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农业文明

我还想继续中华文化同化论的话题，中国之所以与众不同，一直延续文明至今，在我看来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中国建立了富有活力的农业文明。这是中华文化同化力的核心，任何新建王朝都无法超越农业文明，所以必须按照中华文化行事，这就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最后秦国胜出，建立了中国大一统的制度。而秦国胜出的关键就是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实际上奠定了以农立国的基调。农业的发展，加强了中央的财力，形成了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的建立，也加强了官僚的实力，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秦始皇没有很好的应对官僚的挑战，秦朝二世而亡。汉初，也一直在动乱中徘徊。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新调整了皇帝和官僚的权利义务，中国的政治文明才继续发展。

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规律就是王朝周期律。在我看来，也在于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导致了政治失衡。换句话来说就是皇权遭到了强力削弱，而无法制约利益集团所致。中国历史上商人集团的能量一直很强大，在汉朝时代，中国建立了丝绸之路，中国的贸易额就相当庞大。富起来的商人集团大量买卖人口，建立了官私婢制度，这破坏了农业根基，也使得中央财力不足，更加依赖利益集团。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在上演《红楼梦》，大量的劳动人口不从事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经济崩溃，紧接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最后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皇帝的制衡措施就是宦官专权，所以王朝末期宦官与外戚、宦官与东林党等都上演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但这种斗争能杀人，却解决不了问题，利益集团坐等王朝灭亡，迎接新的主人。看看《三国演义》我们就知道，刘备等一大批军阀背后都有大商人的影子，就连满清也是晋商在为其开道。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事情。

在古代中国，皇帝是代表农民利益的，至少一定程度上代表，所以各个封建王朝都在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前说儒家是反对商业的，这是一种误解，儒家做生意很有一套，而且有很多所谓儒商。到了宋朝的时候，宋朝的皇帝不愿做皇帝，被逼上的皇帝宝座，实行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宋朝的海上贸易很大，反而不重视陆上领土。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少数民族政权能够在中国做大，现在给出的原因在于汉化。实则是他们敢对固化的利益集团下手，从而恢复了农业生产，有了农民，就会有政权。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北方统一南方的问题，但加上中华民国就不成立了。真正的要点还在于哪里赢得了农民，哪里就有权利统领天下，也即所谓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与中华文明不同，西方的文明是商业文明，这种文明是一种浮萍，很容易消失。换一个好词就是城市文明、城邦文明，据说这里诞生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但与民主相对立的就是奴隶，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罗马帝国等大帝国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离真正的全权控制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整个罗马帝国时代一直在战争中度过。商业文明也可说成海盗文明、暴力文明，所以整个西方历史几乎没有和平时期，一时的和平就是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准备。战争就有破产的可能，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西方的金融也在不断的完善。单纯从金融技术而言，我不认为十六世纪地中海的金融创新就比现在低多少。但有了强有力的金融保证之后，地中海依然从西方最繁华的所在变成现在最没活力的地区之一。西方真正的崛起有赖于工业革命，工业文明的诞生建立了一种新的文明样式，这可以与中国的农业文明相媲美。无论潮起潮落，与中国规律类似，只要紧紧抓住工业这个核心不放手，总有凤凰磐涅的一天。这从德国的经历可见一斑，德国虽然遭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创痛，但现在依然还是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没有别的奥秘，就是坚持发展工业。

中国在进行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这两个要点都要充分注意。以前一直鼓吹发展第三产业的光辉前景，实际上这是本末倒置。在工业化的时代，如果放弃了工业，中国就失去了中国梦的根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脱离了这个原则，就有失控的危险。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有些太骇人了，我同意房地产相当于农业时代土地兼并的说法，这是危险的预兆。中国的税基应该是工业，如果真能实现这个目标，并为这个目标努力，中国也就为未来做了很好的战略规划。中国的另一个重点是农民，让农民草率进城并不适宜，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难以为继。解决农民的问题还要很长时间，需要很强的战略定力。服务业过度膨胀，吸收大量劳动人口，是个全球性的大问题。不劳动阶级的持续增加，必然导致全球财富的缩水。马克思《资本论》中为资本主义设定的很多分析框架都是中肯的，既然相信科学，为什么要背弃马克思主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