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会选举：当极右翼转绿

　　【编按 / 王颢中】对照美国还存在大量否认气候变迁的右翼，欧洲的选民看来还是明智一点，减碳与生态问题如今已经是普遍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重要因素。

　　由于生态问题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我们也不再能简单用是否关注生态来辨别左、右翼。这篇文章注意到，许多极右翼也开始提出「绿色政策」，它们倾向将对环境的关注，联系上他们原先的欧洲本土保护、排外思维，例如把环境生态恶化的责任归咎于那些「四处流浪、不关心环境、没有祖国」的人──简言之，千错万错都是They(难民)的错。

　　此外本文也显示，欧洲的右翼本就不一定完全吻合支持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他们甚至可能支持(仅提供给欧洲白人的)福利国家、(保护欧洲白人不受生态恶化之害的)绿色政策。于是在这里，国族主义、本土排外，才是辨识(极)右翼的焦点。

　　台湾有些政党，谈起内政时或许很「进步」，背后的基础却同样是这样的国族主义、本土排外。然而，由于台湾长期缺乏方向感，有时候人们竟还称呼这些政治力量为「左独」，在欧洲，这种立场其实就是右翼。

　　本文原标题"The European Far Right's Environmental Turn"，刊载于美国左翼杂志《异议》(The Dissent)。

　　文 / Kate Aronoff (典型媒体中心研究员、《Dissent》杂志编辑)

　　译 / 陈韦纶(苦劳网特约编辑)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发言人巴尔德拉宣称“边界救地球。”(图片来源：Jerome Fouquet/Ouest-France)

　　当气候变迁成为欧陆选民的首要关切，右翼政党开始将绿色政策融入其种族-国族主义的视野。

　　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柏林青年军气炸了。在上周欧洲议会的选举前夕，气候变迁是许多选民的首要关切，这个迅速崛起的德国政党的领导阶层却选择押宝，否认气候变迁，最终该政党成长有限，仅获10.8%选票，与急升至第二大党、得票率超过20%的绿党相比，可说是表现欠佳。「柏林另类青年」(Young Alternative Berlin)主席埃克特(David Eckert)在公开信中呼吁高层「舍弃人类无法影响气候的言论」，警告该党面临失去年轻选民的危机，气候议题动员的民众「比我们想像中的多。」

　　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欧洲议会选举的三个头条新闻是：不算大获全胜的极右翼势力增长、中间派衰弱;另外就是欧洲绿党获得大幅支持，整体囊括9%多的欧洲议会席次。这是当前彼此对抗的势力。尽管各国绿党相异，筹组执政联盟的纪录也不相同，但是广泛而言，绿党承诺抵制右翼的排外仇视，此外各国绿党也将携手降低碳排放。除了政党，关注气候危机的欧洲人，通常是那些不愿兜售反动国族主义的进步派。不过，一如年轻德国另类选择党党员所望，情况将有所改变。

　　在美国，评估某位政治人物对于气候变迁的立场，其方法看似简单，而且完全与政治无关，即：你是否相信气候变迁?考量采取改变所需的深度与广度，这标准低得可怕。美国以外，气候变迁否定说相对较少，情况也更为复杂。像是特朗普那样直接否认气候变迁的人，除了少数之外，在美国之外没有掌握太多权力。在英国，政府内外也有许多气候变迁否认者，但至少保守党政府口头上还会喊说要抑制碳排放，一如绝大部分(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严重挫败的欧洲中间偏右派。

　　至今，欧洲极右翼政党倾向质疑气候科学不过是各地都有的小集团思想，或是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也有些人开始承认欧洲选民关心气候。法国「国民联盟」(RN，近日在勒庞的领导下改名。原为民族阵线[FN])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夕宣布气候变迁政策宣言。「边界是环境最大的盟友」，年仅23岁的国民联盟发言人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在四月时，于某份右翼报纸上如此表示。「救地球只能倚靠边界。」勒庞本人则宣称关心气候本质上是国族主义的。她说那些「四处流浪」的人「不关心环境;他们没有祖国。」

　　过去数月，勒庞的智囊团成员、评论家尤文(Hervé Juvin)声称「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起源于环境崩坏」，并且认为该议题已成为欧洲政治的主要焦点。尤文的分析带有某种反新自由主义的诠释。2016年，他在摩尔多瓦(Moldova)那场议题广泛的演说中，点名匈牙利经济学者波兰尼(Karl Polanyi)这位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中流砥柱，强调市场社会与「我们所熟知的自由体制」的终结，并且抨击贪婪与全球化。一如勒庞，他疾呼国族地方主义以及回归「属于欧洲民族所有」的公有土地。他称欧洲人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国家中土生土长的人民，拥有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为之奋战多次的共同利益，而且我们仍有能力再次战斗。」其他所有人则注定该死。

　　尤文呼吁创立一个为了「欧洲民族生存而团结」的「生命联盟」，宣称「欧洲是属于欧洲人的土地」，并要追求一个只与愿意承诺净零排放之国家进行「零关税贸易」的目标。不难看出勒庞为什么与尤文相处愉快。国民联盟与其前身「民族阵线」长久以来支持强而有力的福利国家，前提是严格遵守国族(时常更是明目张胆的种族-国族主义)边界。

