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新写实的“态度”与新启蒙话语的破产——从《万箭穿心》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新写实的“态度”与新启蒙话语的破产

　　——从《万箭穿心》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2013年知名女作家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于《十月》杂志第2期上，立即在早已远离“大众”的文学圈引发热议，小说也很快出版单行本，并荣获《中国作家》和“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3年度最佳中篇小说奖。赞美者认为这是一部触及现实问题的力作，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剧”[1]，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讨好“现实”的作品只不过说出来了“阶层固化时代众所周知的事实”[2]，缺乏个人精神层面的反思[3]，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并不否认这部作品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某种“现实”。在我看来，问题或许不在于争议这部作品是否“现实”，而是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用“现实”的标杆来捍卫或批评一部作品了，因为现实主义写作早在80年代之初就丧失了合法性，创作者和批评家对“现实”都唯恐避之不及。本文把方方的两部作品《万箭穿心》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作为一种用文学的方式抵达现实的努力，如果说前者把90年代国企改革与新世纪以来的房地产故事嫁接在一起呈现了房子与阶级的隐喻，那么后者则把80年代的启蒙寓言与当下中国屌丝无法逆袭的故事结合起来讲述个人奋斗梦的失败。

　　1、 新写实的“态度”

　　方方是近些年少有的依然坚持“中篇小说”创作的80年代作家，中篇小说是80年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形态，80年代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中篇小说，相比之下，9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之作多是长篇小说。这种中篇与长篇之别某种程度上也成为80年代与90年代历史转折的文化症候之一，80年代的中篇小说用相对集中的篇幅表达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故事和情绪，及时地呼应着改革时代的命题，而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则经常用长河的篇幅完成对20世纪历史的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呈现(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等)。方方使用中篇小说的形式也某种程度上延续了80年代文学介入社会的精神。1987年方方发表成名作《风景》，这部作品与同一年问世的池莉小说《烦恼人生》一起被批评家命名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方方虽然不是在武汉出生，却是在武汉长大，武汉是她的作品中除了女性身份之外最为重要的主题。新写实小说作为先锋写作之后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也是少有的跨越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的文学现象。

　　新写实小说以相对中性、客观的笔法描写特定历史或现实情境中的人或事，既不同于“现实主义”对现实背后总体社会图景的探讨，也不同于先锋文学对语言叙事、文体形式的实验，恰如方方的《风景》借死婴之眼记录家里人的日常生活，不介入也不批判，其结尾处的一句话“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就像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新纪录片运动”，新写实作家热衷于记录平凡人物“一地鸡毛”式的庸常生活，这与80年代告别革命/告别政治的氛围以及城市改革让每个人浸入“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新写实笔下的人物虽然与生活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不适，但是总能找到理由接受现实，因为挣扎或生生不息地生活下去本身就是对人生与社会变迁最好的回答，这也是80年代以来人道主义人性观在小说中的体现，就像余华的小说《活着》，“活着”成为个人反抗大历史的人性筹码。在这个意义上，方方近期创作的《万箭穿心》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都是带有新写实“态度”的作品。

　　《万箭穿心》最早发表于《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后被多家文学期刊如《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转载，201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青年导演王竞执导、第四代著名导演谢飞担任艺术总监，成为近些年少有的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电影力作。这部小说以90年代曾经作为工业重镇的武汉遭遇工人下岗潮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位粗粗拉拉、脾气火爆又忍辱负重的下岗女工李宝莉的故事。相比丈夫/知识分子的懦弱和短命，出身城市底层的李宝莉(小市民也是新写实的主角)不管经历多大的变故，哪怕忍着、认命、赎罪，总能找到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即使最后儿子也不认李宝莉这个母亲并把她指认为杀父凶手之时，李宝莉依然能够想通，“人生是自己的，不管是儿孙满堂还是孤家寡人，我总得要走完它”[4]。小说结尾处，一无所有的李宝莉欣然来到汉正街照样做起女扁担，就像李宝莉的母亲同样也是一个经历文革与新时期的大起大落，虽然最终沦落到菜场卖鱼，但是母亲却不在意，只要堂堂正正的做人。这也正是方方所要表达的最“朴实无华”的主题“唉，人生就是这样。面对生活，大家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思路。当然也就各有各的辛酸，各有各的快乐，各有各的苦痛，各有各的幸福。各有各的温暖，各有各的残酷”[5]。

