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突然冒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7年4月突然冒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 ——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众所周知，中共初期的一二三四代表大会，均把中央领导机构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1927年5月9日的中国五大上，确定中央领导机构更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此后，一直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中共中央”的名称。1937年4月15日，“告全党同志书”这样极其严肃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不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中共中央”却突然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名称了?

　　此时的中共中央全称并没有改变，仍然叫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7年5月的中共五大后，也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一机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成立，诞生了中央政府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发布通令所用的名称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7年4月15日的“告全党同志书”为什么用不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弃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遵义会议促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张国焘回忆，草地会师期间，朱德向张国焘简要介绍了遵义会议“捧老毛(毛泽东)出来领导”的缘由;当时潜伏在遵义的国民党特务，也向国民党报告“毛泽东当了主席”的情报;尤其是“中国领导同志”向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通报的“毛泽东当了共产党的主席或政治局主席”的内容，等，这些有意被忽略乃至篡改的历史事实，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即：遵义会议及之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李德回忆的“毛泽东当了共产党的主席或政治局主席”，在时间上，与常委分工放在了一起。但是，从张国焘回忆的朱德之言和国民党特务的情报来看，“毛泽东当了共产党的主席或政治局主席”的事情，显然至少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宣传。

　　一是遵义会议后。遵义会议尽管没有触动博古的总书记职位，但却明确了 “毛主席领导”的主题。这种明确，即“中国领导同志”集体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即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意扩展解释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宣传为“共产党的主席”。

　　因此，潜伏在遵义的国民党特务，才会把“毛泽东当了主席”当作重大情报。也因此，李德才在“中国领导同志”处得到的消息是“毛泽东当了共产党的主席或政治局主席”。

　　二是常委分工后。张闻天向毛泽东要求撤换博古，毛泽东等看出张闻天想要取代博古，为了团结大局，便找来周恩来商议，并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去说服其他政治局委员，并终于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但是，对张闻天取代博古一事，包括博古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不满意。甚至，有人对张闻天的如此作为产生了鄙视和愤慨。因而延安时期，有人斥责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张闻天也承认自己“不但没有推辞，而且有高兴之意”。

　　因此，“中国领导同志”在常委分工会议上，再次集中强调“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中国领导同志”集中宣传“毛泽东当了共产党的主席或政治局主席”。这才有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回忆的“中国领导同志”向其通报和“诸多讲话”中宣称“毛泽东当了共产党的主席或政治局主席”的相关事实。

　　这一切，并非“中国领导同志”的 “自由主义”泛滥，而是两次会议不成文的决议。所以，陈云去苏联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汇报，遵守这一决议，抹去了负总责和军事负责者的名义，只说遵义会议“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二、张国焘 “另立中央”后，只承认“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承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张国焘对流传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教条宗派中人，极为鄙视，言辞中有意羞辱，一直称之为“二十八宿”。看过《封神演义》的人都清楚，“二十八宿”均非人类。 “草地分裂”后，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来在苏联回来的张浩(林育英)的调解下，撤销了其中央，但却仍然不承认陕北中央，而是“横的关系”。同时，张国焘强调“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声称 “对外宣称仍然用毛、张、项的名义”或“对外宣称仍然用毛主席的名义”，也即对外宣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领衔。

　　再次会师后，尽管张国焘实际上已经于陕北中央融于一体，并且客观上也尊奉会合后的中央，尤其是私下向毛泽东表示“惟毛泽东马首是瞻”，但骨子里仍然坚持“两个中央”，并期望由共产国际或林育英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来调停两个中央以往发生的问题。

　　三、张国焘另立中央后，林育英斡旋之时，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也曾同意张国焘的要求，把陕北中央降格为“北方局”。回到延安的张国焘，孜孜以求这件事，企图以双方各有缺点来掩盖其实质性错误。

　　四、张闻天等对四方面军的批判，激起了四方面军许多指挥员的愤怒

　　西路军失败，自然是“国焘路线的破产”，以及四方面军指挥员军事能力不迨。

　　正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时期，西路军被“国焘路线”和指挥员葬送掉，使得中共在与蒋介石谈判的过程中，丧失了一部分“硬气”的基础。这对中央来讲，不仅感觉“很丢脸”，自然也十分气愤。被张国焘称之为“斗争专家”的张闻天等人(在莫斯科留学期间，除了教条接受马列理论外，就是参与各种斗争)，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更由于张国焘、教条宗派及其拥趸以往进行党内斗争尤其是路线斗争的残酷手段的影响，激发出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铤而走险”。

　　张国焘在鄂豫皖进行党内斗争的手段，主要是关和杀。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在中央苏区掀起的党内斗争的主要手段，更是关和杀。而且，遵义会议后，尽管毛泽东进行了严格的纠正，但张国焘不在其内，教条宗派及其拥趸也仍然坚持以往的斗争手段。

　　因此，刘伯承解救了一部分西路军指战员后，一说四方面军都受了张国焘的毒，都要“洗澡”。团长营长这些“当官”的一听，便以为要被杀头而拖枪逃跑。张闻天这些人又祭出“斗争法宝”，许世友等人便立马认为要被杀头。……即使后来，延安整风期间，博古等人一被斥责为路线错误，也觉得很可能被杀头。张闻天本人一开始不择手段的极力否认路线错误，也是这个原因。

　　“国焘路线”和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在这方面造成的严重影响，贻害无穷。

　　因此，在上述种种情况下，1937年4月15日的“告全党同志书”，便弃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了。也即只有把“毛主席”搬出来，才能凝聚各个方面。——每逢危难时刻，只有把“毛主席”搬出来凝聚人心，在历史及现实中，便也成了一道风景。