　　这种排他逻辑也影响部分中间左翼政党。在丹麦，选民最重视气候变迁，其次则是移民议题。将在下次全国选举中与极右翼「人民党」竞争的丹麦社民党人，接受了染绿的仇外心理，承诺「永续未来」的同时，也提出更严格的移民管制。魅力十足的41岁党领导人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很有可能在下月初成为首相;去年，她热烈支持立法，主张对穆斯林移民为主的官方「贫民窟」采取更严格的规定，包括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进行更严苛的判决。她把对移民的立场连结至气候变迁：「丹麦与全球面临真正艰难的处境。一个新的局势。迁徙中的难民数达到新高」，她在本周写道，「气候变迁将迫使更多人搬迁。此外，到了约2050年时，非洲人口预计将增加一倍。」

　　左翼也在谈论气候变迁，幸好，遣词不如丹麦社民党那般大胆。如今，欧陆其他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比以往更注重环保。英国的工党与西班牙执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都支持不同版本的绿色新政，「欧洲民主运动」(Diem25)也在各欧洲选举中推动此框架。在西班牙，中间偏左的向左翼移动，并且因为结合广泛进步的远景与去碳化的计划而在近来的全国及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法国不同左翼政党提出更强烈的气候计划，但是这些努力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那些关注气候议题而投票的选民似乎支持绿党。生产主义左派如果尚未完全失势，其吸引力肯定也有所减少;它们推动碳量暴增的工业扩张。

　　幸运的是，在绿党票数暴增的地方，例如英国、德国与法国，大部分的年轻人并不反动。但在那些极右翼努力触及年轻世代的国家，Y世代(1980至1990年出生)与Z世代(1990至2000年出生)的极右支持者有增加的趋势。在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是最受30岁以下选民欢迎的选择。今年，勒庞的Y世代支持者更多。2013年起，一样仇外的联盟党，支持的年轻选民增加了三倍。这些政党中，不少会将Y世代成员送入欧洲议会，像是巴尔德拉或是32岁的比利时人范格里肯(Tom Van Grieken ，极右翼「弗拉芒利益党」领导人)，他们将为复苏的强硬右翼注入新血，后者绝大部分对气候变迁的态度仍然矛盾。当气候变迁成为欧陆的优先议题，更多政党可以追随国民联盟的领导，提出如何对付气候威胁的愿景。在德国，年轻的柏林AfD成员建议全国党员支持发展中国家一胎化政策，目的是「对付最严重的气候问题：人口过剩。」

　　相较于几乎仅是象征意义的欧洲议会历史，本周选举的意义对未来各国选举比较重要;特别是因为之前右翼在印度与澳洲大获全胜;在那里，各政党持续广泛争辩气候政治。气候政策需要严格的管制与大量的国家投资，难以藉由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妙方，以及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无所不知的计划实力实现任何真诚的减碳计划。然而，许多右翼民粹人士并非绝对的新自由主义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拥戴健全的社会安全网及保护主义式的贸易政策，承诺为欧洲白人捍卫福利国家，拒绝作奸犯科的外来者。欧洲极右翼政党没有健全或足够的远程计划，订定时间表来完成科学所需的净零排放，但是曾经思考气候危机的右翼至少端出了纲领：保护欧洲白人免于气候崩溃的损害。种族主义右派兜售恐惧，而不断上升的温度足以令人畏惧。

　　气候冲击持续增强，没有理由相信国际对此议题的关注，将自动带来进步或是民主的政治。除了转向右翼的年轻人，全欧洲左翼的疲弱表现(左翼的「欧洲联合左派/北欧绿色左派」联盟[GUE/NGL]得票数跌落至仅5%)，令人质疑下一世代是必然是「天然左」的说法。目前绿党充分利用气候忧虑以及像是「未来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与「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等大型示威打造的气势，尽管他们的铁票是具有生态意识的中产阶级;此外，绿党对于传统经济题也较为沈默(有时候左翼批评执政联盟内的绿党是拥有风电厂的新自由主义者)。支持绿党的选票就是支持气候行动及反对右翼，但是如果这样的目标未能实现，这些选票将会游移他处。一如「欧洲民主运动」政策主任埃德勒(David Adler)本周于《国家》杂志(The Nation)上表示：「欧洲正在上演一场争夺气候作为自身专业领域的斗争，绿党目前获胜。」然而，如果无法实践绿色新政的转型承诺，「来自更广泛气候运动的大批选民就将转向，一如无法反对撙节的欧洲社民派，到头来也将大难临头。」

　　绿党显然舒缓极右翼的窜升，这令人产生希望，但是极右翼的可观席次，对绿党成为欧洲政治光谱中的稳定力量带来威胁。无论他们如何拥抱气候修辞，没有任何极右翼执政的国家能够即时除碳，更可能破坏解决问题所需的大规模合作。麻烦的是如今我们正要经历温度上升摄氏一度，而右翼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施展影响力，那些紧张的中间派则为了避免丧失选票基础而采纳仇外、排外的政策。

　　气候变迁的可怕不在于飓风或热浪本身的破坏力，而是社会选择何种方式处理它。对于绿色新政，我们不只应该要求它承诺尽快降低排放，更要重新改写如何回应气候变迁的社会契约。我们会确保那些因为海平面上升而流离失所的人们，能够享有一个有尊严的优质生活，或是拒绝他们踏入边界?随着气候变迁促成可能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我们会残酷执行谁(不)属于我们的规定，或是建造一个张开双臂欢迎新移民、具备丰富公共服务的强健社会?

　　气候危机是打造二十一世纪政治的基础。宣称相信气候变迁背后的科学，就像是骄傲地宣称自己相信万有引力那样，仅是口惠而实不至——尽管对于许多美国民主党人而言，如此宣称仍能引发一片掌声。仇外右翼正在抓住危机带来的机会，以及承诺阻止世界末日的潜在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