　　在这里，历史被抽空了具体的意义，变成了“造化弄人”的上帝。这种用坚韧的生命来对抗20世纪分外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动给个人所带来的伤害和倾轧有其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母亲的“示范”效应，只能让李宝莉逆来顺受。正如父亲看房留下的那句“万箭穿心”的谶语，任凭李宝莉如何不甘地要把“万箭穿心”变成“万丈光芒”，无奈“新写实”的态度或惯例并不是创造奇迹或改变生活，李宝莉只好相信母亲的话“一忍再忍”。这座被楼下的马路“万箭穿心”的房子成了李宝莉的克星(其电影版《万箭穿心》的英文名字为“Feng Shui”)。在90年代国企改革攻坚战中，下岗冲击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学创作领域出现“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的现象，如谈歌的《大厂》、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作品为度过社会危机提供“分享艰难”式的想象性解决。十几年后方方写作《万箭穿心》之时，下岗已经成为历史完成式，此时值得追问的不是对李宝莉们所经历的“人生的大劳累和大苦痛”的唏嘘不已，而是为何这间能够看见江水的“福利房”专门与李宝莉过不去，李宝莉为何就该如此宿命般地被“万箭穿心”。

　　与李宝莉“一忍再忍”、一再遭受各种重大打击相似，《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涂自强也是一位命中注定要“徒”自强的人。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涂自强，离开封闭的大山来到武汉读书，依靠勤工俭学勉强读完大学，却没能换来城里的美好生活，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连给母亲养老送终的孝道都没有完成，这种人生悲剧被涂自强自述为“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6]。这句话来自于涂自强初恋女友给他的分手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这句如“咒语”般决定着涂自强的人生轨迹。尽管在他从大山走到学校，一路上都是善良的人们或让他留宿或给他提供打工机会，在学校里同学和老师也纷纷伸出“援手”，但是每当遭遇某种人生转机，都因父亲去世、母亲失踪而失败，直到再度失业的他又找到新工作时发现已身患绝症。“不同的路”、“不同的脚”并没有让涂自强走出“不同的人生”，他的自强之路就是自取灭亡的毁灭之路。

　　这部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路遥的经典作品《人生》(1982年)，有很多批评家认为方方的小说就是新的《人生》，在情节设置上也有诸多类似之处，高加林和涂自强都面对着如何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的问题，他们都有一个因进城而不得不分开的农村女朋友，两人最终的际遇也一样，高加林又从城里重新“发配”到农村，而涂自强则死在从武汉回乡下的路上。只是相比情感充沛、对城市生活/脑力劳动充满向往的高加林，“涂自强一出场就是一个温和谨慎的山村青年”[7]。不仅谨小慎微，而且精打细算，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更刻苦更用功更勤奋更节俭”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唯一可以获得慰藉的力量就是观音菩萨像和莲溪寺，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成为母亲的避难所。在这里，涂自强像“新写实”笔下的其他人物一样，并不抱怨、更不会反抗命运的不公，只是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面对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

　　2、 “文化”的政治学与80年代的乡村想象

　　《万箭穿心》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故事看起来与当下的时代有些错位，下岗女工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而寒门子弟进城谋发展的故事也属于80年代，两个故事都与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相关。“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是打破社会主义大锅饭、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摆脱城乡体制的藩篱在公平竞争之海中自由游弋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划。相比没有文化的女工李宝莉心甘情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天之骄子”涂自强本应拥有“美丽人生”，因为这是80年代新启蒙话语对个性解放的允诺。

　　《万箭穿心》最大的叙述动力就是争强好胜的李宝莉一次又一次地遭遇“万箭穿心”，就像苦情戏所必需的一个又一个更大的灾难“宿命般”地砸在弱女子身上，可是李宝莉并没有变成值得同情的、刘慧芳式的好女人/大地之母，因为李宝莉的悲剧完全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正是她的刻薄、粗俗和没有文化，导致做厂办主任的丈夫马学武被搬运工羞辱，如果她听从好友万小景的劝告对马学武好一些，丈夫也就不会出轨，如果她不以向警察告密的方式让警察把丈夫捉奸在床，丈夫也不会重新回车间做技术员，更不会突然下岗，继而去跳江自杀，这一些仿佛都来自于没有文化的李宝莉与有大专文凭的丈夫之间“不幸”的婚姻。这种知识分子/工人之女(按小说的描述，李宝莉母亲成分硬)的“结合”以及文化/没有文化的“苦恋”是80年代反思文革及50-70年代革命实践的重要修辞。

