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桂东会议上被严厉追责的龚楚

　　桂东会议上被严厉追责的龚楚

　　郭谦贵

　　1928年8月23日至24日，在桂东县城唐家大屋红四军前委会议即桂东会议上，龚楚被严厉追究领导责任。

　　龚楚，字福昌，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龚楚曾经是共产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跟毛泽东、朱德、陈毅、项英等人搭档共事，与邓小平一起发动百色起义，参与创建红四军和红七军并担任领导人，也曾因为“右倾主义”被撤过职。龚楚曾担任中央红军的代总参谋长，曾是历史的见证人。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如南昌起义及百色起义，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1935年5月2日，只身离队，留下一份“脱离声明”，叛变投敌。走上了卖身求荣的反面。

　　一、少年早慧成长的龚楚

　　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7岁开始读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由于生性聪颖，一年半就完成3年初小学业。次年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6年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广州市立1中就读。

　　1917年，孙中山回穗组织军政府，他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2旅当兵，旋升任班长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在韶关开办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又考入该校第1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乡疗养。1920年冬，龚楚重返原部队，充任第1营2连中尉排长。1921年6月，部队奉令由粤开赴广西，途经梧州时，第2连连长邓鹏调职，龚接任连长。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脱离部队回家。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攻湘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龚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6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龚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北江办事处决定让他回家乡乐昌，协助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德钊组织开展全县农民运动，并负责联络指导仁化县的农运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5月，龚楚接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这年夏天，乐昌县农会组建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龚楚因有军事经验，当了自卫军的指挥官。其间，龚楚在乐昌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介绍谭军略、龚猷征等人加入共产党。8月，龚楚和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人代表乐昌县农会出席了广东省农会执委扩大会议。12月，龚楚参加在韶关举办的北江农军学校第1期学习，至次年2月中旬结业。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5月，龚楚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任总指挥，指挥讨逆军赴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介石。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进行整训时，被改编为第13军(军长陈嘉佑)补充团，龚楚任团长，李资任副团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

　　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前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尔后龚楚潜回家乡。

　　二、位列朱毛龚之一的龚楚

　　1927年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队对外宣称第16军140团。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朱德部队工作，委以140团团副的名义。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先导，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3师许克祥部5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1928年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下辖3师8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陈毅任军委书记。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改编为红四军10师29团，仍由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1928年5月，湖南省委指示组成了红四军前委，以泽东为前委书记，朱德、龚楚为委员。因此龚楚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排名与朱毛并列。湖南省委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上抬头就是“朱、毛、龚”。龚楚被指定与朱毛组成前敌委员会后，被敌人通缉的头颅也与朱毛同一价位——捉到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五千。接着，胡少海、龚楚率第29团参加了打败两杨会剿井冈山的战役。7月，红四军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

　　三、红四军进攻方向的反复变化

　　红四军按中共中央规定，是由湖南省委领导的。而湖南省委早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曾规定：“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这里所说的“特委”，是指湘南特委。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主要又在江西境内，因此江西省委对它自然也十分关心。湖南和江西两个省委都加强了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系，但随着也带来一些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湖南省委机关在这时曾遭受严重破坏。所以，四月间井冈山会师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由湘南特委决定的。五月间，湖南省委逐步恢复工作，并在这个月的下旬派巡视员杜修经上井冈山，同红四军取得联系。杜修经在宁冈、永新、井冈山地区了解情况后，返回当时省委驻地安源。6月15日，杜修经向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汇报红四军的来历、军队党组织形和湘赣边界持委的情况。湖南省委在贺昌主持下经过讨论，6月19日作出《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并于6月19日写了一封指示信，表示对红军“以罗霄山中脉力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行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处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为主力的割据局面。”他们批评了边界特委和四军，认为“应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并提出“以后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总之你们目前的主要策略，应当是积极的向外发展，必须打破原有的保守观念。”但当前的重点仍在“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并没有提出红四军立刻去湘南的问题。湖南省委还派袁德生带着六月十九日通过的这两个文件去井冈山。

　　袁德生刚走，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在盲动主义影响下，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又作了错误的估计：过高地估计了红四军的力量和湖南群众斗争的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湖南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随后，派杜修经带着省委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待委的两封信，再上井冈山，和杜修经同行的还有派往湘赣边特委担任书记的杨开明。

　　1928年6月30日下午，在永新县城商会楼，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宛希先、王尔琢、何挺颖、朱云卿、谭震林、陈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王怀、贺敏学等。刚好，杜修经由交通员带到永新，就把湖南省委的两封信当面交给毛泽东。

