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华：丹东市23天零增长终止，除了倒查追责，更应该做好什么？

　　一

　　面对复产复工，疫情防控工作更加复杂。既要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社会发展，这对干部本领和政治素质提出了不小考验。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疫情防控中存在的“敷衍应付、作风飘浮，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仍然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目前人们结束假期生活，人口重新恢复流动，区域间与跨境的人口迁移成为影响疫情的新变量。防控进入精细化阶段，各种“一刀切”做法的效果不好。政府需要解决工作抓而不细、抓而不实问题，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全国疫情逐渐减轻，正当人们准备松口气时，情况却发生了反转。之前保持多日零新增状况的辽宁省，2月29日出现了新增病例，退出零新增群。

　　2月29日，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出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新增病例，成为丹东市第8例确诊病例，当地县连续23日无新增病例记录被打破。

　　该新增确诊病例通报后，当地立刻启动问责程序，市纪委监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有关部门和个人展开调。初步结论是，“发现有关卫生健康和疾控等部门存在履职不到位、防控指导不力、工作失职失责等问题”。当地县委已经作免去该县卫健局党委书记职务的决定，并建议免去县卫健局局长职务。

　　丹东市的情况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媒体纷纷报道。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官微“浙江新闻”，于3月2日转发了“辽宁丹东23天零新增终止，阻击疫情千万不可大意”消息。丹东市的事件处置做法，对各地提出警示。

　　结合丹东市卫健委通报的病例行程轨迹来看，当事人在2月24日最终收治入院之前，已出现咽痛、腹痛腹症状，且数次到当地医疗机构就诊。期间当事人大部分时间居家生活，但也发生与其人的少数接触。从中推断看，当事人确诊之前可能已被感染一段时间。说明当地对疑似病例排查存在不及时。

　　当前，全国疫情大范围扩散趋势基本被控制，防控工作该如何做好做实，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

　　全国各地的疫情状况不同，各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也存在差异。

　　除湖北之外，各地疫情防控大体可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沿海地区，沿海地方政府财力强，基层组织健全，技术手段发达，疫情防控能力较强。

　　第二种是中西部地区，基层组织体系相对薄弱，疫情防控靠动用各种“硬核”手段，如粗暴有力的断路、封村甚至封户措施。这些做法简单有效，但容易造成防控过度问题。

　　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治理能力弱于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内部也存在差异，各省的反应不一。疫情防控反映较快的河南省，最早采取“硬核”防控，该地区的基层防控至今很“硬”。这可能与河南距离湖北武汉较近有关。

　　不少中西部地区反应较为迟钝。一些地区以湖北和武汉为参照，快到2月中旬才采取“硬核”防控措施。前期反应慢腾腾，后期调整也慢腾腾，呈现出“前期不紧、后期不松”态势。

　　进入2中旬之后，各地开始复产复工，疫情防控体系需作出调整。之前利用节日社会相对禁止状态所建立的“管死”体系失效，疫情防控需要促进社会“管活”。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一些地区才建立起严控措施，造成前期该严不严，后期该活不活。

　　从报道的情况来看，丹东的疫情防控相对不严。可能与当地疫情总体不重有关。

　　笔者了解中部某乡镇确诊病例1例，该乡镇十多天前又出现一位居民发烧状况，立刻被收治入院，经查后被排除。该居民左右邻居有几家人，另外追踪到与该居民发生接触的十多家，全部被列入管理对象，要求居家隔离14日。该居民离开院后，被要求继续居家隔离14天。

　　该乡镇所在地区的管控过于严格，是按照“防万一”的思路做工作。

　　新型冠状病毒很“狡猾”，各地不时地报道出现意外情况。如出现病人出院后又发生核酸检测转阳的情况。这给防控工作带来极大难度。

　　凡事都存在两面性。要防住“万一”，需要付“一万”的成本。疫情防控过严与过松，都存在问题。

　　三

　　在“防万一”的思路下，基层容易“宁左勿右”地执行政策。

　　2月中旬以来，我们分两次调查全国98个县104个村庄的劳动力流动情况。数据显示，2月中旬，农村跨区域劳动力流动比例不超过10%。各地的“硬核”措施，阻碍了劳动力正常流动。

　　其中，河南、安徽劳动力流动比例更低。而这这些地区前期以“硬核”防控著称。

　　到2月下旬后，各地政策作出一定调整，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性障碍降低，跨区域流动比例提升到30%左右。

　　结合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情况来看，劳动力流动缓慢制约了经济社会复苏。沿海一些复工大企业存在用工不足情况。

　　疫情防控要防止“前紧后松”，也要防止“前松后紧”。

　　丹东市的第8例确诊反映前期防控工作存在一定不足。疫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启动问责，并处理相关责任人，有助于平息社会舆论，稳定民情。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更要举一反三，从中找短板，做好补齐工作。

　　四

　　人口恢复大规模流动之后，如何避免疫情风险，同时又不影响经济社会生活恢复，需要做好细致工作。

　　一些地区要求企业承担疫情防控责任，“谁复工，谁负责”。企业是防控疫情的关键环节，但是无法承担全部责任。一些地区的中小企业考虑自身承受能力弱，主动暂缓复产复工。企业担不起未知风险。

　　从调查情况来看，沿海地区复产复工主力是重点企业和大企业。这部分企业自身防控能力强，且获得政府较大支持。

　　中小企业复产复工情况不理想。

　　2月27日，工信部副部长张克俭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月26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为32.8%，比23日提高了3.2%。总量低，增速缓。

　　巨大的疫情防控压力，通过以各种形式转化为经济社会风险。

　　直接受影响的是中小企业。一部分中小企业宁可不复工，也不愿意复工后因发生病例而被关停。

　　已经复产复工的大企业也受影响。大企业除了担心可能发生的疫情之外，还存在产业配套问题。企业依托产业链生存。中小企业不复工，造成大企业上下游中断，已经复产复工的大企业，存在经营困难，它们最终也要承担风险。

　　再者，农民工不能外出，农民家庭收入受影响。整个社会承担成本。

　　五

　　在这个意义上看，疫情防控要正确处理好“防反弹”与“防万一”的关系。

　　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些前期防控不紧的地区，下一阶段意外发生新增疫情，地方政府被动升级防控措施，在该“管活”的时候，却退回去搞“管死”。不仅影响本地发展，还与疫情防控的整体工作布局相悖，拖全国后腿。

　　疫情防控需要主动作为，一个地方靠问责推着做工作，会越做越被动。避免用问责来避责。

　　控疫情与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偏废。全面“管死”做法，不能适应当前的工作要求。必须做好预防为先，防控为先，预案在先。

　　在做好这些之后，万一再发生发现病例，要做好科学评估工作，深入调查病例发生原因，排除“必然”因素，补齐短板。对于一些非人为、不可控因素所引发的病例新增，不宜对企业和基层干部处分太重。对企业“一关了之”，会倒逼企业暂缓复产复工。对基层干部“顶格”问责，造成他们只抓疫情防控，不抓经济生产，同样不符合当前工作目标。

　　偶然病例不等于疫情“反弹”。既要千方百计防止疫情“反弹”，也要实事求是做工作，防止防控措施“反弹”。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桂华

　　202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