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引领的网综道路上，“无聊”是生产力

　　编者按：网络综艺作为高资本、人才聚合的平台，它不仅褫夺了传统广电的制作人员，更通过无聊和琐碎化的生活经验，以令人信服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网罗了几乎每一个充满欲望的网民个体。

　　15年给本科和硕士生上课时，其中有一选题“网络自制综艺节目”需要学生自己做presentation，他们无一例外选择了爱奇艺的《奇葩说》。这档节目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之大——无论是节目嘉宾还是节目选手在网络世界中的爆红(KOL)，令人震惊，也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网综现象级节目。《奇葩说》对青年人的代入感，靠得是主题。三季《奇葩说》，涉及的大多是恋爱、婚姻等情感类议题，或者关系到职场生存法则等占有性个人主义话题。当户外明星体验类真人秀成为电视台节目制作的主流时，《奇葩说》反其道而行之，以棚内脱口秀模式重拾年轻人的收视高地。在各具特色的嘉宾和选手以相对认真的态度就每期主题展开讨论或辩论时，《奇葩说》一跃成为新一代城市青年的生活指南，甚至“意识形态宝典”，不足为奇。

　　《奇葩说》一跃成为新一代城市青年的生活指南，甚至“意识形态宝典”，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三大视频网站相继把自制网综作为资本与人才厮杀的战场，一批棚内脱口秀节目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各自号称点击量动辄破亿、破千万的网综，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含明星、琐碎的日常生活(下厨、吐槽等)、“颜值即正义”的身体经济学、消费的个体与欲望这些因素。与《奇葩说》稍有不同，却与网络直播一样，它们满足的，只是孤独的网民在非劳动时间的交流欲望与情感诉求——免费或廉价地消费无意义的节目，从而纾解紧张、打发无聊。与网络直播不同，网络综艺作为高资本、人才聚合的平台，它不仅褫夺了传统广电的制作人员，更通过无聊和琐碎化的生活经验，以令人信服的网络意见领袖的角色，网罗了几乎每一个充满欲望的网民个体。于是，随着网民大众成为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无聊成为生产力，注意力经济成为节目生产原则。

　　因此，在当前出现的不少现象级或准现象级网综，或许“娱乐内容看来不具备直接且深刻的社会责任感”，首要任务是“吸引尽可能多的观众”。其中，《火星情报局》与《明星大侦探》携各自卖点脱颖而出。不过，除了点击率和广告金主的再投资，它们也没有创造什么新的东西，90后进驻节目制作团队，开脑洞、段子、二次元、鬼畜、花字……加固了网综鲜明的代际特征，仅此而已。

　　虚拟的火星世界里，汪涵是老大，认真讨论的是无聊议题……

　　去年上半年，社交媒体上突然间疯传薛之谦和钱枫的污段子，随后男男、搞基、性爱、长腿、女优等一系列在传统媒体上的禁忌话题，一时间成为《火星情报局》的宣传热点。制片人胡明接受采访时说过，网络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世界，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求个性表达。“做自己”，或许是所有网络综艺的个性表达。只是，《火星情报局》打着做自己的口号，吸引个性青年的加入，完成的不还是微博大V吸粉——芸芸众生的青年网民(如果真是)主动变成被动、可见变成不可见、个性变成同一性——的过程?

　　《火星情报局》的节目录制现场，打造了一个逃离地球的火星世界。美漫的剪辑风格，制作的相对精致，依然遮掩不了一个复制了或投射出现代科层制度的社会结构。人设上，汪涵是情报局老大，下设副局长、初、中、高级特工，以及无处不在的关系户(当然这也是节目组盈收路径之一)。两季节目的流程，无非是由各位高级特工提出议题讨论，现场年轻人拍桌表示通过与否，最后由汪涵(有时似乎是硬拗出来、显得格格不入)的文化鸡汤加持节目的价值与深度。

　　由汪涵领衔的《火星情报局》，图片来源：网络

　　那么，这些特工们讨论什么议题?相比于《奇葩说》，《火星情报局》所提交的议案似乎更接地气、更贴近网民琐碎的日常生活经验。所谓琐碎，是指一般情况下不会放到公共场合否则就会显得无聊、适合于私密谈话的甚至带有反智主义色彩的议题(类似于像搓手就会有鸡屎味、豆干和花生米会有火腿味等一系列“大开脑洞”的讨论)。这一点与台湾棚内脱口秀节目的风格倒十分相似。私人生活经验的公开化，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火星情报局》的“个性表达”。这里的个性，如果仅仅等同于重口味、污段子、爆粗口或字幕文化，那么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充其量，它只是帮助完成了网络综艺的话语与年轻人圈层之间的文化对接。

　　这般对接，无论是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先吸引年轻人然后再对年轻人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的目的，还是如胡明所说，“湖南的人做节目，在玩的过程中传递一点点东西，也不那么矫情，这就是去教化，就是保持童真”，都不得不迫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它究竟传达给青年网民什么样的价值，传递的不那么矫情的一点点东西又是什么?看来，主张逃离地球的火星情报局依然选择留在充满了孤独人群的星球上，希冀认知和解放青少年!

