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攀：可以对鲍曼说“不”吗？--后现代主义没能解构资本主义，反而解构了工人运动

　　英国当地时间2017年1月9日，著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在英国去世。鲍曼在中国享有很高知名度，尤其是他有关后现代的一系列分析著作，颇受中国知识界重视。本文作者回顾鲍曼的重要代表作，对其后现代分析提出了争鸣与质疑。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n)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39年纳粹侵略波兰时，他和他的家庭向东逃亡，进入苏联境内。鲍曼随后加入了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成为政治指导员，二战之后他进入波兰军队情报部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鲍曼离开波兰军队，赴英国学习社会学。1968年，欧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东欧各国也发生了抗议运动。鲍曼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之间的关系也最终破裂了。之后，鲍曼离开波兰赴英国从事学术工作。鲍曼的经历在他那一代人中比较有代表性，除了鲍曼之外，另一位来自波兰的学者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也是著名的例子，其它的例子还有匈牙利的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等。笔者以为，这段经历也是日后鲍曼转向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鲍曼对“现代性”的判定和批判，都带有明显的来自他的波兰生涯的烙印，这是来自东欧的这一代学者共同的特质。不过，鲍曼对他后半生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和制度还是有一定批判性的，这是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区别所在。

　　除了他早期的研究之外，鲍曼的主要著作已经被译介成中文。鲍曼著作的基调，正如其传记的副标题《后现代性的预言家》所表示的那样，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在于对于“现代性”的强烈批判和否定。这里的“现代性”指的并不仅仅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或者苏联东欧曾经的制度，而是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一整套社会机制，甚至思想观念。“现代性”的范畴包括了西方的资本主义，苏联东欧的体制，甚至纳粹，也就是近代以来欧洲大陆和美国出现的全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乃至具体政权。苏联东欧的失败被鲍曼解读为现代性设想的彻底失败。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后现代主义可以理解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的幻灭的一种形式。鲍曼的学术生涯起步于对早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鲍曼的后现代主义的起源：鲍曼用抽象意义上的“权力”、“规训”等范畴取代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剥削，工人运动的主题也从对一个新的社会的探索变成了对抽象权力的反抗，这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也是鲍曼对“他者”的塑造。

　　鲍曼的分析对象不只是现代的社会制度和结构，而包括了现代的社会观念，例如他对现代社会“秩序”观的分析，以及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对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状态中知识分子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的分析等等。鲍曼的核心论点是，“理性”曾经的解放作用已经不复存在，而是成了新的压迫的来源。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都来自于，并植根于现代性对于完美状态的追求。这种说法位面太过牵强附会。

　　从事实层面看，我们很难把西方乃至苏东的问题归咎于“追求完美”。所谓“不完美”也不能如此轻描淡写，这些“不完美”意味着人民的实际痛苦。很明显，这也大大削弱了鲍曼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意义。既然“完美”是不可能达到的，甚至追求“完美”本身就是一种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做法(这已经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那么，鲍曼又如何证明他所指出的这种状况是应该改变的呢?鲍曼又准备通过什么途径改变这种状况呢?在鲍曼的著作中，“后现代性”是一种无根的、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当然，鲍曼确实也不认为这种状况就是值得欣赏的，他在不少著作里倒是也指出了这样一种状况的问题，例如工作的不稳定，底层的被排斥乃至成为“废弃”状态等等。但是，鲍曼并没有提出克服，或者缓解这些问题的措施。相反，在鲍曼对“现代性”的批判过程中，倒是指出了“现代性”所追求的解放目标的不可能，甚至认为这种目标本身就隐含着压迫，也就是在鲍曼看来，解放已经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笔者以为，这显然大大削弱了鲍曼批判的意义。鲍曼的批判因而变成了康德式的先验道德，变成了主观的义愤，甚至变成了一种美学描绘。这种先验道德虽然的确十分高尚，但是这种道德无法进入社会实践——鲍曼对“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泛化批判事实上排除了实践的可能，因而也无法对社会造成影响。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恐怕还是主动地、有意识地退出社会实践，满足于形而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效力因此十分可疑。