　　信中并根据他们制订的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要求红四军在“占永新县后，立即向湘南发展，与三十、三十三团相联后，帮助湘南党部努力于最短期间发动耒阳、永兴、资兴、郴州的群众力量，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取包围形势，然后用全力向茶陵、酃县、攸县、安仁发展，以与湘东暴动相联系。只有采取这样的积极发展政策，才能解决一切军事的、财政的、政治的困难。而且可以解决敌人两次‘围剿’的形势。”信中断然要求红四军“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决定“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省委指定(以)下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同志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事实上，是要杜修经监督红四军严格执行省委作出的“立即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定。永新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坚持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建设。

　　永新联席会议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转战于永新、莲花、安福和吉安边境，分兵发动群众，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时，湘军吴尚部趁机侵入宁冈。红军间道出击未成。为了阻止湘军同赣军会合，解除对根据地的威胁，红四军分兵两路迎战。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率领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跨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后方营地酃县、茶陵，迫使他们回退，不敢久留永新，宁冈;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朱云卿率领第三十一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同朱德所部形成东西夹击湘军的态势。当第三十一团回到茅坪时，湘军已由龙源口退往永新。第三十一团立刻跟踪追击，直奔永新。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军部特务营，在七月十二日一举攻克地处湘赣边境的酃县县城。湘军在永新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在十四日匆匆退回高陇。赣军虽然跟着又开进永新，但两军汇合的计划终于没有实现，又受到红军第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红四军主力于1928年7月13日到达酃县。7月15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朱汝湘，又来到酃县军部，立即召集了一次营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据杜修经报告：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红军主力不应困处在井冈山，必须向外发展，既可分散国军的目标，亦可随地策动群众斗争及解决红军的经济、给养等困难问题，目前的任务应以进取湘南各县，恢复各县革命斗争为最正确之行动方针。我们曾先到永新和毛泽东同志详谈，但他不同意，因此特来和你们商讨这一行动方针，请你们研究。

　　几经反复斗争，经过炎陵争论、沔渡争论、水口争论，在水口，杜修经强令进攻郴州。于是进取湘南的计划就决定了。湖南省委杜修经、龚楚、胡少海等喜形于色。加上29团官兵突然半夜脱离，快速转移，朱德、陈毅忧虑29团遭受损失，随即命令28团跟进，致使28团也被裹胁。

　　朱德为了保持高度的秘密及出敌不意，决定先下桂东，威胁汝城，然后转攻郴州。于是即率廿八、廿九两团及郴州赤卫队于十七日出发，十八日下桂东，十九日至沙田，廿日进抵汝城之南洞，休息了一天，并派出一营向汝城游击，廿二日由南洞出发，越过资兴的龙溪十二洞，经东江，于廿四日下午二时进攻郴州。

　　郴州市区之东面有耒水，筑有大石桥沟通两岸，上游可徒步涉水而过。进攻部署，以廿九团从耒水上游涉水过河，进攻郴州之东南，廿八团从正面大石桥进攻东门。

　　这次进攻，驻郴州之范石生军，因事前毫无所闻，所以亦毫无准备，红军如从天而降，廿八团将到桥头时，发觉桥头之附近有范军重机一连警戒，正欲向我军射击时，红军即以飞快动作冲过大石桥，敌军措手不及，即遭我军将之解决。旋即向市区进攻。我廿九团亦于同时向东南门进攻，战斗约两小时，城内国军官兵因知道是朱德部队，大多数自动停止抵抗，其中有两个连及一部官佐竟集合请朱德亲来缴械，城内战事即告结束。

　　北门范军两个团却向城内反攻，战斗甚剧烈，至黄昏时终将之击溃，残敌向北退却。我廿九团进攻南门时，南门外国军一部未经战斗，即向南面宜章方面逃窜，我第一营跟踪追击，是晚至万岁桥停止，即驻该地对宜章方面警戒。

　　郴州战役，我军缴获械弹甚多，俘敌七百余人。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29团各营连在郴州发到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萧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一共百余人随军部和28团撤退。

　　四、桂东会议上被严厉追责的龚楚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农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龚楚堪称红四军的三巨头之一。

　　但是尽管龚楚身为红四军前委常委，身居高位，却不严格履行领导职责;身兼29团党代表，管理革命队伍却从松从宽，纲纪松弛。置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而不顾，随波逐流，甚至煽风点火，火上加油。有较浓厚的地方本位主义思想。

　　攻占酃县县城后，朱德、陈毅却改变了原来与毛泽东商定的作战计划，决定率领红四军主力大队，放弃攻取茶陵，而折回宁冈，增援永新的红31团。

　　随红四军大队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非但不出面制止29团士兵的错误行动，反而火上加油，怂恿29团去湘南。29团的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也主张向湘南进军，起到了错误的领导作用。

　　1928年7月12日晚，在酃县县城朱德、陈毅、王尔琢决定，召集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研究对策。胡少海一进屋就说：“士兵委员会要闹事，要回家，向导都找好了。”