　　然而，这种“认知”仅仅停留于在每期节目后半段出现的教育、亲情、抗压等疏导性议题与社会价值观引导。例如，汪涵和其他高级特工谈论不要脸，张宇提及孩子教育，这些环节的设置，明目张胆地植入的，是广告金主，潜移默化地注入的，是人人自危与竞争意识的残酷现实。节目不打苦情牌，所以年轻网民遭遇的虚无、苦恼、愤懑、压抑情绪，统统在“既得利益的”嘉宾的嬉笑怒骂和汪涵大当家的鸡汤灌顶中，灰飞烟灭。80年代的虚无青年，幻化成如今的丧文化一代;他们在情报局里外，在一片自我表达和个性解放的狂欢仪式中，或许笑出一掬辛酸泪，可最终成就的，是高级特工和局长人士的话语特权，而毫不自知。如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仍然在下流化行列中挣扎的青年人，他们嚎叫着个性，满足于欲望，最终成就了不断攀爬的“成功人士”，后者永远都是少数。

　　“反无聊”的明星大侦探：打发时光中，忙不迭地追寻谎言与真相的私德游戏

　　在BAT三大视频网站面前，芒果TV顶多算二线，这是一家视频网站的资深人士向我说的原话。作为广电系唯一的在线视频服务商，虽然握有湖南卫视节目的独家播映权，虽然国内独家网络直播格莱美、全美音乐奖等典礼，可它在PC端、移动端、OTT端的用户数量、网站盈利能力等方面，还是难以企及私人资本主导的爱奇艺、腾讯与优酷。不料2016年推出的《明星大侦探》到今年第二季每一集的破亿点击量，开始让节目组与芒果TV重新成为网综平台的中心。

　　这是一档号称烧脑的小众节目，因为它的内容并不“无聊”。受到“无聊”的韩国原版节目的启发，去掉了以之为傲的专业元素。它的改造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一是它所有的案件原型基本上都是向经典探案故事致敬，改编自电影或小说。按照制片人何忱的说法，中国缺少高智商犯罪，很难从既有的犯罪卷宗中寻找灵感。二是在以90后青年为主体的制作团队的努力下，节目虽然保留了悬疑/侦探故事中的杀人现场、证据链条与恐怖意象，但填充进大量的网综元素，从而形成“30%剧情+40%综艺搞笑+30%推理”模式，并受到业界与学界的一致盛赞。

　　号称烧脑的《明星大侦探》，图片来源：网络

　　既然如此，哪些人在看这档节目?据节目组透露，受众涵盖面很广，既有年轻的网民，也包括高知或城市中产网络用户，甚至海外受众。他们看的不仅是明星推理上的失误和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明星出场费占节目成本六到七成)，更有可能被悬疑/侦探类故事(或社会事件)所引发的心理势能吸引。毕竟，在大众文化的版图里，后者先天所携带的暴力、推理、凶杀甚至情色等黄色新闻的元素，能持续不断地引发人们的猜测与推理，其喧嚣程度足以形成令人侧目的媒介事件。或许，这才是何忱当初制作《明星大侦探》时对该小众节目有可能转变成大众节目充满信心的关键凭靠!

　　正是有了这份底气，无论是节目组对服化道的考究制作、对现场环境的精准还原，还是拍摄流程中各演职人员的高度配合，他们无非是遵循差异化竞争原则，制作一档准现象级网络综艺。明星的演绎与网民的参与式传播，旨在揭穿各类情杀、争夺财产、利益纠纷事件背后的秘密、戳破谎言，这的确给观看本身带来一种刀锋一般的快感。不过，他们可能忘记了，这些“博古通今”、五花八门的破案故事，正围绕人性的“谎言/真相”这一核心而展开，它永远都是(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产品流行的成功试剂!

　　也许我们该如是思考，《明星大侦探》使我们的无聊时光变得不那么无聊的同时，是否暗自传递出这样的讯息：在当前缺乏统一信仰的小时代里，个体间的信任与真诚是否可以拯救孤独而不安的魂灵?然而，《明星大侦探》的制作者与大部分受众都难以体察到这一点，顶多是自由主义人性论的粗粗体悟，或者方才一番所谓的《明星大侦探》的“隐微书写”也只是笔者的过度诠释。可是，当节目组在选择、设计剧情时，当受众热情洋溢地参与到悬疑剧情的推理等一系列“强迫性重复”的行动中时，是否意味着那一整套基于经济发展之上的关乎谎言与真相的私德而非社会公德的拷问，已经堂而皇之地进驻到他们(或言之，我们)的欲望中?当任何一个被呈现出来的案件的梦魇，在拼贴、碎片化、花字等制作手段的中和与调教下，是否再次成为他们(或言之，我们)的梦魇?

　　最后，引用最近看的一部国外电视剧的某段台词，我把其中的词语稍作修改，聊以收尾：

　　Do you know what I think all day long, every single day, and right down deep in my heart? I think there’s got to be one more chance! Out there! Just one more chance, for me, and I’m in danger of missing it! I’m gonna go out there and find it. I’m gonna go and find my dream.

　　So FINDERS KEEPERS, LOSERS WEEPERS.

　　(毛葭薇、龚蕾对此文亦有贡献，在此感谢)

　　作者：吴畅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