　　在小说中，李宝莉的母亲之所以会从革委会主任变成下岗工人，是因为“‘文革’一结束，废掉成分，时行文凭”。或许正因为文凭对于母亲的影响，使得只有小学水平李宝莉对文凭看得格外重，这也正是她选择跟来自乡下“其貌不扬的马学武结婚”的根本原因，并且坚信“有文化的人智商高，这东西传宗接代，儿子也不得差。往后儿子有板眼，上大学，当大官，赚大钱，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发愁”。果然，李宝莉的儿子不仅学习好，而且考上了名牌大学，并且挣到了大钱。这显然验证了李宝莉把“文化”作为文革后“当大官，赚大钱”最大保证的认识。而这种对于知识/文化/教育的崇拜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拨乱反正”的产物，只是彼时通过恢复高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批判“文革”中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荒谬”，而在《万箭穿心》中文化/文凭却成为合理化阶级分化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说辞。也就是说，李宝莉与马学武的差距不是文化水平，更是一种阶级身份的差别，这尤为体现在李宝莉与房子的关系上。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万箭穿心》形成了多重参照。在这部小说中，文化/知识的区隔成为划分封闭的小山村与熙熙攘攘的大城市的方式。小说开头就是涂自强考上大学，在初恋女友、村里人和家人眼中涂自强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成为有权势、当大官的城里人。与李宝莉对于知识的崇拜相似，一直上学的涂自强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如“涂自强自上中学，家里就没让他喂猪。他想接过饲料，母亲却避开身子，说这个活儿哪能让你做?”、“母亲挎着筐，手上拎了根锄，说是去坡边的地里挖点土豆。涂自强说，我去吧，你在家歇着。母亲一闪身，说哪能让我儿做这样的粗活?这不成。”用这种知识劳动与体制劳动的差异来隐喻城乡秩序是80年代出现的，在《人生》中体现的更加直接，高加林不仅有文化，而且“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8]。高加林回到农村就面临着每天要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生活，“对于高加林来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

　　在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劳动形式，一种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种是写作诗歌和散文的知识劳动，显然，这样两种劳动对于高加林来说有着天壤之别，庄稼人的劳动让高加林懊恼和觉得丢人，文学活动则意味着身心的解放和自由。高加林一旦成为县通讯组的通讯干事就从农业劳动转变为“又写文章又照相”的脑力劳动者，他“高兴得如狂似醉”、“一切都叫人舒心爽气!西斜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户射进来，洒在淡黄色的写字台上，一片明光灿烂，和他的心境形成了完美和谐的映照。”就连第一次救灾采访，尽管付出了艰辛的体力劳动，但当他听到广播中传出自己的第一篇报道之后，“一种幸福的感情立刻涌上来高加林的心头，使他忍不住在哗哗的雨夜里轻轻吹起了口哨”。这种《人生》中随处可见的文化与文盲的二元对立，不仅有效地建构了一种文明与野蛮的修辞，而且这种修辞重构了城市与乡村的秩序。这种城市作为现代文明与乡村作为落后之地的想象正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借助启蒙和现代化叙述建构完成的。