　　鲍曼的名著之一是《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探讨的是纳粹大屠杀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鲍曼在本书中把“现代性”设定为纳粹大屠杀的几乎唯一因素。在笔者看来，这种论证是相当苍白的。的确，纳粹的大屠杀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和现代官僚体制完成的，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使用现代技术和现代官僚体制的社会里都发生了纳粹式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同样，也不是只有使用这种现代技术手段才能进行这样的大屠杀。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仅仅从形式逻辑层面进行考察，鲍曼在本书中的分析也是很薄弱的。同样，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现代技术是否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现代技术掌握在谁手里，为谁服务。这个道理恐怕不难理解。另外，鲍曼虽然强调了现代性的“我”和“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以此作为依据，但是这个观点同样是十分薄弱的。众所周知，即使在“后现代”，这个意义上的“权力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

　　事实上，除非人类社会真的彻底原子化，抽象意义上的“我”和“他者”的“权力关系”都是不可能消失的。那么鲍曼的“批判”就显得无的放矢了。这种抽象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鲍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里有一项是指出所谓“废弃”的生命，以及新穷人的状态。那么，任何对这种状态的哪怕部分改善也是“我”对“他者”的“权力关系”的体现(鲍曼恐怕不能排除所谓“贫穷文化”的中存在和作用)。事实上，所谓“废弃”恰恰意味着，鲍曼认为的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存在。把上述两种状况划上等号显然是荒谬的，但是鲍曼如何区别这两种权力关系呢?鲍曼对权力关系的泛化恰恰遮蔽了真正应该批判的对象。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通病。从事实层面来看，鲍曼的分析也未见得成立。大家都知道，魏玛时代的德国右翼人士，例如施宾格勒(Spengler)，海德格尔(Heidegger)等都是以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对德国浪漫主义中的反现代性要素大加阐发而知名的。纳粹的拥趸们也是。当时受到“现代性”思想影响最强烈的德国工人的主体，恰恰不是纳粹拥趸。也就是说，纳粹乃至整个魏玛德国右翼的思想本来就是有多个“层面”的。

　　鲍曼仅仅把纳粹和大屠杀归结为现代性的产物显然是没有足够强有力的依据的。同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当时德国工人阶级采取有力行动阻止了纳粹上台，那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就不会发生，而这也是鲍曼的分析回避的(这也是因为鲍曼放弃了工人阶级解放的希望)。鲍曼在本书中的观点笔者以为只能理解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诅咒导致的扭曲。事实上，这不仅是鲍曼个人的问题，而是“后现代主义”这个思路的奉行者们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些奉行者们看来，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被归咎于所谓的“现代性”，而不是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甚至政治制度。那么，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呢?这些“后现代主义”的奉行者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鲍曼也不例外。虽然在一些著作中鲍曼提及了“民主”，但是大家都知道，新自由主义得势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连维持已有的福利国家都已经无法做到了，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已经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冷漠。鲍曼在许多著作中所批判的西方现实正是新自由主义的“TINA”框架的产物，那么鲍曼又如何能够指望这样一种制度阻止他所批判的那样一种状况的不断循环和恶化呢?这不能不说是鲍曼思想的一个深层问题。当然，这也是所有后现代主义的奉行者们的共同问题。

　　后现代主义的奉行者们通常对后现代的“碎片化”状态热烈欢呼，但是，这种状态真的值得欢呼吗?恐怕未必。首先，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工人阶级被打散的状态，这样一种状况毫无疑问极大增加了解放性社会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困难——当然，后现代主义的奉行者们也放弃了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解放的目标。社会运动又从工人运动退回到了无套裤汉甚至“原始的反抗”的水平。其次，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近来特朗普的上台说明的，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满不是也不可能真的不存在，恰恰相反，这种不满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日益被导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泛起也使得人们侧目。这是“后现代”的碎片化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运用布洛赫(Ernst Bloch)的术语的话，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人们“否”的状态的永恒化。正如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指出的，后现代主义放弃希望之后，其必然结论就是也只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非理性主义(当然这本来就是后现代主义在知识上的一个重要源头)所鼓吹的那样，世界历史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进步可言的，不仅奉行丛林法则，而且西西弗斯式的无限循环的苦役。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只能大大增强各种野蛮、反动思潮的“说服力”。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放弃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结构——亦即阶级——的分析（当然这是他们放弃希望的结果）。换言之，后现代的碎片化状态恰恰比“现代性”更加危险。这也使得“后现代”奉行者们对“现代性”义正辞严的批判未免显得滑稽。鲍曼去世了，但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