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盛威：维稳，究竟维护了什么？

多年来，有关部门以高于军费开支的经费，用于国内维稳。一边是实行菜刀实名制，严格的凶器管理把黎庶众生控制成真正的手无寸铁；一边是建立空前庞大的国家强力机器用于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群氓，这种强烈的反差已构成了特色社会的独特风景。那么，如此维稳，究竟维护了什么？

首先，维稳的维护基点是改开以来形成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秩序。多年来，“稳定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成了各级政府工作的价值尺度，维护现存秩序的稳定，确保现存秩序的平稳运转，是作为政府行为的维稳不言而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如此维稳，难免有当局自降身段、丧失远大志向目标之嫌，但这却是社会现实矛盾极度尖锐的应时之举、无奈之举。那么，维稳要维护的是怎么一种秩序呢？这种秩序说白了就是改开以来重构而成的官商学农工、贫富贵贱尊卑，是改开重新洗牌后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掌握行政资源的官僚集团、掌握财经资源的资本集团、掌握思想舆论资源的传媒智库集团，构成了精英强势群体，是丛林规则的胜出者，居于矛盾的支配地位；而广大的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则构成了劳工弱势群体，他们被优胜劣汰的丛林规则所埋汰，沦为矛盾的被支配地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随着两极分化的演进，也存在着逐渐向两头分流的趋势，社会形态演变成了两端分立的哑铃型。而维稳所要维护的就是安于本分、各就其位、各行其道，不得褫夺变道，不得犯上作乱。换句话说，那就是：当官的要平平稳稳当官，赚钱的要顺顺当当赚钱，打工的要老老实实打工，抬轿的要勤勤勉勉抬轿。若此，则食肉的继续食肉，吃草的甘于吃草，弱类之肉当然为强类所食！对于弱类的不平不甘不服，蠢蠢欲动者，先是铁律钳制之，比如菜刀实名制；继则公权约束削弱之，比如上访组群人数不得超过5人；再者强力弹压之，城管、特警、武警甚至野战军都可以随时待命铁拳出击；最后严刑峻法伺候之，收容、拘押、劳教、被精神病伴之以暴力体罚家属株连等等，多重维稳防线严防死守，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这哪还有草民的造次缝隙？无奈之余，有失控者便把怨气朝比自己更弱的群体发泄，拿着水果刀砍杀小学生和幼儿园小孩，再不济，便自残自杀，于是就有了富士通的十五跳······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则以告别革命、虚无历史、灌输宗教迷魂汤相配合，把潜在的可能的不稳定因素牢牢地控制在现实的秩序安排之中。

其次，维稳的维护主体是以损害大众利益、断送人民福祉为代价的野蛮发展模式。“发展是硬道理”，总设计师的话已成了朝野上下君子们几十年来的普遍共识。那么，这硬道理到底有多硬呢？为了发展，卖光国有企业，工人必须忍受下岗“阵痛”，买断工龄自谋出路；为了发展，良田变成开发区，征地款层层截留，农民失地进城谋生；为了发展，高山大河让路，青山绿水改容；为了发展，“两只猫”上阵，思想道德靠边。自1992年的那个春天以来，仅仅是“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全国各地就紧跟着到处画圈。新圈地运动以比十八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壮观百倍的势头，在中华大地疯狂上演。当然，中国失地农民的境遇，也要比英国前辈惨烈多多。英国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作为产业工人的原始来源，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国新时代失地农民却离土不离乡，失去了土地却变更不了身份，成了流入城市的暂居者，有了不尴不尬的身份——农民工。与此同时，在城市这一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效率优先”的资本铁律驱使下，继承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衣钵的“三铁”（铁面、铁心、铁腕）人士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五千万产业工人被买断工龄，下岗自谋职业。至于在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严重危害了公众健康，那只不过是这种野蛮发展模式的一种附生效应而已。与农民失地相关联的，是野蛮拆迁、暴力拆迁；与工人下岗相联系的，是国企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与农民工维权相联系的，是黑心企业主对雇佣劳动者的压榨盘剥，以及城市生存环境的不友好；与生态环境恶化相联系的，是滥采滥伐，国家资源严重透支。而这不断尖锐的矛盾焦点，将必然指向那损害工农利益，断送人民福祉的“硬道理”发展模式。只要改开当局死抱“硬道理”不放手一天，对维稳的资源投入就加码一天，对维稳对象的惩治打击就升级一天，官民冲突、警民冲突就尖锐一天。周秀云等事件的发生，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注脚。

另外，维稳的维护中心是官商学“铁三角”构成的黑金政治、权力经济和腐败文化。笔者的老家前几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全村的良田被征用后，失地农户上访横遭截访拘禁等打击，闹出了人命；另一件是农户们失地后自发组织搬运组自谋出路，因运营问题多人被以强迫买卖、敲诈勒索等罪名判刑劳改。先说第一件事。作为城乡结合部，老家的村子原有一片600多亩旱涝保收的水田，后被两家民营企业征用，建设工业区。这两家企业建成的厂房分割成若干单元再出售给有关厂家，从中大赚了一把。而征地款经层层截留，落到农民手中的，每户只有万把块钱左右，自然是不够用于创业的。如果拿现在的地价作参照，这种反差十分惊人：按厂房的卖价，扣除建筑款和公共设施费，每亩的市场价应在100万以上。有一位村民联络了邻近村同样情况的失地农户，一起上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县、镇、办事处、村联合出动截访，把他们在赴京的路上截回后，以办法制学习班为名，变相关押在远离人群的深山隔离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经受不起折腾晕倒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而这次上访的牵头者至今在逃，家中原来开办的小厂被政府税务部门以偷漏税重罚而倒闭。另一件事是在前面上访悲剧之后，失地农户在现实面前吸取教训学乖了，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草民不能与官斗，就自谋生路。组织了村搬运小组，服务对象是工业区的各厂家。殊不知，开张没多久，却以强迫买卖、敲诈勒索等罪名，10人被捕，其中7人分别被判1——3年徒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批大都为文盲的泥腿子转行从事服务，不在行、不规范在所难免，违法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但问题是政府对失地农民一则不组织（他们自发的）创业，二则不进行职业和岗位培训，三则出现问题不及时整改和内部处理，一上来就大刑伺候，直截了当地送到监狱完事。这不是视民为仇寇吗？！如此维稳的寓意是很清楚的，尔等草民，只能老老实实，不得造次折腾。既不能与官方别扭，也不能与商家过不去。至于媒体和舆论界、学界，早已与官商各方结成联盟，话语权永远不会落在你们失地农民这一方的。所以，农民们眼巴巴地看着祖上留下的成片良田被抢夺，也明知其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重重黑幕，而敢怒不敢言哪！不被“维稳”，就谢天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