　　很多批评家早就指出路遥的创作深受社会主义作家柳青的影响，《人生》的开头段落就引用了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来自于柳青的经典作品《创业史》(1960年)，可以说既是对《人生》这部作品的解题，也是对高加林的“人生总结”。只是从《创业史》到《人生》这种看似一样的“人生的道路”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仅从关于乡村的叙述来看，这种80年代启蒙视野下的落后乡村在60年代的《创业史》中却是充满希望的空间。《创业史》把蛤蟆滩这一五四以来作为“乡土中国”的封建空间叙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田园。在50-70年代的革命/现代化的实践中，农村不仅不是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他者之地，反而是追求与城市一样的工业化空间，这种农村的“在地现代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田园”的想象：既是现代的、工业的、机械的，又带有农村的田园风光，这与西方现代化话语中构造的两种乡村图景——愚昧、落后的前现代和诗意的、浪漫的乡愁之地——完全不同。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新启蒙运动所实现的任务正是把这种现代化田园重新变成落后、愚昧的前现代乡村，《人生》就是这种新启蒙/现代化叙事的产物。尽管在《人生》中依然保留一份对土地、乡村和劳动的眷恋，小说中经常通过高加林年代眼睛来呈现一个美丽的、自然化的乡村，如高加林在院中刷牙时看到“外面的阳光多刺眼啊!他好像一下子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雪白的云朵静静地漂浮在空中。大川道里，连片的玉米绿毡似的一直铺到西面的老牛山下”，但这种田园化的风景正是通过一种“文明的”、“现代的”眼光所完成的对前现代乡村的回眸。当然，这种“希望的田野”本身也与80年代之初农村改革带来的短暂繁荣分不开，这与涂自强所面对的凋敝的、被现代文明所遗弃的乡村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从《创业史》到《人生》所展现的乡村故事，与七八十年代之交从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有关，这种由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改革时代的前现代转变的乡村想象就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对于大山深处的闭塞村庄的自然化描述的由来。重新把乡村叙述为愚昧、落后的空间不仅为80年代的启蒙/现代化工程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且也为9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对外出口加工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3、 新启蒙话语的破产

　　从这种对于文化、知识的理解以及乡村的想象中，可以看出方方的书写带有80年代的文化烙印。《万箭穿心》处理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破产重组时期的故事，所涉及的房子不是房地产市场化之后的商品房，而是社会主义单位制尚未解体之时的福利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对于落后的乡村与现代化都市的想象也是80年代典型的现代化叙事，如同《人生》中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来隐喻城市与乡村不可调和的人生落差。不过，讲述故事的年代远比故事所讲述的年代更重要，这些带有80年代、90年代痕迹的故事成为当下中国的现实隐喻。

　　出身底层的李宝莉想通过房子来改变自己的阶层或者说命运，小说开头详细描述了李宝莉第一次看新房给她带来的“高贵感”、“幸福感”和“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李宝莉觉得“我是不是一步登天了”。在改编的电影中，也呈现了李宝莉搬进新房第一晚的那份惬意和得意。不过，第一晚还没有度过，马学武就和她提出了离婚，彻底击碎了她的人生美梦，这并没有动摇李宝莉对儿子上学“当大官、赚大钱”的认识。当李宝莉第一次搬家到楼下的时候，电影中使用了她的大仰拍镜头，用看不到顶的高楼来对李宝莉形成一种压迫感，李宝莉从来没有拥有过从楼上往下望的权利，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真正占有过这间房子。更不用说当李宝莉搬进新房后，产生的是无尽的争吵以及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最终在长大成人后的儿子的“奚落”之下，李宝莉飞奔跑“下”楼梯。在电影的结尾部分，李宝莉用自己的扁担挑着自己的行李最终离开了这间“万箭穿心”的房子，摄影机镜头从楼上的房子俯视/监视李宝莉推着建建的面包车离开小区，演员表从屏幕下方升起。这个注目礼仿佛是房子对李宝莉的送别，也是死去的丈夫/长大成人的儿子作为房主对女人李宝莉的驱逐。

　　与现代、整洁的“空中楼阁”对李宝莉的驱赶相比，熙熙攘攘的、低矮老旧的汉正街却是李宝莉的“天下”，不管是她卖袜子，还是做女扁担，只要在汉正街就“满街都能听到她的笑声”，汉正街与高楼对于李宝莉来说恰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阶级空间和人生归宿，一个是室内的、学习的、脑力劳动的空间，另一个则是室外的、体力劳动者的空间。喜欢李宝莉的小混混建建就居住在汉正街上，按照小说中的说法，建建始终如一地坚持年轻时对李宝莉的告白“你蛮对我的性格，我恐怕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人”。小说结尾处，一种少有的乐观喜悦的色彩出现了：“望着乱七八糟、嚣声嘈杂而又丰富多彩、活力十足的汉正街，建建仿佛看到哪里都有李宝莉的影子”。李宝莉还是从隐居高楼之上的中产阶级三口之家来到了学历低的、住在仓库里的建建身边，因为在文化/阶级的修辞学中，李宝莉只配得上建建这样的男人。可以说，李宝莉之所以会遭受“万箭穿心”的天谴，正是因为她试图逾越阶级的鸿沟，贪心找个学历高的丈夫而住上“单位福利房”。从这个角度来说，“祸根”一开始就种下了，李宝莉住了本来就不属于她的房子。在这个意义上，《万箭穿心》如此准确又直白地讲述了作为社会热点的房地产与阶级分化的寓言，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

