际宣告破产。随着资本主义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了争夺地盘，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争，资本的统一联盟开始分裂，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渐成为主流，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逐渐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二战之后，欧美国家普遍推行福利国家制度，法国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与之相应，法国共产党也在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9]45;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未能在实践中拿出有效的行动方案和纲领。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意味着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梦想的破灭。于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法兰西理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成为欧洲后革命时代最为耀眼的一股理论思潮，涌现出了一批激进思想家和理论家，如德里达、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等等，至今不衰，深刻影响了整个当代西方左翼思潮。前者主要以异质、多元、解构的激进立场为核心特质，目的是要将欧洲革命从马克思的幽灵中“解救”出来，试图开创一种全新的“解放”路径。它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它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实现了从政治斗争到革命浪漫化的转变。近代以来，法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导致了阶级结构和利益的分化，引发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并一步一步推动了法国历史的发展。而到了当代，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曾经多元异质的阶级结构逐渐沉淀为思想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曾经的革命—解放政治学逐渐转变为生命政治学和解构政治学。政治传统的激进性不再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退化为理论上的激进性:“革命”的表征从一种彻底的阶级斗争转换为一种理论上的抵抗姿态，革命行动转化为一种浪漫化的话语叙事逻辑。

　　其次，实现了从追随者到替代者或解构者的角色转变。“法兰西理论”会受到如此关注，主要原因在于它浓缩了当时欧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反应，恰好迎合了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如哈维强调的那样:“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10]49而“法兰西理论”所强调的以多元、延异、差异、解构、异质等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恰恰是新自由主义迫切需要的新策略，二者一拍即合，进而被美国学界建构为一种时髦的“法兰西理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法兰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新自由主义具有某种先天上的共谋性，虽然其中不乏一些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就此而言，丹尼尔·贝尔所宣称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所谓的“矛盾”，而是顺应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文化策略转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美国学院派会不遗余力地建构“法兰西理论”了。因此，当这批思想家面对马克思的时候，要么会选择新的替代方案，要么会走向彻底的解构和批判范式[11]，甚至走向反人类文明的立场。而这些新的路径恰恰为美国学界和当代西方左翼重构马克思哲学或走出马克思的“幽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再次，实现了从内部批判到外部超越的转变。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法兰西理论”不仅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一种反应，也是对过去政治革命和批判范式的一种替代:马克思始终坚信，革命必须奠基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上，因此，他始终不遗余力地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力图从内部寻求解放。而大多数法兰西理论家恰恰否定了这种路径的可能性，径直走向了外在超越。他们所提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同一性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这种理论上的激进性并不能转化为政治实践的激进性，最终只能停留在后现代或前现代的“口号”批判上。借用马克思当年的评论就是:“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2]66理论上的激进和现实中的保守相互补充、互为表里。这种外部批判不仅无法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基础，反而会沦为新自由主义的同化对象。当代西方左翼的发展已不可辩驳地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哲学理论的转变。马克思当年是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法兰西理论”却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逐渐从后者退回到前者。其中最具迷惑性的是鲍德里亚，因为他明确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问题，似乎他是要沿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前进，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恰恰是要基于礼物式的象征交换来终结一切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法兰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为一种“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或哲学范式。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尤其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一旦跳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必然意味着阶级逻辑的退却，意味着阶级分析方法和政党理论的隐退。于是，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流露出来的“天才”分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留下来的只能是那种个人主义的绝望或充满想象的乌托邦幻象。

　　参考文献

　　[1]Hardt M. Laboratory Italy. In Virno P，Hardt M (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傅勒:《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朱学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9]张亮、孙乐强:《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10]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11]胡大平:《对“法兰西理论”的思想史评估:以“后财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视角》，《南国学术》，202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