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和极右是一条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

　　这几天，宋彬彬终究还是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虽然这远不是真相的全部，但也已经说明了，当年制造打砸抢、动乱的，正是现在这些高高在上的公主们。

　　一部党史明明白白地记载着：极左是很容易转成极右的。是谁发明了“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说真的，英明领袖没这文采。发明者其实是当时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此事已为当年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的张云声所证实。华国锋于80年代中期也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改革开放后，郑必坚、龚育之后来成为主流话语的核心智囊，包括实行市场经济在内的许多重要决定和报告，他们都是主持起草者或参与起草者。是谁最先发明的“大跃进”中最左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毛，而是胡绩伟，当时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改革后胡绩伟摇身一变，在胡赵时代很是风光了一阵。

　　有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改革前正是他如今所痛骂的“改革开放前那些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准。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周扬，曾经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党在文艺界的主要代表。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积极奉行王明的“左”倾路线，这一伙人(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左得厉害，开口一句“丢他妈”，闭口就是“切西瓜”(指砍脑袋)。鲁迅在一九三二年给周扬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就指出，对敌人斗争毫无用处，“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他们就化名公开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文化运动中的和平主义”，“戴白手套的革命论”。甚至造谣说鲁迅要投降蒋介石。鲁迅时常在私下报怨：“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却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按：指周扬一伙)，因为防不胜防。”鲁迅公开表示，“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并且怀疑周扬这一伙“是否系敌人所派遣”。鲁迅的早死，这些“战友”不无功劳。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周扬再次展现出令人可畏的一面。他把鲁迅的好友冯雪峰、丁玲等一大批人打成了右派。王力回忆说：“周扬有的做法超过了毛主席的想法，凡是他分管的部门，几乎都很厉害。……反胡风时虽然是毛主席批的，但周扬执行得要过一点。”大跃进时周扬搞了《红旗歌谣》，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对冒进产生了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周扬又成了“左”的批判者，而曾被打成右派的丁玲这时却又被人封为左派。据丁玲身边工作人员王增如说，丁玲晚年一直苦于连封她左派的人都找不到。直到死前，她似乎有所领悟地说了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丁玲这话不是很耐人寻味吗?的确，极左与极右是一条藤结出的两个苦瓜。

　　又如反思极左的大拿吴思来说，吴思文革期间正是一个造反派，改革后则发明了“潜规则”为统治集团辩护。吴思写了一篇《我的极左经历》，描述自己当年当知青实践大寨模式受挫，最终临阵脱逃，脱离“极左”思想阵营的过程。从他自己写的供状中可以看出极左转向极右的根源是什么。

　　在《义务劳动受挫》一节里，吴思不考虑当地农民的实际状况，大搞义务劳动替代正常的合作劳动，消灭一切按劳分配，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搞得比大寨还“左”。他没有理解毛的话的意思，或者说他因为太自私了，急于做出成绩。群众的眼睛永远是最亮的。群众不能不猜疑：他为什么脱离实际搞花架子?他是不是别有图谋?通过长期检验，群众发现了吴思身上自私的本质，进而肯定认为他时而大搞极“左”，时而意志消沉，种种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罢了，在这种状况下，群众必然偷懒。群众偷懒，工作没搞好，正是自己思想觉悟、工作能力、努力不够的结果，但他却以奴隶主的心态骂群众是畜牲。明明自己问题严重，私心太重能力还不足，却幻想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把别人看得都是自私自利，而把自己当作圣徒没有问题。所以，改革后他来个大转变，从极左走到完全认同了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逻辑，用“官家主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词语，为资本家和权贵辩护。

　　从郑必坚、龚育之、胡绩伟、吴敬琏到周扬、吴思(《红岩》中的甫志高，叛变之前革命口号喊得最响)，他们虽然不断“变脸”，但思想内核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在前苏联，主张发展富农经济最力的也正是之前被列宁批为“左派幼稚病”的布哈林。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抱着出人头地的想法参加革命的，带有很大成分的小资产阶级自私本性，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对革命的艰巨性认识不深，大气候一变，必然马上转型。改革后，他们拒绝反思自己的自私性，反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性，反而把自己说的高尚无比，一切的错误都归结到毛的极左，无非也是自私自利的本性作怪。他们时而是极左派，时而是大右派，其实骨子里都是为我派。

　　这就是从假“左”跳到真“右”的内在逻辑。(百韬网刘琅)

　　201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