　　80年代的《人生》故事依然呈现了一个高加林可以返回来的乡村、一个可以从事农业劳动的乡村，而对于2013年的涂自强来说，乡村则变成根本无法回去的地方，就像小说的结尾处，渴望走回头路“拾回自己的脚印”的涂自强却“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涂自强”。这主要是因为小说中的乡村已经变成了没有希望和出路的地方，涂自强走向城市就是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高加林曾经在意的“文化”优越感在涂自强的时代变得一文不值，这恰好与两个时代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有关。在《人生》中这种城市的梦想与一种知识性的劳动结合在一起，高加林无法进城的原因在于旧体制的羁绊，第一次是被村干部的孩子冒名顶替，第二次是违反组织原则，而新启蒙/现代化的承诺就是打破旧体制，让有才能的人依靠自己的才能实现人生目标。

　　在这里，可以引入80年代之初的潘晓讨论。1980年夏天，《中国青年》杂志刊登“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9]，这篇编辑部集体策划的“读者来信”一经刊登就获得巨大反响。这封信讲述了经历文革的“我”从“无私”到“以自我为归宿”的思想蜕变，一方面醒悟到保尔、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所代表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信仰都是“宣传的”、“虚构的”、“可笑的”，另一方面认识到“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才是可信的人生真谛。最后，信中写到“我”不愿意和工厂里的其他家庭妇女为伍，“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表明我的存在。我拼命地抓住这唯一的精神支柱，就象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封信的重点不在于控诉文革伤痕，而是在既有的社会制度下这种追求自我价值、渴望实现作家梦的“人生路”越走越窄。那些人生的拦路虎就是“组织”、工厂式的单位制等体制性力量，这也就是80年代用个人成功来批判分配制、“铁饭碗”的禁锢与压抑，“体制外”成为一种实现自我认同的“自由”象征。

　　与高加林、潘晓热切呼唤一种打破体制获得自由的“一叶小舟”不同，30年之后的涂自强已然生活一个以市场为支配性逻辑的社会中。身处这样一个充分自由的世界，涂自强既没有像俞敏洪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走出美国梦，也没有像白领菜鸟杜拉拉那样在职场竞技中实现逆袭。对他来说，这注定是一场徒劳的人生之路，他一直勤勤恳恳地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来养活自己，可是这些在《万箭穿心》中被李宝莉崇拜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并没有转化为市场中的成功优势。换句话说，高加林的苦恼于无法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可以平等交换的商品，而涂自强的悲剧在于这种市场化的平等交换再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无法改变的宿命，就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社会阶级的屏障。在这里，涂自强和李宝莉一样，都无法实现阶级的逆袭，只能延续应该属于他们命中注定的那条路。

　　不仅涂自强如此，2013年创造七亿多票房的国产青春片《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也同样讲述了一种青春、理想、爱情消亡的故事，以至于《人民日报》发表《莫让青春染暮气》的文章，指出“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10]。如果说1982年的《人生》可以批判城乡二元体制对高加林这样的知识青年的压制，那么2013年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确实只能是“个人”的悲伤，连可以怨恨的对象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从高加林到涂自强，中国社会已然完成了“华丽”蜕变，中国文学也从80年代对新启蒙/现代化的高扬走向了启蒙/现代化话语的破产。

　　[1] 孟繁华：《从高加林道涂自强——评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芒种》2013年23期，第38页。

　　[2] 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学报》2014年3月27日第20版。

　　[3] 曾于里：《只是个人悲伤——对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一点批评》，《文学报》，2013年8月22日第22版。

　　[4] 方方：《万箭穿心》，《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第48页，该小说的引文皆来源与此，不再单独标注。

　　[5] 方方：《纵是万箭穿心，也得扛住》，方方新浪博客，2007年6月1日。

　　[6]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该小说的引文皆来源与此，不再单独标注。

　　[7] 孟繁华：《从高加林道涂自强——评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芒种》2013年23期，第37页。

　　[8] 路遥：《人生》，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4页，该小说的引文皆来源与此，不再单独标注。

　　[9]《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10] 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