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有何资格为文革盖棺定论

　　某退休高官，最近跑到中大讲演，想给WG盖棺定论。这人名气是有的，才气却不过尔尔，我10多岁时就读过他的《社会主义四百年》，只觉语言无味，人云亦云。如果他爆料其官场历史，例如与某主持人的关系，可能相当有趣味。但想要让大家“自觉地拒绝文革”、“不让文革在新时代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却可能忘记自己有多少斤两了。说实在的，其实左派原本不成气候，他们以党内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人数既少，政治势力也小，政治基础日渐薄弱。虽然后来又加入喝了不少洋墨水的新左派，但门户之见甚深而现实根基太浅。 之所以闹到后来令退休高官睡不着觉的田地，完全是改开三十多年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后果。这才是真正的根源，否则如退休高官所说的“遗毒”，竟然在大力扫荡40年后还存留，而且越演越烈，天下安有是理?!

　　说文革失败的人，当然并非始于此退休高官。早在1966年，毛发动文革之前，已经预见到他死后文革将会失败，右派将会上台(毛给江青的信)。1969年后，文革的退却已成事实。1976年毛跟华的谈话中，他清醒地看到，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已经预见到“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毛确是少有的能够洞察历史的人物。

　　毛坚信右派的统治也不长久，但在感情上，却不能对革命将倒退、人民将吃二次苦而无动于衷。因此，文革后期毛的心境，其实是相当悲凉的。此时，毛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毛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0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毛很清楚，他“就要见马克思了”，能做的已经不多，只能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将来。党内高级领导当然也很清楚毛不久于人世，于是为了后毛时代不断的进行试探和重新站队。

　　对毛之后的中国，很多人早有隐忧。1968年7月28日，毛直接找蒯大富、韩爱晶等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退却的警告。这其实也是对革命小将的爱护，当时韩爱晶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这实际上是革命退潮时，造反派有委屈，而且心里没底，不知道毛身后，中国要退到哪里。江青听了很不高兴，毛则夸她问得好，并坦率地回答：“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毛也许不相信他的战友，但他相信人民。

　　韩爱晶回忆，谈话结束后，毛走了又回来，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1975年，毛在临终遗嘱式的谈话中再次叮嘱：“(老同志)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后来的演变却不是毛所能把握的了。

　　除了人事安排外，毛更重视对文革的理论总结，以为后人留下理论武器。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这个理论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如下：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二十六日那天晚上，毛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1975年2月下旬起，毛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毛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认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毛死了，文革也被彻底否定了，但是，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右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等等;所有这些，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大家认为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甚至觉得毛老糊涂了!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铁一般的现实!

　　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到社教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后的“清查四人帮”、改革开放，那几十年一幕幕变幻诡谲的风云、起落叠宕的潮汐，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也不是所谓“派性”，而是工农与官僚集团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出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种斗争的集中反映，文革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

　　必须承认，文革的失败是必然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农民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既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那么，文革对官僚集团的抗争是否毫无意义呢?那也未必。

　　也许毛早就预料到，有人会认为文革发动得突然，是什么“仓促上阵”。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在批改林彪的一个讲话稿时，有这么一句：“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其中，北伐战争、南昌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是毛亲笔加上去的。就是说几乎一切革命都带有突然性。把革命爆发想象得条件十足俱备，那是不可能的，那只能束缚革命者自己的手脚。

　　巴黎公社的发生不也是突然的吗?发生前，马克思坚决反对，认为条件不成熟;发生后，马克思立即采取了支持和赞扬的态度。马克思并没有继续指责它突然、仓促上阵，而是迅速果敢地研究它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提供的新鲜经验。公社最后失败了。公社社员的鲜血却染红了愤怒的巴黎。

　　没错，文革是失败了，但是毛从没想过“毕其功于一役”，他早就说过文革是一次演习，而且要搞多次，要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还可能复辟。从这个角度看，文革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毛业已长眠，造反派在抓三种人的运动中全数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官僚集团也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当他们板起脸训人的时候，也会想起大字报的滋味了。他们不得不作一些让步，给予民众一些权利。甚至到现在，“文革”、“毛”这些字眼还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恶梦，还是悬在他们头上的斯摩达利剑。

　　如果说文革没有彻底地、全面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就应该全面否定，那么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辛亥革命岂非更不足道?20世纪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非洲将很多老殖民主义者赶回了老家。非洲人民自己也非常兴奋，我们黑人自己来管理工厂了。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人们发现，自己的干部更糟糕了，贪污受贿、没有规矩，广大的职工意见更大。但，是不是因此就应否定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了呢?

　　如果全盘否定文革，否定毛和造反派，只会削弱了民众民主监督权利和参政意识，助长官僚特权和腐败风气;只会放弃社会主义民主监督制约机制，激化了社会矛盾;也为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提供攻击武器。改革三十年来不是这样吗?否定人民群众，片面强调法治，使中国陷入了一个由司法腐败制约破坏“法治”建设的怪圈。劳动人民政治经济地位被削弱，两极分化成为推动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代价。

　　革命之路历来就充满曲折。正如鲁迅所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就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材料，结果却只有一小块。然而鲁迅也说过：石在，火是不会绝的。所以于幼军才会如此悲切地说，“文革的土壤还在，特别是人们还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情况下，文革有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这话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那时候一定不会叫做文革了。

　　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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