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当年苏联真的没有逼债吗——百问杨继绳之30

—贺合林—

　　上篇(百问杨继绳之29，见附一)说到了中国提前还清1961年借苏联50吨白糖和1960年欠交苏联商品这两笔债，既与“争一口气” 无关，也与苏联逼债无关。那么，苏联究竟向中国逼没逼债呢?真如杨继绳说的没有逼债吗?否。逼债是肯定的。

　　一、副部长逼债上了门

　　《周恩来传》：“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垮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

　　这是中苏两国的一次级别极不对等的会谈。苏联外贸部的一个副部长找上门来了。他来干什么?没别的，讨债!讨要上篇提到的欠交苏联的商品。而我国出面的却是国务院的周总理!这样的级别悬殊对阵，既说明了国家对这次会谈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这次会谈内容对于我国是非常的棘手。中国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希望得到苏联的谅解，同意我国暂缓还债。于是便有了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之说。

　　周总理的此语必定有个前提，这就是苏方提出要债。周总理说出“暂时有困难”，既是解释欠交商品的理由，也是请求对方给以谅解，同意“暂缓还债”的试探。可是，对方的答复却是冷冷冰冰的一句话：“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 。“这个”，指的是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

　　一个外国的副部长在我国总理面前竟然如此趾高气扬傲慢无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既是对周总理人格的侮辱，也是对我国国格的侮辱。这种不留任何商谈余地的讨债，就叫逼债。如果这还不叫逼债?难道非要人家喊出“你们的天安门就很好”才算是逼债吗!

　　二、吴冷西回忆难信实

　　杨继绳坐实苏联没有逼债而是毛主席为争气提前还债的证据，主要就是吴冷西的这一段回忆：

　　《墓碑·第十五章·罪不在天灾 也不在苏联·二、》：中国提前还清了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吴冷西在他的书中回忆道：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80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79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我们稍作分析，便会发现，吴冷西这段回忆很难叫人信实。

　　首先，最明显的疑点是周总理说的“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

　　1、我国借苏联的债应该不止一笔。每笔借款都有协定。每个借贷协定都有关于还贷的条款，每笔借款的偿还必须按约定的条款执行。不可能由我国自行将多笔借款汇总每年正好还五亿。

　　1950年的借款协定中还贷是这样规定的(附二)：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付还第一条所指的贷款及其利息。原料与茶的价格、数量及交付期限将以特别协定规定之，其价格将根据世界商场的价格来决定。贷款的付还以十年为期，每年付还同等数目即所收贷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于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第一期的付还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而最后一次的付还，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实施之。贷款的利息系以使用贷款的实数并自其使用之日起实行计算，每半年交付一次。”

　　从这个条款来看，即使我国只借苏联这一笔债，虽然每年还本3000万美元相同，但所付的利息也是不等的。

　　2、 毛周谈话时间是1960年7月，此时尚没有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提到的于1967年最后还清的50万吨白糖的欠债，这是我国向苏联借得最迟，偿还时间最迟的一笔债。而在1960年周总理提到“过去每年还5亿(要16年还清)”却把还清债务时间拖长到了1976年，与后来的《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按期偿还”相矛盾。况且，不得到苏联的许可也不可能由我国自行计划拖长时间到1976年。

　　其次，苏联通知中国撤回专家的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应是一句外行话。撤回专家是苏联毁约，苏联政府不事先照会中国政府就不可能顺利撤回。而欠交商品则是中国违约，作为债权国，苏联有权随时讨要，根本无需照会中国政府。

　　还有，吴冷西只担任过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60年连候补委员也不是，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话，如没有文件传达，他这个新华社社长显然是不具有回忆资格的。他凭什么来回忆?如果新华社社长可以出席或是列席政治局会议，则另当别论。

　　三、《周恩来传》应可信

　　这里的应可信，不是对《周恩来传》全书的评价，仅指所记苏联逼债的这段文字。上面我对吴冷西回忆的可信度进行了分析。对一部人物传记的记述不加分析而视为真实的历史也不可取。下面就对这段文字的可信度作个分析。

　　1、根据1964年4月《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国欠交苏联很多商品是客观事实。对于中国的贸易欠交违约行为，苏联直到1961年4月会谈时才予以谅解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2、在中国时达一年之久的欠交过程中，双方就此问题有过接触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一方面，中国不可能欠了人家的债，想还就还，不想还就不还，连话也没有一句;另一方面，苏联不可能人家欠他的债，愿还就还，不愿还就不还，连问都懒得问一声。

　　3、双方接触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中国主动联系苏联说明情况请求缓交，苏联不予考虑而派员赴中国催交。二是在中国没有给出说法的情况下苏联主动派员赴中国催交。我认为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大，但不管哪种情况，苏联对中国的欠交当时不予谅解是铁定的(直到1961后4月才表示谅解)，不予谅解也就是非要中国履约，所以，派员赴中国讨债也应是没有疑义的。

　　4、由于是贸易欠交，派外贸部副部长赴中国催交,其身份是合适的。

　　5、由于当时苏联政府已决定与中国政府彻底决裂，以债主身份来中国讨债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在周总理面前表现出的傲慢无理是很自然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周恩来传》的此说是可信的，所以，1960年苏联向我国逼债是确实的。

　　附一、毛主席是为争气而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吗——百问杨继绳之29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6/06/366580.html

　　附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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