　　龚楚瞅瞅朱德，又看看陈毅，说：“怎么说呢?我看29团的官兵回湘南是必然的，拦是拦不住的。”

　　陈毅责问龚楚说：“永新联席会议你是参加了的，通过了的决议要不要服从?龚楚说：“永新联席会议我是少数服从多数，可是永新联席会议本身就不服从上级党部湖南省委的指示，现在29团广大官兵要求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向湘南发展，我没法制止。”龚楚在士兵军心混乱的时候，不是抓住士兵逃跑违纪的苗头倾向，制止士兵的逃跑行径，而是跟朱德、陈毅大唱反调，怂恿支持士兵的逃跑主义倾向。

　　红四军由沔渡开至酃县水口时，红29团的士兵又吵吵闹闹，提出了“打到湘南去”、“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龚楚非但不严厉制止，反而听之任之。龚楚拍着杜修经的肩膀说：“省代表，你去!我们等你1天，你不回来我们就走了。”龚楚应该严格遵守组织原则，服从军令，而不能以“你不回来我们就走了”相威胁。

　　1928年8月23日至24日，在桂东县城唐家大屋和桂东寨前的红四军前委会议即桂东会议上，龚楚被严厉追究领导责任。24日晚在寨前杨岸召开的会议上，仅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杜修经、龚楚五人参加的会议上，龚楚不愿离开红四军，朱德愤怒地斥责龚楚道：“你还要把红四军搞成什么样?”。

　　8月24日夜继续开会，仍由毛泽东主持，“参加的仅朱德、陈毅、龚楚和我。会议决定红军主力随毛泽东重返井冈山，并决定临时抽几个人，由我和龚楚去组织湘南特委，进入资兴龙溪，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自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见《八月失败》杜修经)。

　　会议最后决定由杜修经、龚楚组织中共湘南特委，杜修经为书记，领导桂东、资兴、汝城等县委及游击队;同时，决定取消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另组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经崇义、上犹重返井冈山。

　　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杜修经、龚楚被严厉追责，杜修经、龚楚被要求调离红四军。朱、毛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为湘南特委书记，先行开展湘南特委的工作，事后由毛泽东再向湖南省委请示汇报。此后，杜修经、龚楚在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开展湘南苏区的各项工作。从此，高居红四军三巨头朱、毛、龚之一的龚楚，从红四军显赫领导地位的神坛上坠落下来，脱离了红四军的革命队伍，红四军也因此成了历史上的“朱、毛”红军。爱慕虚荣的龚楚，因严重违反红军纪律，滥用领导职权，疏于带兵管理，造成重大革命力量损失，遭遇了人生上最大的一次失败。

　　四、桂东会议后继续革命的龚楚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如广西俞、李政权工作。他离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龚楚来进行的，而多年前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里，因为后来龚楚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没有安排龚楚这个人物出现。

　　1929年12月11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鹤村等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其它两个师的前身是各县警备队和农军，战力较弱。

　　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七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3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3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鹤村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七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1931年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经香港辗转到达中央苏区。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七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随后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后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龚楚"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使他的意识产生了动摇;二是他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心存不满。在党的各种不同历史时期，龚楚表现出革命意志不坚定，革命失利时多次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龚楚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赣南军区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3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当时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龚楚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之国民党的引诱，打算叛变投敌。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

　　五、卖身求荣的龚楚

　　1935年叛变，龚楚叛变投敌，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给赣粤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对曾经的战友和同志大开杀戒。由于龚楚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是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叛变后，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听说老首长龚楚来了，赶紧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何长林在龚楚的诱使下当即叛变。为抓捕项英、陈毅，龚楚以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写了一封信给项英、陈毅，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而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怀疑，因为龚楚自恃资格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要他们去“加强领导”？遂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龚楚基于项英、陈毅没有回复，担心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遂在龙狮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贺敏学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外，其余50余人壮烈牺牲。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1935年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贪生怕死的他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

　　因为龚楚曾经在桂东进行过革命活动，1935年10月底，龚楚又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位于桂东东洛的东边山的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国，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六、起义投城的龚楚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所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949年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但他深知自己过去做得太绝，按照党的政策和先例，将来绝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他滞留在香港，并定居于此。后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了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漩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七、寄居香港的龚楚

　　新中国成立后，龚楚后改名龚松庵，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八、回国终老的龚楚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国前犯罪行为赦免令后，1990年，龚楚以年近九旬的高龄返回大陆定居，1995年在家乡韶关乐昌辞世。

　　纵观龚楚一生，龚楚在长期的革命浪潮中，因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爱慕虚荣，热衷权力，喜欢投机，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终被历史淘汰出局。曾因身居红军高位，后又叛变投敌，故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桂东会议上，龚楚被严厉追责。改变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构成。毛泽东重新获得了红四军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桂东会议在我党、我军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意义。

　　(湖南桂东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